摘要: 2019年7月1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来院做题为“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的讲座，讲座由四川省考古院唐飞院长主持。讲座吸引了众多业内专家学者、高校文博专业学生以及热心听众参加。孙华教授首先从“如何认识古代城市”入题展开讲座。城市考古首先要明确遗址边界问题，即明确城市与乡野的界限，不论有无城墙，都存在边界；其次看路径，所谓路径是线性的勾通城市各功能区的线路，大致等同于构成城 ...

2019年7月1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来院做题为“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的讲座，讲座由四川省考古院唐飞院长主持。讲座吸引了众多业内专家学者、高校文博专业学生以及热心听众参加。

讲座现场

孙华教授首先从“如何认识古代城市”入题展开讲座。城市考古首先要明确遗址边界问题，即明确城市与乡野的界限，不论有无城墙，都存在边界；其次看路径，所谓路径是线性的勾通城市各功能区的线路，大致等同于构成城市网络的街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路径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往边界出入口的主要线路，在拥有城墙的古代城邑中，这类线路就是通往城门的主干道；另一类是城市内部联系的线路，它们迂回至前一类线路时才可以到达城市的出入口。其三看区域，所谓区域，也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形态的含义，它是由道路和围墙围合成的一个空间；一层是功能的含义，它是某种人群、某些产业、某类活动聚集的空间。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性的城市，是以古代国家各级政府机构为中心有意识规划营建的统治据点，宫殿衙署构成了城市的核心区域。其四看节点，这一点我们过去观察的往往不够，它是指观察者可以进入的具有战略地位的焦点，是对用途和特性的连接和集中所形成的汇聚核心。通俗来讲即最主要道路的一些交汇点、广场等。其五要看地标，指观察者的外部参考点，它需要超越普通城市居住建筑的体量和高度，以及不同于一般建筑物的特别的外部造型，以便在城市纷繁多样的建筑背景中突显出来。以上五点是美国学者凯文·林奇提出的城市形态“五要素”。虽然“五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但存在局限性，仅可用于分析同一时代的城市，考古工作者面对的城市遗址往往也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城址，首先对历史城市或城市遗址进行分期，然后考察不同的时期城市或城址的构成要素，是我们城市史学家和城市考古学家应该首先注意的问题。另外，“五要素”中缺少一个要素即城市的出入口，虽然它与路径和节点部分重叠，但不能够等同，出入口是城邑内部与外部连接的路径所必经，往往有标识物和某种标识作为引导。

接下来孙华教授讲解了城市遗址的分期问题，强调器物分期与遗址分期不是同一回事，不能简单地以器物群风格的变化作为遗址变化的主要参考指征，更不能简单地以陶器群的分期作为遗址的分期。进行遗址分期的时候，要综合考虑遗址不同时期的规模大小、建筑等级、器物品级、器物特征等因素。器物的工艺、造型、纹样等特征是时代的产物，呈现的是时代的风格，不可能是某个遗址的风格。许多遗址都经历过很长的发展历程，有的遗址还连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文化”。对于经历了几个不同“文化”的遗址，由于这些“文化”都有各自特征明显的器物群，研究者往往会将其各自作为一期区别开来；但对于“文化”没有发生转移的遗址，研究者们的分期就往往过分地纠缠在一些细节中，往往忽略了遗址一些更重要的变化。当下常见的以局部代替整体，以遗物代表遗址的做法，虽然是考古学界流行的做法，在不少遗址不可能得到全方位发掘的情况下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办法，不能将其当作一种标准范式，不能一说到某遗址的分期即遗址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就拿该遗址器物分期年表来代替。事实上，一个遗址发展变化过程，该遗址出土遗物所透露的信息，远不能与遗迹和文化堆积透露的信息相提并论。孙教授依次通过具体的分析安阳殷墟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分期问题，来举例说明遗址分期时常见的问题。接下来讲解城市遗址的考古问题——以乡村型城址为中心。位于现代乡村田野中的古代城市遗址，是古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因某种原因终止了发展，原先的城市被摧毁或废弃，起初会是一片废墟，但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旧城址不可能长期荒废，很快就会有人定居。新定居者除了会利用废弃城址作为村落外，其余区域会陆续开垦成耕地，原先的废墟景观很快就会转为乡村景观。旧城城址那些有碍耕作的建筑遗迹，除了一些有用的砖石构件会被搬运到村庄中作为建筑材料外，其余遗迹的上部都会被逐渐平毁，仅存的遗迹一般都被掩埋于地表耕土层以下，只有部分城址的少许建筑物和构筑物隆起于地表。这类城址考古需通过全面的钻探和小规模的发掘验证，来查明其基本情况。废弃成为乡间田野的古代城址，其自然和人文景观与今天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要认识这些掩埋在地表以下的古代城市的面貌，首先要确认城址的外缘边界，也就是有防御城址的城墙和城濠。城市防御除了人工的壕沟和城墙外，古人也往往会利用自然山脊、崖坎、河流、湖泊等作为天然防御设施，尤其是一些南方山区和水乡的古城址，有时城市的外部边界并没有通常的城墙城濠，故从事这些城址考古的人们应当关注古代城址周围的地形地貌和环境景观。

