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索新时期、新形势下的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的发展战略与技术创新，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与发展思路，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组织有关专家，于2016年8月6~9日在河北省张北县召开“考古遗址保护专家座谈会暨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2016年度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由专委会主办，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省张北县元中都管理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京西工作站联合承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州博物馆、北京国文信文物保护有限公司、张北县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及湖北海达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天津森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通过参观考察考古遗址现场，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为新时期考古遗址保护工作的深化建言献策。　　会议开幕式由专委会副主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先生主持。张北县政府党组成员、张北县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兼元中都博物馆馆长郝朝斌先生代表张北县委、县政府致欢迎辞，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化元先生致开幕辞，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任亚珊先生代表河北省文物局致辞。
　　郝朝斌先生在欢迎辞中详细介绍了张北的历史与文化遗产资源、以往元中都遗址保护工作重点与成绩，提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并诚挚征询与会专家学者对当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建议与意见。李化元先生在开幕辞中对目前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的组织结构及专委会的发展历程与成绩做了简要介绍，同时对考古与文物保护科技结合的发展态势表示赞赏与支持，对专委会主任杜金鹏先生为本专委会工作的有序开展所做的贡献以及给予专委会工作支持的各位地方领导表示由衷的谢意。任亚珊先生在致辞中，感谢杜金鹏先生为奋战在文物保护事业一线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使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互相通报各自的工作进展，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表示希望大家能常来河北省指导工作。

　　会议开幕式后进行了两场专家座谈会。来自全国不同学科领域的领导与专家学者，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和专业研究领域，纷纷阐述了对考古遗址保护现状的认识，并对未来的工作和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场座谈会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同修所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郭宏研究员共同主持。孙英民先生围绕“考古资产与文化产业”这一主题首先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谈到“考古资产概念的提出将考古学的对象提升到了社会学、经济学层面”。在结合自身工作中的一些经验体会时，感叹每次代表文物部门参加政府协调会议、提出赔偿问题时都避不开经费计算，林业部门、旅游部门等系统都计算得非常清楚，而文物系统只讲保护等级，无法涉及资产价值，如配合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调查，与水利部门就无法谈抢救遗址的具体问题，最后只能用考古遗址面积来计算遗址资产价值。针对现有的考古遗址保护现状，孙英民先生在发言中也对考古资产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了建议，首先，在研究上，考古资产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未来研究中应予以重视并深入；如何通过与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讨论，率先在本行业内树立“资产”意识，摆脱考古遗址的重要价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局面，是今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次，在实践工作中，“考古资产”的提出为考察考古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这一新理念的指导下，在守住保护文物安全这一红线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市场化竞争、积极利用研究成果，去挖掘开发遗址的价值资源，在考古资产产业化的进程中把握好自主权与主动权。最后，他希望文物保护工作者积极借鉴西方保护经验，但绝不照搬经验，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遗址保护的特色之路。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先生围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关问题”这一主题做了发言。他指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空前重视文物考古工作，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强调考古遗产的活化问题——如何让“死”遗产变成“活”资产。诸多实践尝试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一较好的方式，各地对此表现出非常高的踊跃度，说明遗址公园建设适应了社会的需求。自前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公布后，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基本走向了正轨。就目前实践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杜金鹏先生结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总报告（2011~2013年度）》及自身参与遗址保护工作的经验，归纳总结了现阶段考古遗址公园实践中的问题。第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投资型社会资金的负面作用。第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对遗址本体的保护造成破坏，保护、展示性建设项目对遗址本体或风貌造成程度不同的破坏和影响。第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当中的一些考古发掘，往往被纳入到建设工程范畴而给予严苛的时限，使考古工作承担了过大的压力，无法充分仔细地进行发掘研究，影响了考古工作的科学性。第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总体上看的确为考古科研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也有不少遗址公园建设使得考古科研工作陷入停滞甚至终结，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考古发掘预留的空间极小。第五，在现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不少遗址缺乏扎实的考古科研基础。第六，部分遗址公园的展示利用落后于研究，没有充分依靠和展现已有的研究成果，致使展示内涵不够丰富、扎实、前沿。针对上述问题，杜金鹏先生提出“定性准确，顶层设计，重点投入，控制规模”十六字建议。强调要坚持遗址公园的公益属性，应该从顶层给予合理有序的规划设计，项目设计不“摊大饼”，经费分配不“撒胡椒面”，集中力量首先保护好中华文化遗产的主干系、主脉络。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任亚珊先生以“河北省文保工作现状与展望”为题做了发言，指出河北省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可移动文物已达100多万件，不可移动文物达到了三万多处。他肯定了元中都的文物保护工作，介绍了河北省的文物保护工作现状。河北省文物工作量大，但专业人员力量不足，希望各位专家能从保护方案、规划、设计等各方面提供合作，加强多学科的人才交流与合作。此外，任亚珊先生提出，政府管理组织形式与文物工作运行还需要进一步的调和，为新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积极的政策、资金支持。

