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4日刘绪老师于行唐故郡二号车马坑现场

后记

刘绪

有关商文化分布地域的变化，一直是教学当中需要介绍的内容，因而平常注意积累这方面的资料。2006年，适逢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召开“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大陆有不少学者应邀参加。《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一文就是为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此后，计划再把商文化在其他几个方位的变化予以梳理。2008年，又为在台北召开的“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了《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一文。去年（2013年），为饭岛武次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の考古学》提交《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一文。至于商文化在南方的态势，则由一位博士生完成。（节选）

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

商代商文化是指二里冈下层至殷墟第四期文化，学界主要依文化特征等将其区分为不同阶段，如两阶段分法称为商文化前期、商文化后期；三阶段分法称为早商文化、中商文化、晚商文化。若仅就商文化分布变迁而言，则二里冈下层是第一阶段，二里冈上层至殷墟第一期是第二阶段，殷墟第二至四期是第三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商文化四至的分布有明显变化。

第一阶段分布范围小，主要限于中原地区。北面包括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南部（侯马）^[1]；西面包括关中东部（耀县北村）；南面进入湖北北部（盘龙城）；东至商丘以西（鹿邑栾台）^[2]。

第二阶段向四周极度扩张。北面包括河北保定、山西晋中，甚至到达张家口地区（蔚县庄窠、四十里坡）^[3]和晋北忻州地区（尹村）^[4]；西面到达关中西部周原；南面逾江到达湖南岳阳（铜鼓山）、石门（皂市）一线；东面到达山东淄潍流域，甚至到达江苏盐城（龙岗）^[5]，几近于海。其影响所及往北远到内蒙河套地区（朱开沟）和北京燕山南麓（昌平张营），往南远到江西赣江流域（吴城）。

第三阶段，即商文化后期或晚商文化阶段，除东方外，其它三方都大范围退缩，尤其相当于殷墟三、四期时，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特别是洛阳以西几乎没有发现，山西西南部也是如此，更西的关中地区可想而知^[6]。本阶段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是河南北部、东部、晋东南、河北中、南部和山东大部。

以下谈谈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此所谓北方主要指黄河以东、以北古冀州之域。这里以太行山为界又分东、西两大部分，山之东是豫北和河北省，山之西为山西省。

一、二里冈下层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

二里冈下层文化又有早、晚段之分^[7]，早段属夏抑或属商尚有争议，不易确认，若结合晚段一并考察，其分布如下。

在山西省，从南往北依次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垣曲商城遗址^[8]、夏县东下冯遗址^[9]、侯马上北平望遗址等。前两处遗址属运城地区，位于山西西南端，南与豫西、西与关中隔河相望；后一处遗址属临汾地区，南与运城相邻，往北逾太岳即进入晋中地区。运城和临汾两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至今都是山西最好的地区，特别是运城地区，垣曲商城所在的垣曲县有中原地区最大的铜矿——中条山铜矿；夏县之西有中国内陆最大的盐池——解州盐池。

垣曲商城位于中条山之阳，黄河之滨^[10]。该城规模不大，长宽不足400米，城墙周长约1470米，面积13.3万平方米。城内近中部有一处前后两进院落的“宫殿”建筑基址，南北长88，东西宽50米^[11]。垣曲商城“始建于商代二里冈下层时期，并延续使用到二里冈上层时期，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大体相当”^[12]。从垣曲商城往西沿黄河而上，不足50千米就是平陆县的前庄遗址^[13]，该遗址所处位置与垣曲商城颇为相似，垣曲商城位于黄河与亳清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前庄遗址位于黄河与石膏河交汇的三角洲上。1990年在此出土一批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器物，其中铜器7件，还有陶器、石磬等。铜器中的一件圆鼎口径47.5、通高73厘米，体量之大仅次于郑州向阳食品厂所出一号圆鼎，是现知早商时期第二大圆鼎。所出的一件方鼎也是同时期最大的几件方鼎之一。有如此高等级的铜器出土，说明该遗址非同一般。据初步调查所知，该遗址有文化层堆积，断面可见陶窑与房址，地面可见“商代陶器残片”。这些遗存或许早到二里冈下层时期，究竟如何，需进一步工作证实。总之，前庄遗址属早商遗址无疑。其性质若非近同垣曲商城，则便与垣曲商城有密切联系，是商人控制晋南的一处重要据点。

