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丰  李欣瞳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二十世纪在英文世界中有两部全面介绍中国考古学成就的著作最为引人注目，一部就是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ourth Edition）。它自1963年问世以来，至1986年一共出版过四版[1]，影响着海外二十世纪后半叶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进程。另一部著作则是郑德坤的《中国考古学》（Archaeology in China），它最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第一卷，由于是多卷本，前三卷到1963年才出完（图一）[2]，作者原计划的第四卷《汉代中国》（Han China）后来并未出版[3]。其实，郑德坤原先构想的《中国考古学》规模更为庞大，达八卷之多，时段贯穿整个古代社会。《中国考古学》系列虽说出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以前，但若干年以后仍然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持续的影响。

当然，这两部著作各有优长，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第四版出版以后，与前三版相比，自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它紧跟时代步伐，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时采用多元互动的学说，对以前的中心传播论是一个重要的修正。郑德坤的《中国考古学》则以资料见长，详尽地梳理自中国考古学肇始以来的诸多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在研究框架上显然也脱离不了他所处的时代思潮以及他本人所受学术训练的影响。

图一 郑德坤《中国考古学》书影

郑德坤，1907年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他聪明好学，就读于属于教会的英华书院。英华书院是十九世纪末英国长老会创办的中学学堂，教授学生的课程内容中英教学并举，以英文为主，校内设施齐全，是当时一所著名的书院[4]。学习的内容除《圣经》、历史、英文、汉语外，还包括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及打字、会计之类的现代知识[5]。1925年，18岁的郑德坤从中学毕业，他毕业时学校已改名为英华中学，其父郑柏年担任首任华人校长，因当时时局非常混乱，父亲建议他留校任教一年，待局势平稳后再进入大学学习。第二年郑德坤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但他志不在此，后经几番转折，转入中文系。

当时的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声誉日渐升高。中文系也聘请了一些以后的著名学者担任教授，有许地山、洪业、张星烺、顾颉刚、容庚等。郑德坤在他们的鼓励下，逐渐由文学转向古代舆图，最先研究的是《山海经》，而在此之前他关注的对象是新文学[6]。1930年郑德坤于燕京大学毕业，次年获得硕士学位（图二）。1928年燕京大学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与哈佛大学联合设立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志在加强中美人文学术交流[7]。郑德坤获硕士学位后，即留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他的学术生涯从此开始。郑德坤首先将关于《山海经》的各种版本、注疏搜集齐备，进行校勘，并进行整体检讨。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终于写成了一部长达一百三十万字的著作《山海经研究》。全书共分七编，分别为经文、经文索引；表解、图；校勘、训话；地理注、神异注；序录、考证、篇目考；地理研究、历史研究、神话研究、生物研究、医药的研究等内容[8]，顾颉刚和许地山二人为之作序。后经顾颉刚介绍，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准备出版。不料，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神州国光社中弹被炸，郑德坤的手稿也葬身火海[9]，书稿的极个别内容《〈山海经〉及其神话》、《〈山海经〉及邹衍》，分别在《史学年报》和《燕京学报》上发表[10]。与此同时，郑德坤在顾颉刚、洪业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水经注》，并以此为题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水经注图》[11]。在此后的数年间他发表出版了多篇研究《水经注》的文章和《水经注引得》一书。《禹贡川泽变迁考》还被顾颉刚收入《尚书研究讲义》之中[12]。

 郑德坤对考古学的兴趣源自一场裴文中的演讲，1929年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骨，震惊世界。郑德坤觉得中国地域辽阔，遍地黄金，考古学是一门新兴大有作为的学科[13]。不久，他追随顾颉刚、容庚二位教授，历游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考察古迹古物，并参观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安阳发掘的殷墟遗址。在洛阳容庚为研究所购买汉唐文物数种，他对考古学的兴趣日渐浓郁，回校后写下这次考古旅行团的行记[14]。但根据日文版《中国考古学大系》中著者的介绍，郑德坤对于考古学的兴趣是在访问安阳小屯殷墟遗址时，受到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的启发而形成的[15]。

