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11月6日至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淄博市临淄区文化和旅游局、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手工业考古·临淄论坛——以城市手工业考古为中心”，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

　　2020年11月6日至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淄博市临淄区文化和旅游局、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手工业考古·临淄论坛——以城市手工业考古为中心”，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陕西、四川、云南、浙江、江苏、山东等地考古文博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参加论坛；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及当地新闻媒体的记者与会采访报道。

 

 

 

　　论坛开幕式暨《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首发式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主持，中共临淄区委书记朱正林致欢迎词，并扼要介绍了临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概括了齐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在致辞中指出，“手工业考古·临淄论坛”的召开具有多重意义：在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以及做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四点要求的背景下，本次论坛是从城市手工业考古研究的角度切实贯彻和落实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学学科建设工作的努力和实践；城市手工业考古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是城市发展乃至文明形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手工业考古研究要立足于充实的考古材料，加强多学科合作，对人类生产和创造活动的这部宏大历史做出科学阐释；“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现与研究”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推动了城市手工业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也为其他古代城市手工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廷琦在致辞中，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对文化遗产和考古事业的重要精神和要求，强调山东考古工作要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在新时代继续推动山东文物事业发展，将齐文化研究纳入考古中国和黄河文化两个国家重大课题之中；齐都临淄作为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齐故城及其冶铸业的考古学研究应在已有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取得更多成果。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孙莉在致辞中指出，《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三卷本）有着先进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充实的田野考古资料和科技分析数据，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综合研究于一体，是历时10年结出的学术硕果，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手工业考古的综合研究报告，是城市考古和手工业考古的最新成就；白云翔、郑同修两位主持人汇集了一支近50人的优秀科研团队，科学分工，各尽其责，通力合作，圆满完成本书的出版；该书所带来的学术成果转化将大力助推临淄地方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以及当地文旅产业的开发和利用。各位领导致辞后，还举行了新书颁赠仪式，由施劲松、王廷琦、朱正林和孙莉分别向该书的作者代表颁赠新书。开幕式后，以城市手工业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题，先后进行了三场学术报告。

会场

　　第一场学术报告由山东省博物馆馆长郑同修研究馆员、北京市博物馆文化研究所所长白岩研究馆员共同主持。

白云翔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首先做了题为《关于城市手工业考古问题》的发言。他首先阐明城市手工业考古这一题目提出的背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要努力建设和不断完善我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不断推进学科体系的建设，才能真正建设党中央所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城市手工业考古正是推进考古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城市手工业考古问题可以从两个视角来思考。一是城市考古视野下的城市手工业考古。他首先明确了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也可以称之为“城邑”。一个王朝之都城的城市，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一个区域性中心的城市，则往往是该地区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以古代城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基本内涵的城市考古，便成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中之重；史前时代末期城市遗存的考古探寻、发掘和研究，也是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起源考古学探究的重要一环。他进一步指出城市区别于一般乡村聚落的主要特征，即人口相对集中、居民构成多样；作为国家或区域性社会管理的中枢所在，是社会统治者的施政、生活之地；社会文化生活相对丰富而多样，往往是文化荟萃之地；往往具有一定的防止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侵扰的防御功能；居住、交通、给排水等基础生活设施相对比较完备；手工业和商业相对集中和发达。其中手工业和商业相对集中和发达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在早期城市考古中有许多重要发现，但没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因此学术研究往往是不完整的。前辈学者关于手工业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论性的看法，如俞伟超、张光直和刘庆柱等在有关城市的论述中，都谈到手工业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二里头夏都遗址、安阳殷墟遗址、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等历代城址考古中都发现有手工业遗存，包括铸铜、制铁、制陶、制骨等遗址，各城址发现的手工业遗存的种类和规模不一，各有特点。可以看出做城市考古是离不开手工业考古的，手工业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是城市考古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视角是手工业考古视野下的城市手工业考古。手工业生产是古代社会物质生产的两大主要部门之一，手工业经济是古代社会三大经济生活领域之一。他总结了古代手工业生产至少可分为30个门类，可以分别从原材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设施、工艺技术和生产流程、产品、产品流通和应用、生产者、生产经营方式、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等10个方面进行研究。参考上世纪末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产业集聚论相关理论，古代手工业产业布局（空间分布）有两大特点，从而形成两种类型的产业集聚地，即以资源产地为中心的产业集聚地和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集聚地。城市往往是高新技术和高新产业的集聚地。先秦时期，城市是王室手工业的集聚地。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往往成为当时手工业技术发展水平的代表。总之，城市手工业考古在整个手工业考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他最后总结到，古代手工业的30个门类，除采矿业之外，都与城市手工业有关；手工业考古10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同样也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研究内容。但又具有若干特点：城市手工业并不仅仅限于城墙环绕的城内（城区），而是包括城市近郊在内的城郊手工业（城郊的界定，内涵清楚但外延模糊）。产业结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重点之一。手工业作坊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与城市布局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关联，是城市手工业考古的又一个重点。

