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是谁“制造”了汉武帝
黄怡君(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生)
2016-09-23 15:52 来源:澎湃新闻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记载到底能传达几分真实?最近历史学界,有学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
以往学界多认为,在汉武帝晚年,汉朝的国策从对外用兵转向“守文”。最近大陆学者辛德勇以追踪史料来源的方法,来检讨这种说法,他指出学界之所以会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学者相信了《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晚年历史的描述。这份研究牵涉的论题从汉代跨越到宋代,一层一层追索《通鉴》中数段记载的史料来源,内容十分精彩。
辛德勇长年研究历史地理,精通版本学与目录学,近年来的研究领域也延伸到年代学。他开始注意历史重构的问题,是因上课时想向学生介绍《资治通鉴》一书中不同时期的史料价值之差别。当年辛德勇的老师黄永年曾说,《通鉴》的秦汉部分没有特别的史料价值。
经过数年的研究,辛德勇写成〈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于去年改编成《制造汉武帝》一书出版。辛德勇想透过这项研究来证明:按照史料学的原则,研究西汉历史必须先根据《史记》、《汉书》,而不能依据《通鉴》来立论。
以下便简单介绍《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以及学界由此而起的回响。
“轮台诏”与汉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向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89B.C.E.)罢遣方士,并于其后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即下文不断出现的“轮台诏”)。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汉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守文”。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的〈论轮台诏〉一文。
然而,若仔细审视《通鉴》征和四年的记载,便可以看到汉武帝在罢遣方士之前,竟还热衷于一系列的求仙活动。这样的记载难道没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