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下，郑德坤也不忘关注救国图存。他在1932年2月28日致顾颉刚信中称：“人民之生命财产牺牲越多，则民族复兴越有希望。”顾颉刚则深以为然，完全同意[16]。顾颉刚认为文人救国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创作，在信中称“你研究地理沿革史，也有救国工作可做”。又在1933年7月28日致信郑德坤进行鼓励：“你拟的通史大纲，分五篇，头绪清楚得很，请照此编下去。”[17]

在不断的学习研究中，郑德坤很快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考古研究的著作《中国明器》，书中将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随葬明器分为四期：秦以前为第一期，是萌芽期；汉魏六朝为发展时期；唐代是成熟时期；宋为衰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八万字，却有百幅以上的插图，参考文献多达一百五十余种[18]。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是当时人们了解中国考古的重要读物[19]。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仍选用此书作为学习中国考古的参考材料。

 1933年，郑德坤返回家乡，受聘于厦门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系担任教授，主要讲授《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等课程，同时主编《厦大学报》。虽然郑德坤在厦门大学时间不长，但他创建了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这是厦门大学博物馆的前身。郑德坤在厦门大学期间将文化陈列所所藏文物编成《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所藏中国明器图谱》一书。书前置《中国明器史略》一文，实际上是《中国明器》一书的概要，其中掺杂一些对本校所藏文物的解释，其文甚短但视野辽阔，中外文献所见俱收其中。《图谱》收录历代文物131件，其中先秦1件，汉代35件，六朝11件，唐代84件，每件文物都有简要的图说[20]。惜这批文物一部分抗战初期被日本人劫掠至台湾[21]，收藏在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教学教室；另一部分则由林惠祥携带避难南洋[22]。总之，这是一本当时少有的地道的博物馆藏品研究著作[23]。1936年春，郑德坤与庄为玑、林惠祥二人一起在泉州中山公园发掘四座唐墓[24]。

燕京大学洪业教授是燕京大学学术的实际负责人，任教务长多年，对本校杰出学生极力提携并鼓励他们学习英文，推荐出国留学[25]。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以来，行政中心设立在哈佛大学，但主要活动则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在章程中有这样的表述：“资助中国别的高等学府，探讨、发掘、收集及保存文化及古代文物；或资助博物馆从事此类工作。”[26]哈佛燕京学社在接受中外学生的同时，依仗其充沛的经费支持，也向教会大学派遣教员。1936年受哈佛燕京学社的派遣，郑德坤来到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任教。除去教授中国历史课程外，还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从事田野考古和博物馆藏品研究。当时的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是哈佛燕京学社派出的考古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博士，著名的三星堆遗址也是葛氏主持第一次发掘[27]。短短的两年时间，郑德坤将博物馆内的两万余件文物整理得井井有条，法国考古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博士参观之后认为郑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28]。

1936年，顾颉刚曾于信中鼓励郑德坤申请奖学金：“现在美庚款正在招奖学金之请求者，甲种每年三千元我想，德坤，你也可以请一请。你的资格颇好，有请三千元的资格。你如能请到，便可在北平工作两年，每年有三千元之收入你如以为然，请你函北平南长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索取章程及表格填写。即使请不到，也没有什么关系，所谓‘尽人事’耳。”[29]在顾颉刚的启发下，郑德坤进行了申请，并成功申到，不过对象是哈佛燕京学社，但仍为他后来负笈哈佛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资助。

1938年，郑德坤赴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这是洪业布局文史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宋史学家刘子健的回忆，洪业培养历史人才很有计划，他鼓励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六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昇研究辽代，聂崇岐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伊同研究明代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学生后来都对重估中国文化很有贡献[30]，他们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方法。