在乡村型的城址开展考古工作，首先应建立永久性的遗址坐标系，古今重叠型的城市往往有现成的城市坐标系，城市考古是个长期的工作，需要预设统一的分区编号、探方编号和遗迹单位编号。乡村型城址的宜耕田地也方便钻探，但钻探有普通钻探和测量钻探之分：普通钻探只是大致探明地下文化堆积分布范围、厚度和年代，重要遗迹的所在位置、形态和规模等信息；测量钻探则需按照遗址坐标系的方格网，等距离准确布设探孔，测量探孔所在位置地表的三维坐标。取出探孔完整提取的土芯进行拼接，并测量地表至生土表面各层的深度信息，从而为建立分层储存的遗址地理信息系统提供基本数据。这个系统至少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城市建城以前时期的地面，也就是原始的地貌特征。第二个层面是城市建立后的使用时期，也就是古代城市存在时期的当时城市地面情况。第三个层面是城址废弃时地面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后的堆积层面。至于乡村型城址考古的具体技术路线，可以考虑首先通过专项调查确定城址的外部范围，其次寻找和确认城址的城门，然后通过城门和高级建筑基址来追寻城内道路和给排水网络，其后再查明古代城址道路两侧的房屋关系和城市景观等信息。具体可以先在便于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的城郊开展城市考古，查明该城址古代某个较早时期的形态结构，然后对照近现代城市街区格局，看看晚期城市是否沿用了早期城市原有的街区格局。徐苹芳先生对北京城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可以作为这类城址的范例。

讲座现场

最后孙教授指出，城市考古需要抓住城市发展的规律。他简要概述了一下中国古代城市的类型问题，吴庆洲教授在提到中国古代城市分类的时候，认为它们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周礼》所记的城市；第二类是《管子》所记的城市；第三类是“法天象地”的城市。吴先生这个分类简明要，能够概括中国古代城市的不同特点。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第一大类是象征舆地的政治城市，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具有等级性的政治城市，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规模、尺度和要素。就规模尺度来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规范，这些制度规范的形成有小和大的两个地理空间来源，小的来源就是方里为井的井田制，大的来源就是全国九州或天下九州的地理观。另外一种主流城市规划方法为法象上天的都城规划，是将都城规划在河流两岸，城的北半部是营建宫殿，南半部营建神庙的一种行政空间与宗教空间被河流分隔的规划模式。

孙华教授通过此次讲座，分门别类的将城市考古中经常面临的各类情况与问题一一提出并提供了可借鉴的施行方案。语言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讲座获得圆满成功，现场观众反响热烈。

拟稿：张思琪

摄影：张思琪

审稿：万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