　　北京国文信文物保护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滕磊先生从规划角度就“考古遗址保护理念与方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滕磊先生结合对元中都遗址的现场考察提出了元中都遗址保护规划方面的看法。他认为元中都对于大殿、宫城城门、皇城城门、城墙的保护措施比较好的体现了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原则，元中都遗址在保护时对穿过遗址的原张化公路进行了改造是很正确的决定，在各个重点遗存的保护措施中贯彻了最小干预原则。他还提出，考古遗址保护核心工作应该有考古专家的全程参与，“京西考古工作站”与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合作是非常好的模式。同时，滕磊先生提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从遗址展示的全面性理念来讲，城墙还需要做解剖面的展示；二是在大殿局部的展示设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三是在游线道路的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电瓶车与行人之间的关系及参观节点上电瓶车道路方向转换的问题；四是当前对遗产价值的阐释还略显不足，应加强展示说明方面的建设及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最后他强调，最小干预原则并不是不利用，而是要把利用和保护做最好的衔接，结合考古工作与当地居民的实际情况来活化元中都遗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郭宏先生以“考古遗址保护”为题，围绕遗址本体保护的技术问题做了发言，指出野外遗址本体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郭宏研究员谈到考古遗址公园是集遗址保护、展示与考古研究为一体的利用方式，在制定保护措施时还要考虑展示的需求。目前考古遗址的主要破坏因素是风吹、日晒、雨淋等，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建议在化学加固保护材料的使用上要持谨慎态度。郭宏先生指出，应该从环境的角度解决遗址保护问题，将环境治理好，是今后研究与工作实践中的重大课题。　　第二场座谈会由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黄继忠、徐州博物馆研究员李银德共同主持。李化元先生率先发言，他围绕文物保护人才培养这一主题，简要回顾了我国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谈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指出，尽管文博系统的科研经费逐年增加，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也在逐渐完善壮大，但面对大量的文保工作，人才队伍的缺口仍相当巨大。面对这样的现状，李化元先生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各单位应加大在职人员的培养力度；二是建立激励机制，在政策上应有所突破，为专业人员自身的研究发展提供空间与保证；三是解决传统技术业务人员职称及高学历科研人员与技术人员的配合问题，使传统保护修复技术与现代文物保护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郝朝斌先生以“元中都遗址保护工程”为题，对元中都近年来的保护工作做了回顾，同时将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做了归纳：第一，保护方式比较单一，元中都遗址保护与展示手段都是一个模式；第二，展示手段比较落后，数字化展示手段比较少，各个部分的功能展示得不够完整、不够清楚。第三，在工作中与文博界联系的渠道还比较窄，交流较少，尤其是年轻群体间联系较少。第四，考古工作仍不足，虽然已有考古工作计划，但人员、技术方面还比较薄弱，保护工程进展比较慢，与大专院校联系仍不够紧密。第五，基层文保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低，专业知识方面欠缺。第六，文物与旅游、经济的融合机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发展成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先生做了题为“考古遗址的复活——考古资产传承和利用”的发言。他谈到，当前我国让文物活起来的举措初见成效，但如何使大遗址活起来还是任重道远的，当对象是看不见的地下遗存时就更为困难。他强调在文物发掘保护过程中，政府应先树立保护理念、建立制度保障，文物保护工作中相关人员应保持谨慎的工作态度。文物主管部门在考古发掘之前就应该与相关方面进行有效协商，做好保护预案。遗址保护应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将文化遗产转化成文化资产，使得地方财政能获得收益、使得人民能够受益。他表示，目前关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平衡发展问题，仍有诸多工作需要完善和改进。最后，郑同修先生呼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从顶层设计上做改变，以适应新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铁付德先生就文物保护科技创新问题做了发言。铁付德先生简要回顾了“十二五”期间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创新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绩，介绍了西方国家最新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保护体系。他强调未来五到十年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公共服务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凝练总结出“十三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的十大发展趋势，从宏观层面勾勒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蓝图。

　　徐州博物馆原馆长李银德研究员立足徐州汉墓考古发掘工作的实践经验，就文物保护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在我国的墓葬考古工作中，汉墓的发掘工作是最多的，应该注意封土也是重要保护对象，保护方案中应体现对封土保护的关注度；另外，建议相关单位在编制保护方案时一定要考虑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他希望在墓葬的保护方式上能综合分析，灵活合理运用原址保护、异地保护、回填保护等保护方式。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浩天先生就河北邺城出土石质佛造像的保护修复，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第一期工作中始终秉持加强创新、利用新技术的理念，取得较好成果，目前第二期保护修复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展开，在下一步工作中会继续加强科技创新，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进行保护。同时，他对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如何更为高效合理的推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考古遗址与出土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宏刚先生对专委会工作做了回顾与展望。他首先回顾了专委会成立历程及组织机构的建立过程，总结了专委会成立以来开展的工作，并对今后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第一，开展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保存环境控制以及应急保护处理技术的研究；第二，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基地做实验室考古发掘技术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整理制定实验室发掘技术的标准规范；第三，在已有经验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与实践；第四，加强对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　　此外，本次会议还邀请到了两家文物保护科技公司工程技术人员针对考古发掘即时保护平台与文物预防性保护系统的最新设备研发动态向与会专家做了汇报，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即时保护工作拓展了思路。　　最后，铁付德先生主持闭幕式，杜金鹏先生做学术总结，孙英民先生致闭幕辞，郝朝斌先生致欢送辞。大会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