杨勇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研究员发言题目为《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的收获与进展》。他首先简要介绍了临淄齐故城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历年考古发现等基本情况，以及“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的缘起、学术目标和十年来该项目工作内容与进展。重点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三个方面介绍临淄齐故城冶铸业项目所取得的成果。通过齐故城的全面调查和阚家寨遗址的重点调查，新确定东古城南等一批冶铸遗址；新采集的标本进一步丰富了研究材料；对部分冶铸遗址的年代的判断有了一定的认识；确定阚家寨遗址既存在铁工场遗址，也分布有铸钱、铸镜等东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冶铸遗址，为下一步发掘工作提供依据。他同时强调，调查所获得遗存以冶铁为主，青铜冶铸材料较少，因此仍需更多的考古调查和相关工作。

　　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共有三个地点，主要发现了冶铁和铸铜两种冶铸遗存。冶铁遗存涉及炼铁、铸铁和铸后加工等方面，其中BⅡ地点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显示，战国晚期该地点及附近应存在规模较大的铁工场，包括制范、熔铁、铸铁以及铁器热处理加工等一整套的生产环节。冶铁遗存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的冶铁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门类齐全，至迟于战国晚期便已形成了包括生铁冶炼、铸造及退火脱碳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他还强调，与铸铁技术相关的红色砂范的发现在其他地区未见，可能是临淄本地特有。临淄齐故城发现的铸铜生产的门类包括铸镜、铸钱以及一些小型铜器或铜器附件的铸造，而与炼铜有关的遗存基本未见。在阚家寨BⅡ地点发现一处秦汉时期的铸镜作坊遗址，出土镜范不仅保留有浇铸和后加工痕迹，而且镜背纹饰种类与以往发现有所不同。铸镜作坊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临淄是当时铸镜中心之一，也为全面了解和认识秦汉时期铜镜的生产及其铸造工艺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铸钱遗存以新发现的铸造榆荚半两的滑石范和铸造大泉五十的泥质叠铸范为代表，为了解临淄铸钱生产技术和铸钱业的沿革提供了重要信息。他综合临淄齐故城历年的冶铸遗存发现指出，东周秦汉时期阚家寨遗址所在区域是一处大型的冶铸业作坊或工场分布区。在此作坊（工场）区内，冶铸产业不仅门类众多，而且在空间上交错分布，甚至出现不同产业部门或生产环节共存于同一作坊或工场内的情形。

　　杨勇研究员进一步介绍到，此次临淄齐故城冶铸业发现与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主要从考古学的基本研究、科技考古和模拟实验研究、专题和综合研究三个方面开展，确认了相关遗存的年代，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齐都临淄的环境和植被以及居民、工匠的生活与生产状况等，对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的金属冶铸业更是有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认识。临淄齐故城冶铁业拥有炼铁、制钢、铸铁、铁器热处理加工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铸铁脱碳技术广泛应用，铁器工业的经营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形式。青铜冶铸有从金属冶炼到铸造成器较完整的生产流程，铸钱业自东周延续至东汉，铸钱种类丰富，铸钱工艺从竖式浇铸发展为叠铸工艺，铸钱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在不同阶段也有变化。铸镜是西汉时期重要的青铜冶铸门类，产品流通范围广并形成独特风格，铸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铸镜生产可能主要是民营。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冶铸业产业布局随着各门类自身的发展和城市结构布局、功能分区的演变而发生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冶铸作坊（工场）区包含多种产业门类。业主产业的相对集中和生产门类的多样性、综合性可能是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冶铸业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

