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州方志编修的传统源远流长，明清时期更是诞生了多部取材专精、体例严谨的府县志。官修府志仰仗地方官的批允与资助，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经济形态、公共设施、民俗节气等等，为上级中央传递信息。而乡镇级的修志没有固定经费支持，需要地方乡贤自发收集材料编修、刊刻、出版，这在古代是一项旷日持久、极其艰巨的任务。古代苏州志书最多的地区，要数太湖 ...

苏州方志编修的传统源远流长，明清时期更是诞生了多部取材专精、体例严谨的府县志。官修府志仰仗地方官的批允与资助，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经济形态、公共设施、民俗节气等等，为上级中央传递信息。而乡镇级的修志没有固定经费支持，需要地方乡贤自发收集材料编修、刊刻、出版，这在古代是一项旷日持久、极其艰巨的任务。

古代苏州志书最多的地区，要数太湖流域的洞庭两山，而最早的太湖志要从《震泽编》《具区志》说起，这两部专志可谓明清文士的早期太湖citywalk指南。

元 王蒙 《具区林屋图》 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谁在编纂方志？——地方精英的接力赛

成书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刊刻于弘治十八年（1505）的《震泽编》是太湖地区现存第一部详实具体的志书，由时任礼部侍郎的王鏊完成。众所周知，王鏊是吴县东山陆巷人，世称“震泽先生”，在朝三十余年一直担任京官，从未离开明廷的政治中心。出人意料的是，《震泽编》并不成书于王鏊告老还乡后，而是与王鏊主修的第二部明代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同期进行。

元 赵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