东下冯遗址也有一座商城，但仅探明了城址的南端部分，北部不明。因此，南北有多长无从知晓，仅知该城南端东西最宽处为370米。估计全城规模也不太大。城内西南部有纵横成行成排的圆形建筑40～50座，每座建筑的直径在8.5～9.5米，气势不凡，为三代考古所仅见。东下冯商城亦始建于二里冈下层时期，二里冈上层时仍然使用。

目前发现的建于商代的城垣遗址已有7处，而运城这一不太大的地区就建有垣曲和东下冯两处，且都始建于商代早期。可见商王朝建国初期对这一地区是相当重视的。

临汾地区二里冈下层文化发现较少，侯马上北平望遗址的工作也很有限。不过，这已能说明二里冈下层商文化确实到达这一地区。

在二里冈下层文化之前，运城和临汾两地区属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典型遗址就是夏县东下冯和襄汾大柴^[14]。这两个地区又是文献所记真正的“夏墟”所在^[15]，其中夏县还有安邑、鸣条之地。目前所知，二里冈下层文化和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基本重合，临汾以北（以霍太山为界）二者都没有发现。学术界较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即夏文化，若此，则商人在占领太行山以西时，彻底占领了夏王朝故地。

至此可以想见，商王朝早期何以对“夏墟”之地重视非常，目的主要有二，一是掌控夏人。此乃情理中事，势所必然；二是占有资源。中条山之铜与解州之盐不能不是觊觎之物，对此，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在豫北和河北省中南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时是先商文化，即邹衡先生所谓漳河型与辉卫型；李伯谦先生所谓下七垣文化。这些看法基本取得学界共识。按照通常的推理，豫北与河北省中南部应该有较多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存在，然迄今为止，这里所见与郑州二里冈下层文化基本相同的遗存甚少，似有违常理。原因是何？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其一，目前确定的先商文化，其下限可能进入早商时期，为商人本土故有文化的自然发展，故先商、早商不易区分。其二，商王朝新拓疆域内的早商文化——二里冈文化是在吸收了大量被占区的文化因素，主要是二里头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故与商人本土的早商最早阶段（相当于二里冈下层文化时）的文化特征不尽相同^[16]。

要之，二里冈下层文化在北方的分布范围限于今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与河南北部，基本与古冀州之域相合。

二、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

从二里冈上层到殷墟一期，这是商王朝最兴盛的时期，时间跨度最长。商文化向北进行了大规模扩张。

在山西，太行山内工作开展很少，仅知晋东南地区属商文化分布范围，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晋东南与豫北、冀南相邻，应该有较多商文化遗址分布。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是长治小神^[17]，时代相当于本阶段。笔者1983年和1988年在长治地区参观和调查，仅在长治市、长治县和屯留县就分别见到了二里冈文化遗物。如长治市郊中村遗址出有二里冈文化陶鬲、大口尊等。其它同时期遗址还有屯留县古城遗址、长治县吴村遗址。此外，长子县北高庙还出土过一批商式铜器，属这一时期偏晚阶段^[18]。

在太行山以西，商文化继前一阶段沿汾河而北上，至少到达晋中，甚至可抵滹沱河流域的晋北忻州地区。晋中以太谷白燕遗址和汾阳杏花遗址的发现为代表。忻州则以尹村的发现为重要线索。

