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ystem of Shensha in the Tomb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作者简介】郝红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988年至1992年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巩义市文物管理所对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弥足珍贵的文物，其中有一些文物今天看来颇为难解。本文拟对唐墓中这类文物作一探讨。

芝田唐墓出土的这类文物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文武官俑、墓龙、伏听，它们之间有相对的组合关系，这和当时的堪舆有关，有些甚至就是完全根据堪舆说所规定的制度来安排入葬的。秦汉以来，随着人们羽化成仙思想的发展，人们逐渐将现实生活中一些生产、生活工具及禽畜做成模型，搬入墓中，充分表达了人们视死如生的殷切愿望，但这时墓葬中随葬的只是明器而无神器。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墓中始随葬镇墓兽。此间，佛道彼此消长，王公贵族追求高山大陵，也对明器神煞制度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隋唐时，神煞制度已略备其形。《大唐六典》曾记载有四神名称，而那些以看风水为职业的阴阳先生、堪舆家，随着厚葬风气的泛滥，则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不仅各有师承，也必然有自己的理论书籍，但这些书籍今天都没有保留下来。能见到的，是成书于金元时期而被《永乐大典》收录的《大汉原陵秘葬经》。这是一部完整的非官修的地理葬书，作者张景文为标明自己来历正统，假托授自娄敬而冠以“大汉”名称，书中记录的却都是宋金元时期的埋葬习俗。虽然金元离唐已远，但从中也可窥见唐之神煞制度之端倪。为说明神煞制度在芝田唐墓中有所体现，有必要将《大汉原陵秘葬经》内容作一简要说明。

《秘葬经》共分五十篇，其中与考古较为密切的有《盟器神煞篇》、《择葬年葬月葬日法篇》、《坟台穴尺寸》等。其所述明器因墓葬级别有异而各不相同，自高而低呈递减势态。如大夫以下至庶人明器如图所示。(图一)这类明器均为神煞类或神煞化明器，与芝田唐墓既有传统随葬品，如生活用具模型、禽畜人俑(汉魏明器的延续发展，尚未神煞化)，又有神煞明器之习俗有所不同。芝田唐墓的神煞明器种类和数量远远不及金元时期，原因如下:(1)其本身处于初始阶段;(2)当时人们未必完全按照葬书所规定的内容去埋葬;(3)明器分为金、玉、铁、竹木等，有些因腐朽已失或身份不明;(4)多数墓葬被盗扰，致使明器损毁或流失。兹就芝田唐墓属于神器类的器物作一介绍，并讨论它们的渊源。

1、镇墓兽、武士俑、文武官俑

芝田唐墓这三种明器出土时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扰乱，但大体上仍可看出它们的最初位置是在墓门附近，最前为两镇墓兽，其后放置武士俑、文武官俑。王去非、徐苹芳两先生根据《大唐六典》、《通典》、《大唐开元礼》、《秘葬经》等书认为祖明、地轴为两镇墓兽，当圹、当野为两武士俑。《秘葬经》又有“当圹当野二人”之语，或许两先生据此得出上述结论。我们检索了河南、陕西、河北、辽宁等地纪年唐墓，发现镇墓兽、武士俑的摆法有两种。河南、陕西属于汉文化系统，在唐墓丧葬制度形成以后，它的神器类绝大部分为镇墓兽在前，武士俑在后。而山西、河北、辽宁属于鲜卑文化系统，它的神器一直采用武士俑在前，镇墓兽在后的摆法，只有极个别的墓葬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如公元673年朝阳左才墓，人首镇墓兽居左，兽首镇墓兽居右，前者左后置一武士俑，正后置一单人首蛇身俑，后者右后置一武士俑，正后置伏听，其右置一双人首蛇身俑。《大唐六典》所记当旷当野、祖明地轴恐怕应是处于唐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墓葬中的神器类的名称。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圹当野为两镇墓兽或许更为合适。

镇墓兽最初在魏晋墓中是以单体走兽形式出现的，如偃师杏园晋墓所出标本M34:64(图二，1)。到了北魏司马金龙墓(公元484年)出现了蹲式镇墓兽，从照片上看，似为兽首镇墓兽，偃师柒华墓(公元526年)出现了人首镇墓兽，蹲于长方形底板上，(图二，2)洛阳元邵墓(公元528年)出现了人首、兽首双镇墓兽，(图二，4、7)至公元56年尧峻墓中的镇墓兽脊上出现了戟饰。(图二，9、10)以后直至隋代，镇墓兽变化不大，仅肩部出现了羽饰，如解律澈墓(公元597年)镇墓兽(图二，8)。人唐以来，镇墓兽反没了隋代的奢华，但头上长了角，如西安司马睿墓(公元649年)镇墓兽。(图二，3)，从固原史道洛墓(公元658年)镇墓兽(图二，6)直到公元664年的郑仁泰墓。(图二，5)，镇墓兽的发展才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到公元720年左右，发展到顶峰。综上观之，镇墓兽自北魏以来一直以两个面目出现，故《大唐六典》称之为当圹当野，情理使然。

