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十六国墓葬及其仿木构——墓葬与建筑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纪要
摘要: 2024年9月1日，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协办的“十六国墓葬及其仿木构——墓葬与建筑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在陕西西安召开。学术考察下午为学术讨论环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进行。学术讨论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主题为“考古发现与 ...
2024年9月1日，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协办的“十六国墓葬及其仿木构——墓葬与建筑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在陕西西安召开。
论坛分两个环节。上午为学术考察环节，与会学者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城村墓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北城村墓地为一由曲尺形围沟环绕的大型墓地，目前围沟内已发掘墓葬285座，自东向西成排分布，墓向均为坐西朝东，时代从十六国时期延续直至隋唐时期。其中的M452在墓室内发现了土雕建筑构件，为此次考察的重点关注对象。学术考察
下午为学术讨论环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进行。学术讨论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主题为“考古发现与研究”，该环节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副研究馆员主持，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随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中发现的土雕建筑》为题、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赵兆馆员以《空港新城北城村十六国北朝墓地十六国墓M452新发现》为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占锐副研究员以《咸阳十六国墓M63土雕建筑初探》为题、南京大学潘兰琪硕士以《陕西省空港新城底张街道韩家村十六国时期M4土雕建筑形制试探》为题分别作主旨报告。四位学者均主持或参与了近年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仿木构遗存的考古发掘工作，报告呈现了诸多相关领域的最新发现。
下半场为圆桌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主持。与会学者结合上半场主旨报告的内容，围绕十六国墓葬与其中的仿木构遗存这一主题各抒己见。北京大学徐怡涛教授指出，北城村M452墓内土雕建筑构件较为精细，是继甘肃高台地梗坡M1、M2、M6之后相关遗存的又一重要发现。目前所见的墓葬土雕仿木构遗存，其象征意义或可归结为两个维度：一类是对世俗、日常建筑的模拟，此类遗存多位于墓道和天井的上方；一类则是地下冥宅的组成部分，北城村M452墓内的土雕建筑构件即属于后者。而两个维度的土雕仿木构所组成的整体表达格局，则是之后研究应当关注的重点之一。柴怡副研究馆员主持了北城村M452的发掘，通过将中等规模的北城村M452与更大规模的焦村M25、M26及中兆村M100所出土雕仿木构遗存相比较，她最近思考的重点在于墓道、天井上方与墓室内的土雕仿木构是否存在规格乃至等级上的差别，即位于墓道、天井上方者可能在规格或等级上高于墓内所出者。李梅田教授认为，土雕仿木构遗存的源与流亟待厘清。就来源而言，其与河西魏晋墓的门上照墙之间应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就流变而言，至西魏北周时期，关中地区的墓葬内流行以壁画形式描绘静态的庭院建筑场景，可视为在墓中表现木构建筑这一关中传统的延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指出，关中十六国墓中的土雕仿木构并非突然出现的事物，而是模拟生者世界的墓葬营建大传统的产物之一。这一传统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采取了土雕这一较为特殊的形式。学者汇报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辛龙副研究馆员主持了焦村十六国大墓的发掘，他认为焦村M25中两座土雕建筑模型与两个天井的结合，可能即具象模拟一座三进的院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喻梦哲副教授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对仿木构遗存进行审视，他认为十六国土雕仿木构群体与真实建筑间的对应关系值得重视，如墓道、天井上方雕塑的正投影建筑模型就建筑结构而言更趋真实但属缩微模型，墓室内的仿木建筑构件则多存在变形但更接近真实尺度，由此可进一步探讨工匠在营建过程中所采用的处理标准问题。西北大学李雨生副教授指出，在生土上进行雕刻并非模拟建筑的最佳表达方式，而十六国时期生活于关中地区的人群却坚持采用这种可谓“脆弱的奢侈”的做法，背后的意图值得深思。中国人民大学王子奇副教授结合个人既有研究，指出在南北朝至唐宋制度中对鸱吻的使用有严格的身份限制，而中兆村M100的土雕建筑模型屋顶上设鸱吻，或可为判定其墓主身份提供一定线索。另一方面，十六国墓葬中的土雕建筑应该厘清为墓葬天井、过洞中与墓室中两个不同系统，其对建筑的表现方式及其所表达的象征意涵均有所不同，也各有其源流。