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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匈奴的地望与文化
匈奴联盟集团或曰匈奴帝国的形成，是欧亚草原东段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北方草原及周边有深远影响。匈奴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先后出现石板墓文化起源说[1]、阿尔泰起源说[2]、夏家店上层文化起源说[3]、鄂尔多斯起源说[4]、多源说等不同观点[5]。这些观点均把握到匈奴文化的某些特征并由此上溯，因而各有其合理性。然而，匈奴起源与匈奴的崛起及发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早期匈奴的地望和文化颇有争议，本文拟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战国至汉代匈奴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大阶段。
早期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早期，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末，止于汉朝对匈奴发动的三大战役（前124—前123年的“漠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此后汉匈对峙的格局完全改变，“漠南无王庭”，匈奴的统治中心转移到漠北。汉朝疆域进伸至河西走廊，并开通西域道。
中期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即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后期，止于东汉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89—91年）窦宪、耿夔等率师大破北匈奴，北匈奴战败西走。期间发生呼韩邪单于降汉，南、北匈奴分裂等重大事件。
目前在蒙古高原及外贝加尔发现的匈奴墓葬基本都属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三个小阶段。据马健先生研究[6]，西汉中期以德列斯图伊墓地、胡德金·托勒郭依墓地为代表，地面上有圆形或方形石封堆，封堆中常见方形石板框，竖角石或立石；流行竖穴土坑，葬具为石椁、木椁与木棺，死者流行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前殉埋牛、马、羊的头骨和肢骨，有从葬和殉人现象；陶器多小口细颈或侈口的平底罐，男性随葬弓、箭等武器，衔、镳等马具，圆首方底动物纹带扣、“凸”字形饰环；女性随葬透雕带扣或饰环、各种材质的串饰。
西汉晚期以查拉姆墓地、伊里莫瓦墓地、德尔利格墓地为代表，出现“甲”字形高等级墓葬，地面上有方或梯形的封堆，其南有坡道，周缘砌石围墙；斗形墓坑或带多级台阶，其南侧有斜坡墓道；葬具为1~2重木椁和木棺，木棺表面流行菱格网状棺饰；木椁上方随葬拆散的汉式马车及车马器，头端（北侧）棺、椁间放置殉牲和随葬品。大墓东西两侧有南北向排列的从葬墓，其规模由北向南递减。随葬品中新出现域外形制或题材的贵金属制品、权杖、山羊纹的马珂，以及用婴儿头骨粘发辫制成的木俑。铜鍑表面饰连续的大花瓣纹。
新莽至东汉早期以诺音乌拉（苏珠克图）墓地、高勒·毛德Ⅰ号、Ⅱ号墓地为代表，墓地布局更加规整，有“甲”字形墓和圆形石堆墓两种，前者出现超大规模陵墓。在椁室上方的墓坑填土中殉牲。此时已经形成比较严格的棺椁等级制度，棺椁板材通过榫卯拼合，椁内盖、铺、挂毛毯或织物，毛毯上绣像图案多为异域风格。棺椁间或放置发辫，为妻妾殉葬的象征。随葬品中汉式器物的种类、数量显著增多，如车马器、玉器、漆器、铜壶、铜灯等。新出现麒麟、飞廉等题材的金银牌饰，应为汉庭赏赐品。
晚期相当于东汉中晚期，即公元1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止于建安七至二十一年（202—216年）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归附曹操。期间北匈奴移徙到东天山一带活动，后又西迁中亚；南匈奴内附，入居缘边诸郡；漠北匈奴残部大多被鲜卑所并。晚期匈奴墓如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M4、M5、M12）[7]、准格尔旗大饭铺墓地[8]、神木大保当墓地[9]、大通上孙家寨墓地[10]，前二者还保持匈奴南北向竖穴土坑墓的传统，随葬砑光暗纹或波折纹的平底陶罐、带扣等典型匈奴器物；后二者流行画像石墓和砖室墓，汉化程度很深，如果不是印章文字和墓内殉牲，几乎不能辨识其族属。
