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西北涪江流域旧石器考古调查-书籍资料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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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西北涪江流域旧石器考古调查

原作者: 贺存定,张瑾,高磊,贺欣熠,李大地 | 发布时间：2024-1-18 21:04 | 查看: 689 | 发布者: coolcool |

摘要: 《人类学学报》2023,Vol. 42,Issue (06): 815-826doi:10.16359/j.1000-3193/AAS.2023.0057贺存定1，张瑾1，高磊2，贺欣熠1，李大地21.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710127；2.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 400015摘要：2022年3-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 ...

《人类学学报》2023, Vol. 42, Issue (06): 815-826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3.0057

贺存定1，张瑾1，高磊2，贺欣熠1，李大地2

1.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安710127；2.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 400015

摘要：2022年3-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在渝西北涪江流域开展了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调查队在涪江下游各级阶地新发现旧石器地点46处，采集石制品833件，绝大部分石制品因脱层而暴露于地表，少量出自地层断面。石制品原料单一，剥片技术多样，类型丰富，形态与尺寸差异极大。从技术与类型方面来看，至少包含了砾石石器工业、石片石器工业和阿舍利石器工业，尤其是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器物组合和大石片技术产品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综合地质、阶地地貌及地层堆积物特征分析，这些遗址的时代跨度可能不大，大致应集中在中-晚更新世。本次调查发现表明，涪江流域也是古人类迁徙扩散和生存演化的活跃地带，尤其是对阿舍利手斧技术的分布和传播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重庆；涪江；石制品；手斧

1.引言

渝西北涪江流域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几乎是空白，仅有一点零星的线索。早在1987年，重庆市文化局委托市博物馆在合川举办文物普查干部培训班，学员以实习任务的形式进行了短期的三江（嘉陵江、涪江、渠江）考古调查，在涪江的第一级阶地或河漫滩发现6处石制品采集点，采集石制品18件，类型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网坠等[1]。2003年9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开展武胜-合川高速公路建设的文物调查勘探工作时发现唐家坝遗址和大坪地点。唐家坝遗址处于涪江右岸第1、第2级阶地，采集石制品24件，类型有石核、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制品采自涪江三桥建设桥墩竖井中的原生砾石堆积层。大坪地点石制品采自同为涪江三桥建设工地另一侧的涪江左岸第2级阶地，仅见1件石片砍砸器[2]。仅凭有限的工作和零星的发现，难以全面了解涪江流域旧石器遗址的分布情况及石器工业技术面貌。

2021年9月，为推动“考古中国——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实施，四川省文物局、重庆市文物局共同启动涪江流域考古调查；同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涪江重庆段考古遗存调查，取得一些重要收获，但未见旧石器遗存。2022年，在川渝两地落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的契机下，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开展了渝西北涪江流域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历时1个多月，发现并踏查涪江各级含砾石层阶地地点177个，其中发现旧石器遗址46处（图1），采集石制品833件。本文即是对此次旧石器调查的简要报道，以期对整个涪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调查和研究有所助益，也为涪江下游各相关区县的文物保护与利用提供依据。

图1 涪江下游新发现旧石器遗址点

Fig.1 Loc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Fujiang River Valley

1.田坝Tianba；2.大梁坡Daliangpo；3.薛家梁Xuejialiang；4.青冈山Qinggangshan；5.大平坡Dapingpo；6.十指寺Shizhisi；7.曹家大坡Caojiadapo；8.蒋家大坡Jiangjiadapo；9.杨家大坡Yangjiadapo；10.老窑上Laoyaoshang；11.月亮坡Yueliangpo；12.鲢鱼坝Lianyuba；13.关山坡Guanshanpo；14.潮水屋基Chaoshuiwuji；15.杀牛湾Shaniuwan；16.大山坡Dashanpo；17.长林岗Changlingang；18.大沟Dagou；19.大坡Dapo；20.马家湾Majiawan；21.青岩村Qingyancun；22.大基坪Dajiping；23.大屋场Dawuchang；24.松树坡Songshupo；25.黄泥坪Huangniping；26.倒塘Daotang；27.东升茶厂Dongshengchachang；28.洪光树Hongguangshu；29.金谷坪Jinguping；30.坪上Pingshang；31.柏梁坪Bailiangping；32.马儿坡Maerpo；33.独柏寺Dubaisi；34.松门坡Songmenpo；35.狗屎坡Goushipo；36.木瓜山Muguashan；37.大锣坡Daluopo；38.满洞子坡Mandongzipo；39.幸福山Xingfushan；40.青岗坡Qinggangpo；41.象山坡Xiangshanpo；42.方山寨Fangshanzhai；43.平安山Pinganshan；44.岗石山Gangshishan；45.铜梁山Tongliangshan；46.牛厂坡Niuchangpo

