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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动向 ——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介评

摘要:   1877年,李希霍芬(B. F. von Richthofen)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这条道路横跨亚欧大陆,地域十分辽阔,涉及许多国家、民族、语言及文化,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通大动脉。随着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展开与近代西方探险家在中亚的活动,东西方学者逐渐开展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涌现出了大量学术成果,丝路研究被公认为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然 ...


1877年,李希霍芬(B. F. von Richthofen)提出了“丝绸之路”一词。这条道路横跨亚欧大陆,地域十分辽阔,涉及许多国家、民族、语言及文化,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通大动脉。随着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展开与近代西方探险家在中亚的活动,东西方学者逐渐开展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涌现出了大量学术成果,丝路研究被公认为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然而,丝绸之路并非是一条从西安到罗马的直通路线,特别是古代世界存在各种交通隔阂,以及研究丝路所依凭的材料忽隐忽现与渐次积增,所以对它的探索也往往呈现出断裂式的特征。由于丝路沿线考古文物的不断出土和历史语言学的渐进解读,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才得以逐步向前推进。翻阅20世纪以来出版的丝绸之路研究论著,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学界,都存在着面临资料稀薄的尴尬,对丝路的叙述有时不可避免地加入想像敷衍的成分,这显然是因为考古材料的不足,对胡语文书的解读困难,以及东西方学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不过,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学异军突起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苏联政治板块的瓦解导致中亚各国的独立,都为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契机,东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得到了空前加强。近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与丝路沿线诸国的合作交流与双赢共建,为21世纪丝绸之路的国际化发展与研究搭建了更好的平台。

如果说20世纪对丝绸之路研究,东方学者主要倚重于中国汉文史书的记载,西方学者从有限的东西方文献史料出发的话,[1] 那么到了21世纪初,重视考古资料与拓展广域视角则成为丝绸之路研究的新动向。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如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2] 韩森(Valerie Hansen)的《丝绸之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3] 这两部著作都把丝绸之路放到世界史—至少是在东亚、中亚的地域范围内—的背景下,利用大量考古资料对丝绸之路东半段作了全新的考察。韩书在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尤为突出,兹以其书为例,就美国学界对丝绸之路研究的这一新动向进行分析与评论,并希望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有所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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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书的碎片支撑

韩森给她的这本书名中特地起了个“新(new)”字,意味着她想写一本不同于以往丝绸之路研究的著作。这种不同除了提出新观点外,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其所依凭的基础性资料,完全是丝路沿线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特别是多语言的纸质文书。

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出土文书的数量及其内容的丰富性。众所周知,在丝绸之路核心区段的亚洲腹地,历来多民族竞相角逐,各势力粉墨登场,风云变幻不定,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文献记载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过去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依靠东西方传世文献对遥远世界所作的粗线描述,有很多甚至是带有想像性的。而《丝绸之路新史》一书则是主要依据丝路沿线各地的出土文书及其它文物,构筑起了由各个绿洲岛屿点缀相接的丝路历史景观。

作者选取了楼兰(含尼雅)、库车、吐鲁番、撒马尔罕(粟特)、西安、敦煌、和田等七个丝路城市,除了最西端的撒马尔罕与最东端的西安外,其它五个城市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围。因此,她所研究的丝绸之路其实只在撒马尔罕到西安之间,[4] 而对西亚及地中海一带则未涉及,甚至也没有提到印度和高加索地区。[5] 作者指出,罗马帝国时代与中国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接触,而且始终没有一条连通两者的笔直的丝绸之路,而只是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5-21页)。[6] 她之所以选取这七个城市,无疑它们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点的考古材料颇为丰富,特别是出土文书内涵极广。通过这七个城市的碎片文书,可以串连起一幅贯通亚洲腹地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路线图。

如作者自己所说,该书的叙述顺序不是按照地理位置的空间分布,而是以时间先后来做编排。[7] 即使不以空间为顺序,我们也可发现作者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是从西方立场出发的,因为第五章的标题中把西安称作为“丝路终点的国际都会(The Cosmopolitan Terminus of the Silk Road)”。尽管“丝绸之路”一词是西方人发明的,但如果从其命名本身来说,应该把丝绸的源出地——中国的古都西安定为起点才更为合适。该书《结论》中也说:“严格地说,丝绸之路指所有从中国向西、经过中亚、到达叙利亚乃至更远的不同的陆上道路”(235页)。其实,无论是从人员往来、货物流通,还是文化传播、技术流转等各个方面看,丝绸之路从来都是东西方双向性的。

