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 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 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 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激发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迈向新 ...

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

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

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

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激发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迈向新世纪的信心。

历史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的记录。在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回眸历史将给新世纪提供丰富的借鉴和启迪。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人骄傲的就是“盛唐气象”，特别是“唐人”作为民族自豪的称呼，至今仍频频使用于全世界华人的生活之中，始终承载着不朽的光荣与无比的辉煌。

站在人类千年历史的高度上来观察，就会发现唐朝是一个建立在南北朝各种民族融合要素和隋帝国南北统一基础上的新时代。唐人血管中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因为其与周边的民族混杂融合后产生了大幅度的民族更新；唐朝不断受到外部突厥等边族的侵扰，但周边邻族纷纷内附迁徙中原聚居，甚至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粟特人以及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都到长安定居；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宗主仲裁地位，而且有强大的威慑力和足够的文明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友好往来，具有史书记载“天下国家”的世界性。唐代统治的范围向西越过葱岭到达吐火罗和波斯以东，北界包有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东北领有黑龙江流域至日本海，西南包括有今越南北部，整个东亚地区都接受中华文明的洗礼。

唐朝，民族团结观念取代了皇帝至上的国家观念。“天可汗”唐太宗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还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华夷分界”的民族偏见。这也正是唐朝开始变为一个大国巨强的再生动力，在新的纪元里需要新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从世界大陆文明格局来说，各民族的互相影响和各国间的中心交流，既可以使一些文明核心国家自身综合实力得到增长，也可以动邻近国家经济文化及各方面的发展。唐帝国在亚洲正是起了这样的巨大推动作用。

千年以前，亚欧大陆内形成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是当时人类社会成就最高级别的文明板块。但拜占庭短暂的强盛很快被阿拉伯人入侵所打断，而阿拉伯帝国迟至8世纪后才逐渐形成封建制，印度大戒日王之后次大陆陷入分裂局面，只有中国的唐朝在与周边邻国竞争中呈现出相互推波助澜的崛起趋势。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不仅建立防守反击的边界体系，而且以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甚至争夺亚洲霸主控制权。

世界文明进化不是孤立的。文明是一种有机体，它的构成要素经过相互作用生长出新的动力。唐代之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前朝后代的新气象，关键是它与同时代的邻近民族和国家存在着有力的交融。让我们从一系列构成新文明生长动力的要素来看盛唐文明。

允许入境居住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各民族进入唐境分为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因仰慕唐帝国经济文化生活先进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贞观四年（630 年）唐打败东突厥，15 万突厥人南下归附，入居长安的近万家。天授元年（690 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率残部六七万人徙居内地，斛瑟罗后死于长安。此后，西域胡人等异族入境安置的人连续不断。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作出专门的政策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这就更加吸引了外国移民，也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晚唐黄巢之乱时，广州有一两万外国人被杀，说明入境居住的外国人很多。

允许参政做官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715 人次刺史中，异族为76 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高丽人高仙芝，王毛仲，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 年，改汉名晁衡），龟兹人白孝德，波斯人李元谅，李素，越南人姜公辅，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都在唐王朝任高官。唐朝大胆地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交流眼光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中外双向互补的表现。

允许通婚联姻

异国或异族通婚是打破“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太宗贞观二年（628 年）六月敕令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类似规定。唐律允许外国人入朝常住者，可以娶妻妾共为婚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可以看出，异族联姻非常普遍，特别是散居内地者更容易胡汉联姻。据史书统计，唐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给胡族，太宗21女中有8位异族驸马，玄宗30女中有5位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汉联姻。还有许多“杂胡”通婚于汉人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夫人竹须摩提，乃印度女子。

文化开放互融

西域与外国文化在唐长安长期流行，并成为时尚。舞乐最为突出，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之外，龟兹、西凉、天竺、安国、疏勒、高昌、康国、高丽均为外来乐曲，竖箜篌、琵琶、都昙鼓、毛贞鼓、羯鼓等乐器也皆为波斯、印度等国传入。唐长安盛行来自外国的娱乐，如由“婆罗门胡”表演的幻戏，宫廷和民间都喜欢打的波罗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夜“西域灯轮千影合”的游乐活动。

陕西蒲城惠陵李宪墓出土彩绘陶羯鼓

衣食住行混杂

唐人大规模地穿戴外国异族服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这是其他朝代比较少见的现象。京城长安里“胡著汉帽，汉著胡帽”非常普遍，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所以史书称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至于“胡食”在长安也比比皆是，东市和长兴坊有专门的胡食店，自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更是众口传知：“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女子骑马陶俑和胡人三彩俑不胜枚举，甚至还有一些“昆仑”黑人俑，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胡化”状况。

来源：节选自《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葛承雍著

　　此文转自“丝路遗产”微信公众号

>

　　北朝考古

　　欢迎关注

　　责编：粟特人

　　编辑：吴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