　　最后，他指出该项目所探索出的城市手工业考古和金属冶铸业考古的学术理念、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等，可为同类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此外在城市考古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强对包括金属冶铸在内的各种手工业遗存的调查和发掘。金属冶铸业的考古及研究，不但应关注技术和工艺层面的问题，同时也需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中，运用手工业考古的理念和方法，着眼资源、产业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做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以此最大程度地揭示其整体面貌和历史内涵。出土材料的细致深入研究仍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考古学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是开展各项研究的基础。

董文斌发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董文斌馆员的发言题目为《齐国故城小城西门西侧遗址出土钱范的考古学观察》。他首先总结了历年来齐刀币钱范的出土情况，其中齐故城外的发现主要有皇城镇张家庄、青州西辛战国墓、高柳镇孙家庄和青州前范王村四处，齐故城内的地点有安合村西南、西天寺、城圈地三处。最新发掘的一处位于小城西门外西侧的一处遗址。共出土残陶范1351件，破损严重；有面范和背范两种，形制基本一致；范体含沙量较高，沙粒均匀；钱范以青灰色为主，少量红褐色；钱范表面平整光滑有涂层，范背有指窝痕迹。面、背范均有浇口和浇道，钱币型腔主要设在面范，浇口两侧有刻划文字或符号；背范上浅刻刀币轮廓。通过观察钱范上相关痕迹，董文斌认为钱范系使用范箱制成，分为砖坯、未使用和重复使用等情况。遗址出土炉渣的科技分析结果显示，炉渣是采用多金属矿石进行冶炼形成的铅锡青铜或铅硒砷青铜，但具体产品有待于进一步分析。通过检测，钱范基体成分较均匀，浇铸过程的受热温度在600℃-700℃左右。根据地层关系可以判断钱范的制作和使用年代为战国晚期。根据出土遗迹遗物情况，他认为在此次发掘区附近应有一处钱币铸造地点，同时指出钱范制作中模印与刻划并存，钱范背面的指窝痕是模印之前的工序。

陈雪香发言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教授综合相关专家对临淄齐故城动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结果，作了《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的环境和动植物》的报告。陈教授结合山东黄海海域表面温度曲线和山西宁武公海湖泊沉积物呈现的降水曲线，指出战国晚期临淄地区可能经历了一次温度和降水的明显变化。出土木炭分析印证了该地区东周时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一些，而两汉时期变的更为干冷。东周秦汉时期齐故城内树种资源较为丰富，栽培树木的比例相当高，显示出森林植被资源减少，以种植林木景观为主。遗址浮选发现大量杂草的炭化种子，说明当时人们对景观管理的投入较低。喜干旱和喜湿润两类杂草的发现反映当地是一种比较开阔的农业景观的状态，有少量的水域存在。有些杂草可能进入铜镜和铁器的冶铸工序，用作燃料或陶范掺合料。动物考古的分析也指向开阔的景观环境。

　　齐故城阚家寨遗址发现的农作物种类非常丰富。以粟为主，另外还有黍子、大豆、小麦、大麦等，显示进入铁器时代后，农业生产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或瓜果类作物发现有芝麻、大麻、桑葚、甜瓜、枣、菱角等。家养动物的骨骼以猪和狗为主，齐故城的食狗之风始终比较盛行，此外还发现黄牛、绵羊、马、家鸡等。阚家寨遗址手工业者的食物来源以供应为主，遗址中发现的动、植物遗存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冶铸工场内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人群的饮食情况。从食物构成来看，粮食类以小米最为常见，是他们的主食，同时较多黍子的发现也值得注意。整体来看，小麦在遗址的出土概率以及在饮食谷物当中所占的比重跟商周时期相比并无明显突破，当然这一分析结果是否反映当时农作物的真实的情况还是跟发掘区的性质有关系，又或者跟小麦的加工方式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齐故城各时期的家养动物占了绝对多数，说明遗址当中工匠的肉食主要来自家养动物，以猪和狗最多，次为黄牛，羊和马都较少。遗址发现的作为肉食的野生动物有野生哺乳类、淡水贝类和海洋贝类等。肉类在手工业者维持营养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人可以经常享用的。将大豆的出土概率与谷物杂草比值做相关性分析，二者呈正相关，似乎说明不能经常食肉的手工业者用大豆作为蛋白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当中手工业者的食物供应可能并不充足，大量狗尾草和灰灰菜的种子的发现，暗示野生植物可能也是工匠食谱当中的一部分。阚家寨遗址不同地点婴幼儿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从一出生就产生了不同群体、不同地位的一个划分。

