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毘山遗址麻雀田地点发掘区航拍照（北向南）专家参观考古发掘现场专家参观考古发掘现场专家观摩出土遗物标本15日下午，专家座谈研讨会召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职副书记罗汝鹏主持。方向明首先发言，他指出，浙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中，以苕溪流域为核心的区块非常重要，这里是原始瓷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还有很多以“城 ...

毘山遗址麻雀田地点发掘区航拍照（北向南）

10月14至15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主办的“浙北地区先秦考古新进展——毘山遗址考古发掘研讨会”在湖州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河海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以及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15日上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副所长李晖等陪同下，与会专家共同考察了毘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项目负责人介绍了遗址发掘概况。期间，与会专家还听取了余杭小古城和跳头遗址的发掘成果汇报。随后，专家至毘山遗址工作站观摩历年出土遗物标本。

专家参观考古发掘现场

专家参观考古发掘现场

专家观摩出土遗物标本

15日下午，专家座谈研讨会召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职副书记罗汝鹏主持。方向明首先发言，他指出，浙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中，以苕溪流域为核心的区块非常重要，这里是原始瓷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还有很多以“城”命名的遗址，也是玉石、森林资源的重要产地。毘山遗址近几年连续性的工作显示，在商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其遗址面积相对明确，遗址范围应当是这一区域中最大的。从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来看，它也应该是等级最高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希望与会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之后，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姬诚诚致辞，他对来参会的省内外专家表示了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州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考古遗存。
随后，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闫凯凯作《近年来湖州毘山遗址考古工作的新收获》汇报，主要介绍毘山遗址环壕、环壕内大型建筑遗存以及环壕外遗址点的发掘情况；并讨论了后马桥文化、“毘山文化”的命名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欣作《湖州毘山遗址植物遗存初探》发言，介绍遗址2018-2019年植物大遗存的初步分析结果。马桥文化地层发现大量碳化稻米及小穗轴。还发现有少量粟、黍、大豆、红小豆，以及桃、甜瓜、菱角、芡实等。河海大学副教授卢漫汇报了干栏式建筑基址6的初步复原成果，并介绍了建筑基址群的数据采集模型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在回答了专家的相关提问后，会议进入专家发言环节。

研讨会会议现场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崔涛谈到毘山遗址这次发现非常重要，较短时间内就已经对遗址聚落结构有了这样初步的认识，非常难得。马桥文化和“毘山文化”这个阶段，浙江与赣、闽两地有着很密切的文化交流，在赣西北和赣东都有和毘山遗址相似的器物出土，如瓦棱三足盘、三角形足甗、高三足盘等等，但年代的对应问题还需要再考虑。毘山遗址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对江西同时期考古学研究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盛伟认为东苕溪流域毘山、邱城、小古城和跳头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使商代晚期的这一地区文化面貌更加清晰。以遗存最丰富的毘山遗址来命名商代晚期这批遗存，是很有必要的。认识毘山遗址的价值，需要把它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整体背景下来考虑。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因素沿长江中游的赣江、鄱阳湖向宁镇、太湖地区传播。晚商时期，太湖地区是殷墟原始瓷、硬陶的主要来源之一，推测有一条线路是沿赣江西进，在吴城汇集再向中原传播。最后，希望进一步加大对这一时期墓葬的探寻力度。