白燕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包括若干时期遗存^[19]，其中第一地点第五期遗存主要属二里冈上层时期^[20]，少部分单位的年代属殷墟一期。之所以能得出如此具体的年代判断，就是因其第五期遗存中含有较多且特征明显的商文化器物，如典型的商式鬲、商式斝、商式真腹豆和假腹豆等。至于第五期遗存是否属商文化，因资料发表有限，无法考虑商文化因素所占比重之多少，故难以判断。按照简报作者的意见：白燕第五期遗存与商文化的关系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吸收商文化的某些因素；二是与商文化某些因素高度融合；三是排斥商文化某些因素。总体来说，认为“源于第四期遗存的白燕第五期遗存既同商文化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又始终保持着浓厚的自身特征，显然是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21]。无论如何，商文化在这里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杏花遗址也是一处含有若干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其第六期的时代与白燕第五期大体相当，已获资料以墓葬为主，居址者较少。其中大部分材料，尤其是墓葬多属白燕第五期偏晚阶段。比较两遗址商文化的比重，杏花的商文化因素似乎显得更多，更突出。这种差异或与居址与墓葬之别有关；或与二者时代早晚有关；还可能与杏花遗址略偏南二者地域不同有关。若属时代早晚的变化，则说明商文化在本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大，与本地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晋中地区在二里冈文化因素出现之前，是一种以高领、高锥足鬲为代表的遗存，或称之为东太堡类型，时代属二里头文化时期。这类遗存在晋中地区已有多处发现，除太原东太堡外，还有太原许坦、狄村、光社，白燕四期早段，汾阳北垣底、峪道河、薛家会、杏花（五期），娄烦何家庄、罗家曲、史家曲、庙湾^[22]等。在临近的吕梁和忻州地区也有发现。其文化特征不同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也不同于二里冈文化，是晋中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而言，这类遗存与太行山东麓的先商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二里冈文化向北扩张时，能够在这类遗存的分布地域内迅速发展，或许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尹村遗址属晋北忻州市，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在所获资料中，最主要的是与东太堡类型基本相同的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一座随葬有二里冈文化陶鬲的墓葬。该墓规模不大，所葬陶鬲无论陶质、陶色，还是器形与纹饰特征，与河南所出二里冈文化陶鬲完全相同，时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偏早阶段。这种商式鬲目前虽在忻州地区仅此一见，但这无疑是一重要线索，给我们一重要启示：商文化因素在忻州地区是存在的，商人的势力已到达这一地区，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忻州西北与内蒙古河套地区相邻，后者著名的朱开沟遗址发现有本阶段（偏晚）商文化因素器物，这是商文化因素器物在北方发现最边远的地点，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然这些商文化因素经何地而来？在晋北未发现商文化因素之前，推测有三条路线值得关注，一是商文化从豫西溯黄河而上直接到达；二是商文化从冀西北张家口地区溯桑干河而上，经雁北再达河套地区；三是商文化从冀中石家庄地区溯滹沱河而上经忻州达河套地区。然黄河东西两岸，今吕梁与陕北都未见有与朱开沟同时乃至更早的商文化遗存，故第一条路线是否存在，至少现在不能肯定；至于桑干河雁北一条，面临同样的局面，在从张家口到河套地区漫长的地带，也无商文化遗存发现。忻州尹村商文化的发现，为第三条路线的成立提供了依据。当然，在这条路线的中间地带还有不短的距离，需要有更多的材料填补。

此外，尹村商文化的发现，还让我们想到商文化北上河套的路线更有可能是从晋南溯汾河而上，经忻州而实现的。由现有考古材料来看，尹村距白燕要比尹村距石家庄近得多，而且各自之间自然环境的阻隔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前者阻隔小而后者阻隔大。

在太行山以东，本阶段商文化发现相当普遍，最北到达太行山北端和燕山南麓。前者以河北张家口地区蔚县几处遗址为代表^[23]，如庄窠、前堡、四十里坡等；后者见于北京昌平张营遗址^[24]。

蔚县诸遗址公布材料很少，是否属商文化还不便裁断，也许有如白燕第五期遗存的情状。若按简报作者意见，则是“含有北方文化因素的早商文化或早商文化的北方变体”^[25]，属商文化无疑了。张营遗址公布的材料更少，据新近的发现，该遗址确有商文化因素器物存在，但数量甚少，不属商文化范畴。

既然商文化在张家口和昌平都有发现，其南的太行山东麓肯定也会存在。石家庄附近的藁城台西遗址已为大家熟识，属商文化一地方类型。介于石家庄和张家口之间的保定地区也有发现，如涞水富位遗址^[26]。目前所见地点不多，估计今后还会有更多发现。

