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山西由来已久矣，最早的文献记载大约是《汉书》，其中记载到西汉初年，雁北恒山一代就有炼丹的方士在活动。东汉时期，道教在山西逐步形成，据《清凉山志》记载，在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境内就有道士，道教将五台山称为紫府山。悠久的历史，使得山西道教名山、名观、名窟以及壁画、彩塑蔚为大观，闻名四海且弥足珍贵。太原纯阳宫，龙山石窟，芮城永乐宫，以及晋东南真泽二仙信仰体系下的一大批遗存均是山西道教的缩影。

　　位于汾阳的太符观亦是其中经典之作。太符观在汾阳市城东北17公里外的杏花镇上庙村北，与杏花村汾酒遗址毗邻。“太符”之，盖因宋徽宗为玉皇大帝所上的圣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中“太上开天执符”而来。太符观创修于何时已难深考，然根据观中碑刻《太符观创建醮坛记》所载，金承安五年，太符观监观道士张若愚在观内“建立星坛”，可知太符观至少在金承安五年之前便于存在，更有道人在此主持斋醮活动。

　　太符观的正殿之名为“昊天玉皇上帝”，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玉皇上帝尊号简》藏于故宫钦安殿，系徽宗在当年四月二十九日给玉皇大帝上尊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时所颁，故太符观应该建于宋徽宗政和六年之后，金承安五年之前。

　　龛中昊天玉皇上帝为一头戴通天冠，身着朝服，手持笏板的形象。这与端坐在云端之上，俯视苍生的天帝形象大不一样，说明了唐宋时期民间信仰逐渐融入道教体系之中，并深刻产生影响。玉皇大帝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为最高神，但是在宗教中，地位却并不高，位在三清之下，列四御之首。但是在民间信仰中，玉皇大帝却摆脱了国家奉祀和道教经典的束缚，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天神。然而在道教系统的庙宇中，还是要恪守规制。因而玉皇大帝虽居尊位但是要执臣礼。在山西现存的玉皇庙中，仍能看到这样的例子，比如晋城的府城玉皇庙正殿玉皇大帝像亦是如此。

　　殿还有壁画朝元图，为清代重描。可贵的是每组神祇均有名号榜题，为我们研究道教神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后土本应该与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相对应。宋徽宗在政和六年亲临玉清和阳宫，封后土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并规定礼仪规格与玉帝同。在道教神祇中，后土圣母是掌管阴阳生育，大地山川的女天地。在道教宫观中，后土圣母殿的位置应该在中轴线正殿之后。太符观将后土圣母殿做成配殿，与西配殿的五岳诸神放在一个等级，这是不符合道教法度，也显示了太符观的民间性质。

五岳殿即西配殿。据观内碑刻记载，五岳殿曾于清代顺治十四年重修，其主体结构与相对应的后土圣母殿相似，似为明代遗构。殿内塑五岳和四渎神像坐于神台之上，，五岳背后设泥塑背光，四渎上方的山墙上有悬塑“五岳巡幸”和“四渎出行”图。两山悬塑构思巧妙，匠心独具，为明中后期作品。“五岳巡幸”图中，山峰连绵，云雾缭绕，东岳神侧身坐于轿中，正向外巡视，侍从手执曲盖、宫扇随行。其余四岳神或乘龙、或坐车、或骑马，前后相随。山林之间有虎豹出没，云雾之中，青龙正在布云施雨。“四渎出行”图中，河神乘一青龙驾辕的龙辇，由龙君牵护，前后有侍从执卤簿相随，其余三渎分别乘龙、马和麒麟。画面中，人物、动物和云雾山石浑然一体，互为映衬，静中寓动，刻画生动。人物、动物造型只有几十厘米高，但衣饰华丽，形态各异，层次分明。

道教体系的神祇中，万物有灵。山川河流便成为崇拜对象，以中原河洛为中心，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面分别选出最有影响力的大山作为代表，成为五岳，历代政权均有国家祭祀活动。唐宋以来，五岳被人格化，并历次加封。太符观内五岳同殿，乃是罕见。

河流的崇拜，亦是很早。四渎是指河、江、淮、济四水。《尔雅·释水》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也。”按《水经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四渎的祭祀始于西周，《礼记·祭法》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四渎的祭祀在唐宋以后已经日趋减弱，所以民间的四渎庙非常之少，主要是受到来自佛道结合的龙王信仰的影响，龙门庙代替了四渎庙。在道观中能集中奉祀四渎的为罕见。在太符观内四渎五岳共济一堂，更是举世所珍。

　　太符观虽然是民间的宗教场所，却完美的诠释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思想观念。人们把对天地、山川、河流的崇拜人格化、世俗化，却又将其置于高高的神坛之上神圣化。神圣与世俗交相辉映，宗教与民间相融相通，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普通的神灵。这样，宗教便有了人性，也有了人情味。人们对生活的无限向往亦有了精神的寄托，当面临苦难时亦可以从宗教哪里获得精神的抚慰。人与神灵，一个抚慰人心，一个受崇拜，不可或缺。所以说，人与神的界限哪有那么清清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