早期匈奴主要活动地域，或者说其统治中心在哪？由于中期匈奴的大本营（单于庭）在杭爱山、肯特山之间的色楞格河中上游地区，很容易让人以为那里也是早期匈奴的崛起之地。其实不然。匈奴崛起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二者分居匈奴的东、西，早期匈奴的地望关系到对同时期月氏、东胡等邻族位置的判断，涉及北方民族的总体分布格局，不可不察。
著名匈奴史学家林幹先生说：“匈奴族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是匈奴人的发祥地。”[11]林沄先生说：“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前2世纪中期，匈奴本体应活动于内蒙古中部偏北的地区。”[12]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参验，两位先生的论断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文献方面的依据有五：一是《史记》记载燕昭王、赵武灵王、秦昭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赵国自不待言，赵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秦叛将樊於期投燕，鞠武劝谏太子丹曰：“不可。……原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於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可见燕国边境与匈奴相接。秦昭王伐灭义渠后，设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个“胡”自然不是义渠，而应指匈奴。
二是《汉书·匈奴传》记汉元帝时郎中侯应所言：“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阴山为冒顿的苑囿，其单于庭自然也在附近，侯应熟悉边事，所言应不妄。
三是《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条下原注：“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林幹认为“头曼城”就是头曼单于的驻牧中心和匈奴联盟的政治统治中心[13]。汉稒阳县在今内蒙古固阳县北的阴山山谷中。有学者据《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怀疑这条记载的可靠性。但近年在蒙古高原、外贝加尔、图瓦等地发现二十余座匈奴城址，其中不乏都城性质的遗址[14]，说明匈奴是有城的，但其构造、功能与中原汉城有所不同。匈奴城址的城墙低矮且较窄，高度一般1~2米，规模较小，边长大多在180~400米，它更像是一个营地的界限，与中原城址高大雄伟的城墙截然不同。“毋城郭”可能指不修建中原那种军事守备目的的城池。另外，西汉晚期郅支单于西奔康居，“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该城在《汉书·陈汤传》中又名“单于城”“郅支城”。早期匈奴完全可能有类似城址。
四是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被匈奴所俘并押送至单于庭，单于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当时月氏在伊犁河流域，如果单于庭在漠北，前者在后者西南，单于断不会说“月氏在吾北”；只有单于庭在漠南的阴山一带，月氏在其西北，才与之相符。此外，张骞出使返汉后，元朔六年（前123年）从大将军卫青出定襄（今和林格尔）击匈奴，目标直插漠南单于庭，“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张骞封侯的主要功绩是在“漠南战役”中知晓水草处并能带路，通使大夏倒在其次；张骞之所以能带路，是因为他在单于庭附近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当地的山川地理及交通路况非常熟悉。
五是《史记》《汉书》都记载“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言下之意此前漠南是有王庭的。公元前123年，赵信兵败投降后为单于献计，居漠北以待汉军，“益北绝幕，……毋近塞，单于从之”，此后漠南才不再有单于庭。
