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组东魏武定元年胡客翟育墓中石刻，是雕刻精美、内容丰富的罕见珍贵文物。该批石刻为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理事长吴强华先生从海外陆续回购，经拼对组合，发现它们是一套完整的墓中建筑石件与丧葬用具，反映了北朝晚期墓葬建筑的新形制变化，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及艺术等方面研究价值。首先购回的是两件北朝墓门石刻。在墓门上，具有十分罕见的一组墓志刻铭，记录了一位来自北魏域外的异族使者。以后，吴强华先生又经多年探寻关注，终于再次从海外购入北朝石床、石屏风、石阙等一批文物，共二十余件（修复后共十七件）。极其难得的竟然是在其中的一块石屏风上也发现有刻铭，表明它们与上述那两件墓门属于同一个墓主人。这真是一个有如神助的奇迹。

首先介绍一下有关材料。全部石刻包括一套完整的石墓门，有石门楣、门框与左右两扇石门；还有一批墓室中的石床、石屏风、石阙等葬具组件。

石墓门门扇的正面刻画了精致的纹饰，以直线与圆环组成的六边形连续构成龟甲形的底纹，在各个六边形内又减地阳刻出各种神怪图像与花朵，以细线刻描画出细部的形象。可以辨识的有龙、朱雀、人头鸟身的神物［1］，神兽、执盾武士以及一般被称作畏兽的裸体神像(图一）。我们知道在固原出土的北魏漆棺上就采用了龟甲形的装饰底样［2］。这种纹饰装饰手法还可以在西安出土的隋李和墓石棺［3］等处见到。看来是在北朝晚期普遍流行的工艺装饰纹样。

两件门扇正面的内侧分别刻写一半墓志铭文，石门关闭后就可以拼合成一篇完整的墓志。墓志楷书文字保存基本完好，仅有几个字残泐不清，内容可以通读。墓志的内容实际上非常简单，应该是当时官方的文人撰写的，可供研究的史料很少。我们只能看到墓主翟育是一个来自翟国的“使主”，原来在本国为“萨甫”，来到北魏出使后，受到皇帝的优待，供养他住在都城。东西两魏分裂后，来到东魏都城居住，可能是随帝室百官东迁的。而后卒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十一月廿三日下葬。

图一 东魏武定元年胡客翟育石墓门

“萨甫”即“萨宝”、“萨保”。这个名词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学者提出，萨甫原来有商队领袖的意思，不仅限于宗教首领。而“使主”在南北朝历史文献中，明确是代表一国来访的使团首领。但是当时很多来中国的西域等国人士，是以商队首领身份来华，从事贸易活动，由于交通不便，有些同时也就受其国家委托，兼具了国家使者的身份，有些或者是冒用了国家使者的身份。这些所谓“使主”的真伪，不是很容易判断的。不过从翟育墓志中称其受到北魏及东魏国君的优待与赏赐情况来看，他的使主身份是受到魏国的承认的。其墓葬采用大量石件装饰，雕刻精致，显然是属于北朝时期墓葬中比较高的等级。也说明其在魏国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这里值得研究讨论的，主要还是翟育的籍贯，即墓志中所称“翟国东天竺人也”。难以解释的就是：按照以 往有关“翟”姓的研究考证，中国古代文献中，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记载的翟，或者翟国，主要是指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至中亚一带的古代丁零。而“萨甫”的名称，又往往是被人们用来确定具有这一称谓的人物属于粟特民族的重要根据。再加上“东天竺”的区域划定，给解释翟育的民族籍贯造成了诸多困惑。

以往研究丁零民族历史比较重要的著作主要有：王日蔚的《丁零民族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五章、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写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与岑仲勉的《突厥集史》等。而后段连勤的《丁零、高车与铁勒》一书则在前人基础上做了相当详尽深入的考证说明。［4］

根据史书记载，可以知道丁零的主要活动路线是从南西伯利亚一带向蒙古草原迁徙，其中部分人内迁进关，为内迁山居丁零，他们大多居于北方山区，中国史书多称为翟氏，其分布地区主要有：中山、常山、并州一带。如《晋书·石勒载记》：“时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骑讨之，获其母妻而还。鼠保于胥关，遂奔代郡。”《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魏书·莫题传》天兴五年（402年）“丁零翟都等聚众于壶关。”《魏书·公孙表附轨传》“及刘义隆将到彦之遣其部将姚纵夫济河，攻冶坂。世祖虑更北入，遣轨屯壶关。会上党丁零叛，轨讨平之。”《魏书·太祖纪》载汾州有丁零酋帅翟同。《魏书·周几传》载司州白涧山和相州林虑山右丁零酋帅翟猛雀（416年事）。中山、常山一带的翟氏丁零又称西山丁零、北山丁零，见《魏书·太宗纪》《晋书·慕容宝载记》《魏书·韩茂传》《十六国疆域志·后燕》等。

