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术史上的犍陀罗（Gandhara）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190多年了。曾和敦煌学在国际学界并驾齐驱，极大推动了佛教考古美术研究，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欧美、日本学者，包括福歇（Alfred Foucher）、马歇尔（John Marshall）、宫治昭等。但是总体上来说，学界过去的犍陀罗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和中国文明的研究结合不够。中国古代文明保存了大量源起于犍陀罗的宗教思想、理念符号、艺术主题等，只有深入研究犍陀罗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才能让这一悠久的学术传统焕发新的生机。反之，中国佛教思想、历史、艺术等诸多层面，要回到犍陀罗才能看清源头、找到答案。第二，缺乏历史，尤其是宗教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将其纳入到佛教发展史、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研究的语境下，才能拓展研究视野，并赋予犍陀罗研究新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近年来，中国学界更加积极参与到犍陀罗研究领域之中，从美术、思想、历史等多个维度深刻揭示了犍陀罗和中国中古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同时也把更多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也是中国学界以犍陀罗研究为切入点重新阐释佛教史、丝绸之路史、中国文明史的契机。

基于以上考虑，浙江大学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于2023年11月17～19日举办了首届“古代中国与犍陀罗文明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邀请了涵盖中国史、世界史、佛教考古与美术、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26位学者，围绕将犍陀罗纳入到中国文明尤其是佛教史发展脉络这一主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这是国内学界召开的首次以犍陀罗文明为主题的研讨会，希望以此为开端，持续推动犍陀罗佛教等领域的研究，拓展佛教、历史、思想、艺术等多学科研究领域，为研究中国佛教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并为中国学界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奠定坚实的基础。会议召集人孙英刚教授在致辞中强调了跨学科、跨国界、推动知识真正有效增长的理念，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犍陀罗研究在中国宗教、宗教美术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扎实的考证，从中国一侧弥补了国际学界的缺失。研讨会有两篇论文讨论迦腻色迦（Kanishka I）统治的年代问题。贵州省博物馆袁炜馆员《迦腻色迦征伐印度》指出，迦腻色迦元年和他占领印度六大城有紧密关系。他敏锐地意识到1993年出土的罗巴列克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上面记载的迦腻色迦占领华氏城、沙祇大等大城，和中文佛教典籍《中阿含经》、《大般涅槃经》等文献中宣称的印度六大城是吻合的。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六大城指代印度的说法非常流行，所以罗巴列克铭文上所说的迦腻色迦占领六大城，意思就是迦腻色迦占领全印度。他勾勒出了迦腻色迦统治印度的情形。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罗帅研究员在《迦腻色迦的年代和称号》一文中，重新阐释了迦腻色迦统治的年代，他指出迦腻色迦继位是公元124年，公元127年是他征服印度的年份，为了纪念这一伟大成就以此年为迦腻色迦元年，这和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称始皇帝的情形类似。迦腻色迦年代的确定，对中国佛教史，比如什么时候出现佛像，提供了更清晰的证据。

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李周渊博士后在《早期汉译佛经的误译类型——以支谦译〈维摩诘经〉为例》一文中，再次证明了早期汉译佛经的重要性。早期汉文译经出现多种误译，很重要的原因是佛典语言当时是犍陀罗语（中期印度语一支）而不是梵语。李周渊梳理出“语词的误读”“多词一译与一词多译”“叠床架屋”三种误译类型，对我们理解佛经文本的流传提供了一个扎实样本。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侯浩然研究员在《释“一坐食”：十二头陀行在藏地的传播》一文中，以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的“一坐食”苦行为切入点，从多语种文本中还原印度佛教传统中的“一坐食”，梳理出藏文教法史文献中有关释迦室利以及随他入藏的僧团在藏地活动的记载，展现了释迦室利以及其倡导的“一坐食”苦行在历史上如何被藏地接受和流传，深刻地影响了藏僧的饮食习惯的历史进程。多种文献、多种语言、文本与图像结合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第二，重新梳理佛像传入中国的历史。近年西安洪渎原“东汉青铜佛像”的发现引发了学界激烈的讨论。本次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的何志国教授以《咸阳出土“东汉青铜佛像”献疑》为题，指出这两尊青铜佛像为后世混入。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生张利明在《咸阳成任东汉墓新出金铜佛像再论》的报告中指出，两件青铜佛像年代不一致，立像的年代介于公元420～439年之间，片状五佛造像大约制造于北魏孝文帝延兴至太和初期，东汉成任墓出土的青铜佛像，不但不是东汉的，甚至也不是十六国的，时间要晚至5世纪。

对早期中文文献有关佛像的记载，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同标教授进行了梳理，在《“汉桓帝设华盖之坐以祠浮图老子”与佛教偶像无关》中，他认为，“汉桓帝设华盖之坐以祠浮图老子”与人格化的佛教偶像无关，与我国早期佛教美术无关。浮图与老子并祠，意在老子而不是佛，佛被视为黄老道主神之一，佛教属性尚不纯正。他指出，考古发现证实了汉代中后期的中国境内已经出现佛像，却不足以证实与汉桓帝祠祭相关，考古文物与典籍文献不能形成互证关系。宁波大学的尚永琪教授针对小型佛像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流行，以《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的“小金像时代”》为题，提出了“小金像时代”的理念。他注意到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以佛图澄为代表的一批来自西域的胡僧在“潜泽草野”的流动佛教活动中，使用了便于携带、组合和拆卸的“小金铜佛像”临时建立“道场中心”的崇拜物。他通过对小金像的分布特征、传播路线以及由盛行到衰落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揭示了佛教早期传播的一个重要层面。

