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新世黄土：早期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韩建业作者前言：2008年元月春节前夕，周昆叔先生带领我考察河南邙山黄土剖面并加以讲解，使我对全新世黄土和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了解，从而萌发了写作该文的念头。论文初稿写成后，又经周先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谨以此旧文表达对周昆叔先生的深深怀念！摘要：全新世黄土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主 ...

全新世黄土：早期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

韩建业

作者前言：2008年元月春节前夕，周昆叔先生带领我考察河南邙山黄土剖面并加以讲解，使我对全新世黄土和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了解，从而萌发了写作该文的念头。论文初稿写成后，又经周先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谨以此旧文表达对周昆叔先生的深深怀念！

摘要：全新世黄土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而且是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早期中国文明以农业为本、稳定内敛、连续发展、多元一体等特质，都与作为其重要物质基础的全新世黄土有着莫大关系。

关键词：全新世黄土；早期中国；文明；

八十年前，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发现和命名了马兰黄土与仰韶文化之后，就将创造史前中国文化的人们称为“黄土的儿女”[i]。严文明则称仰韶文化为“黄土高原的产儿”[ii]。刘东生毕生致力于黄土研究，认为中国人有“亲黄土”的特点，而给中华大地带来黄土的沙尘暴和尘降是大自然送给人们的“礼物”，并提出“黄土石器工业”的概念[iii]。周昆叔形象地把沙暴和尘降叫做“空中的尼罗河”，称中国文化为“黄土文化”[iv]，并指出：“黄土作为华夏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成为贯穿于华夏文明中的一根红线”[v]。可以说更新世黄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摇篮，而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夏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全新世黄土。本文试图进一步论证：全新世黄土不仅是华夏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而且是整个早期中国文明的主要物质基础；早期中国文明以农业为本、稳定内敛、连续发展、多元一体等特质，都与作为其重要物质基础的全新世黄土有着莫大关系。

一

全新世黄土指全新世形成的风成相黄土沉积及古土壤，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及其周缘地区，波及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甚至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和华南地区，实际覆盖了大半个中国[vi]。因地理位置和海拔高程的不同，还存在空间上的明显差别，主体是坡头黄土和周原黄土，一般厚约1～3米。

坡头黄土指全新世形成的埋藏黑垆土及其上覆的黄土层，由刘东生等以陕西洛川坡头地点命名，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黄土高原主体，其中黑垆土可能是在温凉干燥至温凉稍湿的森林草原环境下形成[vii]。周原黄土指全新世形成的杂色黄土、褐红色顶层埋藏土壤与褐色顶层埋藏土及其上覆的黄土层，由周昆叔以陕西周原一带的典型剖面命名，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东南边缘地带，其中褐红色埋藏土形成时气候较为温暖湿润[viii]。

全新世黄土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分异，而且有着时间上的变化。其中周原黄土至少可以划分出5个不同的沉积层（图一）[ix]：

图一 周原黄土与文化层关系示意图

（根据周昆叔《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一文图1改绘）

①耕土，深灰至灰黄色粉砂土，厚约0.2～0.4米。

②新近黄土（约距今2000年以来），浅黄色粉砂土，厚约0.3～0.5米。

③褐色顶层埋藏土（约距今3000～2000年），褐色粘质粉砂土，粘粒胶膜层薄，碳酸钙结晶较多，属褐土类，厚约0.4～0.5米。

④褐红色顶层埋藏土（约距今8000～3000年），褐红色粘质粉砂土，粘粒胶膜层厚，含铁质凝团，属棕壤类，厚约0.6～1.5米。

⑤杂色黄土（约距今10000～8000年），褐黄、褐红或灰黄色粉砂土，富含碳酸钙结晶，厚约0.2～0.5米。

古土壤形成需要黄土母质、气温、水分、生物作用等条件，而全新世气候波动会直接引起这些条件的改变，从而形成不同质地和颜色的黄土沉积层：杂色黄土和褐红色古土壤对应早全新世升温期和中全新世气候适宜期，而褐色古土壤和新近黄土则对应晚全新世降温干旱期[x]。具体来说，全新世初期气候迅速转向暖湿，冰雪消融、降水丰沛，澎湃的洪流对植被覆盖不好的黄土地区会产生强大的侵蚀作用，塑造出新的沟谷并带来砂砾沉积，从而形成全新世下界的局部不整合，这就是所谓板桥期侵蚀[xi]。之后其上开始沉积全新世黄土，在渐趋暖湿的气候条件下，加上渐次增强的生物作用，就形成杂色黄土。进入中全新世气候适宜期，暖湿的气候环境和空前增强的生物作用，都使成壤速度明显加快，就在黄土母质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团粒结构的褐红色古土壤。随着晚全新世降温干旱程度的逐渐加剧，成壤条件变差，形成褐色古土壤。尤其是大约距今2000年以后，干旱化越来越明显，已经难以形成土壤，从而有了新近黄土沉积层。