　　陈教授最后总结道，首先饮食组合和营养状况体现出手工业者内部有比较明显的群体分化，不同地位的手工业者待遇大不相同，这与历史和出土文献记录相符。其次，推测有些工匠居住在冶铸区附近，这部分人是否与私营业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值得关注。最后，遗址出土一定数量纺轮，炭化植物遗存中也发现大麻、苘麻等纤维植物，应存在少量纺织活动，而纺织活动的主体是谁同样值得关注。

赵海涛发言

　　第二场学术报告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教授共同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发言题目为《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考古》。他首先介绍了1959年以来二里头都邑遗址手工业考古遗存的发现情况，并将手工业遗存根据规模和内涵分为作坊和加工地点两类。二里头都邑遗址已发现的手工业作坊生产的门类主要有铸铜、绿松石加工、制陶和制骨四类。铸铜生产从二里头一期一直延续至都城废弃后的早商阶段。在二里头二期晚段，铸铜生产开始集中到手工业作坊区的南部并形成铸铜作坊，此后铸铜生产一直在作坊区内进行。铸铜工艺处于不断进步之中，一期仅发现铜刀等小件铜器；二期出土较多铜工具、铜武器，还有铜铃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第三期铸铜遗迹范围扩大，铸铜技术进一步提高，创造复合范法铸造青铜容器爵；到第四期，铸造铜器的体量更大，工艺更复杂，青铜器上纹饰出现，如铜爵上有了乳钉纹和弦纹。

　　绿松石加工作坊发现1处，位于作坊区的东北角。出土绿松石料、细砂土、工具等遗物，其中绿松石料经分析有原料、石核、毛坯、废料、半成品、残破品、成品等，从产品看应是加工绿松石管、珠和嵌片的作坊，整个加工流程都在此作坊内完成。二里头都邑内的绿松石生产从第一期延续至第四期，第二期的加工水平已经非常高超，到第四期已能制作镂空型嵌绿松石铜牌饰。绿松石加工作坊的使用年代下限也在都城废弃之后。制陶遗存的发现主要为陶窑，仅发现十几座，分布分散且分属不同时期，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中未发现陶窑，因此对二里头都邑遗址的制陶生产目前的认识非常有限，一些学者对陶器观察、测试进行研究。制骨作坊在宫殿区内东部偏南和祭祀区的东部各发现一处，出土有骨料、半成品、工具、废料等遗物。

　　除上述作坊遗址外，在二里头都邑遗址内的宫殿区和作坊区还发现多处与石器、骨器、绿松石器加工有关的地点，出土少量原料、半成品、工具等遗物，这些地点也应存在相关的加工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二里头遗址的东部边缘发现一处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作坊遗址，该作坊同时生产骨器、石器、角器等。二里头都邑遗址作坊区发现围墙且夯筑质量较好，铸铜和绿松石加工等重要手工业生产位于宫殿区以南且外围有墙垣围护，表明围垣作坊区内应是有王室经营、垄断的重要手工业门类。

　　赵海涛副研究员进一步介绍了历年来不同学者对二里头都邑遗址出土的铜器、玉器、石器、陶器和骨器的制作和加工工艺的研究。手工业生产组织方面以铜器生产为例，采矿、冶炼在其他地区完成，熔炼和铸造的活动集中在围垣作坊区内的铸铜作坊中。作坊内存在浇铸工作面、灶址、“陶窑和陶范烘烤工坊”等浇铸生产活动的核心生产设施，有铜渣，还有陶范、泥芯、坩埚或“浇勺”和工具，工序和链条较完整，组织有序。有房址和成排的墓葬，他们的主人可能是铸铜工匠，还有少数墓葬随葬有铜器和玉器，他们的主人是管理者或高级工匠，铸铜生产具有官营性质。他最后总结到，二里头都邑遗址手工业考古的系统研究由于发现资料有限，有些问题尚未深入和开展，同时希望在今后考古工作中，多种学科合作，系统钻探配合适度发掘，从聚落形态和手工业考古、社会史不同角度进行全面综合研究。