正像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说“丝路研究引人入胜”,[8] 此书的内容也同样引人入胜,特别是附有许多文书、简牍、石窟壁画、墓葬、钱币、遗址及其它文物的图版,以及每章都有的地图,清晰地展现了丝绸之路的交通空间及其众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土物。韩森听从上课学生的建议,“每章以一件文书开头”(x页),甚至连并不出土文书的西安也是如此,虽然西安本身拥有大量来自西域的丝路文物,但作者并未使用,而是放了一张带有“长安”字样的吐鲁番文书的图片。在《导论》前面也使用了一件吐鲁番文书,并从它的商业内容导入叙述,这无疑凸显了出土文书的重要性。她说:“本书以文书为基础……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提取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它们未被作过任何加工”(5页),“该书的目的就是……讲述一个个写在废纸上的最平常、但却是有血有肉的丝路故事”(24页)。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文书材料在书中所占的比重清晰地看出。作者显然非常善于处理和分析这些多语言的文书纸片,无论它是哪个地点出土的杂七杂八的胡语或是汉文材料,都使用得得心应手,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这些文书大多书写在纸上,有的也写在木头、丝帛、皮革或其它材料上。中国西北及中亚地区气候干燥,处在亚洲大陆的沙漠腹地,这种环境有利于保存纸质及其它文物。而丝绸之路穿越亚欧大陆,沿线很多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丰富的遗存资料,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丝绸之路、认识丝路先民们的活动提供了可能。

第六章开篇说:“如果你打算只参观一个丝路遗址,那就去敦煌”(167页)。这显然是因为敦煌保存的文书与文物,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说,都是最多、最完整、价值最高的。它不仅拥有700多个佛教石窟及其精美的壁画,而且藏经洞还出土了约6万件纸质文书及绢画等物,以及悬泉置和烽燧遗址出土的大量汉简。作为中原王朝连接西域的桥头堡,敦煌在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史上具有独特的枢纽作用。敦煌文书的语言是极为丰富多样的,有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西夏文、蒙古文等。《导论》中花了一定的篇幅介绍悬泉汉简,大概是考虑到敦煌文书实在是太丰富了,无法在第六章中一并叙介,所以只好做了这样的前置叙述。对于多达35000多件悬泉汉简,作者关注的只是来自中亚的朝贡使团,特别是粟特使节在敦煌贩卖骆驼的贸易活动。在第六章中,除了再次提到在前一章已经详叙过的粟特文信札外,作者首先注意到藏经洞出土的粟特语祆教经典《阿维斯塔》诗句与祆教女神像纸画、三件汉文摩尼教文书、一件胡奴买卖文书;而且还关注敦煌文书中的外来商品与胡语在敦煌地区的使用,显示了对丝路贸易与多语言的叙事倾向。

如上所言,该书研究的丝绸之路其实只是东半段,其最西端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地区,这里是粟特商人的故乡。粟特地区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是最典型的世界文明十字路口。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东120公里、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穆格山出土了97件文书,其中粟特文92件、汉文3件、阿拉伯文1件,以及1件用鲁尼字母书写的文书,展现了中亚粟特地区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前夕的情景。尽管这些文书缺乏丝路贸易的内容,很多只是本地的契约及其它文书,但作者指出,来自中国武威等地的3件纸质文书是丝绸之路长途贸易的证据。也许正是因为穆格山文书缺少丝路贸易的记载,所以在第四章开头使用了一张敦煌西北T. XII. A烽燧出土的粟特文信札之图版,并且详细介绍了信札的主要内容,从中可知粟特人在从撒马尔罕到中国境内开展的远程贸易。除了文书之外,粟特地区的片治肯特、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壁画,体现了粟特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与周围的中国、突厥、印度、波斯等外部世界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中的外交使节被描绘得像是贸易者,尤其是中国使节手持蚕茧、生丝、绢帛等物,是中国与中亚粟特地区开展丝路贸易的典型象征。

从粟特地区往东走,在到达帕米尔高原之前的阿富汗境内发现了一批巴克特里亚语文书,[9] 在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山口的岩石上刻有1000条佉卢文与4000条婆罗米文题记,在奇拉斯下游的夏迪亚尔遗址有550条粟特语题记及汉文、藏文、希伯来文和其它伊朗语文字题记。这一带显然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不过,作者并未选取这些据点,没有利用这里出土的文书及题记,而是随着斯坦因(A. Stein)的脚步直接进入中国境内,仅在第一章叙述楼兰时有所提及。在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面,她选取了丝路南道上的和田、尼雅、楼兰,北道上的库车、吐鲁番等据点,逐章进行论述。

