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介绍了古代西域鱼国人东西迁徙和在中国的活动遗迹与历史。全书以山西太原西南王郭村发现的虞弘夫妇合葬墓考古资料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切入分析，扩及中古时期鱼氏族群在中亚、漠北与中原地区的迁徙分布，对以鱼遵、虞弘等为代表的古代鱼国人的东迁入华及其融入中华民族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包括鱼国的登场、鱼国之谜的探索历程、虞弘家族及其生平、虞弘墓志中的改刻和佚缺之字、虞弘所戴鱼头冠的新发现、漕国与并州——“鱼”之关联、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步落稽白鱼二氏的混融与共生、鱼氏族人与中古政治等九方面内容。

本书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力求新的突破，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作者简介

冯培红（1973— ），浙江长兴人。1997年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4年获该校博士学位，2006年赴大阪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为兰州大学萃英特聘教授，2016年起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受聘为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中古史、丝路民族史。出版专著《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4部，发表论文127篇。

本书结语

开掘历史的潜流

如果不是太原虞弘夫妇合葬墓的发现，人们就不知道中古时期存在一个鱼国，也不了解鱼国人后裔在并、代、介三州的生活。观看墓葬石椁上雕绘的图像，恍如把人拉到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以往阅读北朝及隋代历史，纵然对并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胡人活动有所了解，但是当亲身站在真切实在的石椁之前、精美别致的图像映人眼帘的时候，仍然不禁为之一震，深深地感受到真实的历史面相要比史书的记载复杂得多。

虞弘夫妇合葬墓不是孤立的，在该墓发现后的几年里，西安又陆续发现了安伽、史君、康业等粟特人的墓葬，同时又让学者们联想起天水、安阳、益都等地发现的同类墓葬。这些充满浓郁西域风格的胡人墓葬，突然之间成群结队地飘然而至，为认识中古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相对于传统史书记载的主流历史，这些胡人墓葬所揭示的历史面相则是一股潜流，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整体性和真实性的认识。

虞弘夫妇合葬墓的发掘者张庆捷说：“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往往会撕开古代社会的冰山一角，让我们能够见识甚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穿越历史，我们感觉到的何止是历史的深不可测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如滚滚河流奔腾而来。可以说，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发现，就使得诸多重要历史信息穿过千年的时空展现出来”。诚哉斯言！在有限的史料和认知下，历史的深邃博大远远没有能够完全揭示，历史的神秘面纱依然笼罩，甚至遮蔽了史实真相。这让人在未知的世界面前常感到自身的渺小，而能被揭现的历史潜流也因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虞弘为代表的西域胡人基葬，为探索中古史，特别是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明交流、胡汉民族的交融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学界也因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本书所论，虞弘所出之鱼国即步落稽。北朝隋唐时期，黄河两岸的晋陕一带出现步落稽集团，从最初的胡貌胡语到后来的汉化融入，是丝绸之路民族迁徙交融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案例之一。尚丽新指出：“稽胡人的历史就是一个部落民族如何融入主流文化中的历史”。”《隋图经》提到“胡头汉舌”的“丹州白室”，正是处在融合与汉化的过程之中，而丹州宜川县有一条“库碉川”，《隋图经》记载“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于川内共结香火，故唤香火为库硐，因此为名”步落稽胡人与汉人隔水而居，但却在库礓川共结香火，互相交流，并且形成共同的精神纽带。

笔者从虞弘墓志中两个改刻的“鱼”字人手，分析挖字以后残留的笔画遗痕，判断为偏旁部首“斗”；又通过虞弘所戴鱼头冠的发现，将之与隋代西域漕国王所戴的金鱼头冠联系起来，最终得出“鱼”字挖改前的原字为“漕”。继而在鱼国、步落稽、□奴栖（虞弘的祖父，鱼国领民酋长）为balïk的音译异写的基础上，认为鱼国即婆来伽国、跋禄迦国，位于今新疆阿克苏一带；同时，通过跋禄迦国人所信奉的顺天神（糊那天神）向漕国的移动，跋禄迦国（鱼国）人在今阿富汗南部创建了漕国，遂最终判定虞弘墓志中的“鱼”字挖改前应为“漕”。由于漕国王姓昭武，为康国王之宗族，所以虞弘墓志中称他“检校萨保府”，其石椁图像也呈现出祆教的内容。这些祆教图像也是大多学者把此墓当作粟特墓葬对待的原因，虽然以前没有人关注到鱼国与漕国的联系，也忽略漕国与粟特康国之间的关系。打捞这一段尘封的历史，过程是相当曲折的，需要对虞弘墓志、石椁图像、传世史籍等多种材料进行关联解读，并且有所发现，才能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开掘历史的潜流。谢承志等人分析检测虞弘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古代人群的DNA序列，得出鱼族的分布范围为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结论，也正好与跋禄迦国（鱼国）、漕国的位置相吻合。