坡头黄土也应当存在和周原黄土相似的沉积层：前者的黑垆土和上覆黄土，大致与后者的褐红色古土壤与新近黄土对应，至于前者中相当于杂色黄土和褐色古土壤的沉积层，还需要继续确认。各不同沉积层的形成原因也当彼此类似。此外，周原黄土中褐红色古土壤层常常厚达1米多，而中全新世5000多年的时间当中又存在多次小的气候波动，包括距今7000年、5000年和4000年几次气候冷期，这在该层古土壤中应当会有所反映，有必要进一步探索。

二

全新世黄土对早期中国文明最直接的贡献，体现在经济形态方面。

全新世黄土及古土壤主要由粉砂组成，质地疏松、多孔隙，垂直节理发育，土层深厚。尤其褐红色古土壤具有团粒结构，可以较好地涵养水分和空气，利于通过毛细管作用让植物吸收养分和扎根生长。各种碎屑矿物多达50余种，富含氮、磷、钾以及40余种微量元素和20多种氨基酸[xii]，肥力较强。普遍覆盖全新世黄土及其次生堆积的中国偏东大部地区，大致处于中纬度地区，属于温带和亚热带气候；又深受雨热同季的季风气候的影响，冬季寒冷干燥而夏季炎热多雨。这样每年一次的季节性降水就能够基本保证植物生长的需要。因此，全新世黄土的确是早期中国农业文化的良好温床，而早期中国文明也成为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的以农为本的文明。

早期中国的农业，主要包括黄河、西辽河流域种植粟、黍类作物的旱作农业和长江、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距今4000多年在黄河流域才出现小麦旱作农业。在北京东胡林遗址剖面[xiii]，发现在全新世下界不整合面上有灰黄色或浅褐黄色粉砂土沉积层，还有浅褐色古土壤层，对应包含陶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中原地区也普遍发现全新世早期杂色黄土。全新世早期黄土和古土壤层的存在，为北方和中原粟、黍类旱作农业的起源早到距今10000年前奠定了基础。而长江中游和华南交界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还当更早[xiv]。

进入中全新世，无论裴李岗文化稻旱混作农业的勃兴，还是其后仰韶、龙山、晚夏和商代文化的发展，都建立在褐红色古土壤层的基础之上[xv]。渭河流域、汾河流域、河北平原、黄河下游也不例外。其他地区的土壤性状有所变化，如黄土高原的黑垆土、内蒙古中南部的暗褐色古土壤等，但都成为支持当地全新世中期蓬勃发展的农业文化的基础。就连西辽河流域和澧水流域同期文化的昌盛，也与当时主要由黄土母质形成的古土壤层密切相关[xvi]。此时也正是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最关键的时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层褐红色古土壤孕育了早期中国文明。

进入晚全新世，关中古土壤发育明显减弱[xvii]，周原黄土变为褐色古土壤，关中的农业条件渐趋恶化，这或许是迫使周人东进灭商的原因之一。而北方地区土壤性状更差，对发展农业造成很大限制，原先的农耕之地大半成为半农半牧之地。北方民族时常南下而对本来就已步履维艰的农业民族造成很大压力，并终以犬戎之乱和平王东迁而告一段落[xviii]。可见全新世黄土性状的恶化对应农业艰辛期的到来，影响到文化格局的调整和文明阶段的转变。

三

狩猎者随兽群而动，畜牧者逐水草而居，迁徙、向外拓展和寻找新的资源区不但是狩猎畜牧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其能够持久生存的有效方式。长期下去或许还会形成外向扩张型的社会性格，即使定居以后也是如此。农业社会则不同。农业生产需要较长的周期，种子的选育、土地肥力的维持、生产工具与设施的制备和生产经验的传承等，都需要居地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长期下去还会积淀出稳定内敛型的社会性格。

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见雏形，到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正式形成，龙山后期已经出现势力强大的夏王朝，商、周时期更有新的发展[xix]。早期中国虽有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但主体范围一直限制在现今中国的河西走廊以东地区，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非不能为，乃不欲为也，这是早期中国社会的稳定内敛特质的体现。

从距今6000左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开始，早期中国就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脚步，至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应当已经进入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国家阶段，此后为成熟的三代文明。一般来说，社会的“文明化”过程总是伴随着残酷战争和阶级压迫，早期中国也不例外。但礼制的产生，却为早期中国文明平添了不少和谐文雅之气，有人甚至提出礼制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特征[xx]。鲜明的对照是：青铜冶炼技术在西方主要用于武器和工具，在中国则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尤其是巨大体量的容器类礼器。礼制和共同的认知，才是复杂庞大的中国早期社会得以长久稳定的关键，仅靠强权不可能达到此目的。而礼制的出现，反过来又是早期中国社会长久稳定发展的结果。

