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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盂鼎和大克鼎传世善本看潘祖荫的吉金收藏
摘要: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 ...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 的“传世器”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再结合上海图书馆“吉金”拓片来分析，钟鼎彝器收藏者与“吉金”拓片收藏者大致是重叠的，而且都活跃在同时期的金石朋友圈中。在粗略统计清代“吉金”原器和拓片的收藏家群体 后，不难看出，其中一部分也是碑帖收藏者，但仍有一大部分碑帖收藏家不在这一群 体中，由此可见，“金石”收藏圈有既独立又重合的现象，以独立为主，重合为辅， “金”“石”收藏基本沿着两个并行的轨道在发展，“金”类收藏者人数少，参与者 大多是高端人群，“石”类收藏者人数多，带有平民化倾向，类似于花费不高，乐趣 多多的“农家乐”，故碑刻一般美称为“乐石”，两者合一就是“吉金乐石”。
这种收藏“金”与“石”分门别类现象，主要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大力者收藏研究彝器吉金，无力者嗜好残石砖瓦。此外，金石碑帖除了收藏与研究功能外，还 有一个书法欣赏与临摹功能，“吉金”属于三代古文字，其释读、认知与欣赏需要较 高的知识门槛，不像“乐石”那般大众化、通俗化，士农工商的日常书法学习大多依 靠碑帖。这就造成了“吉金”与“乐石”拓片，在碑帖拓片收藏供求关系中所占份额 差异极为悬殊，这在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差异中已经可见一斑。
“吉金”拓片的传播远不及“乐石”拓片，“乐石”类碑帖拓片传世有宋拓本、 明拓本，“吉金”却没有如此高古的拓本传世，直到清代金石学兴起后，在乾嘉时期 才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又称全 角拓)，以传拓加手绘的技术，勾勒出钟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随照相术的发明、引 进、发展、普及的过程，带动“全形拓”技术手法亦日臻完善。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 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一、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出土与入藏
大盂鼎，为西周早期祭器。鼓腹敛口，颈部装饰兽面纹带，三柱足，上端亦有兽 面纹，两耳立于口沿上。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径83厘米，腹深49.4厘 米，重153.5千克。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其中重文5字)。
清道光初年，大盂鼎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初归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为岐山 县令周赓盛豪夺霸占，旋转手倒卖给省城文物商。道光三十年(1850)，宋金鉴得点 翰林后，在京师琉璃厂重见大盂鼎，出银三千两将其重新购归，运回岐山老家。同治 初年，宋家没落，大盂鼎转归项城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同治十二年(1873)，左 宗棠又从袁保恒处购得此鼎，将其暂存关中书院。昔日左宗棠因遭人弹劾，得潘祖荫 疏救而幸免，遂决定以此鼎相赠，以示感激。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大盂鼎又 从关中运回京师，入藏潘祖荫府邸。
大盂鼎铭文 二白本
大盂鼎铭文 三白本
大克鼎，又名“善夫克鼎”，西周中期后段器。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 米，深43厘米，重201.5千克。颈部有三组变形兽面纹，腹部有环带纹，立耳两侧有龙纹，足部有浮雕兽面。其内壁铸有铭文共290字(其中 重文7字，合文2字)。
光绪十四年(1888)夏，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北 凤泉乡训义里，今在法门镇白村，即法门寺北偏西四公里 处，旋由关中运往京师，同年秋冬时节归潘祖荫所有。光 绪十五年(1889)春，潘祖荫开始组织幕僚洗剔、传拓、 观赏、释读和研究。光绪十六年(1890)秋，潘祖荫去 世，其弟将大盂鼎与大克鼎从京师运回原籍苏州秘藏，成 为传家之宝。
由此可知，潘祖荫收藏大盂鼎的时间跨度为16年，收 藏大克鼎不足2年。1951年，潘祖荫孙媳潘达于女士将大 克鼎、大盂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二鼎是百余年来出土 有铭文的最大圆鼎，堪称“国之重宝”。1959年，大盂鼎 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留存 上海博物馆。
二、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拓本传播和价值评判
《大盂鼎》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较为少见，自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归潘祖荫后，光绪初 年“京师拓本”才逐渐流传开来，光绪十六年(1890)秋 潘祖荫去世，两鼎运回苏州秘藏后，潘氏后人的低调行事令大鼎传拓戛然而止，此后拓本流传渐稀。