就本阶段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的发现而言，保定以北的商文化均属本阶段偏早时期，缺少相当于殷墟一期者。说明商文化在殷墟一期时已从保定以北退出。

三、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

这是商文化分布范围急速收缩的时期，在山西仅存晋东南一隅之地。

如上所述，晋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少，本阶段遗存的材料几乎不见刊布。据笔者上世纪80年代的参观与调查所知，这里分布有较多晚商文化遗址，仅屯留县就见到三处，有中村遗址、垴张遗址、东庄遗址；长治县有韩店遗址、景家沟遗址、郝家庄安城遗址等。在长治市博物馆还见到殷墟各期陶器。晋东南东出太行即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遗址，这里属商文化分布范围是很自然的。

那么商文化分布的北界和西界各自到达何处？

其北界，因太行山区都没有做什么考古工作，难以确指。估计与邯郸、邢台相邻的区域，即浊漳河、清漳河上游地区应属其分布范围，往北或许可达今阳泉市。其西界可以说比较清楚，即不出太行山。晋西南商王朝最早占领的运城、临汾两盆地已不见商文化存在，而且在晚商时期也不见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遗存，似乎成为无人区。运城和临汾两地区是山西省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最多的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自仰韶文化以来，基本齐全，唯独缺少殷墟阶段遗存。这当然不是考古工作开展少的缘故，应属客观实际。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时，就特别注意到这一现象，每次发掘期间，都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考古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找殷墟时期遗存。调查范围涉及曲沃、翼城、襄汾、闻喜、洪洞数县，除洪洞有一点可疑线索外，它处都没有找到。此后，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调查时也特别留意过，结果相类。

其实，类似的现象并不限于晋西南，在黄河以南，河南省洛阳以西同样缺少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27]。往东即使到郑州一带，晚商遗存，特别是相当于殷墟三、四期时的遗存，发现也极少。洛阳和郑州乃商王朝早期统治中心，何以在晚商也会如此衰落？

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对晋西南运城、临汾地区，有学者认为是商王朝与西北方国在此经常发生战争所致^[28]。对洛阳地区，有学者认为是因长期干旱引起突发事件（如瘟疫），进而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恐惧而放弃，使该地区成为谈之变色的“死亡之地”或“禁地”^[29]。这些解释都值得重视，若无原因，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此原因，很可能与不宜人类生存有关。因商王朝从这些地区撤出后，其他方国或集团也未乘虚而入。

在山西经过考古发掘的可能属于殷墟晚期商文化的遗址主要有两处，所获资料都以墓葬为主。一处是灵石旌介；一处是浮山桥北。

灵石旌介位于太岳西麓，霍山之阴，汾水之东。共发掘三墓，其中两座完整，资料齐全，不少铜器上有徽识（或谓族徽），其中徽识“ ”占绝对多数。其文化归属，李伯谦先生有过专门研究，认为墓葬所反映的文化特征，与殷墟晚商文化大同小异，总体上属于商文化系统，但并非典型的商文化，“而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及其它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也可以说是商文化的一个分支”，灵石一带很可能是该类型向北分布的最远的一个地点^[30]。

浮山桥北位于太行山西麓，临汾盆地的东缘。浮山以东即属晋东南地区。1998～2002年，该墓地被盗，在公安部门缴获的晚商铜器中，有8件铸有“ ”（先）字徽识。200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发掘，清理5座殷墟时期单墓道大墓和10余座殷墟—西周时期中小墓^[31]。以往所见晚商带墓道的大墓，除殷墟外，还有辉县琉璃阁、青州苏埠屯和罗山天湖三处，均属方国国君或高级贵族之墓。浮山桥北大墓也当如此，应该是“先”国国君的墓地。殷墟甲骨文的方国中有“先”，学者考订即在山西境内，恰与桥北墓地的发现相合。桥北大墓盗扰惨重，但由发掘获取的资料仍可看出，在葬制与葬俗方面，与殷墟商文化亦大同小异。至于它与旌介之关系，因材料所限，难以深究，若对同时居址进行发掘，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总之，灵石旌介和浮山桥北墓葬都应属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方国文化，都位于商王朝的西北边陲。