2.地质地貌与地层

涪江被誉为“金河”，系长江上游左岸支流，处于嘉陵江西侧和沱江东侧，流域呈北西-南东向的条带状，斜穿四川盆地东部。涪江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岷山雪山梁子东南麓，流至合川注入嘉陵江，全长679 m2[3]。涪江流域内水系呈树枝状发育，各级支流众多，下游河道弯曲，阶地发育。涪江下游位于渝西北地区，是川东平行岭谷区向盆地平原的过渡区，行政区划包含四川的遂宁局部地区和重庆的潼南、铜梁、合川区大部分区域。

渝西北地区地质构造简单，属于新华夏系四川沉降带川中平缓褶皱区，地形大势属川中丘陵区，地势东北部和南部高，中部低。本区域地貌成因属于丘陵区剥蚀堆积类型，地貌形态表现为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形，一般为孤立的方山、桌状山、馒头状和猪背式的残丘，海拔250~600 m，相对高差50~150 m（图1）。出露地层主要为中生代侏罗纪上砂庙组、遂宁组和蓬莱镇组，全为陆相碎屑建造，出露岩石主要为侏罗纪和白垩纪的砂岩、泥岩和页岩互层，岩层倾角平缓，土壤为紫红色特殊土壤，由本区域基岩风化而成。此外，第四纪松散堆积层沿涪江及其支流两侧零星分布。全新世近代河流堆积为灰黄色砂质黏土层和黄褐色砂砾层，厚8~15 m；晚更新世为灰褐色砂质黏土和灰黄、褐黄色砂砾层，厚0~29 m；中更新世为黄色黏土夹砾石和砂砾层，厚0~25 m；早更新世为褐黄、灰黄色合砾黏土，厚0~18 m[4-6]。

3.调查思路及方法

本区域内河流水系发育，第四纪河流相堆积沿河分布，寻找遗址首先考虑有第四纪堆积残留的区域，第四纪的砾石层和黄壤正是本次旧石器调查的标志性地层堆积。调查中我们注意到本区域地表出露的砂岩、泥页岩等岩石并不适合打制石器，河流附近的漫滩或砾石层成了本区域古人类唯一可用的原料资源产地。因此，找到可用原料产地才可能找到遗址，我们的调查从寻找遗址转变为寻找含砾石层的阶地点。

在开展野外调查时，根据调查区域的地质地貌情况及既往工作经验，形成“由区到面、由面到线、由线到点”寻找阶地和遗址点的工作方法，即以行政区划界限为调查区，结合地形地貌图，锁定大致的沿江区域为“调查面”，然后在沿江调查面的范围内，根据第四纪堆积分布和现代路网来规划行车路线并制定“调查线”，最后在调查线沿途随时关注卫星影像和地形图并与现实地貌对比，不断询问当地村民，确定发现遗物可能性高的阶地“调查点”，对几乎所有阶地点进行踏查来寻找遗址。

调查队在区域调查时主要使用奥维地图、地形地貌图、两步路户外助手等多样化手段规划路线和记录轨迹。现场对所有可能埋藏旧石器的阶地分布区域进行徒步踏勘和调查访谈，摸清阶地分布范围，重点观察田间地坎、断崖剖面等观察地层堆积和砾石层分布规律。重点关注遗址周边地貌环境、阶地保存状况、地层堆积与石器采集状况等，采用无人机航拍遗址地形地貌及分布范围，测量遗址坐标及海拔并在卫星图上标注。

4.主要发现和初步分析

4.1 主要发现

本次调查共发现遗址46处。李承三等人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嘉陵江有9级明显的阶地[7]，涪江的阶地调查情况在海拔和相对高度与嘉陵江相似，而且涪江下游接近嘉陵江，二者阶地发育在地貌环境条件、形成机制与速率等方面相近，应可以参考和对照。故本次调查按照海拔和相对高度将涪江下游地区的阶地也分为9级，高程范围在180~430 m（相关数据请查阅附属材料）。其中，涪江潼南段阶地堆积发育良好，能看到连续的9级阶地；涪江铜梁和合川段的阶地堆积发育略差，仅看到发育有少量低阶地，而高阶地多被侵蚀而呈帽状山。遗址主要分布于第3级至第8级阶地堆积上，其中第5、6级阶地点最多，发现遗址数量也最多，第7、8级阶地点和遗址点数量均较少，第1、2、9级阶地未发现遗址。第1、2级阶地也应有时代较晚的遗址，但阶地面上多为现代房屋建筑，覆盖和破坏严重，此次工作开展相对较少未有发现。

