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5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彭明浩副教授为我院专业技术人员作《石窟寺遗迹与建筑》的主旨讲座，本次讲座以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讲述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石窟寺选址原则、外部斩山遗迹、窟内营造遗迹以及窟前建筑遗迹四个方面的内容，为探讨石窟寺遗迹与建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首先，彭老师从东西部石窟造像的差异出发，强调了石窟寺分区的概念，分析了这种分区产生的差异背后存在两套不同的营造逻辑，即西部地区以空间做减法，在塑像壁画上做加法；东部地区则表现为纯粹的减法。两套不同营造逻辑的背后也反映了工匠群体的差别。此外，石窟寺的选址与山体、河流和道路等自然地理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对石窟寺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处在不同地理位置和环境中的石窟，在分析研究时则要考虑其性质和功能的差异性。

其次，彭老师说到：“石窟寺的营造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到外部斩山遗迹和窟内营造遗迹”。作为石窟寺研究的重要内容，斩山能反映出洞窟之间的依附、组合、影响与干预等关系，而将斩山遗迹与自然崖壁区分开来，有助于理解石窟造像的开凿位置、次序等，也能为后期的石窟分期提供参考。石窟寺，尤其是大型石窟寺并不是一次成型，而是经过多次施工形成的，每一次施工都可能留下不同的空间形状、地面布局和造像风格。除了上述外部所见的斩山遗迹外，窟内也会保留有多样的营造遗迹。这些营造遗迹体现在：（1）开窟层次，这种层次主要表现为窟内空间形状、壁面龛像布局及壁面龛像型式的整体变化上，体现在开窟历次空间的形成过程；（2）龛像的空间关系，包括组合、打破、避让和依附关系四种，对上述四种空间关系的分析共同发挥对遗迹年代序列、分期的判断作用；（3）开凿过程，在石窟壁面和造像上，往往能看到壁面和大像分层开凿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混入了其他造像工匠群体，或者是大体量的工程需分阶段完成而不能浑然天成，一体造就，这也就导致了壁面造像风格不统一和大像上下比例失衡不协调的情况。另外，造像作为参拜的对象，在大型石窟寺和皇家工程的造像中还存在一主一辅的营造关系，普通百姓所开造像一般围绕在主体大像的周边，从参拜视线来看并不会对大像进行遮挡，这也是皇家工程和大型石窟中允许普通百姓开窟造像的重要原因。

再次，彭老师认为，窟前建筑遗迹现象的识别、年代判断和遗迹空间复原及功能判断是石窟寺考古的重要内容。作为常见的遗迹现象，窟前建筑遗迹类型多样，在各处石窟中均有发现，包括接地柱廊式和悬空挑檐式建筑。对这些建筑进行研究，需要借助其主体构造和辅助构造。其中主体构造有以下四个结构的识别：一是基础，接地式建筑的基础包括柱础、铺地、台基、踏道等一套平面系统，这套系统在田野发掘中也最为常见；而对于悬空挑檐式建筑而言，利用桩孔形成出挑的台面，在台面上铺设地板，再在地板上搭建柱子等结构，形成了一套悬空的建筑基础。二是以柱额为代表的建筑立架结构，通常分布在龛窟两侧壁，对其分析还需要借助地面结构。三是梁枋，梁主要分布在正壁，凿出梁孔，正壁与柱子上下承接，搭建起建筑；侧壁则与枋相接，形成纵横相交的十字结构。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川渝地区的梁除了可能在正壁外，还有可能在崖面顶部凿出梁槽，将梁搭在顶部。四是屋顶遗迹，根据屋面形状的不同可分为顺坡式屋面、人字形坡屋面和简易护棚，其中顺坡式屋面一般会留下椽槽，能反映屋顶坡度，以及屋顶下方的槫孔，此外，崖壁正面与屋面相接处可能还有椽枋的孔洞以及插接望板和插接椽孔的孔洞；而人字形坡屋面通常会形成与房屋立面垂直的坡屋面形式；简易护棚一般与窟龛一体造作，多在窟龛上方凿出横槽，横槽下方为出挑的椽，椽的上方再插入石板或木板，下方有悬挑的辅助结构将屋顶支撑起来。

辅助构造则需要重点关注门窗、排水沟槽、栈道勾栏、封补支护和室内分隔等，其中排水沟能够帮助判断建筑的范围，区分不同的建筑组合。将主体和辅助构造综合，可以通过建筑开间方向、进深方向和上下关联等三个方面的空间关系分组，进而分析组合与壁面龛像的空间关系，包括组合、打破、避让和协同关系等，明确建筑的年代。以上工作明确后，才能对建筑空间进行复原和功能的分析。

在方法论方面，彭老师认为石窟寺建筑遗迹的分析与研究都离不开空间关系的分析方法，这实则是考古地层学方法在石窟寺研究中的应用，将其与广泛应用的类型学方法结合，可更为全面地认识石窟。

整理者简介：张春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朱思奇，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