阅读《隋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读到虞庆则、孝仁父子先后被隋朝皇帝诛戮，对其原因的交代仅以“谋反”或“谋图不轨”相敷衍，显然是将复杂的历史事件与深层的原因简单化了。笔者从虞庆则“本姓鱼”、京兆栎阳人切人分析，发现京兆栎阳是鱼氏部族的重要据点，这也为今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出土的多块造像碑中的鱼氏人物所证实，特别是“鱼洛逊”的名字，为粟特语roxšan的音译汉字，与安禄山属同名异译，意为光明，这也证明包括虞庆则在内的京兆栎阳鱼氏确实源自西域鱼国。另外，虞孝仁“性奢华，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也为洛阳、偃师北魏墓出土的悬挂着鱼的骆驼俑所证实。所悬之鱼并非为了食用，而是用来祭祀顺天神，这跟漕国王头戴金鱼头冠、祭祀顺天神用鱼脊骨是相符合的。而虞庆则、孝仁父子正是因为祭祀顺天神，每日在神祠前聚集千余人，为猜疑心重的隋高祖、隋炀帝父子所忌，遂遭诛戮。像隋代虞氏父子的案子，若不从顺天神的宗教信仰去作发覆，恐怕会成为一个永难索解的历史之谜。这样，既难以完全抉发历史的主流，又掩映了历史的潜流，距离历史的真实面相也就相当的遥远。

既然鱼国即跋禄迦国，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一带，那么步落稽中出现大量的白姓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学界推断步落稽白氏出自龟兹，位于今库车市一带。跋禄迦、龟兹两地近邻，物产、风俗、文化相同，两国人在东迁过程中混融共生，自然容易理解。也正因此，鱼氏的两个著名郡望冯翊（下邦）、晋阳，同时也是白氏的聚居地。例如，太原白建沿着汾水南下，西渡黄河，先居住在同州韩城县后来其中一支继续南迁至同州（冯翊郡）下邦县。这种鱼、白混融共生的现象，绝不是毫无缘由的。从古至今，黄河两岸晋陕一带有许多鱼、白二氏的村落和人口，就是因为步落稽人原本来自西域鱼国（跋禄迦国）与龟兹国。关于鱼、白混融共生的迁徙历史，过去无人进行探讨。抉发这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既是对汉代上郡龟兹县、龟兹属国的延续认识，也为了解这一地域的人口现状及其历史溯源提供参考，使历史的潜流浮出水面，让历史真相为更多人所了解。

进入唐朝，唐中宗所娶鱼氏女子，与唐玄宗的曹野那姬一样，不列于两《唐书·后妃传》，在主流历史中毫无踪影。然而，幸得鱼涉、李承悌妻鱼夫人两方墓志发现，始知鱼氏与李唐皇室两代通婚之事，尤其是经过考证可知鱼涉之侄女嫁给了唐中宗，可补《后妃传》之缺。