由旌介往西逾汾河即进入晋西吕梁山区，往北则属晋中地区。

吕梁山区隔黄河与陕北相望，两地都出过大量晚商时期青铜器，学界多有论述。一般认为不属商文化，属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文化。这些青铜器多为村民劳作发现，真正的考古发掘品较少。同时期的居址遗存如何，两地都作过不少调查工作，但居址发现不多，且保存状况较差，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更少。陕北主要发掘过绥德薛家渠^[32]、清涧李家崖遗址^[33]；吕梁地区仅发掘了柳林高红遗址^[34]。从发表的现有资料看，这些居住遗址的文化特征确实不同于殷墟商文化，有学者称之为“李家崖文化”。仅就山西柳林高红遗址而言，已发现20座夯土基址，其中最大的一座东西长46.8米，南北宽11米，即使与殷墟小屯商王室宫殿建筑基址相比，其面积也属偏大者。若将20座夯土基址复原，其规模亦相当可观，是现知晚商时期殷墟小屯商王宫殿基址之外最大一处建筑基址，其主人应该是晚商某方国国君。

无论“李家崖文化”，抑或高红类遗存，其渊源尚不清楚。因为陕北和吕梁地区都缺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这是需要今后探讨的问题。

晋中地区相当于殷墟时期的材料，见于上述汾阳杏花遗址，其下限年代约当殷墟一期，最晚不过殷墟二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考古学文化尚未辨识出来，其与商文化的关系如何，也有待来日解决。

殷墟二至四期商文化在太行山以东也大范围收缩，保定及其以北被他种文化所取代。现有材料表明，此时商文化的北至当在唐河左近。具体遗址以定州（原定县）北庄子为代表。

定州位于保定市与石家庄市之间，北去唐河不远。北庄子遗址位于定州西北郊，1991年发掘商代中小墓葬42座，有31墓出有青铜器，共计274件。其中不少器物上铸有“ ”形徽识，尤其较普遍的出现在鼎、觥、爵、戈上。这批墓葬的文化归属，诚如简报作者所言，“无论从其墓葬形制、埋葬制度，或者是铜器、陶器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都显示着和商王朝中心一带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商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5]。

另外，任丘市哑叭庄遗址似乎也有殷墟晚期商文化遗存。哑叭庄遗址位于任丘市西郊，西北距白洋淀约15千米。该遗址于1989和1990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得知包含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36]，在河北境内华北平原上颇为少见。其中发掘报告所定“西周文化遗存”中的部分单位似属殷墟商文化晚期，如90RYJ7等。惜资料太少，难以确定。若属殷墟晚期商文化，则它与北庄子是现知河北省境内此时商文化分布最北的两处遗址。

当商文化从唐河以北南撤时，是何种文化取而代之？诸多材料表明，是围坊三期文化。

围坊三期文化已为大家熟识，最初以为该文化主要分布于京津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方知该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若不计燕山以北魏营子类型^[37]，在燕山以南，往西已达张家口地区，如宣化李大人庄遗址的发现^[38]；往南直达唐河流域，如唐县洪城遗址的发现^[39]。在唐河以北，这类遗存还见于多处遗址，如涞水渐村^[40]、北福地^[41]，北京平谷刘家河^[42]、房山塔照等^[43]。围坊三期文化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器物，如高领花边堆纹鬲、敛口钵等，虽与商文化南北相邻，但与商文化特征相近者甚少。而与北方地区其它考古学文化有着某种联系，如高领花边堆纹鬲是北方长城沿线此时颇流行的器物。总之，围坊三期文化是现知晚商时期位于商文化北方并与之相邻的另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较广，文化特征亦较明朗，应属商王朝北方另一强大方国集团的物质遗存。

统观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北方的分布范围，与前一阶段相比，向南收缩极大。表明此时商王朝对北方的统治已大不如前，疆域范围缩小很多。