郑德坤就读于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他的指导老师是毕巴底考古与民族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的瓦德（Lauriston Ward）教授，此外他的论文指导老师还有远东语言系的魏鲁男（James R.Ware）教授[31]。短短的三年间，郑德坤修完全部课程，完成硕士论文《满洲史前考古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Manchuria），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四川史前考古》（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Szechwan）（图三）。他所依据的材料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传教士调查所得，当然也有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如葛维汉、纳尔逊（N. C. Nelson）、赫音（Amold Hein）、包戈登斯（Gorbon）以及安特生（J. G. Andersson）等人的调查发掘材料，这些发掘标本大都收藏在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内，郑德坤在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工作经历，给他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1937年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撤至四川，并组织了考古发掘工作。根据郑德坤的研究，当时的四川史前文化前后应经历了五千年之久的发展，最早的距今大约有七八千年，广汉地区的史前遗址中出土类似西周的玉器多种，它们可能已经接受中原文化进入历史时期。郑德坤将四川史前文化分为四期：一、中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前3000年）；二、新石器时代前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三、新石器时代后期（公元前2000—前1200年），这时大约可分为早晚两段；四、石器与铜器过渡时期（公元前1200—前700年），这时期的代表是广汉文化[32]。

郑德坤的指导教授还有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任社长叶理绥，他当时还兼任远东语言系的主任。叶理绥是伯希和（Paul Pelliot）的高足，一位出色的历史语言学家。他创办了著名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UJAS）。其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纳尔逊（N.C.Nelson）在四川、云南的调查、发掘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是未发表的，纳尔逊允许他使用这些第一手材料[33]。

1941年，凭借《四川史前考古》，郑德坤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郑德坤接任葛维汉的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一职。郑德坤在担任博物馆馆长的五年间，先后组织了四次考古发掘活动，其中有汉代墓葬、五代王建永陵、文庙旧址等。另外，还组织进行多次田野调查，采集大量文物标本以丰富博物馆藏品。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但郑德坤依然积极推进博物馆的陈列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形成七个非常有特色的常设展览，也举办了多次临时展览，极大地丰富了战时后方民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接待许多考古学家来访。《夏鼐日记》在1941年11月26日记录了他与友人参观华西大学博物馆并与郑德坤交流的情况：

 上午与王、陈二君参观华西大学博物，晤及郑德坤君。郑君谓在美从Nelson（纳尔逊）研究川东史前石器，就其形制，可分为四：（1）磨制石器（常与陶器同出），（2）打琢石器（不同陶器同出），（3）大体打琢又尖端磨制，（4）同上，但又加钻琢（此二者或与陶器同时出土）。谓其文将在哈佛之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学报》）发表[34]。

郑德坤在华西大学的五年中用中英文发表了几十篇考古方面的文章，其中一些在学界获得较好的评价[35]。郑德坤来华西大学博物馆时着手制定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他又雄心勃勃地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并宣称：“目标为使此博物馆，成为中国标准博物馆之一。”并“建设一近代化教育之圣地，华西研究之中心，甚至务使其成一国际学术研究之大本营，以促进全人类之合作、进步及永久之和平。”[36]目标高远，催人奋进。

郑德坤执掌华西大学博物馆短短五六年中，以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的图书多达24种，仅郑氏著述有《古玉概说》（1945年）、《蜀陶概说》（1945年）、《四川考古学》（1947年）、《西藏文化导言》（与苏立文合著，1945年）、《西南民族导言》（与梁剑韬合著，1945年）、《西藏图画》（1945年）、《中国名纸录》（1947年）、《四川史前石器文化》（1942年）、《理番版岩葬》（1945年）、《四川古代小史》（1945年）、《王建墓》（1945年）、《中国之敦煌研究》（1947年）、《四川古代文化史》（1945年）及郑德坤译著《史记西南夷列传》（The South-western Barbarians，1945年）、《史前史纲要》（The Prelistoric Period，1946年），共有十五种之多，占全部出版品的一大半[37]。内容涉考古、民族、历史、美术等诸多学科，尤其是敦煌研究，尚未被敦煌研究史研究者所提及。郑德坤的研究工作在当时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李济曾有将郑氏调入中央博物馆的打算[38]。1947年郑德坤离开华西大学博物馆前往欧洲讲学，期间在英国剑桥、牛津、伦敦大学等多所知名大学有多次讲座，1948年返国，暂居香港。