当然，历史的潜流并非完全消隐不见，有些可以与史书的记载相印证，从而激活一些被忽视的历史。比如，虞弘家族的迁徙路线是曲折而漫长的，先从西域鱼国东迁至漠北茹茹（柔然），然后再南下进入中原北齐，历北周至隋一直定居在太原。这一迁徙并不是孤立的，史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北史》记述安吐根家族从粟特东迁至酒泉，他曾作为北魏使节出使茹茹，以后再南下东魏，并效力于北齐。虞弘、安吐根家族的迁徙轨迹是相当类似的，这样的案例积累多了，就能勾勒出一条当时公认的共同行走的路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又如，安吐根、虞弘在东魏、北齐均曾担任凉州刺史，这个东部的凉州在《魏书。地形志》《北齐地理志》《隋书·地理志》中没有记载，《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亦未有列，但在个别史传与墓志中零星出现，像一股潜流一样悄悄流过。通过搜辑史料与考证缘由，东魏、北齐时代的凉州面目得以浮出水面，为人所知，这对于理解高氏政权与西部世界的关系大有裨益。再如，唐朝采取世界主义的国策方针，对一切民族平等对待；而各民族也加快了汉化的步伐，取汉式郡望，很多步落稽人的身上越来越难以看出本民族的特征，白居易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甘露之变中的鱼志弘与号为“鱼郑”的郑注，也同样无人关注他们的族属，但郑注被直接称为“鱼郑”“水族”，可见时人是明知郑注的本姓的。通过鱼志弘与粟特人何少直的密切关系，以及对郑注的各方面考察，透露出他们是鱼国胡人后裔的特点。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到后来这种民族的特征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他们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总之，历史的潜流只是因为史料寡少、书写不明而暂时地被遮盖。通过历史学者的努力，用历史研究的技艺去作精细的分析，挖掘出被掩映遮蔽的历史真相，使历史呈现出完整丰富而又多彩的实际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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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后记

时光过得很快，书稿一放，便是三年过去。那还是2019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时写成的初稿。是年底董理旧稿，先修改一本译著，后完成一部书稿，直到今春才有空修改本书。经过近三个月的工作，到今天终于完竣。

明天是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的日子。回首过去，我来浙大工作也已经有六年了。上两部著译书稿及五年前出版的拙著，主体都是在来浙大以前积累的；而本书则完全是到浙大以后所新写，虽然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思考鱼国问题，但确切地说，是从2018年才开始动笔，翌年春夏访学北大时写成初稿，今年修改完成。

2016年调到浙大以后，我也有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原来的纯敦煌学研究转向丝绸之路民族史的探索。哪怕是之前已经写就的研究官制与家族的两部敦煌学书稿，也搁下不改，暂不出版。丝路民族史是个迷人的学术领域。活跃在亚欧大陆上的诸民族是丝绸之路的灵魂，伴随着他们的足迹流动，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动，相互间的碰撞带来生机勃勃的新的活力，延续着人类的文明史。我把目光主要放在月氏人、粟特人、波斯人、鱼国人身上，追寻他们的足迹，探索他们的秘密，希望能将尘封的历史打开，开掘出被掩映乃至湮没的历史潜流。正如本书《缘起》中所说，这本小书献给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各族先民们。

感谢中山大学范兆飞、上海师大陈大为教授邀约讲座，关于鱼国的初步思考得以与沪、京两地的同仁交流；也感谢首都师大郝春文、王永平、刘屹、游自勇教授，中央民大李鸿宾教授，杭州师大马丁教授，台湾大学康韵梅教授，中正大学朱振宏教授，浙江图书馆单骅老师，杭州湘湖横山书院叶桦女士，以及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谢继胜教授、历史学院孙英刚教授、社科院袁清与冯茹老师，让我在讲座、论坛或会议上发表关于鱼国的看法！最应感谢的是北大历史系叶炜教授及以邓小南教授为首的文研院诸位老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第六期邀访学者！文研院提供了洒满阳光、充满温馨的办公室，让我得以在美丽的静园二院从容地写作书稿，以及在交流会和文研论坛进行报告和讨论。感谢惠予我宝贵意见的同期访友，以关雪老师为代表的文研院行政团队，以及接受我的邀请在文研论坛作报告或与谈的荣新江、葛承雍、王永平、陆扬、李肖、张铁山诸位教授！记得交流会的次日，渠敬东教授加我微信，很幽默地发来一张吹笛唤鱼图，我说“打算在文研院把这条鱼做好”。十分怀念那个紫藤花开的小院，本书的初稿就在那里诞生。