翟氏丁零在西晋末年与十六国时期活动较多，分布广大，氏族之间有密切联系。晋太元十三年（388年）翟斌后人翟辽甚至在北方建立大魏国。史称有众三万多户。约十余万人。所以段连勤认为：“高车六部中的狄氏，应即翟氏，大部分在魏晋之际内迁中原，仍然留在漠北的狄氏为数很少，分布地不详。”而活动在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等地的高车丁零“同东魏一直保持着友好朝贡关系，直到它被柔然汗国灭亡为止。”这些翟氏丁零显然与翟育所自的翟国没有关系。

除去在中原定居的翟氏之外，在西北边疆的吐鲁番、敦煌等地，也曾经居住有大量翟氏人口。这可以从现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敦煌文书中得到实际证明。近来，陈菊霞在其关于翟氏的几篇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当时活动在西域与敦煌一带的翟氏情况，并且将其中表现出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一些翟氏人口定性为粟特民族。其主要根据就是吐鲁番文书与敦煌文书中的一些有关记录。如吐鲁番文书中的《高昌内藏奏得价钱帐》《唐垂拱元年康义罗陀等请过所案卷》《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甯和才等户手实》等与敦煌卷子S.367《沙州伊州地志》等［5］。具体论述请见陈菊霞的《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6］。此外，向达先生与张广达先生等也曾经就原藏于右任鸳鸯七志斋的隋大业十一年翟突娑墓志讨论有关粟特移民的问题，认为翟突娑是居住在中原的粟特移民［7］。

由于文书、墓志等材料中确实表现出有些翟氏人物信仰祆教，与属于昭武九姓的姓氏通婚，做过萨宝等情况，使研究者们得出这一结论。但是历史文献中有关翟氏的记载更多地在强调翟氏属于丁零民族。而丁零与粟特应该不是一个民族。这样，当时中原汉族所称的翟氏就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除了丁零族之外，也有粟特族人在入中原后定姓为翟氏。这一点尚缺少实际材料的证明。二是一些翟氏丁零人由于与粟特人接触较多而接受了粟特民族的宗教与习俗。三是翟氏在中原人的概念中被广泛用来称呼西北各少数民族，所以在这个姓氏下包含了多种民族的入华人士。

我们还不太清楚北朝时期中原汉族是否能明确地区分每一个外来民族，但鉴于翟氏丁零已经长期在中原地区活动，而且与北魏、东魏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中原北朝各国的史料上也记录有一些翟姓的历史人物。可以想见，当时中原人的认识中，会有一个对于丁零人与西域其他民族的基本分别。否则就不会在翟育的墓志中将其称为“翟国”，而不称之“高车”、“丁零”。所以，我们怀疑翟育并不是丁零人，也不一定是粟特人，而是其他民族的来华使者。

而且翟育墓志上说：“翟国东天竺人”。我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原所称东天竺应该是指印度半岛的东部区域。早在汉代，中原就有了天竺的概念。《后汉书·西域传》称：“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而在南北朝史书中已经出现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等地域性的国别划分。《旧唐书·西戎传》中则明确把天竺分为五部，“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邻接。”可见在唐代人的观念中，东天竺的位置是确切的，正与今日的印度东部及孟加拉位置相符。这个概念在南北朝时期也应该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就与活动在北方的丁零国距离很远了。因此，这件墓志上记录的翟国，不大可能是上述的丁零民族国家。这样，我们只能猜测，这个翟国并不属于丁零民族，而是像当时中国人称呼其他很多国家的简称一样，是将其国名或族名中的第一个音节作为中国人称呼的国名，也就是说这个国名开头发“翟”或近似“翟”的声音。例如《隋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昭武九姓中，米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注云：“据《新唐书·西域传》，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英国比尔（S.Beal）注《西域记》谓即今马江（Maghian）。”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注云：“此为Maymurgh之对音。……故弭秣贺镇之确切位置尚难以考定。”［8］都认为米国原名的第一个音节是“Ma”。就是典型的用西域国家名称的第一个音节作为简称的例子。

在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古代西域以及中亚、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古国、古城名称中，虽然不多，也可以见到一些首个音节与“翟”相近似的。如《新唐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怛逻斯城、呾蜜种、《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呾蜜国（即上述呾蜜种）、呾刺健国等。

如果上述推测不误，可以凭借语音去探寻“翟国”的所在，我们觉得，可能《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呾蜜国是一个选项。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中呾蜜国条作了较详细的解释与考证。