图四 郑德坤剑桥大学任教期间

图五 郑德坤教授剑桥大学任教期间

图六 郑德坤教授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图七 郑德坤教授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图八 1985年邓聪（后排左二）入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与郑德坤教授（前排左一）及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郑德坤一生中英著作有一百五十余部，研究论文数百篇，可谓著作等身（图九）。其中最有影响当数其《中国考古学》三卷：《史前中国》（一）、《商代中国》（二）、《周代中国》（三）。郑德坤回到香港的目的是为了撰写第四卷《汉代中国》（Han China），因各种事务繁忙，惜未能完成出版[43]（图一〇）。

从1959年至1963年郑德坤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考古学》系列三卷。《史前中国》是其第一卷[44]。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考古学通论性质的著作，原计划有八卷之多，所以在第一卷中讲述了中国文化的地质基础。之后用了相当篇幅来讨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戈壁文化、史前新疆、史前黄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史前长江、史前华南和史前东北，基本上对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作为一部通论性质的著作，它的优点显然是第一次用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境内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并且采用许多新中国时期最新的考古材料。考虑到中国境内非常复杂的地理形态，郑德坤将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地区分为六个文化区域：新疆地区、蒙古高原、东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些是构成中国文化的地质基础。郑德坤对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南方巨猿和北京猿进行讨论，丁村人是早期北京人和旧石器中期河套人的重要纽带。对河套人、山顶洞人和资阳人都有讨论。一些旧石器工业技术又向南传播。北方的新疆地区、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细石器文化大多为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别代表东西两大区域。郑德坤将蒙古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专门冠以戈壁文化（The Gobi Culture），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范围，从蒙古高原到长城地带，以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为主[45]。郑德坤也深信有一个中石器时代的存在，并且以斯文·赫定（Sven Hedin）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发现为先导讨论所谓的中石器文化，并将资阳人[46]归在这一时期。仰韶文化是其论述的重点之一，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后冈为早期；仰韶村、西阴村、半坡、马家窑是中期代表：辛店为晚期代表，强调其中所谓混合文化和因素[47]。将“小屯文化”列为一章，认为齐家文化与之年代相当，列一节讨论，将灰陶与陶鬲作为“小屯文化”的代表[48]。

该本出版后受到英文世界的一致好评，认为是一本难得一见的著作，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一般面貌贡献良多。汉斯福（S. Howard Hansford）在书评中提到：“欧洲人刚开始关注中国古物的时候，除了建设性批评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而中国考古的探索和出版又大多用的中文，他说“很少有学者有能力进行这样的综合，也没有人做得比郑教授更好。他在哈佛燕京、成都和剑桥接受了长期的培训，并在实地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期待郑德坤教授的下一卷著作[49]。卡尔·亨兹（C. Hentze）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该书是一份珍贵的关于中国史前时期资料的首创性汇编，这是西方读者不得不进行感谢的[50]。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认为该书实际上是最重要文献的总结，在研究的现阶段这种客观性值得称赞，郑德坤的开创性著作也值得祝贺[51]。

中国考古界也很快注意到郑德坤的这部著作，安志敏在1959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以康捷为笔名发表书评，指出其中的若干不足。关于“巨人”问题，称作者相信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的说法，将巨猿当作中国最早的人类，是非常不妥当的[52]。对于作者所谓的中石器时代的提法和新石器早期提出批评，并称其错误主要是根据石器的制法来确定年代的早晚[53]。在仰韶文化及其序列中辛店文化排不进去，甘肃的远古文化序列大体上是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辛店文化。作者关于齐家文化的看法也进入不了这一序列之中。在说到郑德坤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时着重指出其关于混合文化的说法，认为这一提法造成许多概念的模糊[54]。小屯文化的说法已经过时，而郑德坤将其扩大化。