尼雅、楼兰出土了数量不少的佉卢文与汉文文书,前者更加引人注目,这是一种三、四世纪用来书写梵语和其它印度语言的文字,反映了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犍陀罗人翻越帕米尔高原,沿着丝路南道进入到楼兰地区,而汉文“楼兰”就是佉卢文Kroraina一词的音译。这也让人联想起米兰壁画中带有罗马风格的有翼天使(彩图5B)。作者引用了当地出土的两枚汉文简牍,显示出钱币、粮食、丝绸的数额颇巨,她认为都是楼兰的粟特商人交付给前凉官府的,并以此说明楼兰存在着“一些大额交易”(43页)。全书通篇都在论证丝绸之路上只有小规模的贸易,但此处却属例外。

位于丝路南道的还有和田,除了早期的山普拉、热瓦克遗址外,丹丹乌里克等地出土了不少七、八世纪的于阗文与汉文文书,而远在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中也有许多10世纪的于阗文文书。作者注意到,山普拉遗址发现的羊毛裤织锦上的希腊式半人半马与持枪武士,安德悦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木简提到一名于阗人以8000文的价格把一匹骆驼卖给了粟特人,达玛沟出土的汉文、于阗文双语木简,丹丹乌里克出土的超过1万文的借贷文书,以及犹太波斯语商业信札文书。10世纪以后,于阗国与敦煌归义军的关系非常密切,双方统治者之间世代联姻,于阗通过敦煌前往中原的朝贡贸易随之兴盛起来。除了正史中的记述,一组由15件组成的于阗文文书P.2741v、Ch.296、P.2790《于阗使臣奏稿》记载到,该国七位王子带了360公斤玉及皮货、马、骆驼、鹰、牦牛尾、织物、皮毛、药品、矿物、草药、香料、琥珀、珊瑚等物,到了敦煌以后,想要继续前往甘州、朔方并向中原王朝进贡,但是敦煌以东的道路因甘州战乱而受阻,他们未能完成朝贡使命。

库车、吐鲁番位于丝路北道,在东汉后期丝路南道(即阳关大道)衰落以后,北道变得兴盛起来。作者把库车称作“丝绸之路诸语言之门”,开篇就从当地出生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说起,他确实是个语言天才,特别是到后秦都城长安以后主持翻译了大量佛经。除了从梵文译为汉文外,还涉及到龟兹语和焉耆语。据统计,龟兹语文书有6060件,焉耆语文书有1150件。在库车南部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除发现龟兹语文书外,还有大量的汉文文书。作者介绍了伯希和(P. Pelliot)所获的130件龟兹语过所文书,其中第64号记录的是一名男领队带着一支全由女人组成的商队,作者猜想这就是正史中提到的龟兹“女市”。[10] 汉文文书有214件,其中也有一些关于商队活动的简略记载,甚至还有粟特人的若干信息。吐鲁番无疑是丝路北道上规模最大的胡汉聚落。自从汉代以来,这里就有大量汉人屯聚,同时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也常寄居此地,所以这一章重点谈论了汉人与粟特人,尤其是后者,她指出:“伊朗世界、尤其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东伊朗世界,而非罗马,才是独立的高昌国和640年征服此地的唐朝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94页)。强调粟特与吐鲁番粟特人的重要性,是基于出土文书与萨珊银币作出的结论。这里的文书绝大多数出自于墓葬,至今为止已经在205座墓中出土了约2000件汉文文书,其中粟特文文书与记载粟特人贸易的汉文文书都为数不少。作者根据《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列出了粟特人等买卖商品的重量及税额,很好地展现了粟特商人主导高昌国商业贸易的图景;《唐天宝二载(743)交河郡市估案》罗列了十几个行中350多种商品的各类价格,其中很多来自于中原内地(如蒲陕州絁、河南府生絁、梓州小练、常州布、益州半臂等)与中亚地区(波斯敦父驼、突厥敦父马等)。通过粟特胡商曹禄山与汉商李绍谨的贸易纠纷案和粟特胡商石染典的过所文书,完整地展示了从唐都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到西域各地的贸易实况。可以说,没有哪个地方出土的商业文书能像吐鲁番那样丰富而生动,甚至连敦煌的都比不上,吐鲁番确实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最佳代表和缩影。此章最后简单介绍了高昌回鹘汗国的宗教文书,值得注意的是粟特语仍被继续使用。