南京大学副教授赵东升对毘山遗址的重要性总结了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其所在的东苕溪流域处在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交界点，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第二是遗址所属的时间段非常重要，处在商周变革之际，这是一个孕育中华文明礼制因素的关键时期。第三是文化内涵非常有特色，显示出很多南北方文化交流的因素。第四是毘山遗址的发现是对环境变迁、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材料。通过对周边区域的调查，从遗址和文化内涵的发展变化，去探讨当时的环境变迁，对新石器时代和秦汉时期的相关研究都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下一步，他建议加强对遗址内马桥文化遗存的探寻和辨认；对东苕溪流域已发现的铜器、石范进行器型、成分的系统分析；积极进行多学科合作，寻找与祭祀有关的遗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唐锦琼认为，对照遗址的勘探成果图，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遗址内每条河是什么时期，内外两重的布局什么时候形成等。建筑复原可以参考一些民族学、人类学的材料，建筑的拐角有可能代表一些增建或扩建活动。“毘山文化”的命名要考虑其与马桥文化的关系问题。毘山和马桥遗址的马桥文化遗存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是作为两个地方类型，还是拆分成两支考古文化，然后各自继续发展，这还要从长三角地区整体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出发做充足的考虑。应该重视毘山遗址在先秦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上的作用以及路径问题。
浙江大学教授林留根认为毘山遗址的大型建筑延续了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建筑传统，并予以很好的发展，为研究长江下游木构建筑技术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聚落考古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将聚落布局做清楚，可以更好地促进我们对这批建筑遗存的认识。“毘山文化”的命名是必要的，适宜的。因为它的范围、文化内涵相对比较确定，当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要根据文化遗存的特点，对它进行概括提炼，然后反过来用于指导考古学研究，指导我们的日常工作。商周时期土墩墓遗存与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楚。最后建议浙江所下一步工作以毘山为核心和重点，在更大范围的东苕溪流域继续做工作，这样毘山文化的面貌会更加清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亚锋总结毘山遗址晚商时期建筑组成要素有三大类形式：挖基槽，下设地栿后立柱；挖基槽立柱，然后夯土回填加固；红烧土柱坑，类似后世的“磉墩”。这三种形式的遗存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不同遗址中都有发现。如鸡叫城遗址F63的大房子采用了第一种，孙家岗遗址有两间房子采用了第二种，屈家岭遗址大房子采用了第三种。它们所属的房址不是普通房屋，都是高等级的特殊建筑。毘山更是将这三种建筑形式用在了一起。毘山遗址的高台建筑应该是一个高等级的聚落公共建筑，它的具体性质判断还需要考虑当时周围的地貌和景观。当时应当存在测量方位的能力，房址朝向在前后两期发生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何赞主要提及遗址聚落布局结构的问题。壕沟的主体年代是后马桥文化，但部分地点也有少量马桥文化遗物出土，会不会马桥文化时期就存在壕沟，后马桥文化时期继续使用，这需要进一步去证实。现有发掘区的解剖沟显示后马桥文化堆积下还有马桥文化地层，建议选择不太重要或偏远的地点揭露下去，探索是否存在马桥文化时期的建筑遗存。另外，壕沟范围内的毘山东部区域还不清楚，需要继续开展一些考古工作。
复旦大学教授郑建明结合之前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瓷窑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对“毘山文化”的命名及其年代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毘山文化”的提出对文化序列的填补很有好处。南山窑址类型从商代早期延续至商代晚期，不论是从瓷窑址的分布和类型上，还是从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的产品面貌上看，它都是一脉相承的。毘山遗址所出土的器物与南山窑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那么将“毘山文化”纳入到整个商代时期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成林指出，近些年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了一些与毘山近似的建筑遗存。关于考古学文化在哪里分割始终是一个争论比较多的问题。他以长江中游为例，介绍这一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基本上与中原同步发展，尤其商代特别明显。他认为长江上游和下游与中游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商人的直接进入，从而可能导致了界线的模糊。马桥文化与后马桥文化的区别可能就是一个契机，会不会有吴城文化人群直接迁徙进来，从而造成了文化面貌上的一些改变。冶金考古方面可以做下青铜器的检测，比较与吴城的异同，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认为，毘山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现有壕沟和高等级的大型建筑，还出土有一批重要文物，证明晚商至西周初年毘山应为环太湖地区较大范围内的一处都城级中心聚落。下一步，整体上建议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本着微观聚落形态与宏观聚落形态相结合的思路开展工作。进一步厘清麻雀田地点整个建筑群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时间段、不同建筑之间的平面布局。继续完成遗址的全面勘探，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更大的外侧环壕、壕沟内侧有无城墙的线索、遗存功能分区等。充分了解和利用历年来的调查资料和成果，以毘山为中心继续开展外围区域的系统调查工作，较远地区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调查。在基本廓清晚商至西周早期这一地区的文化基本内涵和特征、分布范围、分期和年代等基本问题之后，建议提出“毘山文化”的命名，建立本地区完整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