对于中外学者的批评郑德坤有一些积极的回应，主要表现在1966年出版的《关于史前中国的新认识》（New Light of Prehistoric China）[55]这本增刊中。这本书的结构保持与《中国史前史》的一致性，增加了许多六十年代发现的新材料。但是，郑德坤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修改自己的看法，例如认为“巨猿”，无论从形态上还是食物获取方式上更接近人类，只是由于其前肢发达，阻碍其使用工具，使其灭绝[56]。并且对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考古收获》的分类办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将史前时代等于原始社会，商周属奴隶社会，东周以后的王朝是封建社会，过于关心历史研究中的某些理论并试图证明。肯尼斯·斯塔尔（Kenneth Starr）认为该增刊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补充，像往常一样，郑德坤以一种诚实和专业的方式介绍他的材料，虽仍存在一些混淆的插图和错误的表述方式，但仍要抱有一种万分感激的心态，感谢郑德坤教授将他从中文中提取出来的重要信息汇集起来呈现到西方学界面前，并提到郑德坤认为目前对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具体情况的认识仍模糊不清，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的起源尚未被发现，可能在黄河弯道地区最先出现，进一步承认他之前关于仰韶文化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时代划分已经过时，也已经接受了关于龙山文化的最新理论[57]。

《商代中国》作为《中国考古学》的第二卷出版于1960年[58]。本卷共十五章内容——商代遗址的发掘、地层层序、建筑遗迹、埋藏、动物群遗存、石器工业、玉器、贝壳和骨器、陶瓷工业、青铜工业、文字、物质文化与政治组、社会组织与宗教实践、自然与装饰艺术观察、商文化，旨在记录商代中国考古学发现发掘的进展及突出成果。

在这一卷中，郑德坤汇集各方面详细资料，搜索大量新中国考古的相关信息，对1959年以前华北地区商代遗址考古发现进行总结。关于石璋如对商代建筑遗迹和小屯相关墓葬的分类和解读，郑德坤认为比较合理，但还存在一些殉人殉牲是由于祭祀祖先而产生的可能，如何将这些祭祀行为与建筑祭祀区分开来需要进一步研究[59]。郑德坤对商代丧葬习俗的演变进行了讨论，五种墓葬对应五个时期，原商时期的原始墓葬、商代早期的常规葬、商代中期改进的大型常规墓葬、商代晚期的王陵墓、后商时期带壁龛的墓葬[60]。郑德坤以甲骨文记录为例说明商人的狩猎热情，认为这种热情也可能是这一时期艺术中动物主题增长的原因[61]。他将甲骨文分为祭祀仪式、自然现象、作物和收成、战争和军事、王的私事、未来的福祉这六类进行详细讲述，并认为商代文字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文字类型，它已经把书写的简单象形阶段远远抛在身后，并达到了使用表意文字的阶段[62]。从第一卷《史前中国》开始，郑德坤便坚定地认为商族直接起源于灰陶文化，商文化起源于戈壁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63]，他认为中华文化是商人吸收内外所有有用的文化因素创造出来的当时最繁荣、最进步的文化，商代文明的产生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当地本土文化演变的结果。第一个商代聚落可能仅仅是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人口的集聚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逐渐有了自己的鲜明特征，而正是在这时，那些将商代文明推向青铜时代的决定性因素才逐渐形成，使商代文明形成了与新石器时代大不相同的崭新面貌，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