晚商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的收缩，如本文开始所言，并不限于北方，西方和南方亦呈同样态势。如果相信吴起对魏武侯说的那段话，即到商代末年“殷纣之国”的范围是“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44]，那么这种衰败的态势似乎一直在持续。

众所周知，晚商时期有一特殊文化现象，即铜器铭文上常见徽识。上文提到，北方地区已发现三处集中出土某一徽识的墓地^[45]：北庄子、旌介、桥北。三者与商王朝关系密切，但其所在位置几乎都处于商文化的边缘，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由此再观察其他地区类似的墓地，在南方也大体如此，如集中出徽识“息”的河南信阳罗山县后李墓地，集中出徽识“史”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均位于商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

在这些墓地的外围还同时并存着若干出土较多青铜器的文化区，呈彼此对峙状态。北方有辽宁喀左区和晋陕高原区。喀左铜器文化区晚商属魏营子类型，多数学者认为该类型与围坊三期属同一文化，围坊三期恰与北庄子“ ”系集团相对峙。晋陕高原铜器文化区晚商属李家崖文化，旌介“ ”系集团和桥北“先”系集团与之对峙。这是一种考古现象，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提出供大家思考。

（本文是为“‘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2006年，台北；此据《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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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

商文化自二里冈下层开始，各阶段的分布四至有很大区别，在不同方位的出现和消失因时而异，如西方和东方就经历了完全相反的模式。就西方而言，二里冈下层时，是其大规模西进阶段；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时，是其稳定阶段；殷墟二至四期时，是其大规模退缩阶段。兴、衰过程相当清楚。如果承认二里冈下层文化是商代之初的商文化，殷墟第四期是商代最晚的商文化。那么认识商文化各阶段分布的变化，或许会对探讨商王朝疆域的变化，在各方位势力的消长，以及与周邻诸方国的关系等问题有所帮助。以下仅对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过程作简要分析。

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以前诸考古学文化

为了全面认识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过程，有必要先就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代以前诸考古学文化之分布态势作简单介绍，以充分了解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与此前商文化在分布范围上的不同。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时代之后，商代以前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以下四种：二里头文化、东太堡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

二里头文化大家最为熟悉，是考古工作开展最多、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在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东不及商丘，仅在杞县和驻马店一线有发现，如杞县之牛角岗、段岗^[1]、驻马店之杨庄遗址等^[2]。西可抵关中东部及丹水上游之商州，如陕西华县南沙村^[3]、商州东龙山遗址等^[4]。北不逾霍太山，如山西襄汾大柴遗址^[5]。南可达汉水流域，如河南淅川下王岗^[6]、邓州穰东遗址^[7]等。可以看出，豫西和晋西南是其中心地区，豫西则属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则属东下冯类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东太堡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中北部，是一种以高领、高锥足鬲为代表的遗存。这类遗存在晋中、晋北地区已发现多处，除太原东太堡外^[8]，还有太原许坦、狄村、光社，太谷白燕、汾阳北垣底、峪道河、杏花、薛家会，娄烦何家庄、罗家曲、史家曲、庙湾^[9]，忻州尹村等^[10]。其文化特征不同于其南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是山西中北部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而言，这类遗存分别与位居其东和其北的下七垣文化、朱开沟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对下七垣文化分布范围的认识小有分歧，但认为太行山东麓南段属其范围则是一致的。如此，其南与二里头文化、西与东太堡文化，东与岳石文化分别相邻。该文化是一种以卷沿锥足鬲为代表的遗存，其有多种器物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同类器甚为接近，演变关系清晰。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下七垣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前身，属先商文化。

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其邻近地区，东临海，西与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相邻，其分布范围似不小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的面貌，各地较为一致。它具有一套有别于其它文化的陶器群，如夹砂陶多为褐色，泥质陶多为灰色，大部为手制。素面为主，凸棱饰发达，还有少量彩绘陶等。有些石器亦很有特色。因岳石文化发现早、认识晚，对其分期、分类尚未形成共识。目前学术界较普遍认为岳石文化属东夷文化。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上述四种考古学文化中，若将分布范围较小且地域偏北的东太堡文化排除，其余三种文化以河南东部为界，大致呈鼎足之势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继龙山文化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格局。比较而言，三者中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最大，且东西对峙，彼此相邻。如果分布范围之大小与其强弱有关，那么，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强的两大集团。