匈奴有左、右两部及单于本部，“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公元前124年，卫青率师出朔方、高阙攻匈奴右贤王部，“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馀人”；攻至右贤王王庭[15]，从方向里程看它应位于戈壁阿尔泰山东南端（古尔班赛汗）附近。近年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发现的匈奴城址中，曼嘎森呼热城址（Мангасийн хүрээ）的外城为正圆形，直径595米；内城正方形，边长130米，其四角有高大突出的角台[16]（图一，1）。该城规模很大，但与蒙古国其他匈奴城的方形形制迥异，却与中亚古城很相似，可能是右贤王的王庭。“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元光五年（前129年）汉军四路并出，出击匈奴，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此“茏城”应是匈奴左部的祭祀地点，在左贤王王庭附近，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17]。单于庭“直代、云中”，学者们认为在阴山北麓东段[18]，或呼和浩特地区[19]。参考左、右贤王王庭之所在，自冒顿以后漠南单于庭可能在呼和浩特至乌兰察布的大青山以北的草原地带。
图一 匈奴部分城址平面图
当然，“反证”材料不是没有。2017年中蒙学者在蒙古国中戈壁省的一处小山发现班固所书“封燕然山铭”摩崖石刻[20]，与《后汉书·窦宪列传》文字有细微差异，其中有“逾涿邪，进安侯，乘燕然。汙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公元89年窦宪率师从河套地区出发，各路大军西北行，在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端）会师；与北匈奴单于大战于稽落山（浚稽山附近），大破之，遂北进追击至私渠比鞮海（今波查干湖）；再沿拜达拉嘎河翻越杭爱山，攻入色楞格河上中游匈奴部落核心区，犁庭扫穴；然后顺蒲奴水（今翁金河）南下返回，至该河东岸约30千米的德勒格尔杭爱（Inil Hairan）山封山刻石、颂德纪功。
“逗略”即“逗洛”，《史记集解》引晋张华语：“匈奴名冢曰‘逗落’。”“冒顿之逗略”意即冒顿单于的陵冢。“龙庭”即“龙城”。《史记·匈奴列传》云“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史记索隐》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汉书》记作“龙城”。《汉纪》记作“龙庭”。还有学者认为龙庭是单于庭[21]。老上为冒顿之子。如果由此推断，早期匈奴的陵墓和祭祀中心——或者说其统治中心——在漠北的色楞格河流域。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色楞格河及其右岸诸支流确为中期匈奴的统治中心区，上述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匈奴贵族墓地大多分布在那里；尤其在哈努伊河、呼尼河东至塔米尔河与鄂尔浑河（安侯河）交汇处地带，发现了众多匈奴遗址，包括7座城址、多处墓地和手工业遗址[22]。其中在呼尼河西岸的高勒毛都Ⅱ号墓地发现98座甲字形大墓，规模最大的三座应属单于级别，位于墓地的中部、中北部、西北部。位于西北部的M1南北全长83米，深21米，棺椁齐备，椁外积石积炭，在椁顶上放置了十余辆车；墓葬被盗扰，在棺、椁之间“东回廊”发现一些金、银、铜马具，其中饰有一种独角有翼神兽（飞廉纹）的金牌饰，他处未见，应属汉廷特赐，为身份等级标志。该墓为已知匈奴墓中规模最大者，年代属东汉早期，有学者认为墓主为匈奴单于舆（18—46年）[23]。M1东约280米处的M189南北全长50米，深13.2米，出土金银饰件、金䤩尾、银龙等物，年代亦属东汉早期；在外椁东北角外发现盗洞和可能是盗墓者的人骨[24]。高勒毛都Ⅱ号墓地的大墓普遍被盗扰，但值得注意的是，破坏活动主要针对墓主遗骨，报复性较强；随葬品被扰程度较轻，很多金银器等贵重物品依然留存在墓内；“墓地曾经遭受过至少一次大规模的报复性破坏活动”[25]。根据对M189盗洞支护的测年结果，这场破坏活动发生的年代可以精确到公元86—130年。这就很难让人不与燕然山铭相联系，汉军可能确对呼尼河畔的匈奴单于陵及其墓地进行过破坏，但无论单于大墓还是整个墓地在年代上都属于东汉早期，较冒顿晚了200年，与他无关。
《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昭帝时“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乌桓在燕地之北[26]，分布于上谷至辽东的五郡塞外[27]。西汉上谷郡郡治在张家口市怀来县，张北、尚义县的坝上草原在西汉中晚期应有乌桓驻牧，那里又与乌兰察布盟毗邻。自冒顿以后匈奴单于庭位于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以北的大青山草原地带，其附近应有同时期单于陵墓；“漠北之战”后匈奴统治中心北移，祖陵之地无人看守，乌桓人才有机会就近盗掘。这条记载恰好证明早期匈奴单于的陵墓，即所谓“先单于冢”位于漠南。反之，如果它位于漠北色楞格河流域，与乌桓居地直线距离约1300千米，乌桓要穿越大漠、深入到匈奴的腹心区去盗挖，这是不可想象，也是不可能的。
