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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怀太子墓中壁画《客使图》
唐乾陵陪葬墓的发掘是二十世纪中重要的考古收获。其中发现的众多精彩壁画尤为引人注意。在这批壁画中最常被引用的章怀太子墓墓道壁画《客使图》，自公开发表以来，迄今已经40多年了，但是对于它的内容题材以及画中人物身份的研究却长期没有降温。有关这幅壁画解说的各种不同观点纷至迭出。也有一些解释长期被沿用，但其是否确切，却罕有商榷。综观以往的论述，我们感到，判断这些壁画题材与画中人物身份的根据，主要还是应该源自唐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以求符合唐代实际的宫廷政治状况与礼仪制度，从而加深我们对于唐代墓葬制度的了解。而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有关解释却往往没有对相关文献记载深入考察，致使一些观点与史实不符。有鉴于此，谨将以往的有关观点汇集于下，并结合唐代文献、壁画图像及有关考古资料对这些观点做些讨论与考证。1以佐证我们提出的新解释。
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客使图》
墓道西壁《客使图》
一、以往对《客使图》的主要解释与历史图像学的考证基础
现在可见众多论述中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早期观点中大多认为《客使图》描绘的是各国各族使者来参加李贤丧礼时的哀悼情景。仅张红娟提出“客使图展示的是三省五品以上官员正式进入麟德殿之前的交接。”
2、引导使者的唐朝官员，大多说为鸿胪寺的官员，如王维坤认为东《客使图》中的三位官员是鸿胪寺卿与少卿，西《客使图》中三人则为鸿胪寺典客令、丞；樊英峰认为东《客使图》中的官员是门下省的侍中（原文误作士）与侍郎们；我在之前的一篇小文中曾提出同样的观点2；张红娟则深入探讨了鸿胪寺的职责，认为东《客使图》中的三位唐朝官员是中书舍人、主客郎中与门下省给事中；孙机先生曾认为东《客使图》中的这三人是太子左春坊“掌侍从贊相”“以比侍中”的庶子或“以比门下侍郎”的中允等人3。
3、对于图中的各国使者，则有属于东罗马、日本、新罗、靺鞨、高昌、大食、吐蕃、粟特等等说法，也有人对其中的一些说法，如日本、高昌、东罗马等使者提出质疑。其中除新罗使者衣饰特征比较典型可以确定外，其他族属尚待更多论据加以确认。
这里，我们针对各家观点，就其中涉及的两个主要问题做些讨论。实际上，这也是关乎我们怎样认识与使用古代图像，怎样理解古代文献中有关记载的基本问题。所以，在讨论之前，首先谈一下在认识与释读古代绘画时应该考虑到的考证基础。
一幅古代绘画，尤其是描绘具体事件场景的写实绘画，往往包含有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但是，我们必须正确判定该绘画反映的事件性质，才能正确理解绘画中所传达出的各种具体文化信息。其次，我们还必须考察这一绘画是原创还是根据粉本的复制，甚至是会有所改动的多次翻制；是丝毫不差地表现了所绘制事物的当时实际面貌，还是加入了画家的自行删补发挥。由此才能找出真正具有历史写实性的绘画因素，并通过它去解释画作内容与历史真相。因为在古代绘画中，也多存在着画家以自己时代的衣冠器物去描绘前代古人生活场景的情况，或者画家杜撰前代情景的情况，至于细节描绘上的删减改动就更常见。早在《旧唐书·舆服志》所引的景龙二年七月太子左庶子刘子玄上议中就指出：“如张僧繇画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阎立本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宫所作。议者岂可征此二画以为故实者乎？”批评的是当时按照前人绘画去拟定礼服制度这样的大事。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也指出：“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帷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帷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4杨泓先生曾经归纳过古代历史画的情况。他说：“现存于世的被今人视为历史画的作品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古代画家在创作时，选用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所创作的绘画。换句话说，画家当时的创作目的，就是要画历史画。第二类与之不同，古代画家画的是时事或当时的事物，保留至今。由于那些画真实地描绘了画家所生活时代的人和事物，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些画作是认识历史重要的图像学史料，所以在今天也应该归入历史画的范畴。……第二类因是当时人模写当时的人物和景物，一般所绘服饰、器用、建筑等能忠实于现实，基本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真貌。而第一类画作是后代人绘其前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囿于绘画者的历史知识和创作态度。遗憾的是，自汉代起，因当时从事绘画创作活动的画工和画师地位低下，文化层次不够高，缺乏先秦时期的历史知识，所以在从事历史题材的绘画时，常以当时的服饰、用器的形貌来描绘古人。”5就是在强调对古代绘画的具体分析区别。