“顺缚刍河北，下流至呾蜜国。呾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注云：“呾蜜国，即Tirmidh。《新唐书·西域传》大食条作怛满、怛没。位于Surkhan河注入阿姆河河口不远处。古呾蜜位于阿姆河河岸，因河中小岛及浅滩便于涉渡，成为南北来往重要渡口。……1964——1966年考古发掘证实，公元前二世纪Tirmidh即已存在希腊人的砦堡，公元后一至二世纪有佛寺、塔（窣堵波）等贵霜王朝时期的遗物。古城西北角之Kara-Kotal有在岩石间开凿的佛教洞窟寺院，惟其壁画保存不佳。此外有泥塑、浮雕、陶器等物出土。陶器上有无数与巴里黑、Surkh-kotal出土文物相同的婆罗谜字体和佉卢字体铭文。”这个地点应该是东西方交往路途中的一个重要站点，它与中原应该存在着一定的交往。呾蜜国所在的阿姆河地区，尤其是它的东北方向，接近一系列粟特民族居住的中亚小国。所以，虽然在《大唐西域记》中强调的是这里的佛教因素，但由于地理原因，这里也会具有商旅传统并存在着萨甫名称的可能。这里把它作为“翟国”的一个可能选项提出来，不知可否成立，仅供大家参考。

但是严格说起来，这个国家与东天竺也还不能算是同一个地区。除非我们认定古人对于地理方位的概念不是十分确切，而把东天竺与北天竺混为一谈。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与科学水平下，也确实不能有如今这样规范而且准确的地图及地理知识。但这也只属于我们的推测，不能作为定论。而如果严格按照东天竺的区域去寻找“翟国”，一是还没有找到发音相近的地名，二是在东天竺地区不应该存在“萨甫”的称谓。也没有十分合理的解释。所以只能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材料来帮助加深有关认识。

附带提到翟育墓中石屏风上的墓主图像。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当时的图像会记录了一定的墓主实际形象，那么图像上刻画的翟育，虽然身着一套当时流行的中原服装，即宽袍大袖的汉族衣裳，但是仍在他衣裳的外面披有一件表现为毛皮质地的披风，是否也在表现着翟育的西北民族身份呢。

墓志的记载与胡客的称呼，已经充分说明这位墓主人是一个外国人士，而且可能是来自西域的民族商旅首领。但是在他葬具的石屏风雕饰上面，却显示出浓厚的中原汉文化色彩。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组石屏风共四件刻石，每件刻石的正反两面均有图像。这在已知的北朝石屏风中也是非常罕见的。按照一般石床上石屏风的排列方式，这四件刻石应该有两件并列，组成石床上长的一面上树立的屏风，而另两件则分别树立在石床上短的两面，与长的一面共同形成一个凹字形。我们试着组合了一下，则一面的图像组合是墓主、墓主妻子两人的坐像与乘马、牛车、侍女、侍从等；在中间插有孝子郭巨、董永等故事画。这是在北朝石床中常可见到的图像组合。但是另一面的图像就十分罕见，是一套完整的竹林七贤人物画，并且有注明是“阮籍”“（向秀）”的榜题。图像中除侍立的仆婢外，一共有八个主要人物，表现他们的饮酒、弹琴、拨弄阮咸、坐吟等场景。可能就是来源于南朝流行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这一组装饰图样。类似图像的砖雕壁画在南京、丹阳等地的南朝帝陵中有过完整出土。这在北朝的出土文物中是比较罕见的。我们所知只有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9］、山东临朐治源镇北齐崔芬壁画墓［10］有可能是竹林七贤的人物画。在石刻图像中则属仅见。在刻绘墓主坐像的一块屏风石上，图像之下刻写有“胡客翟门生造石床屏风吉利铭记”的铭文。使我们能确认这套屏风与上述的墓门属于同一墓葬。

石屏风与石床，根据考古发现所见，是在北朝中晚期兴起的一种葬具。现有材料主要出土于河南、河北南部以及山东、陕甘等地。上面的图像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与习见的绘画格套，从而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与民族特色。尤其是在北齐时期的石床与石屏风上，出现有较多的祆教文化因素，近年来新发掘出土的一些来华粟特人墓中石床及石椁等，刻画了包括祆教宗教活动与粟特人生活场面的图像，反映出外来人士使用石床、石椁等葬具的丧葬礼俗。例如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康业墓与安伽墓中的石床与石屏风［11］。而这一组翟育墓中石刻却表现出明显的汉族文化特征，而且是反映出南北朝文化交流的典型特征。它对于北朝时期外来人士长期留住中原后彻底汉化的状况应该是一个极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