而无论早期中国稳定内敛性格的形成，还是礼制的出现，都当与这一大块相对封闭的土地上普遍覆盖全新世黄土，从而支持着一个巨大的稳定农业社会有关。

四

距今5000年左右的气温下降，引起植被带的整体南移，恶化了中国北方地区的土壤和作物生存环境，北方狩猎人群南下占据了长城沿线东部的原农业文化区域，这些区域的农业人群只好也向南移动。但与此同时，长江、淮河流域则得以摆脱沼泽之苦，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并向西北方向施加影响。这时的早期中国社会注定要经历复杂动荡、战争频仍的阵痛，但结果却是逐渐步入早期文明阶段[xxi]。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干冷加剧，发源于乌拉尔山东南的以马拉战车为特征的畜牧民族四处奔袭，引发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中衰[xxii]，并向东带动了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畜牧成份的增加，但终未对早期中国文明造成直接威胁，其青铜技术、马拉战车等因素的引入反而刺激了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xxiii]。距今3000年以后游牧民族的四处奔袭，曾引起欧亚大陆大范围的政治文化格局的调整，中国长城沿线游牧民族的南下也时时威胁到周王朝的安定，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早期中国的根基。

究其原因，早期中国幅员广阔，气候变冷对各地自然环境及其文化的影响各不相同，不会引起整体性的衰落；农业人群当然也会迁移，但一般总容易找到他们熟悉的黄土，不会引起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转变；狩猎畜牧民族虽时常南下，但也只会对北方边缘的农业人群造成冲击，从根本上无法动摇早期中国农业社会的坚实根基。可见，正是覆盖着体量巨大的全新世黄土而又相对封闭的中国的地理环境，才使得早期中国农业社会在面临自然环境较大改变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和腾挪余地，从而使中国文明能够连续发展而从无间断。

张光直指出，古代中国文明“从意识形态上说来它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论的框架里面创造出来的”，这种宇宙论产生很早却又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因此他将中国文明称作“连续性”的型态，以区别于西方的“破裂性”的型态[xxiv]。实际上，早期中国的发展历程本身也是连续性的，这也正是这种整体性的宇宙论能够绵延不断的历史原因。

五

严文明提出早期中国文化有着统一性和多样性特点，又具有“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中原地区正好处于花心位置[xxv]。我们也可以称早期中国为“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当然首先要归因于中国的地理特点，但也与全新世黄土的分布相关。

中国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巨大地理单元，决定其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和发展道路的相对独立性。而全新世黄土广布于中华大地，为人们提供了相对一致的生产基础、生产方式，更便捷的交流途径，从而形成较为共同的文化积淀和价值标准。这是早期中国文化统一性的基础。

但中国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其上覆盖的全新世黄土也是厚薄不一、性状各异，从而各区域人们的经济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各具特色。如北方旱作农业的广种薄收以及狩猎畜牧经济的重要地位，南方稻作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采集捕捞经济的长期延续等。这是早期中国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中原正处于早期中国的核心位置，年均温度、降水量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都大致适中，全新世周原黄土在这些适中的气候条件下能得到最大潜力的发挥[xxvi]。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只有这里才具备兴盛时影响全局、低谷时博采众长的特殊条件。这是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原因[xxvii]。

在古代华夏人的心目中，大地本来就是黄色，“天玄而地黄”（《周易·文言》），天地乾坤覆载孕育万物。就连居于五帝之首的始祖黄帝也是“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五帝本纪》）。（本文不带注释的版本，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24日；带注释的版本，发表于《先秦考古研究：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早期中国》，文物出版社，2013年3月）

[i] J.G.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KeganPaul, Trench, Trubner. London,1934.

[ii]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2～165页。

[iii]刘东生：《黄土石器工业》，《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祝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2～62页。

[iv]周昆叔：《环境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79～181页。

[v]周昆叔：《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56页。

[vi]周昆叔：《环境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79～181页。

[vii]刘东生等：《黄土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85年；郑洪汉：《黄河中游全新世黄土》，《地球化学》1984年3期，第237～246页。

[viii]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简报》，《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4～46页；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4～107页。

[ix]周昆叔：《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第174～181页。

[x]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周昆叔：《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第174～181页。

[xi]周昆叔：《中国北方全新世下界局部不整合——兼论板桥期侵蚀》，《中国第四纪地质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7年，地36～43页。

[xii]刘东生等：《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启忠等：《中国黄土地球化学》，科学出版社，1989年。

[xiii]郝守刚、马学平、夏正楷等：《北京斋堂东胡林全新世早期遗址的黄土剖面》，《地质学报》第76卷3期，2002年，第420～429页。

[xiv]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1～41页；张弛：《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43～49页。

[xv]周昆叔等：《裴李岗文化农业兴起的环境分析》，《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xvi]周昆叔：《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

[xvii]黄春长：《渭河流域3100多年前的资源退化与人地关系演变》，《地理科学》第20卷第1期，2000年，第25～29页。

[xviii]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

[xix]韩建业：《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增刊，第65～71页；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2期，第12～17页。

[xx]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

[xxi]韩建业：《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163页。

[xxii]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第21卷第5期，2001年，第443～451页；王绍武：《2200～2000BC的气候突变与古文明的衰落》，《自然科学进展》第15卷第9期，2005年，第1094～1099页。

[xxiii]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1期，第37～47页。

[xxiv]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31～142页。

[xxv]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第38～50页。

[xxvi]周昆叔、张广如、曹兵武：《中原古文化与环境》，《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111～122页。

[xxvii]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1期，第59～64页。

信息来源：古今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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