涪江下游遗址点沿干流密集分布，虽然遗址时代不尽相同，也并不完全代表本区域文化序列的完整，但至少说明涪江下游地区古人类活动的频繁，代表着古人类迁徙扩散的路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种植松树林的高坡发现阶地或遗址点的概率非常高，地表未完全覆盖易于发现石制品，第四纪黄色黏土、砾石层也常与松树林伴生，“松树林、砾石、黄壤”是在这一地区寻找阶地、遗址点的3个标志特征。此外，本地区带有“坡”“坪”“山”的小地名更易发现阶地或遗址点，现代房屋与墓葬营建就近取材的砾石材料也指示了附近阶地砾石层的分布，田垄地坎采集到石制品的频率明显更高。

此次调查发现各级阶地分布的不同遗址点，因为地表植被覆盖，很多遗址无法窥视地层全貌，但从可见地层堆积情况来看大体相近，地层较为简单，大多为中更新世地层堆积。完整地层自上而下应主要分为：扰动层（土壤层）－黄色黏土层－弱网纹红土层（少量遗址）－砂砾石层－紫红色泥页岩基岩。不过很多遗址地表剥蚀严重，地层有缺失，部分遗址黄色黏土层被侵蚀殆尽，砾石直接暴露地表。

各遗址点采集石制品数量差别较大，除个别遗址石制品分布明显丰富外，其余遗址石制品数量分布相对较少。不过，遗址的石制品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遗址堆积层暴露于地表的程度和范围，很多遗址因为植被茂密很难发现和寻找石制品。采集石制品大部分来自地表或田垄地坎，极少量采自黄色黏土层或砾石层剖面，少量巨型零星剥片的石核因太过沉重搬运困难而未全部采集。大部分石制品表面存留黄色黏土，少量有铁锰结核膜等物质附着。绝大多数石制品表皮未经风化磨蚀，棱脊清晰，少量石制品有一定程度的磨蚀和风化。

本次调查共涉及潼南、铜梁、合川3个行政区，发现46个遗址点（相关数据请查阅附属材料），其中潼南区32处、合川区9处、铜梁区3处、川渝交界2处，全部为新发现，潼南区为首次发现旧石器遗址。遗址连续分布于涪江干流两岸的各级阶地，关溅河、小安溪河等支流既未发现遗址点也未见含砾石层的阶地点。支流没有发现遗址可能与原料来源直接相关，支流流域范围内地表出露岩石均为泥岩、页岩等较软质岩石，河谷平缓，难以形成砾石层，更无适宜打制石器的特殊岩性砾石。

4.2 石制品

本次调查共采集石制品833件。考虑到这些石制品虽分布于不同高程的阶地，但绝大多数遗址所在阶地的地层堆积物构成基本一致[7]，石制品组合面貌和石器工业技术也极为相似，时代应相差不大，故将这些石制品合并进行整体性简要介绍，以窥视小区域石器工业的宏观技术特征和组合面貌。

涪江下游阶地砾石层发育，质量、尺寸和形态较好的砾石资源丰富。石制品原料为就地取材的优质砾石，岩性较为单一，除了个别硅质岩、燧石和石英斑岩外，其余均为石英岩和石英砂岩（表1）。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102件、石片84件、断块6件、残片10件、石器631件。其中石器主要有砍砸器335件、刮削器176件、尖状器23件、手镐73件、似薄刃斧12件、手斧4件、凹缺器8件。

表1 各类型石制品的原料属性及其数量分布

Tab.1 Raw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stone artifacts

石核共计102件。其中，单台面石核32件、双台面石核53件、多台面石核15件、盘状石核2件。双台面石核数量最多，以砾石边棱剥片、两台面互为剥片面为主要特征。石核原料岩性绝大部分为石英岩，尺寸差异极大。石核剥片主要采用锤击法，部分体积较大的似锤击石核，可能为碰砧石核或投击石核。