即使是在当时的画家反映当时生活的绘画作品中，其所表现的内容也会随着所要表现的情景场合、画家的知识水平、认识与写实能力等具体因素而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误差。正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指出的：“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此则非绘画之病也。故李嗣真评董、展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其所未习，非其所不至。’”6所以，对这样的作品同样要作深入具体的辨析与考证，才能确认它表现的各种图像细节是否完整写实地符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从而才能正确认识它所表现的历史活动与历史人物。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每一幅古代绘画都看作是完全真实的、所有细节都符合当时生活实际的写真。必须根据绘画的作者、内容、历史活动场景等因素，结合史料与其他文物去对所有绘画因素作出具体分析判断。而我们现在对于古代绘画，尤其是墓葬壁画的研究中，这类深入细致的辨析做得还很不够。
具体到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首先我们要说，这一墓葬壁画的作者肯定应该是当时官方的专业画师，属于将作监管理，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7。所以他们对于官员服装、礼仪制度场面等具体事物的描绘应该还是比较细致准确的。其次，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由于它确切的墓葬年代与墓志记载，可以认定是唐睿宗时的绘画。这一壁画基本上应该是当时画师的创作，至少也是当时画师根据宫中记录外国来朝场景的绘画原本所作的摹绘。在有关唐代绘画的文献记载中，有过类似的职贡图，例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时天下初定，异国来朝，诏立本画外国图。”“至若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飮头飞之俗。尽该毫末，备得人情。二阎同在上品。”“《西域图》、王知慎亦榻之。《永徽朝臣图》、《昭陵列像图》传于代。”8 由《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可知唐代对于外国来朝这样的朝廷大典都会有画师进行记录性的绘画。而这种绘画则应是逼真写实地表现了当时的场景与人物形象，史料价值较高。
现存世的《步辇图》，传为阎立本所绘，就是一个典型证据。近来学者考证认为它是宋代的精摹本，那么也还是说它基本表现了阎立本的原画面貌。我们看它上面官员的服装、宫女的服装发式、多具备隋代与初唐的时代特征。也有人认为它不一定是阎立本的原作。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六六、《步辇图》中提出：“或以为唐代接见使者有一定规矩，必在朝会中引见，不可能如此草率。图中反映，若乍一出宫，迎面遭遇状。本图或从传世《炀帝夜游图》及《职贡图》中截取一部分拼合而成。原作即便出于唐人，时代也必比阎立本晚些，而成于取消韘七事以后。甚至于开元、天宝以后，提法也可参考。”如果我们对比《新唐书·礼乐志六》中有关唐代宾礼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沈从文书中引用的这一质疑很有道理。《步辇图》所表现的场面并不是宾礼的正式礼仪场合，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画家（或即阎立本）对礼仪场面进行了选择与剪辑，将唐太宗“外办”，即从内宫行至太极殿御座的场景与吐蕃使者在顺（承）天门外等待接见的场景拼合在一起。显然是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而不是当时礼仪的实际写真。但是它上面描绘的人物形象、服装式样与使用器物应该基本保持着当时的具体面貌。而仅表现有关人物形象，不描绘具体地点场面，则是《职贡图》一类绘画的传统形式。《客使图》的构图与表现手法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方式。由此我们推测，《客使图》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服装饰物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礼仪活动程式应该是基本符合当时实际的，但在细节上则可能限于表现手段而有所简略。