何毓灵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研究员以《殷墟的手工业考古》为题进行发言。他首先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手工业遗存发现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指出殷墟发现的手工业生产门类仅有铜、石、陶、骨几种，而有机质手工业生产如纺织、酿酒、漆木器等几乎未见，因此已有的发现并不能代表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全貌。他指出殷墟手工业布局最大的特点是形成明显聚集分布的工业区，可划分为中部、南部、西部和东部四个工业区。中部工业区位于宫殿区，发现有铸铜、制玉、制骨、制陶遗存，主要集中在甲组基址附近，年代偏早，由此推测甲组基址的小型房址可能是手工业者的居址。后期由于宫殿区的扩展，这些工匠逐渐搬出，因此中部工业区年代偏早，沿用时间也较短。南部工业区以苗圃北地为中心，包括苗圃北地铸铜作坊及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铁三路制骨作坊、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三处遗迹的规模均很大，出土遗物丰富。另外发现一座制玉工匠的墓，从墓中出土遗物看，附近应存在制玉作坊。西部工业区以孝民屯为中心，包括孝民屯铸铜作坊和北辛庄制骨作坊，铸铜作坊面积约在四万平方米左右，规模很大，出土陶范约10万块，主要生产青铜礼器和少量青铜兵器，作坊的使用年代从殷墟二期晚段延续到西周初年。东部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大司空东南地，已发现有制骨及制陶和铸铜遗存。目前殷墟手工业考古发现又有重大突破，在离宫殿区直线距离约10公里处，发现超大规模的辛店铸铜作坊，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辛店铸铜作坊的产品以容器为主，兵器和工具较少。铜器生产各工艺流程清晰，发现多座较高等级墓葬。该遗址的发现打破了学界对殷墟布局的传统认识。2019年在殷墟宫殿区东南10公里处也陶范发现。殷墟的布局如何？大邑商应如何定义，仍有很多困惑。他根据四个工业区内各作坊使用时间不同，认为不同工业区之间的同类产品生产存在相互补充情况。殷墟手工业生产工业区也存在“居葬合一”的模式。

　　何毓灵研究员总结目前殷墟手工业生产研究中，以铸铜研究最充分，对其原料、技术和产品都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其次制骨研究相对充分，对骨料来源、加工技术、生产方式和产品也都有一定认识。制陶研究目前仍不充分，陶窑发现数量很少，且以烧制泥质陶为主，与出土陶器的数量和质地都不相符，需要对陶器生产、流通等问题重新考虑。玉石器生产研究不足，三代石器研究薄弱，专门研究鲜见；玉器原料产地不明、存在争议。殷墟其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如蚌器、漆器、纺织品、金器等开展的很少。殷墟手工业产品中的青铜礼容器和大型玉器是政治性产品，不是商品，其生产被王室控制，目前晚商青铜容器的生产仅在殷墟发现；而王室手工业生产的其他产品如骨器是可以进行商品流通的。殷墟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分为王室管理、家族式管理两个层次，手工业家族更利于技术的传承和保密。最后何老师通过联系二里头都邑遗址、郑州商城、洹北商城以及周原遗址对殷墟手工业的源流进行了简单分析，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技术转变等问题。

徐良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丰镐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丰镐遗址范围内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包括铸铜、制陶、制骨等几类手工业遗址，以沣西地区的发现较多且保存较好。铸铜遗存在沣西有马王村和张家坡两个地点，前者铸造青铜容器，后者铸造车马器。沣东镐京遗址范围内在花园村东发现铜炼渣。目前丰镐地区有铸铜生产的迹象但未发现大型作坊遗址。沣西两处铸铜地点距宫殿区较近，可以看出青铜器生产的管理可能是由王室控制。