在北大访学期间，我参观了京城的各大博物馆，特别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看到阿富汗文物展览，发现鱼饰圆形盘中鱼的尾巴和鳍竟然是立体可以活动的，这是以前光看图录根本看不出来的。访学结束之前，我从北京前往山西，先是在大同参加会议，然后往南经山阴、朔州至太原，考察晋北各地，再次观摩虞弘墓志与石椁。因为事先应承了大同会议，所以错失邓小南院长及助理韩笑老师邀约的陇东、宁夏考察之行，在感激两位老师好意的同时也深感遗憾！在大同会议上有幸拜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先生，他是虞弘夫妇合葬墓的主要发掘者，不仅与同仁合著出版考古报告《太原隋虞弘墓》，而且还独立撰著《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一一解读虞弘墓》及其修订本《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为研究此墓文物及相关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与研究指引。自那以后，张老师给了我许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提携，热心地惠赠资料，多次邀我赴晋参会。张老师也曾南下杭州，在西子湖毗为浙大历史系、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设讲座。我发表的两篇关于虞弘的论文，张老师看到后都是第一时间安排在“北朝考古”公众号上推送以及带我参观徐颖（显秀）墓室，前辈学者的提携之情令我感动不已。在与张老师接触请益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为人与为学，踏踏实实，质朴无华。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与张老师共同推进虞弘墓的研究。

2017年夏，我带着十多位研究生及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前往新疆考察，这次西行的最西站到阿克苏，也就是本书研究认为的鱼国之地。感谢好友阿克苏地区文物局米莉古丽·毛拉买提副局长及其爱女艾米与库车市文物局肖占玉先生的热情关照和大力帮助，当时龟兹研究院的赵莉女史与苗利辉先生也为我们的考察给予方便和照顾。2018年以来，我四次赴山西考察，纵贯全省，观览虞弘墓志、石椁及其他文物古迹、博物馆和相关村落，寻觅鱼国之谜的蛛丝马迹。我以前的硕士生贺钢家在太原，不顾烈日暴晒陪同寻访残垣断壁的晋阳古城。另外，我每年独自或带博士后与博、硕士生去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调查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墓葬及其他文物古迹，走访各地的鱼姓村落。2019年夏从日本回国后，甫下飞机就到上海图书馆调查家谱。在这里要感谢曾跟我读博、现任教于青海师大的魏军刚副教授，甘肃省陇西县文峰中学的张耀君、杨军老师，柯寨镇蒋陇民镇长及鱼家柯寨村的鱼自义、鱼海先生和鱼慧敏同学，鱼家湾佛殿川的鱼筱棱先生，镇原县临泾镇的鱼晓梅同学；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文化馆洪东海馆长，博物馆雷敏馆长与梁丽华、曹红女士，鱼家门村的刘孝孝、鱼三俊先生，以及鱼治斌、鱼仓娃、鱼亚涛与范亚丽伉俪、鱼亚强先生；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的维三性、吕民、张文利先生；渭南市临渭区下邦镇鱼李村（鱼家自然村）的鱼钢铁书记；韩城市融媒体中心的冯丽颖、鱼晓娜记者，芝川镇大鹏村的鱼天祥先生，韩城市博物馆刘姗馆长，渭南日报驻韩城记者站石小荣站长；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许栋副教授！特别是张、杨两位老师和鱼海先生开车带我寻访鱼家湾，翻山越岭，爬坡下沟，山路难走，极其危险，今日思之，犹有心悸。鱼慧敏曾就读于中国计量大学，是邻居好友范晓宇教授的学生，感谢她从下沙大老远地赶到紫金港，在晓宇家接受我的采访询问，也感谢晓宇与江洪伉俪招待午餐！感谢洪馆长花了两天陪同我调查鱼家门村和柳毅庙！年逾八旬的鱼治斌先生在夜里开老年代步车，给我赠送他主编的《长武鱼氏月盛恒家族族谱》，年逾七旬的缑先生骑着电动车捎我寻碑访人，吕先生在我离开栎阳以后时常发来资料信息，都令人感动！感谢鱼书记热情地开车相送，刘馆长慷慨提供白公济、白敬宗墓志的照片，特别是经我以前的学生丽颖引介，到大鹏村访谈鱼天祥先生，获赠《今昔大鹏村》一书，并得知“跑走马”表演中仍在使用鱼冠，与虞弘、漕国王的鱼头冠恰可对上。鱼先生还亲手制作了鱼冠，让丽颖寄赠给我，真是太珍贵了！我也很高兴地看到，自己对鱼姓村落的访谈调查，唤起了许多鱼氏族人对祖先历史的记忆，也避免了珍贵的传统文化的遗失。在这里还要感谢西安博物院王乐庆研究员、西安石油大学张利亚副教授曾热心地为我联系和寻访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鱼家门村落。