既然当圹当野为两镇墓兽，那么祖明地轴是否就是两武士俑呢?《大唐六典》仅记有祖明一词。但到了北宋时期，《宋会要辑稿》所记明器除了祖明一词外，又出现了祖思这个名字。到金元时期《秘葬经》所记又有变化，祖思变成祖司，位置也放到了祖明前边。这说明祖司祖明可能为两个相类的东西，在唐代只有一个名称，说明两者差别不大。纵观唐墓随葬品中，具有神器性质又差别不大的，只有文官俑、武官俑这两种东西。文官俑，是由北朝的小冠俑发展来的。小冠俑多头戴平上帻，着裤褶，外着裲裆，或拱手，或持盾，数量众多，完全是一副武人打扮。如公元570年的太原娄睿墓。(图三，1)、公元576年的磁县高润墓。(图三，2)、公元589年的陕西宋忻墓所出小冠俑。(图三，3)。到了唐代早期，平上帻逐渐增大，帻颜后部出现裂缺，成为两耳，帧梁上加了簪，制同进贤冠，故也称一梁进贤冠，如公元664年的郑仁泰墓所出的5件文官俑(图三，5)、公元672年的偃师杨堂墓。所出的文官俑(图三，4)，公元676年的郑州丁彻墓。所出的文官俑(图三，6)。约公元680年，文官俑又发生变化，且数目固定为两个，一着一梁进贤冠，一着鹖冠。至此，文官俑完成文、武分化。这种分化同当时的朝服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令百僚朔日服裤褶入朝;天宝中京官六品以下朝参时之衣，着朱裤褶，并定为准式，文官五品以下着一梁进贤冠。由于平上帻已转成进贤冠，有些戴进贤冠的俑还着裲裆或假两(武吏服)，有些则只着裤褶，同人朝参见的文官没什么两样了。如公元672年偃师杨堂墓所出的文官俑，干脆在颈下书上“文官”二字。鹖冠武官俑，着裤褶，外着裲裆，手持笏，也为朝参之服。但唐代朝服，并没有鹖冠这种东西。鹖冠外形同进贤冠相似，外有包叶，前饰一展翅的小鸟。鹖冠较早的形制，并没有饰小鸟，而是装饰山形额花，如年代约为公元680年的芝田M36所出武官俑(图三，7)。鹖冠的出现，恐怕是随葬品整体风格发生变化的结果。如与鹖冠同时出现的虎头兜鍪武士俑，头戴虎头盔，肩披龙首披膊。(图三，8、9)进贤冠俑从传统意义上讲仍可视为武官俑。如淮安郡王李寿墓(公元630年)墓道。第一过洞东壁壁画，描绘一幅出行场景。一群侍从，手举五旒羊旗、四旒红旗行进，中有两位身着裲裆甲、绯褶大口裤的武吏，腰佩剑，头戴一梁进贤冠，应是仪仗队的领队即曲军，正五品(图三，10)。文官俑与武官俑作为新出现的事物，有可能当时只有一种名字，即或有两个名字，作为不是专门记载葬仪的《大唐六典》(成书于公元739年)，也不可能深究其详，而可能只记载其最初的一个名字即祖明。到了北宋，文官俑、武官俑分化已久，因而《宋会要辑稿》便将其名字双双记录在册了。

以上我们论证了祖明为文官俑和武官俑，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武士俑则只能是地轴了。武士俑自晋出现以来，同镇墓兽一样，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如偃师杏园M34所出的武士俑(图四，1)。到了公元500年以后，有纪年的北魏墓随葬有大量的持盾武士俑，有的多至上百。但头戴小冠的持盾武士俑已如前述，是唐之文官俑之前身。而头戴盔、手按盾的武士俑则相对数目固定，个别为一个，一般为两个。两俑面貌打扮一致，应是唐之武士俑之祖型，如年代为公元526年的偃师柒华墓(图四，4)、下葬年代为公元550年的茹茹公主墓。(图四，2)。进入唐代，武士俑风格为之一变，出现不按盾的武士俑，一手叉腰，一手握拳，如西安司马睿墓(公元649年)中的武士俑(图四，3)。至公元668年以后，由于武士俑脚下台座上出现牛、小鬼，而转化为天王俑。终唐一代，武士俑虽多有变化，但多为两个，面容、服饰相近成为其一贯的风格。对这种情况，一个地轴之名足矣。到了金元时期，《秘葬经》明器名称中又出现了天关名字，与地轴相配，但宋以后的武士俑是否也分成两种，分别被称作天关、地轴则不得而知。

祖明、地轴到金元时期发展成祖思、祖明、天关、地轴。如果祖明、地轴是镇墓兽的话，镇墓兽的数量演变为四个，这是不可能的，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当圹、当野为两镇墓兽。