西安是古代帝京,这里没有出土文书,但其它反映丝绸之路的文物则极其丰富,比如最近十多年陆续发现的粟特人安伽、史君墓以及带有粟特风格的何家村窖藏文物。虽然第五章中也引用了吐鲁番质库账、敦煌判集等个别外地出土的文书,但这在论述西安这座伟大的都城时显然太无足轻重了,大唐帝京的文物多且精美,不需要边陲出土的残简断纸来作说明,所以此章严格地说不算是写在“废纸”上的故事。而被作者定义为“丝路终点”的古都西安,她同时又说“这座内陆城市也是那些从海路西行者的出发地”(141页),那当然只能依靠高僧或旅行家的游记来获知详情了。

以上七个城市中,位于亚欧内陆沙漠中的六个都出土了纸质文书,这些都是本地区乃至本民族的资料,依靠它们串连起了丝绸之路的道路网络。可惜的是它们大多是些碎片,有的甚至是十分残破,能否借助这些丝路孤岛上的碎片文书,通过发现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把这些绿洲岛屿串连成线乃至网络,来呈现丝绸之路的古往历史,是历史学家要做的工作。笔者非常赞同这样的做法,并且认为这是探索丝绸之路的最为可行的方法。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实践,试图通过分析与贸易及语言相关的大量文书,揭示出丝绸之路多语言、多民族环境下的贸易特征。不过事实也表明,这些碎片文书大多是关于本地区的日常生活,能够反映丝路贸易的材料并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那么多。这些文书反映的当然是历史的真实,但毕竟只是一种具体表象,作者得出的结论,尤其是根据这种表象所作的过于拘泥的定论或稍加演绎的推论,最终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2

辅助材料:古代僧传行记与近代西方探险家的记录

如果说出土文书是该书研究丝绸之路的基础性资料,那么对古代中国僧传、行记与西方旅行家的游记,以及近代西方探险家在丝路上的行记及考古报告的利用,则是又一补充与指引。

西行取经,是古代中国及朝鲜半岛的高僧们孜孜以求的伟大事业,他们不顾路途艰险,万里迢迢前往于阗、印度等地求取佛经。许多僧人或其弟子留下了西行求法的行记和僧传,为我们今天认识丝绸之路提供了当时的宝贵资料。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法显、玄奘,另外还有鸠摩罗什和义净。例如玄奘,第三章叙述他回忆从瓜州到高昌、再到中亚西突厥可汗牙帐的旅程,其资料来源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四章开篇写他从高昌到龟兹,翻越天山到西突厥可汗牙帐,再到撒马尔罕等粟特地区,依靠的仍是该传及《大唐西域记》。第七章也简略地提到了玄奘。再如法显,第一章最末写他去时经过楼兰,第五章叙述他从海路归国,以及第七章中法显对于阗佛寺的描述,均出自于《法显传》。

10世纪以后,西方的旅行家也陆续东来,对丝绸之路各地的情况均有记录,如《导论》中说到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第五章叙述916年阿布·扎伊德(Abu Zayd)记载了唐末的战乱破坏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断,第七章提到马可·波罗(Marco Polo)与鄂本笃(Bento de Goes)游记中在和田等地的情况。

当然,古代不仅有西行取经的中国、朝鲜半岛的高僧,也有东来传法的印度、中亚胡僧及其他宗教传播者,以及东来西往的旅行者,他们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成为今天研究丝绸之路的必要的补充性资料。

其次,我们在书中明显地发现,作者在描述丝绸之路各个绿洲城市时,经常是沿着近代西方探险家的足迹前行的,所以她的叙述方向也很自然地自西向东,并把西安当作了丝路终点,尽管在章节顺序上按照时代先后作了变换。