近年发现的哈日嘎尼都尔沃勒金（Харганын Дөрвөлжийн）城址是鄂尔浑—塔米尔河流域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匈奴城址，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5万平方米，有外、内两重城墙；内城中部有两座相连的建筑基址，基址四面有回廊与城墙相连；内城西南有方形水池（图一，2）。发掘出土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建材，其中有“天子单于与天毋极千万岁”字样瓦当，当心有大圆点。从出土遗物和文字材料看，城址始建于西汉中或晚期[28]。研究者认为该城址可能是公元前105年匈奴乌师庐儿单于即位后新建的单于庭[29]。与西汉早期的老上单于无关。
和日门塔拉城址（三连城）（Хэрмэн талын гурван хэрэм）位于塔米尔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的西北角、哈日嘎尼都尔沃勒金城址南约30千米处，由东西横列的三座方（或长方）形城址组成[30]（图一，3）。西城边长466~380、中城边长430~406、东城边长323~252米。每座城中心有一大型土台，其南有带状遗迹（廊道）相连的小台基，其西南还有三个建筑台基。中城的中心台基呈覆斗形，有上下两层台体和东西两侧的踏台、踏道；下层台体用灰白色土、上层用红土夯筑，边缘各有一周柱洞；上层台体顶部发现用于祭祀的羊头和羊蹄。学界普遍认为该城址为匈奴每年大会祭祀的“龙城”，三城可能分别为单于和左右贤王的祭祀场所。西城打破中心台基的墓葬出土汉式昭明镜，可知城址年代属西汉中期或稍晚[31]。该城年代早不到老上单于时期，城内建筑无焚烧痕迹，堆筑台基所用红土系专门从别处取来，非红烧土，可能有特殊的宗教含义。
总之，窦宪所率汉军可能确曾破坏、损毁呼尼河至鄂尔浑河流域的匈奴单于陵墓、单于庭及龙城的建筑，但陵墓和建筑始建于东汉早期或西汉中晚期，均早不到冒顿、老上单于所属的西汉早期。班固撰文属文学修辞，“汙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龙庭”与后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对应，有夸张和失实之处；“燕然山铭”不足以构成早期匈奴地望“漠南说”的反证。蒙古境内目前发现的含大型贵族墓葬的匈奴墓地均属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也几乎不见年代以西汉早期为主的普通匈奴墓地，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有学者不同意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或者说文献中“河南地”为匈奴起源地的说法，主要理由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单于“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可知此前河南地盘踞着楼烦、白羊部，而非匈奴。冒顿单于的扩张大约在汉初。秦代末年（约前210年）蒙恬死，中国内乱，戍卒逃散，楼烦、白羊等部族才有机会渗透进驻“河南地”，但时间很短，不久就被匈奴吞并。这就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说“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因此，不宜将楼烦、白羊二部入驻河南地的时间提前到秦代以前。
秦代以前河南地在文献记载中明确属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云：“（冒顿）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此处“匈奴地”，就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将十万之众击胡而收取的“河南地”。秦收河南地，因河为塞，临河建四十四县城，发適戍充实，匈奴头曼单于不得已北迁。“复收”即“收复”，河南地为匈奴故地当无疑义。
内蒙古中南部东周至秦代的牧业文化遗存主要是墓葬（图二）。参考前人研究[32]，根据葬俗可分为三类，它们内涵、特征有别，分布地域不同，但又东西比邻，同时并存。