郑德坤通过使用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材料系统诠释与商代中国相关的问题，满足了当时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商代考古最新资料广泛而迫切的需求。海外学者通过该书能够了解中国考古学界在商代文明研究方面的新发现、新猜想与新成果，阿道夫（Tamburello Adolfo）认为该书充分收集了研究材料，更新了考古研究数据，解读方面也有着较好的规划[64]。罗越（Max Loehr）提到，本书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遗存做了系统而全面的叙述，对不熟悉中国出版物的西方读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该书仍存在很大的不足：首先该著作的图版附录大部分是根据印刷品进行复制的，具有一定的缺陷，且由于音译问题使得索引功能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郑德坤将商代艺术的阶段和风格方面都统一归到一类里，并未详细分开描述；接着是作为商代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的青铜器图案，其历史源流、构造原理和意义在书中均没有过多涉及，使读者在阅读中难免心生遗憾；最后，关于绝对年代的猜想具有不确定性、缺乏事实依据，急于否定影响商代冶金的外来因素[65]。

最后一点张光直也曾指出，一些考古学序列和许多解释性假设是郑德坤文化历史框架的基础，应该在行文过程中强调这些是他的假设，以免被读者误以为这些都是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知识和结论[66]。卡尔·亨兹（C. Hentze）指出郑德坤教授的假设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有想象力的假设，因为它忽略了任何一种逻辑组合，这种错误在别处也反复出现[67]。

该书作为系列的第二卷优点颇多，但仍有不足，有些地方戛然而止并未做深入讲解，有些猜想并不具有事实依据却专门进行强调，使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海外中国考古学研究者将猜想作为事实继续研究，滋生更多谬误。遗憾的是郑德坤并没有进行增刊补充、修正，不过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有这样一本集当时中国商代考古研究情况大成的英文专著已是十分难得。

《周代中国》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三卷，出版于1963年[68]，历史文献、青铜铭文等能记录周代的重要事件，描述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战争、宗教等方面的图景，但是仍有许多未能记载的空白需要通过中国考古学家逐渐填补，考古发掘“正经补史”的作用也逐渐突显出来。当时的相关研究结果均以中文发表，郑德坤从这些材料中提炼出关键信息，整合成简单易读的专业性参考书册以英文形式发表，比前两卷更为成熟，资料更加丰富，叙述也更为有序。

本书分为十六章：周代遗存调查，建筑遗迹，黄土高原的周代墓葬，黄河洪积平原河南、山东和河北的周代墓葬，内蒙古和东北、长江下游的周代墓葬，长江上游的周代墓葬，玉雕，陶瓷业，金属工业中青铜容器，武器、工具、饰品，硬币、马、战车配件，漆器，文字，周文化，重点在于周代各地区的墓葬和金属工业。

郑德坤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翻译为“哥哥和弟弟国家”（older and younger brother states），而分封制则被译为“姐妹侄子和叔叔国家”（sororal nephew and uncle states）[69]。他认为中国金石学传统学派学者具备现代考古学家的所有知识，只是他们自己没有进行任何挖掘，答案可能会在旧的社会结构中找到——过去的学者属于特权阶层，实地考察和勘踏较为常见，亲历发掘却被认为是一项与社会地位不相符的行为，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是在20世纪西方学者的到来、旧社会秩序的推翻以及现代学术、技术的兴起之后才开始的[70]。关于周文化的兴起问题，郑德坤认为和商文化一样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群体，特别是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混合的结果[71]。他还提到周人还是远东水井的发明者，是陕西地区屋顶瓦的发明者[72]。辛村的发现证明了周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表明商代传统在整个西周时期都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其玉器就是很好的例子，大多与来自安阳的商代遗存相似[73]。郑德坤还认为春秋时期的青铜铸造业发明了一种用于铸造铭文的活字印刷，并进行了应用[74]。铁的使用最早是由周人在公元前11世纪引入的[75]，并在介绍武器、工具的过程中举例印证。铜镜方面，根据使用方式和装饰元素，郑德坤将战国镜分成了十二种类型[76]。此外，在专门一章中介绍了漆器及其工艺，战国漆器的装饰设计和同时期青铜器上的相似，应是二者平行发展相互影响的结果[77]。周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孔孟儒家、老庄道家、韩非子法家等都得到了一定的介绍[78]。