通观全书,作者共举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4位到过中国西北及中亚地区的西方探险家:匈牙利洛克齐(L. Lόczy),英国鲍尔(H. Bower)、斯坦因、高德福雷(S. H. Godfrey)、马继业(G. Macartney),瑞典赫定(S. Hedin),德国勒柯克(A. von le Coq)、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特灵克勒(Emil Trinkle),法国伯希和,美国亨廷顿(E. Huntington),俄国鄂登堡(S. F. Oldenburg)、前苏联弗莱曼(A. A. Freiman),瑞士伯斯哈德(Walter Bosshard)。另外还提到了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中国、前苏联、哈萨克、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以及20世纪90年代来到南疆的英国布莱克摩尔(C. Blackmore)、瑞士鲍莫(C. Baumer)等探险家。

在这些探险家中,作者最钟情于斯坦因,全书只有第二章没有提到他,其它各章及《导论》、《结论》中都出现了他的名字。就像第六章介绍斯坦因学习英国考古学家佩特里(W. M. F. Petrie)的考古学方法论一样,他受到了此人极大的影响,对于同一次考古发掘他都分别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发掘简报与极其详细的大型考古报告,特别是后者成了韩森在写作本书时的有用参考与学术指引。

《导论》中说:“这里讨论的很多遗址是斯坦因最早定位并绘图的,他发现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文物与文书。……斯坦因的描述对于重建每处遗址的原始状态极为重要,他对导致文书埋藏的环境的解释也很重要;即使后来的每位学者有其自身的解释,也都要依靠斯坦因作为出发点”(12-13页)。第一章叙述迁徙到尼雅、楼兰的犍陀罗人,就是沿着斯坦因从巴基斯坦、阿富汗进入中国的足迹来叙写的。第六、七章写敦煌、和田,同样也离不开斯坦因,尤其是他作为第一个到藏经洞盗宝的外国人,书中花费了很多篇幅来叙述他是怎样盗取文书的,甚至还提到了他的欺骗手法;而对后来陆续至此的伯希和、鄂登堡则只是简单提及,一语带过。此外,第二章写库车与克孜尔石窟,从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乘船从叶尔羌抵达库车的近三个月的水上航程叙起,紧接着是勒柯克对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破坏式窃割,以及伯希和对库车文书的获取。这些都来自于他们各自的考察记录。这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坦因和其他探险家的记述富含信息,因为除了极个别外,他们与古代的旅行者一样,使用相同的交通手段沿着同样的路线旅行。他们的记述填补了古代旅行者没有提到的诸多细节,有可能再次体验沿着古代贸易路线旅行的经历”(13页)。因此,这些探险家的考古记录自然就成为了本书写作的又一素材。

另外,作者对上个世纪以来的相关学术史、特别是胡语文书的解读成果,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介绍并加以吸收,以更好地利用这些出土文书来反映丝绸之路的景况。例如拉普森(E. J. Rapson)、布娄(T. Burrow)、布腊夫(J. Brough)对佉卢文文书的解读,西格(E. Sieg)、西格灵(W. Siegling)、皮诺(G. Pinault)对龟兹语和焉耆语文书的解读,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ns)、葛乐耐(F. Grenet)、弗莱曼、吉田丰对粟特语文书的解读,施杰我(P. O. Skjærvø)、熊本裕对于阗语文书的解读,以及张湛对犹太波斯语文书的解读,等等。正是在踏着这样的前人足迹,并加以综合运用,才丰富了对丝绸之路相关内容的深入探讨。

3

新观点的提出及其商榷

如上所说,《丝绸之路新史》一书最大的特点是材料新,充分利用了丝路各地出土的胡汉语文书,通过分析这些出土文书及其它资料,得出了对丝绸之路的一些新认识。

在《导论》中,第一段简单介绍了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以后,第二段就迫不及待地端出了作者关于丝绸之路贸易的新观点:

这个案件充分显示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特点。实际的贸易额很小。在这个案例中,只有七头牲畜运载了粟特商人的全部货物,其中有两峰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都是非常重要的驮畜。粟特商人的出现甚堪注意,因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不是罗马,而是处在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此外,丝路沿线商人的成功正是因为有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该诉讼案件发生在7世纪,当时唐帝国的军费投入为当地经济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11]

这段话讲到了丝绸之路贸易的三个特点:

第一,丝绸之路上开展的是小额贸易。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并且说大多仅限于当地范围的交易,有时甚至是以物易物(见《导论》3、4、5、10页,第一章50、51页,第二章76、82页,第三章102、104、106页,第四章119、139页,第六章195、196、197、226页,《结论》235、237、238、239页)。