与前贤时彦研究虞弘及其所出之鱼国不同的是，本书除了细考墓志、细察石椁图像、细绎史籍之外，尽可能地爬梳各种文献与考古资料，搜辑流寓中土的西域鱼氏或其后裔，开展对鱼姓村落的调查，在积累尽可能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将虞弘家族置于遍布各地的鱼氏族群中，拓宽研究的视野，注重研究范式的转变。承蒙学界师友的好意，上海外大王丁、北京师大雷闻、洛阳师院毛阳光诸教授及陕西师大王庆显、西北工大石建刚诸君经常主动发来微信，告诉我有关鱼氏的碑志和石窟题记资料，尤其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阎焰馆长得知我的研究后，迅速拍照发来馆中所藏鱼骞感墓志的照片。另外，兰大吴景山教授帮助识读过虞弘墓志中的文字，武大吕博学兄在参观山西博物院时曾帮助细致察看石椁图像，浙大王瑞雷学兄清绘虞弘的鱼头冠供我观摩，博士后朱艳桐告知洛阳北魏墓出土的悬挂着鱼的骆驼俑，在日本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留学的张美侨博士帮我代购桑山正进先生的著作，并将这本十分厚重的书带到北京给我。陕西省社科院党斌、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永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博物馆俞国璋诸先生及鼓山中学徐红素老师，广岛大学山本孝子博士、神户市白鹤美术馆田林启博士及兰州大学杨洁、聊城大学吕德廷、湘潭大学宋翔、陕西师大殷盼盼、上虞葛启航诸君也给我提供过若干资料。本书第二、三、八章曾在《西域研究》《丝路文明》《西夏研究》杂志上先期发表，感谢陈霞女史、张玉海先生给予的充分信任！在此对以上师友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关于虞弘夫妇合葬墓与《隋书·虞庆则传》，还曾在浙江大学的课堂上讲授过，特别是我的同事周佳副教授参加了一学期的博士生课程，共同讨论，给我许多督励。也感谢“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读班”诸班员的指正，尤其是在读博士生杜冠霖、冯晓鹃、李生平、洪英与硕士生戚雅荧、钟艳雯及朱艳桐博士后、殷盼盼博士核校了所有引文史料，指出了许多我自己未能发现的错字，在此特表感谢！

饮水思源，感恩多多。在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来临之际，谨向给予我诸多关怀的刘进宝、黄华新、梁敬明、黄兰英老师及以朱晓芸主任为首的人才办诸位老师表示真诚的谢意！也向推荐我来浙大工作的北大荣新江、浙大张涌泉、中国社科院楼劲三位老师敬致谢忱！入职浙大半年后，吴朝晖校长与朱主任约我在邵医咖啡会谈，主要谈新疆研究的重要性及发挥浙大的作用，以及在全校开设敦煌学与“一带一路”通识核心课程群。课程群很快得以开设，我在其中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课上就讲授过丝路鱼国，认为鱼国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并发表了相关教学论文；我所在的浙大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于2020年入选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并被聘为浙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的研究人员，我觉得西域鱼国人的东迁及其融入中华民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丝绸之路民族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案例。感谢刘老师与甘肃教育出版社孙宝岩副社长的费心安排，此书得列于“浙江大学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感谢秦才郎加、张静两位编辑细心认真的编校，特别是秦才郎加兄严谨负责、兢兢业业的编校精神令我感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科冷门绝学重点项目“中古丝路鱼国、栗特、波斯胡人比较研究”（20LMJX01Z）的主要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古粟特人与河西社会研究”（19AZS005）、浙江大学中西书院刘迎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草原一沙漠文化带研究专题”重大委托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原帝国兴衰”（20@WTS004）及凉州文化研究院的支持。本书的出版得到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经费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冯培红

2022年5月20日校庆前夕于积石庐

2023年3月1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