　　制骨遗存在丰镐地区有大量发现，在丰京遗址内发现马王村东、曹寨东北、张家坡村东、新旺村西南和冯村北五处制骨作坊遗址。新旺村西南遗址出土大量骨料，以废料为主，还有坯料、下脚料、骨器半成品、成品残件和制骨工具，其产品以骨笄最多，另有针、镞、铲、锥等，时代为西周晚期。冯村北也发现大量骨料，还有建筑构件，遗址范围较大，年代也为西周晚期阶段。整体来看，丰镐地区制骨生产既有比较集中，规模较大的作坊，也有零散的生产地点。丰镐制骨作坊骨料来源主要为牛、马骨和少量鹿骨。其制作工艺分为选骨料、初步裁割、成器坯料、加工成器、打磨钻孔精加工五步。骨器制作使用铜锯、铜刀、铜锥、磨石、兽皮等分别进行切割、钻孔、打磨和抛光。

　　制陶遗存在丰镐有丰富发现，沣西已发现陶窑70多座，沣东发现47座，多为零散分布。在沣西大原村南发现大型制陶作坊遗址，发现陶窑集中分布，在镐京遗址宫殿区发现制作高等级建筑所用板瓦的陶窑遗迹，表明镐京的宫室建筑用瓦是在宫室所在地附近制作生产。从产品特点看，沣东地区陶窑以生产泥质陶器产品为主；沣西地区发现的陶窑主要生产夹砂陶鬲。

　　依据上述考古发现和研究，徐良高研究员进一步探讨了丰镐地区手工业作坊与聚落的关系：丰镐遗址的制骨作坊和制陶作坊一方面发现多，分布广，基本位于灰坑密集区一带，似从属于各居民区，与铸铜作坊的分布不同，这可能暗示了制骨、烧陶等满足人们日常所需的手工业为各家族掌握，或者是由家族内的个人经营，主要是满足各居民区自身的需要，与青铜制造业不同。大型建筑基址所使用的瓦一般均就近烧制，与汉唐时期相似。另一方面，制陶作坊既有分散的存在，也有集中的分布，如大原村南作坊遗址，显示这类作坊性质的复杂性。关于夹砂陶器和泥质陶器分区生产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铸铜作坊虽然仅在客省庄南与张家坡东的灰坑内发现有少量陶范碎片，但从其位置来看，均位于宫殿基址附近，同样，宫殿等高等级建筑用瓦的生产也是如此，如在镐京遗址落水村西南发掘的烧制板瓦的陶窑。它们的分布位置与一般制陶、制骨作坊遗址不同，这种现象是否说明这类特殊手工业作坊的官营性质，以满足所谓“宗器不鬻”的需要？

　　最后，徐良高研究员对手工业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如将操作链的理念用于手工业考古研究的实践；以及将手工业作坊置于聚落考古与社会史视野下，考察手工业在聚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

郭士嘉发言

　　第三场学术报告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映福教授共同主持主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和郭士嘉博士发言的题目为《百工居肆——周原遗址‘手工业园区’初探》。“手工业园区”的概念在以往研究中已有类似提法，而三代遗址中普遍存在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集中分布的现象，因而提出这一概念。鉴于手工业园区是一种特殊的功能区，有助于聚落结构的研究，且园区内特定人群对手工业生产者整体社会形态研究有益，以及手工业园区内不同作坊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原料供给、产品流通等应有相通之处，对单个作坊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将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周原遗址手工业考古尽管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整体状况不明、作坊之间的关系缺乏探讨、遗址内作坊分区布局等问题有待深入以及缺乏对聚落手工业整体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等问题。近年来，周原遗址开展了大量田野工作，尤其是，2013年周原遗址大规模的聚落结构调查和初步研究，获取了大量的资料，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周原遗址手工业园区的研究均基于聚落功能区展开。目前周原遗址可划分为“岐阳堡片区”和“周城片区”两大片区，共114个功能区。周原遗址发现的手工业门类有铸铜、玉石器、骨角器、制陶、蚌器（含漆木器）五大类；根据作坊规模可划分为大型作坊、小型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其中大型作坊集中分布在齐家沟东岸的齐家村至云塘村一带。将集中分布的大型作坊遗址合并为南、北两个手工业园区，合并标准是作坊的范围遍布一个聚落功能区，不同作坊之间紧密相连。北区包括分布在云塘和齐家的制骨、制石、铸铜、制陶和制漆木器作坊，南区包括李家、庄白发现的制骨、制石、铸铜和制陶作坊。两个园区的遗物上都有发现“王”字刻划符号，推测均归属于周王室。