丝绸之路既然以丝绸来命名,所以当人们一说起它时,往往就会联想到丝绸及其它商品在这条东西方道路上的贸易活动。关于丝路贸易中的各种商品,薛爱华(E. H. Schafer)已经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作了非常透彻的说明。[12] 我们不否认使节背负的政治使命、将士们的军事行动,以及宗教家的虔诚旅行,但很难想像大量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先民们,不顾千里迢迢与风尘仆仆,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长途旅行,一点也不受到商业贸易的利益驱动。以往的研究者依据有限的东西方传世文献,对介于两者之间的丝绸之路贸易图景进行了充分的构想,得出了丝路贸易兴盛与否的结论,其中持贸易兴盛论者不乏其人。《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也是从贸易入手并始终关注丝路贸易的。《导论》开篇即从粟特商人曹禄山的诉讼文书展开叙述,这是一份高昌县处理从长安到西域进行贸易的胡汉商人之间的纠纷文书,而且全书正文也主要是围绕丝路贸易来进行写作的。作者从已有的出土文书等碎片材料出发,对丝路贸易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所得出的小额贸易且多限于当地的结论,颠覆了过去仅靠传世文献模糊且偏颇的记载而构筑的丝路贸易的繁荣景象。

尽管此前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韩森的看法,[13] 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会笼统地称道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14] 本书作者基于碎片文书得出的限于当地的小额贸易之结论,是否准确?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一章论述楼兰时,她举出当地出土的两枚汉文简牍,以说明楼兰也存在着大额交易(much large transactions)。一枚编号为L. A. I. iii. 1—沙木886:

1 建兴十八年(330)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

2 一万石,钱二百。

另一枚编号为L. A. II. ii—孔木44:

□入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彩四千三百廿六匹。[15]

前凉时期,楼兰地区生活着粟特胡人。作者认为,他们向当地官府交付了1万石粮食、200文钱,或许是作为税金,也可能是为汉人军队提供粮草的一种交易。[16] 粮食的数额比较大,而另一枚木简提到4326匹彩及319匹某物(作者认为是牲畜),数量更是惊人。对此,她用在西域的汉人驻军或官府与楼兰粟特人的物资供给关系来作解释。第三章论述吐鲁番时,她使用了一份《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提到最大的交易额为800斤香料,称“用几头牲畜就可以运走”(102页)。但对于粟特批发商来说,一次性购买如此数额的香料,应该不算少了。此外,上述七位于阗王子带了360公斤玉以及其它大量货物来到敦煌,数额非小。[17]

关于丝绸之路究竟是当地贸易还是长途贸易?连作者自己在书中也说:“在穆格山发现的中国纸张是罕见的长途贸易(long-distance trade)的见证。……丝路商人把它带到了往西3600公里外的穆格山”(137页)。其实,仅仅是武威发出的官文书这种纸张传递到撒马尔罕,还不能作为丝路贸易的硬证据,但西晋末撒马尔罕商人那你槃陀(Nanai-Vandak)等人到河西走廊及中原内地的长途兴贩,以及唐代粟特商人曹禄山兄弟与汉商李绍谨等从长安到西域各地的远程贸易,则都是丝绸之路上远距离贸易的具体而生动的例证。

因此,基于碎片的出土文书所得出的丝路贸易是小规模且多限于当地的结论,虽然从许多文书的表象来看似乎如此,但显然并非全部。考虑到碎片文书的性质,大多只记载了单个商人的私人事情,所以我们确实是较多地看到近距离的小额贸易,甚至在非大一统时代因为钱币短缺而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作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过所文书说:“商队规模通常包括四、五个人与十头左右的牲畜”(104页)。然而史书中记载,西魏末有一支吐谷浑派往北齐的商队,中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18] 荣新江认为率领这支商队的将军翟潘密是个萨保,并联系佛经中遇到强盗的500商人,来推断粟特商队的一般规模。[19] 当然,这支商队是由政府主导的,有仆射、将军等官员,受到吐谷浑的武力保护,所以规模相对较大,而一般商队的规模应该要小一些。据敦煌文书P.3569v《唐光启三年(887)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附判词》记载,西州回鹘向敦煌派遣了一个由35人组成的使团,[20] 除了肩负必要的政治使命外,另一个目的应当是到敦煌从事贸易,[21] 所以在此逗留了很长时间,住了一个多月,敦煌官府为他们供应了45瓮5斗2升酒。