22DLP-C:103，单台面石核。扁圆砾石侧棱一次性剥片，片疤较大，石核两侧有残断。长宽高20.5×16.4×7 cm，质量3318 g（图2: 1）。

图2 涪江下游采集的石核石片

Fig.2 Cores and Flakes collected from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Fujiang River Valley

1. 22DLP-C:103，单台面石核; 2. 22SZS-C:30，盘状石核; 3. 22SMP-C:3，双台面石核； 4. 22DLP1-C:50，单台面石核；5. 22DWC-C:1石片; 6.22CJDP-C:17,单台面石核； 7. 22MEP-C:1, 单台面石核； 8. 22SZS-C:116，石片;9. 22SZS-C:104，多台面石核; 10. 22DLP-C:25，双阳面石片; 11. 22XJL-C:39,石片; 12. 22DLP-C:37，石片; 13. 22XJL-C:29，石片

22SZS-C:30，盘状石核。盘状砾石的平坦面为台面，周边单向剥片，台面角50°~105°。剥片数量较多，最大剥片疤长11.7 cm、宽11.1 cm, 最小片疤长1.4 cm、宽2.2 cm。长宽高20.9×20.8×8.8 cm，质量3518 g（图2: 2）。

22SMP-C:3，双台面石核。扁圆砾石侧棱处剥片，大剥片疤互为台面交互剥片，形成3次有效剥片，台面角60°~100°。长宽高24.4×14.9×10 cm，质量4801 g（图2: 3）。

22SZS-C:104，多台面石核。2个台面为有疤台面，1个台面为天然台面，台面角75°~100°。剥片面数量为4，片疤数量13个。长宽高10.2×9.5×7.4 cm，质量1076 g（图2: 9）。

石片共计84件。包括完整石片49件，不完整石片35件。其中砾石台面70件、素台面7件、有疤台面1件。石片台面角绝大部分大于90°。石片背面多为砾石面，少量有疤面，个别全疤面。原料岩性基本为石英岩，石片尺寸形态差异极大，与石核相匹配。石片剥片主要涵盖锤击法、碰砧法（图2: 5）、投击法、摔碰法等技术，其中以碰砧和锤击石片居多。大石片远端多具有疑似使用痕迹。

22SZS-C:116，砾石台面，台面长8.6 cm、宽3.7 cm。台面角120°。腹面微凸，打击点清晰，半椎体、放射线明显。背面基本未片疤面，远端有少量砾石面，近台面处和远端右侧有残断。石片极大，非常规锤击所能剥片，推测为投击法剥片形成。长宽厚26×25.5×10 cm，质量大于5000 g（图2: 8）。

22DLP-C:25，砾石台面，台面较大，为较典型的双阳面石片。双腹面均较平坦，打击点和放射线清晰可见。远端有不连续崩疤，疑为使用所致。长宽厚11.4×16.8×4.5 cm，质量793.5 g（图2: 10）。

22DLP-C:37，近零台面，腹面较凸，近远端处有凸棱。背面为砾石面，近台面处有较大背疤。疑为摔碰法剥片形成。长宽厚12.8×17.8×3.8 cm，质量806.5 g（图2: 12）。

22XJL-C:29，素台面，台面长6.5 cm，台面宽2.2 cm。台面角105°，背缘角75°。腹面微凸，打击点、放射线较清晰，背面有2处背疤，远端羽状呈弧形。边缘有使用疤。推测为锤击法剥片形成。长宽厚9.9×11.3×2.9 cm，质量346 g。

断块和残片共计16件。包括10件人工性质明确但石片特征缺失的残断片，以及6件人工性质明确但形态不规则或不具备片状特征的断块。

砍砸器共计335件。包括单刃砍砸器304件、双刃砍砸器25件、复刃砍砸器5件和盘状砍砸器1件。刃缘多单向修理，转向、交互次之。修疤多有两层。毛坯类型中以石片或片状毛坯数量最多，此类砍砸器在有些分类体系中亦被称为重型刮削器；石核或断块毛坯也占一定数量，石核毛坯可能会被误判为石核，二者的区别在于刃缘部位是否具有明显的再修刃或使用痕迹；砾石毛坯较少，多以较扁平砾石直接修刃而成。原料绝大部分为石英岩，少量石英砂岩，形态尺寸差异较大。

22XJL-C:27，盘状砍砸器。盘状石核毛坯，呈龟背状，原为单向剥片的盘状石核，剥片后又修刃，形成两组刃缘，一组为具有两层修疤的修理刃，另一组为具有连续微疤的使用刃，刃角45°~70°。长宽厚18.1×14.9×6.7 cm，质量1361 g（图3: 8）。