第一类是毛庆沟类型，位置居东，主要分布在蛮汗山南北麓和岱海盆地，包括凉城崞县窑子[33]、忻州窑子[34]、毛庆沟[35]、饮牛沟[36]、水泉[37]等墓地的东西向墓；前三处墓地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后两处墓地属战国中晚期。均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墓向（死者头向）为较正的东向（50°~110°）。墓形为窄长型的竖穴土坑，墓坑长度是宽度的两倍以上。部分墓葬带二层台和头龛，后者系在墓坑东壁掏挖而成的半圆形浅龛，内置陶器。绝大多数墓葬无葬具，仅个别墓有石或木棺。流行殉牲，种类有羊、牛、马、猪、狗的头骨和蹄骨，成排置于人头部上方的填土中，多下颌朝上，吻部朝前。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存在头低脚高现象（图三）。随葬陶器的墓葬占比较高，以双耳壶、罐和无耳绳纹的圜或平底罐为代表。铜器以饰品为主，包括单或多圈的铜丝耳环、项部串饰，还有以带扣、环、鸟或动物纹牌饰、联珠饰、铜泡等组成的腰带饰，以及铜管、铃，亦有铜或铁的短剑、鹤嘴斧、戈、矛、镞，多属典型的北方系风格。骨器有三棱形带銎孔、或短梃或分尾的镞以及骨扣、骨弓弭（图四）。
图四 毛庆沟类型墓葬随葬器物
该类墓葬的人种特征，崞县窑子既有与北亚蒙古人种体质接近的“古蒙古高原类型”居民，也有与东亚蒙古人种体质接近、作为北方地区土著的“古华北类型”居民[38]。忻州窑子也不单纯，除了“古蒙古高原类型”（鉴定出19例），还有与东亚、南亚蒙古人种体质接近的“古中原类型”（鉴定出11例）[39]。毛庆沟、饮牛沟墓地东西向墓的人种均属“古华北类型”[40]。水泉墓地东西向墓的人种属“古中原类型”。总体上看，该类墓葬居民为三种体质特征人种的混合。
第二类是西园类型，位置居中，主要分布在土默川平原及其以南的浑河流域，南至清水河县，东至岱海南岸。包括包头西园[41]、和林格尔新店子[42]、清水河县阳畔[43]、凉城小双古城墓地[44]、和林格尔范家窑子墓[45]、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铜器墓[46]。除了小双古城属战国中期，其他墓地均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向以东北向为主。墓形以洞室墓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竖穴墓。洞室墓有顺室墓和侧室墓两种形制，前者墓室开在墓道短边一端（东北端），空间有限，仅容纳死者的上半身；后者墓室开在墓道长边一侧（西北侧），墓道往往留二层台。未见葬具。葬式绝大多数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头低脚高现象。殉牲发达，单座墓的平均殉牲数量超过第一类。将羊、牛、马的头骨成排放置在墓圹填土中或墓道二层台上，头骨多倒置，吻部向前，牛、马头居中或靠前、羊头在后，蹄骨或散置其间。绝对数量上羊最多，牛的出现频率较高（图五）。随葬陶器的墓葬占比很低，除了小双古城6件、新店子1件外，其他墓地不见。铜器以服饰品为大宗，死者头侧有弹簧状耳环，颈部有两端穿孔的璜形项饰（或为金质），肩部或有匙形器，腰部有带扣、环、泡、扣饰、联珠饰、虎纹或云纹牌饰构成的腰带，腰带上悬挂铜针管、锥、刀、砺石等工具；兵器有短剑、三翼有銎镞、戈。骨器有弓弭、镞、镳、扣、针管与针（图六）。
图六 西园类型墓葬随葬器物
西园、新店子、阳畔墓地的人种均为“古蒙古高原类型”；小双古城经鉴定的5例个体（男性3例、女性2例），男性属“古蒙古高原类型”，女性属“古中原类型”[47]。可知西园类型居民体质上绝大多数为北亚蒙古人种。
第三类是桃红巴拉类型，位置居西，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后套地区，北至狼（阳）山北麓。包括杭锦旗桃红巴拉[48]、伊金霍洛旗公苏壕[49]、准格尔旗西沟畔[50]、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墓群[51]；还有墓坑被破坏，仅采集到遗物的杭锦旗阿鲁柴登[52]，准格尔旗宝亥社[53]、玉隆太[54]、瓦尔吐沟[55]、速机沟[56]，伊金霍洛旗石灰沟[57]、明安木独[58]，东胜市碾房渠[59]及神木县纳林高兔[60]等地点。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墓向为北向（已报道25°~31°）。皆为窄长型南北向竖穴土坑墓，边长是宽度的二至三倍，无头龛。葬式为头北足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图七）。清理的墓葬中皆有殉牲，在人骨架头部上方填土中成排或层叠放置马、羊、牛的头骨；在牲骨下、人骨上还出铜鹤嘴斧、锥、镞、刀、铃及车马饰件。死者头端或脚下多随葬1件、个别2件陶器，器形有单耳或双鋬的夹砂罐、小口细颈鼓腹罐，还有单把石制杯形器。死者头侧有弹簧式金耳环，或者用金丝、绿松石、金片或锥帽串挂成的耳坠；颈部有石或金串珠，或者用细长金条弯成的项圈；腰部有环、带扣、动物纹牌饰、兽头饰、扣饰、铜管或管状饰等；腿部有铜联珠饰，可能为靴饰。兵器有铜短剑或铁质长剑、三棱形带翼有铤或銎的铜镞。仪仗器有权杖头、各类动物形杆头饰（图八）。