2、仰观、伏听俑

芝田唐墓所出土的伏听俑皆头戴黑色幞头，身着窄袖袍，腰束带，双臂袖手前伸，头俯其上，双腿盘踞于地。由于墓多被扰，伏听俑的原始位置已不甚清楚。朝阳左才墓(公元673年)的伏听俑位于兽首镇墓兽之后，这同《秘葬经》所记位置相合。芝田所出这几件俑同左才墓伏听俑差不多，当为伏听无疑。出这几件俑的墓葬年代均在公元650年以后，以前的伏听俑是什么样子，尚未见有实例。安阳桥村隋墓(公元595年)出土一俯首俑，坐于地上，袖手搭膝，头伏其上。(图五，5)洛阳北魏元邵墓(公元528年)中出一俑，满头卷发，头枕于臂膝间，(图五，1)似与桥村幞头俑有渊源关系。芝田的伏听俑应从这类坐地俑发展而来，那么伏听俑的出现当在隋朝以后。公元740年以后，伏听俑的头、肩有崛起之势。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一头戴三梁进贤冠的伏听俑，(图五，7)西安韩森寨宋夫人墓。(公元745年)所出伏听俑，双臂支地，伏首。(图五，6)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伏听，身平卧，两肘支地，两腿后伸，歪首作伏听状。(图五，4)《秘葬经》所记伏听、仰观从字义理解，应为一对俑，且姿势可能仅于头部有所区别。目前唐墓资料中能见到仰观的仅有一例。长治王深墓(公元679年)。中出土一仰观，头戴幞头，领下络腮胡须，双膝、双肘着地，两手紧握置于胸前，头微后仰。(图五，2)伏听的特点是五体投地，有侧首与俯首两种。此俑同伏听判然有别，应为仰观无疑。四川成都跳澄河宋墓中有一俑，身平俯于地，仰首观望，可能也为仰观。(图五，3)

3、墓龙

巩义孝西食品厂M1出土一件两人首蛇身俑，蛇身呈拱桥状，应即《秘葬经》中所说的墓龙。墓龙的出现较早，长治范澄墓(公元660)已见到实例。墓龙早期的形式较为简单，有两种，一种为单人首，另一种则为双人首，或卧于底座，或蛇身接地。如河北董满墓(公元673年)墓龙(图六，1)。稍后双人首墓龙蛇身拱起，横空如虹，蛇身下有底座，如南和东贾郭唐墓。巩义第二造纸厂唐墓(图六，2)。五代时，双人首上抬，成为一种交叉形式。如南唐李璟墓墓龙。由于双人首墓龙面相不一样，有人认为是伏羲、女娲交身俑，此说有一定道理。三原李和墓(公元582年)石棺盖上刻有伏羲、女娲形象，两像分刻左右，手托日月，人首禽身，有翼。(图六，3)

4、金牛、铁猪

《秘葬经》记金牛、铁猪分置丑地、亥地，即墓室东北、西北。我们在芝田墓中并未发现铜牛铁猪。但在多座墓中有这样一个费解的现象，即棺内头部东多放铜镜，头西放置铁块或铁剪、铁镜，如92M4、M38、M71等，我们不知道这种安置和金元时期的金牛铁猪是否有直接关系。

5、五谷仓、三浆水

M71棺东有一堆谷物，其南紧挨着一红陶罐，此罐应即五谷仓。五谷仓南的青瓷小口罐应为盛三浆水的容器。墓中放置陶仓、陶罐用以装谷盛酒的习俗，由来已久。汉魏墓葬随葬品器物组合中以仓、罐或壶为大宗，在某些地区，此风延续不衰。

《秘葬经》所记的主要明器还有方相、观风鸟、仪鱼、蒿里老翁、凶神王人，五方五精石、金鸡、玉兔，由于在芝田唐墓中都未见到，不再一赞述。但是巩洛地区公元720年以后的唐墓中盛行陪葬玉石类的猪、马、狮、盒等，应是金元墓中玉器类的先驱。

唐墓中神器种类远远没有达到《秘葬经》所规定数量，只具备其中的几种，这说明明器神煞制度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北朝中晚期，已萌发了神煞制度的最初因素，如镇墓兽(当圹当野)，武士俑(地轴)的完整化。隋唐为神煞制度草成阶段，除了镇基兽、武士俑外，新出了文武官俑(祖明)、仰观、伏听、墓龙、仪鱼、观风鸟，且其本身在有唐一代已有了较大发展。宋元为神煞制度的完善时期，在天子、亲王、公侯、卿相的陵墓中，神煞类的明器有了大量增加，如天关、元辰、五呼将、二十八星宿等等，另有一类人、畜、禽俑，如宰相、尚书、谏议、金吾、阁门使、皇门使、通使舍、六尚内人、宫娥美女、玉马、金鸡、铁猪、玉犬等，这一类俑当是在隋唐的人、畜、禽俑的基础上将其神化，并将数目加以固定，形成等级有差的。而隋唐这类俑更多的是用来表现当时人们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瑰丽的大唐文化，虽然其数量也有等级差别但比宋元同级别的墓葬要丰富得多。总之唐代明器神煞制度虽然还不完备，但已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秦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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