　　根据已有材料，周原遗址手工业园区的供应链形态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统一供货，即原料来源一致，在制骨和铸铜生产中均存在这一现象；二是“一坊一品”，即作坊以生产一种或两种产品为主，如齐家制石作坊产品主要是石玦，云塘制骨作坊主要产品是骨笄和骨针等等；三是“广域经济”，指的是产品的流通范围广泛，手工业园区内的大型作坊，其产品流通范围不局限在聚落内部，在周原聚落之外也有流通。

　　报告对周原遗址手工业园区社会形态提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周原遗址“手工业园区”内的手工业者是大规模迁入的殷遗民工匠群体，迁到周原后仍以家族或族的组织形式进行管理。第二，大型作坊内的一个分区内应是血缘组织，且生产单位与社会单位高度一致。而整个作坊则应是一处地缘组织。

许卫红发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许卫红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咸阳城手工业遗址区属性的再认识》。许老师首先介绍了上世纪学者依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将咸阳城北区的空间布局划分为宫殿建筑区、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咸阳城北区遗址保护规划范围。其中制陶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建筑区西南部，定名为长陵车站制陶手工业作坊保护区，但根据近年来考古工作新进展，对于该区域的范围和内涵提出了疑问，长陵车站制陶作坊区的定名也有待商榷。

　　近年来沿渭河两岸滩地发现多起文物盗掘活动，盗掘者发现了青铜印章、箭镞、封泥、蚁鼻钱等文物，特别是流通至市场的三百余枚楚国蚁鼻钱和上世纪就在周边发现过的楚金币；近年渭河两岸考古调查中采集有较多与宫殿建筑区基本一致的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并且在已往考古工作中发现有青铜诏版、错金银器物残件，以及大型铜板、铁板残块堆积坑等。不断提示考古工作者对该区域内涵进行重新审视。

　　历年来咸阳城北区发现的主要手工业遗存区有：兰池宫手工作坊遗址区，主要发现陶窑3座；聂家沟手工作坊遗址区，主要发现制骨、制石、金属铸造生产遗存；胡家沟手工作坊遗址区，发现大量陶窑；长陵车站遗址区，早年资料仅公布有陶窑数座。手工业门类目前发现包括制骨、冶铸、制石、制陶等。

　　制骨遗存目前发现3处，其中位于聂家沟的一处骨料堆积点出土大量骨坯料、废料、半成品及工具等。工具有铁刀、铁锯、铁锥以及砂石和滑石类磨石。骨器产品约106件，马镳数量最多，另有鱼形饰、棋子等。经过统计，骨器制作的成功率较低，原料来源均为黄牛，骨料均为肢骨，推测原料初加工地应在他处。长陵车站遗址区发掘有骨料坑1座，其中包含大量牛或马的头骨、盆骨、肩胛骨和被锯掉的关节头，均为初级加工残余。这一发现与聂家沟骨料堆积点构成完整生产链条，显示出不同区域间在生产环节上的联通关系。冶铸遗存在聂家沟、胡家沟采集到大量金属器（铜、银）陶模、范，半两钱陶模和半两钱铁范等。均显示高等级特性。长陵车站遗址区早年发现有填埋着用以回收利用的废旧金属残器和作为原料的大铜板的窖藏坑，目前尚未见到金属器深加工层次的遗物。制石遗存主要是近年来在宫殿建筑区北部新发现有石铠甲作坊，出土甲片与秦始皇陵K9801陪葬坑内石甲胄一致，应当是专门制作陪葬秦始皇陵器物的一处作坊。此外胡家沟还发现有石磬制作地的线索。制陶遗存在兰池宫、胡家沟手工作坊遗址区发现的陶窑多与宫殿建筑修建过程有关，难以定性为专门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区。长陵车站遗址区早年发掘陶窑数座，但个别遗迹定性或许存在问题。从近年来考古新发掘情况来看，此处还存在有丰富的平民居址。

　　综合上述发现，秦咸阳城遗址西南部的原定长陵车站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应当是一处综合性的工商业区，并有平民居住，除制陶外，承担制骨、冶金等手工业活动的初级加工活动；东北部的聂家沟、胡家沟手工业遗址区内的手工业生产只负责最终的产品生产环节，其二级原料可能由西南部的工商业区提供，产品也呈现高等级特性。