图七 桃红巴拉类型墓葬形制（桃红巴拉M1）
该类墓葬仅桃红巴拉墓地的1例男性颅骨被鉴定，与现代蒙古组体质特征接近，被归入“古蒙古高原类型”[61]。
上述三类墓葬中哪一类属于早期匈奴的遗存，要看哪一类与中晚期匈奴墓反映出来的匈奴族固有传统特征最吻合，或者说与中晚期匈奴墓的典型特征最相似。统观中晚期匈奴墓，虽然时间跨度较大，空间分布较广，但又普遍存在共性特征——尤其在葬俗上，包括：1.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2.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形；3.用马、羊、牛等牲畜的头、蹄殉葬；4.北亚蒙古人种（古蒙古高原类型）。第一类仅与第3点，第二类仅与第3、4点相符；第三类却与四方面特征全部吻合。因此，桃红巴拉类型才是早期匈奴的文化遗存，或者说匈奴本体的直接前身。
自1973年田广金先生发掘桃红巴拉、公苏壕墓葬，学术界对早期匈奴的考古学探索至今已有半个世纪，期间历程可谓曲折。1976年田先生将发掘简报的标题直接写作《桃红巴拉的匈奴墓》，并下了匈奴族遗存的结论[62]。但十年后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认为这批墓葬是狄人的遗存，阿鲁柴登、西沟畔等战国晚期墓与林胡有关，但仍可称之为匈奴文化[63]。后来他又提出“桃红巴拉类型”的概念，认为该类型是白狄的遗存，战国晚期发展为匈奴文化[64]。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东周时期游牧部落和漠北石板墓文化居民共同构成了匈奴的主体[65]。林沄先生认为应将文献中戎狄与匈奴区分开，战国时期河套及阴山地区活动着林胡、楼烦，桃红巴拉之类遗存的族属难以确认，匈奴本体的大本营是在赵长城东段以北[66]。
“桃红巴拉匈奴说”提出后赞同者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学者们将楼烦、白羊入驻河南地的时间提前到秦代以前。但如前所述，秦代以前的河南地被《史记》明确称为“匈奴地”。早期匈奴本来活动于河套地区（主要在后套），赵武灵王所筑长城西至“高阙”，在今乌拉山西段山口[67]，并没有阻断狼山（即阳山）南北游牧部众的往来，鄂尔多斯的早期匈奴文化得以延续至战国晚期，如阿鲁柴登、西沟畔的高等级匈奴贵族墓。秦始皇派遣蒙恬筑长城后，匈奴的统治中心才从河套转移到阴山—大青山以北区域。此外，白狄在春秋早中期居于河西“圁、洛间”，即今陕北窟野河与洛河间；春秋晚期在秦的威逼和晋的利诱下东迁至太行山两侧，此后未见狄族活动于河西的记载。桃红巴拉类型与白狄无论在地望还是年代上都不相符。
西园墓地曾被发掘者认为可能是林胡的遗存[68]，附和者同样寥寥。《史记·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史记索隐》引如淳云：“林胡即儋林，为李牧所灭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时北地也。如淳云即澹林也，为李牧灭。”唐朔州即今山西朔州市。《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史记正义》说“榆中”在“胜州北河北岸也”，即“鄂尔多斯黄河北岸之地”[69]。可见林胡活动于包头市以东的黄河北岸和东岸，与西园类型的分布范围相当吻合。此外，林胡为胡人的一支，体质特征与匈奴相似；西园类型的人种绝大多数为古蒙古高原类型，符合对“胡”的定义。因此，西园类型应是林胡的文化遗存。
关于毛庆沟类型的族属，学界的认识出奇一致，田广金[70]、乌恩[71]、魏坚[72]等先生均认为是楼烦。《说苑君道》：“匈奴驱驰娄烦之下”，时间在公元前311年前后。赵破楼烦后可能设县，《史记索隐》：“《地理志》娄烦，县名，属雁门；应劭云‘故楼烦胡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岚州，楼烦胡地也。”岚州在山西吕梁岚县。汉雁门郡郡治在山西右玉，与凉城相邻。可见楼烦主要活动在河东的吕梁山北段及蛮汗山地区，分布与毛庆沟类型较为吻合。《战国策》把叁胡与楼烦并列，可知后者不属于“胡”。毛庆沟类型的人种构成中古蒙古高原类型并不占优，不太符合“胡”的定义。因此，毛庆沟类型应是楼烦的文化遗存。