由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穿越芒芒戈壁沙漠,路途艰险,有时还会遭到盗贼的劫掠,所以商队一般都会结伴而行,甚至与官方使节一起同行,组成武装,尽可能地避免各种危险。这也说明,丝路商队的规模一般不会太小,贸易额随着商人人数的增加也在相应地增长。无论是从长安到西域,或者从吐谷浑到北齐,还是从西州到敦煌,商队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甚至更远的绿洲或其它地方,从事着不同地区乃至国别之间的贸易,而不完全只是当地的贸易。

第二,作者非常重视粟特人在丝路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并把贸易圈主要定在东半段即粟特与中国之间。从本书所选的七个丝路城市来看,也全都在此范围之内,而未覆盖丝绸之路的西半段。她指出,中国在西方世界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中亚地区的粟特,而非更西的罗马(见《导论》3、17-21页,第三章97页)。也正因此,该书中所写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定在了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粟特地区。

从历史上看,中国势力最大时所能控制或影响的极西之地,确实是在中亚的粟特地区,唐朝在这里建立了一些羁縻都督府。中国的汉族商人也曾远至西域弓月城贸易,[22] 汉人手捧丝绸的形象甚至被绘在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的壁画中。经过中外学界基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及粟特人墓志等众多第一手资料所作的充分研究,已经完全确认了粟特人在丝路贸易中发挥的独特作用。[23] 中古时期,粟特人多批次大量东来入华,沿着丝绸之路在东亚世界构建了当时最重要的贸易网络。无论是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还是劳费尔(B.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24] 这些名著都写的是中亚与东亚之间的丝路贸易。即使是从罗马运来的物品,也往往要通过粟特商人来转手贩卖。《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25] 唐初,高昌国王麴文泰将一对“拂菻狗”进贡给唐高祖,而唐人又将之称作“康国猧子”,[26] 可知在西起拂菻、东至中国之间从事中转贸易的“西胡”,是以康国为宗主国的粟特胡商。[27]

尽管本书《导论》中说:“丝绸之路上的粟特聚落大多从事农业,而非商业”,但通观全书,作者显然把粟特人当作丝路贸易中最重要的商人来看待,七章全都提到了粟特商人,尤其是第三至六章写吐鲁番、撒马尔罕、西安、敦煌,均围绕着粟特人的商业贸易来叙述,粟特商人在其本土以东的丝路东半段可谓独领风骚。

然而,进入唐代以后,罗马与中国之间的直接交往逐渐增多。[28] 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显然应该把粟特以西到地中海沿岸的西半段也包含在内。尤其是粟特商人“利之所在,无所不至”,[29] 魏义天(é. de la Vaissière)就研究了粟特人与拜占庭、印度、高加索及中国之间广泛开展的四方贸易。[30] 韩森未对丝绸之路西半段进行论述,可能是因为缺乏类似的出土文书,同时也忽略了当地出土文物与伊斯兰文献的相关记载。无论丝路东半段是如何重要以及有出土文书作为资料依据,但西半段也不应该完全缺而不论。


第三,作者揭示了丝绸之路贸易得以兴盛的原因,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大量驻军,其所提供的巨额军饷强有力地刺激了丝路贸易(见《导论》3、9页,第一章43页,第二章82页,第三章97、106-107、111页,第四章184页,《结论》237页)。她指出:“丝绸之路贸易的高峰与中原王朝派遣驻军在时间上恰相一致。……丝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原王朝军费支出的副产品,而非经常被认为的是民间商人在从事长途贸易”(111页)。这一观点相当新颖,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过,当然是否确实如此,也需要经受检验。

在第一章中,作者运用两枚楼兰简牍来论述粟特人给前凉军队与政府交纳巨额粮食与丝绸,并说:“楼兰的贸易只是全体驻军或个别士兵用粮食、丝绸与钱币从当地人手中购买粮食、马匹、衣服和鞋子”(43页)。第二章在论述龟兹时,最末部分也强调了贸易和驻军的关系。第三章中指出:“六、七世纪吐鲁番地区使用银币进一步表明,当唐朝在西北地区大量驻军时,丝路贸易进入了鼎盛期,当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伊朗世界,而非罗马”(97页)。根据卢向前的研究,吐鲁番地区实行银钱本位阶段是在561—680年,亦即麴氏高昌国后期到唐西州前期。[31] 作者所说的6世纪及7世纪前期,吐鲁番盆地尚属于麴氏高昌国统治时期,与唐朝驻军毫无关涉;即使在640年唐朝灭了高昌国以后,银币仍在此地被使用,作者认为这些银币来自于萨珊王朝,这与唐朝在西域的驻军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仅仅用中原王朝的驻军军饷来说明丝路贸易的兴盛,恐怕还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此外,唐天宝二载(743)交河郡市场的帛练行中出现了来自内地的丝绸,作者称“这些正是付给士兵的税绢”(106页)。可是,我们在史料中很少看到士兵直接用绢进行交易的例证。