图3 涪江下游采集的工具

Fig.3 Retouched tools collected from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Fujiang River Valley

1. 22GSS-C:5，凹缺器；2. 22DLP-C:77，凹缺器；3. 22HGS-C:4，刮削器；4. 22PS-C:2，尖状器；5. 22DLP-C:45，尖状器；6. 22PAS-C:4，刮削器; 7. 22DLP1-C:56，似薄刃斧；8. 22XJL-C:27，砍砸器；9. 2022DP-C:7，砍砸器；10. 22XJL-C:21，似薄刃斧；11. 22SZS-C:34，手斧；12. 22SZS-C:46，手镐；13. 22MGS-C:5，手镐；14. 22DLP-C:88，手斧

22DP-C:7，单凸刃砍砸器。大石片毛坯，单凸刃，在石片远端及一侧边交互加工出凸刃缘，三层修疤，刃长29 cm，刃角60°~90°。长宽厚16.5×12.6×5.9 cm，质量1268 g（图3: 9）。

刮削器共计176件。包括单刃刮削器157件、双刃刮削器15件、复刃刮削器2件和盘状刮削器2件。刮削器毛坯主要为石片，正向加工为主。原料岩性主要为石英岩，个别硅质岩、石英斑岩，整体尺寸略大，形态多样。

22HGS-C:4，复刃刮削器。石片毛坯，石片一端残断，其余3边均正向加工，边缘修理为主，形成3个直刃。刃角30°~55°。长宽厚8.8×8.2×2.1 cm，质量139.8 g（图3: 3）。

22PAS-C:4，单凸刃刮削器。块状毛坯，在一较薄锐侧边转向加工，修理出1凸刃缘，修疤小而连续。刃长12.6 cm，刃角35°~50°。长宽厚8.9×6.4×3.9 cm，质量203 g（图3: 6）。

尖状器共计23件。原料基本为石英岩，形态多样，均以石片为毛坯。

22PS-C:2，尖状器。石片毛坯，石片远端和右侧边经交互加工形成两刃，汇聚成尖，夹角40°。两侧刃长分别为7.4、11.8 cm，刃角为30°~65°。两层修疤，较小且连续。把握处亦有修型或修钝处理。长宽厚15.9×8.3×3.8 cm，质量443.5 g（图3: 4）。

凹缺器共计8件。原料基本为石英岩，片状毛坯，有单凹缺和多凹缺之分。

22GSS-C:5，单凹缺器。石片毛坯，在石片远端正向加工出凹缺，凹缺口长2.7 cm、深0.8 cm，凹缺两侧局部有细碎的使用崩疤。石片右侧边有正向连续修疤成一短凸刃，刃长5.1 cm。刃角73°~82°。长宽厚9.9×7.2×2.6 cm，质量212.0 g（图3: 1）。

22DLP-C:77，多凹缺器。石片毛坯在石片两侧边正向加工出3处深浅不一的凹缺，凹缺口两侧亦有少量连续小修疤。长宽厚8.5×6.7×1.7 cm，质量95.5 g（图3: 2）。

手斧共计4件。原料均为石英岩，其中1件为石核毛坯，3件为大石片毛坯。

22SZS-C:34，手斧。以石片毛坯，石片两侧边两面加工出较曲折刃缘，在尾端汇聚成尖，尖部有残损，残留一小片砾石面。底端略厚重，台面经修理呈圆弧状。长宽厚14.1×9.1×4.1 cm，质量520.5 g（图3: 11）。

手镐共计73件。原料基本为石英岩，另有石英砂岩、燧石，尺寸形态差异较大，砾石毛坯和大石片毛坯兼有。

22SZS-C:46，手镐。大石片毛坯，在大石片腹面两侧对向加工出2条凹刃，在远端聚拢呈舌形尖。背面为略平直的砾石面，仅有一处较大片疤。长宽厚19×15.4×6.4 cm，质量1702 g（图3: 12）。

薄刃斧共计12件。原料均为石英岩，在毛坯、形态及功能上与典型薄刃斧相近，多为大石片两侧边截断或局部修型，远端作为刃口稍作修理。

22DLP1-C:56，薄刃斧。大石片毛坯，腹面微凸，背面为平坦砾石面，仅在两侧边作截断或打制修型，远端略呈凸刃，修疤较小疑为使用所致。长宽厚14×12.7×5 cm，质量1022 g（图3: 7）。