就墓葬材料而言，早期匈奴与林胡、楼烦在生业方式、社会分化、对外交往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桃红巴拉类型的殉牲，已披露资料中马最多，其次为羊、牛。如呼鲁斯太M2人骨架上发现27个马头，作三行“一”字排列。殉马似为死者坐骑，马嘴中有马衔，头两侧有马面饰，附近出铜刷柄。马面饰从圆泡式发展成凸管式，序列完整，不见于毛庆沟和西园类型。该类型对马的重视程度为其他两类不及，马善于远距离迁徙，骑马放牧控制的羊群规模远超徒步放牧。毛庆沟和西园类型的殉牲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羊、牛、马，后者还有狗、猪。猪、牛移动性差，与定居生活相关。三个类型自东而西，游牧性逐渐增强而定居性逐渐减弱。根本原因当然是生态环境，西部降水少，气候干旱和土壤沙化较东部严重。一般说来，游牧性越强的经济，因其结构单一，就越需要获取周边农业区的资源补充，其人群的攻击性就越强。
桃红巴拉类型金银器的种类、数量及档次也不是毛庆沟、西园类型所能比拟的。后二者偶见小件的金耳环、项饰或素面牌饰，前者包括人体服饰、车器、马具及兵器、生活用品、工具的装饰，种类繁多。仅阿鲁柴登一处就发现218件金器，重4000余克。金器有立体圆雕，也有浅浮雕，造型奇异瑰丽。如阿鲁柴登的金冠饰，半球形金冠上浮雕四狼四羊，顶部傲立一只展翅雄鹰，并搭配浮雕着虎、马、盘羊纹饰的金冠带。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王冠[73]。西沟畔发现的3座战国墓中，M2墓主从头到脚装饰金器，甚至有金指套，铁剑剑鞘上外包17件动物纹金饰片，极尽奢华之能事。M3所出以铜器为主。M1仅残存几件铁器。墓葬之间等级、贫富差别很大。社会财富被聚敛在上层贵族手中，社会等级分化严重。反观毛庆沟、西园类型，虽然随葬品有多寡，但没有本质的区别，几乎都不见贵金属制品，墓葬之间分化不明显，体现了游牧社会组织小型化、分散化、平等化的传统特点[74]。在走向社会复杂化、阶序化和国家化的进程中，匈奴遥遥领先于林胡、楼烦。
桃红巴拉类型的车马器除了马衔、马面饰，还有辕饰、车軎、节约、镳，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杆头饰。毛庆沟、西园类型目前只见马衔。车子不仅是日常出行的工具，还可用于长途交通和远程贸易，前者对外交往的幅度和范围比后二者要大。
桃红巴拉类型青铜及金银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动物纹造型，但其来源复杂。据邵会秋研究[75]，虎纹、虎搏食草动物纹、鹿纹可能自东向西，由冀北山地的玉皇庙文化向西传播至岱海、鄂尔多斯高原；以格里芬为代表的神兽题材、后肢翻转动物纹、展翅鸟纹由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传入；立体杆头饰可能是由更靠北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传播过来的。在毛庆沟、西园类型中不见后两类因素。与欧亚草原的交流与联系，桃红巴拉类型显然要活跃得多。此外，西沟畔金牌饰和银节约上秦、赵两国的工官刻铭，说明这些器物是中原王朝的工匠专为北方特定人群制作的[76]，经赏赐或贸易而流传至此。总之，战国晚期来自四面八方、源头各异的文化因素汇聚到河套及鄂尔多斯地区，这是匈奴崛起的文化背景。
匈奴崛起于漠南的阴山、河套地区有其原因。自然资源方面，阴山林木茂盛，可供弓矢用材；禽兽繁多，足够射猎所需，此其一。地理位置偏南，无霜期较长，气温较高，非漠北苦寒之地可比，此其二。临近中原秦、赵等农业国家，可通过贸易、交换满足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弥补游牧经济单一性的短板，此其三。部族上层贵族通过与秦、赵的交往垄断贸易资源，控制交换和再分配，以实现对部众的统治，同时获取“中原制造”的贵金属物品，以彰显、夸耀其身份地位，此其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单于制作鸣镝，勒令部众，杀父自立。鸣镝即响箭，射出后通过装在箭杆上的带孔骨哨发声。西汉中期德列斯图伊墓地出土分体式鸣镝，骨哨穿在铁或铜镞的铤上[77]。在中国北方年代上早于冒顿的鸣镝，集中出自延庆玉皇庙墓地，15座墓葬出土了23件骨哨，为中空的枣核形，前后贯通，侧面有1至4个圆形镂孔，出土时多与骨镞堆放在一起[78]。玉皇庙文化的年代属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它的很多因素向西影响到阴山地区，鸣镝为其中之一。冒顿的崛起，吸收了周边文化先进技术—包括军事信号技术，此其五。
除了第一条，其他四个条件在漠北都不具备。匈奴崛起于漠南，有其必然性。
原文刊于：《文博》 2024年 第3期
此文转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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