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为大盂鼎“早期拓本”，此时大鼎内壁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 “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成“三白”。所见此时拓本的质量一般并不理想，左侧与下截略有沁墨现象。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 的“传世器”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再结合上海图书馆“吉金”拓片来分析，钟鼎彝器收藏者与“吉金”拓片收藏者大致是重叠的，而且都活跃在同时期的金石朋友圈中。在粗略统计清代“吉金”原器和拓片的收藏家群体 后，不难看出，其中一部分也是碑帖收藏者，但仍有一大部分碑帖收藏家不在这一群 体中，由此可见，“金石”收藏圈有既独立又重合的现象，以独立为主，重合为辅， “金”“石”收藏基本沿着两个并行的轨道在发展，“金”类收藏者人数少，参与者 大多是高端人群，“石”类收藏者人数多，带有平民化倾向，类似于花费不高，乐趣 多多的“农家乐”，故碑刻一般美称为“乐石”，两者合一就是“吉金乐石”。
这种收藏“金”与“石”分门别类现象，主要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大力者收藏研究彝器吉金，无力者嗜好残石砖瓦。此外，金石碑帖除了收藏与研究功能外，还 有一个书法欣赏与临摹功能，“吉金”属于三代古文字，其释读、认知与欣赏需要较 高的知识门槛，不像“乐石”那般大众化、通俗化，士农工商的日常书法学习大多依 靠碑帖。这就造成了“吉金”与“乐石”拓片，在碑帖拓片收藏供求关系中所占份额 差异极为悬殊，这在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差异中已经可见一斑。
“吉金”拓片的传播远不及“乐石”拓片，“乐石”类碑帖拓片传世有宋拓本、 明拓本，“吉金”却没有如此高古的拓本传世，直到清代金石学兴起后，在乾嘉时期 才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又称全 角拓)，以传拓加手绘的技术，勾勒出钟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随照相术的发明、引 进、发展、普及的过程，带动“全形拓”技术手法亦日臻完善。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 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一、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出土与入藏
大盂鼎，为西周早期祭器。鼓腹敛口，颈部装饰兽面纹带，三柱足，上端亦有兽 面纹，两耳立于口沿上。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径83厘米，腹深49.4厘 米，重153.5千克。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其中重文5字)。
清道光初年，大盂鼎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初归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为岐山 县令周赓盛豪夺霸占，旋转手倒卖给省城文物商。道光三十年(1850)，宋金鉴得点 翰林后，在京师琉璃厂重见大盂鼎，出银三千两将其重新购归，运回岐山老家。同治 初年，宋家没落，大盂鼎转归项城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同治十二年(1873)，左 宗棠又从袁保恒处购得此鼎，将其暂存关中书院。昔日左宗棠因遭人弹劾，得潘祖荫 疏救而幸免，遂决定以此鼎相赠，以示感激。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大盂鼎又 从关中运回京师，入藏潘祖荫府邸。
大克鼎，又名“善夫克鼎”，西周中期后段器。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 米，深43厘米，重201.5千克。颈部有三组变形兽面纹，腹部有环带纹，立耳两侧有龙纹，足部有浮雕兽面。其内壁铸有铭文共290字(其中 重文7字，合文2字)。
光绪十四年(1888)夏，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北 凤泉乡训义里，今在法门镇白村，即法门寺北偏西四公里 处，旋由关中运往京师，同年秋冬时节归潘祖荫所有。光 绪十五年(1889)春，潘祖荫开始组织幕僚洗剔、传拓、 观赏、释读和研究。光绪十六年(1890)秋，潘祖荫去 世，其弟将大盂鼎与大克鼎从京师运回原籍苏州秘藏，成 为传家之宝。
由此可知，潘祖荫收藏大盂鼎的时间跨度为16年，收 藏大克鼎不足2年。1951年，潘祖荫孙媳潘达于女士将大 克鼎、大盂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二鼎是百余年来出土 有铭文的最大圆鼎，堪称“国之重宝”。1959年，大盂鼎 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留存 上海博物馆。
二、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拓本传播和价值评判
《大盂鼎》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较为少见，自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归潘祖荫后，光绪初 年“京师拓本”才逐渐流传开来，光绪十六年(1890)秋 潘祖荫去世，两鼎运回苏州秘藏后，潘氏后人的低调行事令大鼎传拓戛然而止，此后拓本流传渐稀。
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为大盂鼎“早期拓本”，此时大鼎内壁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 “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成“三白”。所见此时拓本的质量一般并不理想，左侧与下截略有沁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