5.结论与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均分布于涪江下游干流两岸的第3至第8级阶地上，尤以第4至第6级阶地发现遗址数量较多，而涪江的各级大小支流均未发现，这与支流阶地堆积保存情况和砾石原料资源的分布有直接关系。石制品主要埋藏于第四纪中更新世的黄色黏土夹砾石和砂砾层之中，但本区域此地层较薄且侵蚀严重，仅个别遗址保留原生地层，大部分地层砾石直接暴露于地表，石制品主要采集于现代人耕种扰动而更容易出露的田垄地坎。

遗址石制品原料多就近取材于砾石层，原料岩性较为单一，石英岩占绝对优势。剥片技术较为复杂多样，剥片产品显示主要以锤击法和碰砧法为主，还有少量摔击法、投击法、双阳面技法等技术产品。从少量盘状石核和修理台面的石核来看，古人类已掌握较复杂的剥片技术理念，尤其是大石片的生产技术已较为成熟，在石片和部分石器毛坯中有明显表现。石制品类型主要包含石核、石片、石器和断块，石器数量最多类型也较丰富，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手斧、手镐、似薄刃斧等，阿舍利技术的器物组合较为完备，数量也不算稀少。石器加工多以石片为毛坯，单向锤击修理为主，也存在少量转向、交互和两面修理，单层修疤为主。石制品面貌整体粗大厚重，重型石器居多，轻型石器较少。大型石制品占绝对主导，中型和巨型石制品也占较多比重，小型极少，不见微型。数量较多的巨型、超重型石器类型和阿舍利技术产品是一个显著特征。整体来看，涪江下游地区旧石器工业技术兼具中国南北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工业的特征，但又不同于传统的砾石工业和石片石器工业的混合，同时还含有可能代表外来技术传播或本土技术演变[8-9]的阿舍利技术元素。

遗址地层堆积较薄且保存状况堪忧，难以找到合适的测年地层和材料，年代只能从石制品技术面貌和遗址埋藏的阶地时代来进行推断。本次调查发现的遗址时代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石制品出自原生地层，遗址时代与阶地时代相同；其二，石制品出自阶地顶部，可能为晚期古人类到早期阶地活动所遗留[10]。综合本区域第四纪地层堆积的成分[4,7]、石制品埋藏环境及石器技术面貌等因素，本次调查的遗址时代跨度不大，主要集中在中-晚更新世，当然遗址年代的推断还需要后续的发掘和测年来证实。

将本次调查的遗址与三峡地区旧石器早中期的遗址进行石制品面貌和技术上的对比，可以发现差异明显大于共性。共性主要是较高比例的石片毛坯石器和一定数量的传统砾石石器。差异则主要表现在涪江流域原料构成极为单一，基本不见扬子技术，而采用多样化的剥片技术，尤其是大石片生产技术成熟，类型组合中也表现出更完整的阿舍利技术器物组合，石制品面貌更为粗大厚重，中小型石器明显更少[11-15]。与同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铜梁张二塘遗址相比差别也较大，张二塘遗址大石片和砾石砍砸器传统有所延续，但不见阿舍利技术产品，原料更多样，器物类型组合简单，形态尺寸更小型化[16]。因此，涪江下游的新发现虽然与三峡地区以往发现的石器工业有联系但更多的是区域特殊性。

本次调查是涪江下游地区首次开展的系统性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虽然可能因为植被茂密、地表破坏等客观原因和时间、人力等主观原因而存在一些不足，但从调查成果来看，发现的材料和信息非常丰富，对研究本区域人群的迁徙扩散、技术文化的交流融合及生存适应的策略能力提供了重要材料。该地区从旧石器遗址的空白区一跃成为富集区，无疑是古人类生存演化的活跃地带，后续的发掘与研究潜力巨大。

致谢：本文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开展的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成果。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白九江、方刚、袁东山、范鹏、代玉彪、汪伟等人的大力支持。田野调查期间得到了潼南区文物管理所、合川区文物管理所、铜梁区博物馆等单位的帮助和支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研究生彭胜蓝、陈雨倩、吕兰希、王衍熠、段梦迪、卢炳池、贾凯航等也参与相关调查和整理工作。此外，两位审稿人和两位编辑对本文的修改完善提供了诸多有益意见和建议，作者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附属材料本文网络版附有如下相关材料：附表1—涪江流域新发现旧石器遗址与阶地的关系;附表2—涪江下游地区调查发现旧石器遗址一览表，敬请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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