赵辉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毘山遗址的考古成果是期待已久的发现。2000年前后，他曾与曹锦炎所长讨论在毘山遗址做工作，抓一抓浙江商周考古的重点。后来因为工作条件问题，没有达到学术目的，但有很多的重要线索都指向了毘山。毘山的工作虽然是初步的，但已经显示出它的意义重大。至于接下来怎么做，他指出首先不要过于纠结考古学文化怎么划。考古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来探讨背后的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变化，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是背后人类社会共同体变化的一种表现、折射。随着一些社会方面考古工作的展开，文化面貌这些事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其次，要从一个聚落的角度来开展工作。文化的分期与聚落结构、布局的分期是两套东西。田野工作的重点是揭露这个结构的变化。麻雀田地点发现东区、西区这两片房址，还不够，还要陆续扩大面积，把这一片的结构揭示出来。还有好多细节的事情需要做，比如东区的那段墙就得追完整，壕沟内外有没有城墙等等。第三，考虑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时，还要关注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宏观结构。下菰城、小型遗址、原始瓷窑址等就得慢慢纳入到工作计划中来，这是一套社会系统、社会体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就像良渚、殷墟一样，把东苕溪流域当成夏商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核心区域来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元甫首先称赞了考古队的田野工作水平和工作态度，认为本次发掘充分贯彻了聚落考古方法及大遗址考古理念，不仅做好了一个遗址，对周边区域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勘探工作，收获很大。其次，他指出浙北湖州地区是浙江全省夏商时期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毘山则是商代晚期这一区域最重要的遗址。结合历史文献，于越国的起始阶段也应在这一区域，那么毘山文化也可以称之为“于越文化”，是越文化的前身。现在还不急于把后马桥文化改成“毘山文化”，这项课题还需要继续做下去。最后，他根据高台建筑所处的位置，提出在判断高等级建筑的性质与功能时，要充分考虑其周边的环境和交通问题；还需要继续寻找城墙的痕迹；壕沟所挖出土的用途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徐良高研究员发言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综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总结发言。他认为，这些年毘山遗址的考古工作充分证明了遗址的重要性。考古工作体现了大聚落考古的理念。很多框架性的内容——环壕、不同等级的建筑、作坊等，这些大遗址的一些基本要素都呈现出来了，这是浙江三代考古非常大的突破，也是东南地区吴越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
关于毘山遗址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文化序列上，加深了对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的认识。后马桥文化与早期的马桥文化是有比较明显差异的，具有非常强的独特性，专门将其提出来叫“毘山文化”，具有合理性，补充和强化了这一阶段的认识，它确实是后来发达的西周土墩墓文化的基础。但东南地区讨论文化交流或者文化变化，还需要考虑青铜器、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以及陶器这三类遗存。陶器方面可以明显看到小区域性的差异，原始瓷、印纹硬陶器就具有大区域的相似性，而青铜礼器与中原相比基本上是共性。第二，从高等级的建筑、出土的遗物以及近百万平方米的规模来看，毘山遗址在马桥、后马桥阶段，应该都是区域性的一个政治中心、一处中心性遗址。第三，近些年的发现表明东苕溪流域可能是晚商时期手工业作坊的密集分布区，在这样一个区域社会里面，处于东苕溪至太湖交界地带的毘山遗址，可能承载了除政治中心以外的更多功能。第四，毘山遗址体现出来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比如青铜器、原始瓷、印纹硬陶和个别陶器方面。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他建议应当继续坚持聚落考古的理念布局，分四个层次来进行。一、借鉴周原发掘建筑遗迹的经验，毘山高台建筑上需要考虑布设解剖沟，烧土堆积做部分保留以作展示，做好资料记录的前提下清理揭露出下面的生活面，古人活动、房屋开间的情况才能比较好地呈现出来。二、除了复原研究，建筑周围与其有关的遗迹中堆积物的多学科分析也相当重要，这对于推测建筑的功用非常有意义。三、要注意聚落研究中整组建筑的关系问题，需要往更大范围的区域进行揭露；环壕、水系、土墙等这类框架性的遗迹需要确定下来，它们对于把握一组建筑或者一个遗址范围都是非常重要的。四、将毘山遗址放到整个东苕溪流域来考察，厘清各个遗址在等级、分工和经济活动等方面的不同，分辨出聚落群中的功能区划。
最后，他谈到“毘山文化”的命名还要再继续做工作，需要更加明确它的分布范围、共性特征等等。

参会人员合影

作者：闫凯凯、张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毕晓光（山东大学）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责编：昭晣 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