同前两本一样，该书仍受到众多海外学者的关注。汉斯福曾提到：郑德坤的《中国考古学》第三卷仍然像前两卷一样受欢迎，这些都将是对海外考古学家来说不可或缺的参考[79]。拉铁摩尔（O. Lattimore）称赞道：“在中国之外，郑德坤是中国考古学界最杰出的权威……郑博士的介绍非常系统……通过建立一个清晰的年表和地区分布框架，通过尽可能多的指引目前在中国开展的发掘计划，并以英文简要介绍中国学术成果，他既将中国考古活动与世界知识联系起来，又提供了一种有序、有条理的方式来填补我们所有的认识对新发现的空白。”认为郑德坤这样的工作几乎是英雄式的，他通过英文著作，将中国在周代考古方面建立的较为明确的年代分期和区域分布框架呈现给海外学术界，既把中国的考古活动与世界联系起来，又把新发现与我们现有知识的差距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有序的研究框架，甚至还能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考古勘探项目给予尽可能多的外界指导，并评价郑德坤教授十分谦虚，避免在文章中推行个人理论和推测，只是提供了自己的猜想，增加了为考古事业服务的价值[80]。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第三卷，《周代中国》依旧有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改进的地方。汉斯福还提到关于中西方的命名问题，有些西方术语和中国的名称并不是同义词，郑德坤并没有在全然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仅仅是简单的划等号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一些误解。并觉得该卷的文字叙述应该更加严谨，提出有些主张的时候需要再斟酌[81]。张光直认为该卷组织和解释上的混乱严重削弱了这本书的实用性，郑德坤强调东周人实现中国文化统一，认为周代中国在漫长的时间中不间断演变、连续性发展，秦汉时期的最终统一是这种演变的结果，但他不能主张在整个周代中国都被视为文化史上没有时空差异的一个整体，在整本书中也没有找到任何经过研究和论证的地方来证实后一观点[82]。

考古学作为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问，对中国现代学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郑德坤是一名伴随着考古学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在中国受到良好的传统人文教育和英文训练，然后又负笈哈佛大学接受进一步的考古人类学训练，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其后在剑桥大学长期担任中国考古学讲席，又在多所知名大学教授与中国考古学相关的课程，激发外国学生了解、研究中国考古学和东南亚考古的兴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考古学在海外的影响力。1985年，郑德坤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郑德坤长期笔耕不辍，积年累月著作多达一百多部，论文数百篇计，可以说是著述最丰的考古学家。尤其是以《中国考古学》为题的三卷著述，在英语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是海外读者了解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参考著作。此书将中国考古学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重要发现、中外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和问题热点逐一介绍，并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研究、见解。在相当长的阶段里，西方世界想要了解中国考古学，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考古成绩、研究，郑德坤的著作都是一良好的途径。透过郑德坤著述，外国学者们可以系统全面地知晓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某些前沿知识，具有桥梁作用。张光直在谈及郑德坤的治学特点时曾总结道：“大题目能旁征博引，发挥得淋漓尽致，小题则能深入浅出，论证到无懈可击”[83]，与西方老式的汉学家有许多相似之处。

当然，郑德坤的杰出贡献并不仅限于考古学，他青年时代的《山海经》研究，在当时就是中国重要的著作之一。他的《水经注》研究课题几乎贯穿他的一生，直到七十年代出版界还出版《水经注故事钞》[84]、《水经注引书考》[85]。郑德坤曾说：“我们研究人类学，对于文化与人的关系应该有点认识，各民族有他的文化。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是生活生存的要素。”他深情地写到：“不幸我们处于动荡的时代，流落海外，年暮思乡，每感他国的文化与我们的不一般。几千年的演进，继续存在，不是无因。”[86]

郑德坤终其一生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直至晚年时仍在多所大学介绍中华文化，并以此为题出版多部中英文著作，讨论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海外，尤其是华人文化圈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进步至今日，回首来时路，我们不应忘记对中国考古学有重要影响的考古学家，尤其是在海外大力推介中国考古学和中华优秀文化的郑德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