　　最后许老师结合发现的手工业生产遗存和咸阳城北区的地貌，发现西南区和东北区之间存在大规模的水相堆积，结合近年考古工作进展，判断是局部以人工修建的沟渠串联自然沼泽洼地或湖泊形成的大型水利设施。其即是手工业区用水的供给来源，也是两区之间的分界标志。渭河以北咸阳城遗址内东北部原定为宫殿建筑区的内涵应当更新为官署和宫殿区，宫署以少府为主，存在其下辖的大量手工业作坊；城址西南部原定为长陵车站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内分布有内史治所、低级工商业制造及管理机构以及居住的闾里。在不同时期咸阳城渭河南北区的功能有变化，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渭河南区承担了更多的行政职能，而北区发挥了更多经济功能。

徐龙国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发言题目为《西安汉长安城手工业考古》。他首先介绍了历年来汉长安城手工业遗存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已发现的手工业门类主要有制陶、铸铁和铸钱，制骨遗存有零星发现。手工业遗存分布在汉长安城内、城郊和上林苑三地。城内主要在西北角的手工业园区，这里主要生产东园匠器、车马器、铸钱、贵族日用金属器等。砖瓦窑址在西市内外及城东均有发现。北宫南墙外发现的20余座砖瓦窑址，与宫殿建筑有关。上林苑内发现3处上林三官时期的铸钱遗址，负责铸造五铢钱。

　　汉长安城出土砖瓦中有的带有戳印文字，从中可以发现，在秦至西汉早期，由少府属官大匠、宫司空、居室及工官负责；西汉晚期，元、成以后则由宗正所属的都司空负责，王莽时改都司空为保城都司空。陶俑生产全部集中在城内西北角手工业园，由少府所属东园匠负责生产，供帝王陵和贵族墓陪葬使用，其产品种类在出现的时间上早晚有别。

　　西汉中期以后的铸钱遗址，在上林苑内发现3处，城内西北工业园发现1处。王莽时期的铸钱遗址，在上林苑及城东共发现3处。汉武帝至西汉末期，由上林三官铸钱，属水衡都尉，至成帝时撤销技巧、六厩，只保留锺官。王莽时期，把锺官分为前、后锺官，负责全国铸钱。关于上林三官铸钱遗址，现已发现兆伦村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和相家巷技巧铸钱遗址、窝头寨铸钱遗址（推测为六厩铸钱），此时均采用直流浇铸工艺。王莽时期，兆伦遗址为前锺官遗址，好汉庙遗址为后锺官遗址。王莽时期先后采用直流浇铸和叠铸工艺铸钱。

　　铸铁手工业作坊遗存主要集中在西市内，主要发现烘范窑、熔炉、废料坑、铸范坑等遗迹，产品种类有车马器、日用器等。

　　他最后指出，西汉时期在手工业中普遍使用范模生产，包括车马器、动物及人物俑、砖瓦制作及瓦当、钱范等。范模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标准化及生产效率。西汉时期叠铸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他认为西汉早期出现的叠铸铸钱技术，虽然在上林三官铸钱时被弃用，但在车马器及其他生活用器的金属铸造中大量使用。此时的叠铸技术分两种，一是继承早期的铸钱技术，即简单的单范叠铸，用于铸造一面凸起或椎体器物；二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双合范，用于铸造两面呈弧形或圆环形器物。至王莽时期，又产生了榫卯相扣的叠铸技术，用于铸造面背带郭的铜钱，这种技术至萧梁时达到最高水平。

　　三场学术报告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主持进行了综合讨论，与会代表就齐故城工匠食物来源、手工业生产原料、制作加工技术及其源流、生产方式、产品的流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报告与讨论展示了近年来城市手工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学者们交流经验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综合讨论环节

　　最后，临淄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爱军致闭幕辞。他高度评价了此次论坛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对“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项目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对《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一书的全体作者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表示敬意；本次论坛的召开也为临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支撑，以后要将这些研究成果科学运用到今后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当中，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好临淄齐故城，更好地研究和弘扬好齐文化。

　　论坛结束后，与会学者还参观考察了临淄齐故城遗址和齐文化博物院。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文中各学者发言内容均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