北京大学王书林副研究员注意到北城村M452前室四角雕出抹角枋子，柱身虽偏细但底部还雕出柱础，总体属比较写实的呈现，或许意味着当时真实的建筑中已经存在类似结构。而壁面上未雕出其他柱子，或许意味着当时建筑为土墙承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效儒助理研究员结合个人研究方向，对墓内仿木建筑构件是否有纹饰、有何种纹饰表示关注。赵兆馆员关注北城村墓地背后的人群面貌。鉴于北城村墓地从早至晚始终保持稳定的面貌特征，或暗示其背后人群在地位、文化等方面也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状态，目前仅在M452中发现有仿木构件，是否指示出这一人群中的某一部分与河西地区人群之间的关系。北京大学黄青岩博士生承接王书林老师的话题方向，指出夯土墙是否参与承重，关系到柱子所能达到的高度上限。北京大学任羽楠博士后注意到墓道、天井上方的建筑模型基本都为三开间、悬山顶，呈现出相当规制化的特征，加之其位置处于当时送葬队伍的头顶上方，很可能与送葬过程中仪式化的观看活动有关，不一定能直接与现实建筑相对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春雷副研究员对石安原北魏墓土雕人物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推测。该人物背向观者呈现向上攀爬的姿态，其上方为一土雕门楼，足下踏一类似小鬼之物，很可能表现了墓主灵魂自地下升往仙界、天界的过程，上方的土雕门楼或为类似“天门”的存在。刘呆运研究员结合前述学者的讨论，进一步归纳了土雕仿木构遗存两个系统的意涵：地面以下的系统以对生人居宅的模拟为主，意图在于打造死者的地下冥宅；地面以上的系统以墓道、天井上方的土雕门楼为代表，可能为信仰和生死观的体现。北京大学张剑葳副教授关注土雕仿木构的制作技法问题。他指出，“刻”和“塑”在制作中分别意味着做减法和做加法的过程，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作更细致的观察和区分。如果中兆村M100土雕建筑模型主体为“刻”而屋顶为“塑”的话，那么焦村M25、M26等不设屋顶的土雕建筑模型从制作程序而言或为未完工的半成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研究员指出，今后还需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对土雕仿木构遗存进行分析，辨别其中何为中原汉人文化传统的延续，何为非汉民族带来的新兴文化因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林泽洋馆员指出，综观目前的相关发现，既有微缩模型，也有内部构件，过去使用的“土雕建筑”这一统称似有欠妥之处，本次论坛所采用的“仿木构”的概念则更为精当。
学者汇报
南开大学王音老师将墓葬与石窟寺中的仿木构相联系，她注意到北城村M452侧室内顶结构与莫高窟275窟间的相似性，鉴于后者的年代尚存争议，前者的相关发现或可为判定后者的年代提供新的线索。赵占锐副研究员就石安原布里村M63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补充说明。该墓的土雕建筑属于墓上设施，为二凸字形夹一正方形建筑的格局，外围以回廊相连接，加上凸字形土雕建筑中央下挖的天井，可能共同构成了该墓葬的礼制设施部分。中国人民大学魏镇老师指出，墓葬的“宅第化”既存在于使用中，也可能存在于仪式化的观看活动中。墓道、天井上方的建筑模型呈现为三进院落的格局，也是向观者展示死者的冥宅为一三进制的大规模庭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玥助理研究员注意到墓道、天井上方的建筑模型表现的是建筑的外观，墓室内的仿木构件表现的是建筑的内部，进而提出两者或许呈现的是同一建筑不同面相的推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玉晗馆员认为，目前尚未发现十六国时期真正的墓上建筑，可能与时人的生死观念相关，即东汉以后魂魄不再呈二元对立，地下墓室由此成为死者身后的唯一居所。刘瑞研究员发言
刘瑞研究员指出，目前基本可以确定，十六国墓葬之上并无封土。结合十六国时期城址考古的发现，可知当时现实建筑用砖，而墓葬中却采用土雕的形式模拟建筑，应是强烈的特定思想观念作用的结果。另外，M452为目前所见北城村墓地中唯一一座设仿木构件的墓葬，而其它带土雕建筑模型的墓葬则多为单体存在，故此类墓葬的选址及共存情况也是今后发掘和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认为这批土雕遗存的发现，提示了未来田野考古工作应在精细化方向上继续努力。土雕建筑模型有些甚至呈现为多层楼阁的形象，因此对其的考察不仅要关注平面形制，还要从纵向立体的角度出发考虑。土雕建筑模型之外，焦村M25和M26、中兆村M100等大墓为前中后三室结构，与当时的三进宫殿格局之间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针对有学者提出北城村M452四角细柱为摹仿帏帐构架的观点，他指出一些墓室内本就存在悬挂真实帏帐的现象，可以结合作通盘考虑。对于土雕建筑模型上的仿木构彩绘，他指出彩绘并非都是对真实木构的模仿。在洛阳地区的宫殿建筑遗迹中，存在外壁可见真实的立柱等结构，而内壁则在对应位置以红彩标识的现象，因此墓葬中的仿木构彩绘可能直接源于宫室内的实际做法。钱国祥研究员作总结
钱国祥研究员最后对论坛内容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此次论坛将十六国墓葬考古新发现与建筑考古研究相结合，议题方向既有新意又具很高的学术价值；通过多方学者的碰撞和交流，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新认识。他期待之后的考古报告能尽可能详细、全面地公布现场相关的资料信息，为学术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多契机。会议合影
文：王音
图：黄佳豪
审核：柴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