下边具体讨论有关《客使图》的问题。
二、《客使图》与唐代帝陵中蕃酋石雕的表现意义
首先要问，在章怀太子墓中的这两幅《客使图》，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活动场景呢？
以往大多研究者因其绘于墓葬墓道之中，就习以为然地将其看作是在表现墓主人的丧礼场面。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我们如果详细梳理一下唐代壁画墓中的壁画装饰内容及分布情况，就可以看到，在唐代壁画墓中，基本上所有壁画都是在表现墓主在生时的生活场景。如常见的侍者、宫女、仪仗、列戟、游猎、马球、商驼、宴飮、乐舞以及描绘建筑的双阙墙、城楼、门楼、影作木构等9。仅有一些表现方术意义的图像，如四象、仙人、天象等不是直接表现生人活动，但是它们也不是在表现丧礼场面，只是时人对宇宙神鬼的一般认识体现，起到镇压辟邪的作用而已。
事死如生，这绝对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中根本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上层社会的丧葬活动，完全是复制人们在生时所享有的威严、尊贵、财富、享乐等实际情况，既以此彰显墓主的地位、德行与社会影响，表现家属的孝道与思念之情，又要在墓葬建设中实现一个精神寄托，即为死者营造一种死后与生前同样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不认为古人会在墓中塑造死者葬礼的场面。但是，将墓中壁画、砖石雕刻中的部分内容说成葬礼场面，却往往是研究者们乐于采纳的解释。我们无意一概否定这种解释，但是希望能结合考古发现、有关文献记载与深入考察结果去实事求是地解释考古现象。
实际上，如果我们肯定《客使图》的画家在所绘人物服饰上是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具体影像，那么仅通过画面上人物的服饰就可以确切证明这一场面不是在举行丧礼。因为在古代丧礼时，所有人员都必须穿丧服，按照唐代礼仪文献记载，丧礼中要穿素服，即身着白色的衣裙、戴黑介帻、穿黑履。如《旧唐书·舆服志》载：“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依礼著素服。”10《大唐六典》记录天子服装时称：“黑介帻、白纱单衣、白裙襦、革带、素袜、乌皮履，拜陵则服之。”11 各级官员的素服应该与此类同。而《客使图》上的官员却身着绯衣。明显不属于丧服系列。这种不符合唐代礼仪制度的现象应该不会在如此高等级的墓葬中出现。因此，称之为丧礼实地场景的说法从根本上不可能成立。
既然不可能是表现丧礼，那么，能够出现外国使者或首领的礼仪场面就只有唐代五礼中的宾礼了。《大唐六典》：“二曰宾礼，其仪有六：一曰蕃国王来朝，二曰戎蕃王见，三曰蕃王奉见，四曰受蕃使表及币，五曰燕蕃国王，六曰燕蕃国使。”12由于《客使图》中出现的外国（异族）人物并没有随从、侍卫等，其仪表、姿态也不似一国君主，故最大的可能是“受蕃使表及币”或“燕蕃国使”这种宾礼仪式场面。
关于接见外国君主与使者的宾礼，《新唐书·礼乐志六》中有详细记载，为协助判断起见，谨择要转录于下：“二曰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蕃主奉见。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于太极殿，南向；蕃主坐于西南，东向。守宫设次，太乐令展宫县，设举麾位于上下，鼓吹令设十二桉，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典仪设蕃主立位于县南道西，北面；蕃国诸官之位于其后，重行，北面西上，典仪位于县之东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诸卫各勒部，屯门列黄麾杖。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门外，就次。本司入奏，钑戟近杖皆入。典仪帅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请中严’。诸侍卫之官及符宝郎诣阁奉迎，蕃主及其属各立于阁外西厢，东面。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舍人引蕃主入门，舒和之乐作。典仪曰：‘再拜。’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诣蕃主西北，东面曰：‘有制。’蕃主再拜稽首。乃宣制，又再拜稽首。侍中还奏，承制降劳，敕升座。蕃主再拜稽首，升座。侍中承制劳问，蕃主俛伏避席，将下拜。侍中承制曰：‘无下拜。’蕃主复位，拜而对。侍中还奏，承制表还馆。蕃主降，复县南位，再拜稽首。其官属劳以舍人，与其主俱出。侍中奏：‘礼毕’。皇帝兴。”“若蕃国遣使奉劳币，其劳及戒见皆如蕃国王。庭实陈于客前，中书侍郎受表置于案，至西阶以表升。”
唐代宾礼进行的地点，在长安宫城的承天门至太极殿一线。《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宫城……正南承天门（……唐武德元年改曰顺天门，神龙元年改曰承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