综上所述,作者借助丝路沿线的出土文书来说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状况,确实起到了切实精准的效果,并对丝路贸易的特点进行总结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不过,丝绸之路是否多为当地贸易且规模较小?丝路贸易的兴盛是否因为中原王朝在西域大量驻军而提供巨额军饷所刺激的?前者过分地拘泥于碎片文书的表面现象,后者则又存在推演过度的成分,这些都是在研究丝绸之路贸易问题时必须警惕的。

注 释

[1] 例如Lucette Boulnois, La Route de la Soie, Paris, 1963;汉译本见〔法〕布努瓦尔:《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2]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2007年版。

[3]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本书评中所标的页码、插图页,皆见此书。

[4] 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涉及的范围基本相同,但还包括洛阳、太原、扬州、范阳、易县乃至漠北等地。

[5] 粟特人曾与四方开展交通贸易,魏义天对此作了全面性的考察,参见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

[6] 这在B. A. 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第一章《历史导言》(李特文斯基、张广达执笔)之“丝绸之路”一节中已有类似的叙述:“它实际上是一个道路系统(以及道路通往的主要方向),而不是一条专门的道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年版,第11页。

[7]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p.21。也可参阅书中前面所附的“Silk Road Timeline(丝绸之路年表)”。

[8]〔美〕 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后浪出版公司 2015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9] Nicholas Sims-Williams, 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北史》卷97《西域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10册,第3218页。

[11]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p.3.

[12]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3.

[13] 齐陈骏《对古丝路上贸易的估价》云:“当今天我们估价这条古代中西通道的历史功绩时,我以为不能把商业贸易估价得太高,更不能把它说成‘本质上是一条商路’,或者说‘商业贸易是其最基本的内容’”。原载《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此据齐陈骏:《枳室史稿》,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年版,第703页。

[14] 例如,李明伟在《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一书的《前言》中说:“商业经济活动是中西交通的直接动因和初始心理之基础。但把它只看作商路也是不够的。贸易路的发达,是中国封建社会西北地方经济史上一种特殊、重要的现象。丝路贸易对古代西北社会发育和经济发展曾起过决定性影响,并惠及今日。”

[15] 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 1999年版,第1册,第61、107页。

[16] 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亦云:“我们怀疑这些粮食、钱币是前凉驻军以租赋形式从‘粟特胡’那里征集来的。”见《文物》1991第8期,第42页。

[17] Harold W. Bailey, “The Seven Princes”,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XII. 3-4, 1948, pp.621-624.

[18] 《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传》,中华书局 1971年版,第3册,第913页。

[19] 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第48-50页。

[20]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346页。

[21]《丝绸之路新史》一书第191页也提到一件敦煌文书P.3547《唐乾符四年(877)沙州上都进奏院状》,记载张淮深派遣入朝的使团有29人,一组到达唐都长安,另一组则留在灵州。虽然说使团的目的是为了求取旌节,但使节在京城逗留了四个半月,应该是在从事贸易活动,而在灵州的使节无疑更是如此。

[22] 〔日〕荒川正晴:《唐代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101-109页。

[23] 参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 1994年版;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日〕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书院 2011年版;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版。

[24]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25]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58《器物部三·瓶》,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4册,第3365页。

[26] 参见丛振:《西域“猧子”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5-51页。

[27] 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原载《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此据罗丰 《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 2004年版,第81页。收入书中时,文字、语序略作改动。冯培红:《粟特人与前凉王国》,《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X,2015年,第165页。

[28]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 2006年版。

[29] 《旧唐书》卷198《西戎·康国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16册,第5310页。

[30]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

[31] 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经济关系综述之一》,《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32-246页。

此文原刊于《丝路文化研究》第三辑


本文于2016年6月13日在浙江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亚洲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和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过讲演,承蒙扬州大学李尚全教授与敦煌研究院王志鹏研究员约稿,今校此稿,而尚全已逝,谨以此文纪念李先生。本文得到浙江大学中国史学科双一流经费资助。

——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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