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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环境考古能够深度理解“人地关系”
环境考古能够深度理解“人地关系”
贺云翱
（本文为《大众考古》2015年05月刊 卷首语）
以构建人地和谐关系为宗旨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代人类的最强音，而“环境考古”也成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中国考古界高度重视“环境考古”工作，许多大学、考古院所及环境科学研究机构参与其中。1990年，周昆叔、巩启明先生等发起召开了“中国环境考古学讨论会”，后主编有《环境考古研究》辑刊，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当时提出：“环境考古之所以被提出，是社会与考古学科发展的需要，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给以科学的阐述，从历史角度提高认识，更自觉地尽力建立人与自然协调的关系”。可见，致力于“人地关系”研究与推动人地关系和谐是中国环境考古学者的主要目标。
环境考古研究
人类是自然之子，人与自然之间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人和其他生物一样，离不开自然的养育和呵护。但是，人类因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不得不对自然进行破坏性开发，于是，人与自然之间就必然存在着冲突的关系。可以说，世界上其他生物没有如人类这样，既依偎于自然之怀，但又亲手掠夺损害自然之体，为此，梭罗才在《瓦尔登湖》中说：所谓的荒野，其实是一个比我们文明更高级的文明。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很早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思想。“万物有灵”思想固然是“迷信”，但至少让人们对自然保有了一份敬畏之心；至少在二、三千年前，已有先贤主动提出要爱护其他生灵的思想，佛教“普救众生”的慈悲精神正是由此奠立了它永恒的价值；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中也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深层理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发生于“工业革命”到来之后，19世纪中叶，人类现代环境保护的思想初步诞生，到20世纪中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正式开始，它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为标志。而 “环境考古”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事业也恰恰大体上形成于20世纪中叶，这表明考古学家虽然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人类、文化、社会、文明等为主旨，但其学术目光却同样也投放于人类现代乃至未来的命运。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森
“环境考古”作为一门学术，自有它天生的优势：
一是它可以从长时段研究人地关系。从600万年到300万年之间人类乃至文化诞生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到300万年至1.2万年之间人类从非洲向其他大陆的扩展及人、人种、多样性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互构，农业、畜牧业诞生的运动机理；1.2万年前到距今5000年左右间人类第一代文明即“农业文明”的发育、形成与环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第一批村落、都市、手工业工场、市场等出现及其成长历程中自然资源的支撑性作用；再从5000年前到18世纪之间，随着第一代文明的扩展、人口及城市增长和人类对自然开发能力的不断加强而导致的人地关系的深度变化等等。这些都是环境考古学高度关注的方向。即使是18世纪时第二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及“资本主义”体制诞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其间的“人地关系”问题也被纳入到新兴的“工业考古”的视野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环境考古”的研究尺度与人类、文化、社会、文明的历史相始终，包含着整个史前至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产生、互构、演变及包含在其中的经验、教训与规律。
二是它的时、空研究角度既可以微观也能够宏观。为了从细节上把握人地关系，环境考古学者的资料可以来自某一个空间明确的遗址的标本采集，以探讨具体地点人地关系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可以依据若干遗址的环境考古资料对某一个文化区域或某一个历史阶段做大尺度的空间截面或时间截面的人地关系分析；还可以对全球不同区域或不同历史时段的人地关系做区域性、宏观性研究，进而发现隐藏在文化及文明多样性之产生和存在背后的自然环境所起的独特作用，发现粮食丰歉、草地盛衰、国家间或民族间或阶级间的冲突乃至移民等等与自然变迁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内在关联；发现为追求和谐稳定的人地关系所做努力的伦理、道德、宗教、思想等要素对人类而言是多么地重要。
第三，“环境考古”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纯粹的“环境史”之研究，它紧扣住“人地关系”或人、文化、文明、社会等等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从“人”“地”双方和交互作用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深度揭示“人地关系”的运动历程、运动机理、运动规律，以铁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科学原理：人类作为自然之子，如果一味毁坏自然，最终将是自取灭亡，进而从理性和感性的两个维度，昭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与其他正义力量一起，帮助人类走出“现代化”的迷思、悖论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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