据文献记载，有夏一代，与夏王朝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东方夷人集团，其著名的领袖人物如皋陶、伯益、后羿、寒浞等在夏初都显赫一时，甚至一度取代夏王朝，“因夏民以代夏政”。少康复国以后，夷人集团中虽再未出现上述类人物，但一直兴盛不衰，与夏王朝时战时和，成为夏王朝外部的主要对手。这种状况无论时间、地域和态势都颇与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格局相吻合，似从考古学文化上为“夷夏东西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至于下七垣先商文化，分布范围远小于上述两种文化，似乎不及他们强大。

约自晚清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商族发祥于东方，属东夷集团，其分布范围包括渤海湾周围广大地区，以今山东、河北和辽宁为主。其中鲁西南和豫东是其中心活动地域。考古材料表明，这一广大地区内存在的考古学文化并不单一，现知除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外，在他们的北面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彼此特征明显，不可混淆，笼统地将他们视为东夷文化显然不妥。结合与二里冈文化的传承关系，视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是合理的。商族在灭夏之前，有其相对独立存在的空间，其与东夷相邻，互有关联在所难免，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归东夷集团。

二 、二里冈下层阶段——商文化的西进

到二里冈下层文化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第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下七垣先商文化的分布范围相比，二里冈下层文化向南、向西大范围扩张，几乎把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全部占有。其中往西包括秦岭南北的关中东部和商州地区。前者以耀县北村遗址为代表，其它遗址还见于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真坊、华县南沙村、大荔赵庄与白村等^[11]。后者以东龙山遗址为代表。如果我们把山西西南部也视为本阶段商文化的西境，则典型遗址有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和侯马上北平望等^[12]。前两处属运城地区，位于山西西南端，南与豫西，西与关中隔（黄）河相望。无论陕西东部，还是晋西南，此前均属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二者各自在西部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可以说是二里冈下层文化第一次统一了中原地区。此时，商文化的政治中心也由太行山东麓转移到河南中部，即转移到原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郑（州）洛（阳）一带，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新建就是最好的证明。

显然，商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扩张是向南、向西进行的，是以完成对二里头文化的全面替代为主要目的的。

至于东部地区，即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迄今为止一直未发现二里冈下层文化。可见，虽然下七垣先商文化也与岳石文化相邻，但商文化的第一次扩张并未向东发展，岳石文化仍继续安然存在。

¹⁴C 测年表明，二里冈下层文化约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由此可知，二里冈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取代，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地域上看，都与夏商更替相符。因此，视二里冈下层文化为最早的早商文化，于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变化上也是说得通的。

商文化在初次扩张时首先全面占领夏地，而不是东夷之地。说明在商人目中，夏是最主要的革命对象，只有首先掌控夏人，占领夏地，才能迅速壮大自己，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商对夏的占领是相当彻底的，如上所述，二里冈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几乎涵盖了全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这与后来周灭商的状况极其相似，都是以小治大，全面占领。此举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

我们说商文化的初次扩张不包括东夷之地，是因为在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没有发现二里冈下层文化遗存。上文提到，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大，而此范围内开展的考古工作亦相当多，二里冈下层文化存在而没发现的可能微乎其微。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象，内中包含着诸多问题需要回答。如有学者认为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且不说其立论前提“南关外型”属何种文化尚难论定，仅偌大的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内不见早商之二里冈下层文化就无法解释。按照这种观点，等于在先商之地突然完全不见了早商文化，让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当然，在下七垣文化的分布范围内二里冈下层文化发现也很少，但这与二者属同一文化之早晚而不易区分有关，目前确定的下七垣先商文化晚期，可能进入早商时期。它之所以与典型的二里冈下层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所不同，是因前者是商人在本土之发展，后者是其南下后融合当地文化因素而形成。这与岳石文化和二里冈下层文化间毫无传承关系的情况完全不同。

三、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商文化在西方的稳定

本阶段商文化向外极度扩张，分布范围空前之大，此已为学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