第三，犍陀罗与中国佛教、中国佛教艺术的关系研究仍是重点。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在《犍陀罗的弥勒信仰与弥勒造像》一文中，围绕弥勒信仰的重要层面，通过文献和图像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曾经影响中古中国的弥勒信仰，其许多思想元素来自犍陀罗。四川大学的庞霄骁副研究员以《贵霜余晖：早期克孜尔石窟中的贵霜因素漫谈》为题，揭示出犍陀罗对克孜尔石窟的影响。他指出公元3世纪在萨珊波斯的扩张下，贵霜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为避开萨珊波斯的商路，晚期贵霜王国开始重视瓦罕走廊、吉尔吉特和喀喇昆仑一线的贸易路线。部分贵霜佛教徒和工匠很可能借此机会进入塔里木盆地，并把贵霜僧侣挖地穴修行的方式、贵霜佛寺的建筑风格及“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带到了塔里木盆地。

犍陀罗艺术形式和艺术主题的传入，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张晶教授以《佛教入华造像工艺新变与中国化》为题，从佛教造像工艺的角度切入，详细探讨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像制作与发展的三次转型，指出此期中国佛教造像工艺经历了学习、模仿印度佛教艺术样本，到融合中印佛教艺术审美特征，再到完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佛教艺术样式的过程。四川大学王友奎副研究员的《丝路图像的“层累式”传播——以汉晋时期的阿特拉斯式图像为例》，讨论了印度阿特拉斯式图像由不同路径、在不同时代“层累式”传入中国的复杂过程。他认为华南所见灯座胡人俑与巴蜀地区汉阙角神形象是经海路从印度传入，而山东、江苏一带汉画中的部分力士形象有可能直接源自印度早期图像传统，也可能是中原地区在已有类似图像上的新发展。台州学院李婧讲师的《犍陀罗太子试艺题材入华后的传播与改写》，通过比对犍陀罗佛教美术、北魏至五代佛教美术中太子试艺情节图的图式与内容，结合梵文与汉译经本对于太子试艺情节的不同描绘，指出此题材入华传播中经历了图式与内容的改写，其原因主要与佛典汉译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表达的加入、不同时代地域的工匠对同一题材的理解差异性有关，影响较大的因素则是僧徒、工匠、供养人群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赋予悉达多太子人格的不同定义。兰州大学研究生刘曼以《印度、西域到敦煌“调服疯象”的图像学研究》为题，系统梳理了文本记载、敦煌浮雕和壁画作品，指出“调服疯象”图像的整体发展趋势为从早期写实、生动的独立叙事性描绘到晚期逐渐风格化、浮夸化的附属表现。故宫博物院的刘璟馆员在《多元文化下犍陀罗艺术中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撷英》中认为，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佛本生和佛传故事的流传，同时这些故事内容也间接受到了犍陀罗当地的民间世俗文化元素的影响，通过家喻户晓的民间传播或传说的方式宣扬了佛陀的教义和精神。

第四，犍陀罗艺术中的多元性获得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宁强教授以《犍陀罗之前的佛教艺术及其影响》为题，指出犍陀罗艺术的地域性特征为希腊、印度与中国的三大文明交汇、碰撞之地，而非仅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扩展和传承，这更新了我们对犍陀罗艺术及中国佛教艺术源流的认知。青海民族大学赵艳教授《渗透与浸染——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因素》通过对犍陀罗地区的钱币图像、化妆盘、佛像和围绕释迦牟尼佛传图像的分析，认为此类图像都带有明显的希腊文化的渗透与浸染痕迹，是以希腊文化为主的多元因素的碰撞和融合的结果。河南大学历史学院李雯雯副教授以《犍陀罗式“说法印”的起源与传播》为题，通过对持说法印的造像、场景、文献的探讨，认为犍陀罗说法印的产生时间较无畏印或禅定印晚。她还进一步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持说法印的造像对比，探讨犍陀罗式说法印的准确时代，与其相似的说法印样式可能早在阿玛拉瓦蒂艺术中已出现。

复旦大学祁姿妤副教授以《佛陀的神化之路：乌仗那国佛陀降龙故事考》为题，通过艺术史、比较神话学等方法说明乌仗那国降龙传说不仅综合了因陀罗是空界之神会飞、持金刚杵降伏乌蟒、水母神的特质，还保留了中印度用佛足迹石暗示佛陀的美术传统，反映出佛教从此开始转变为融合多元文化的国际性宗教。暨南大学张小贵教授的《古波斯Vərəθraγna神及其在内陆欧亚的传播》追溯了Vərəθraγna神在古波斯文献中的多重内涵，他认为西伊朗地区的Vərəθraγna神借鉴了古希腊赫拉克利斯的形象，而东伊朗及中亚地区的Vərəθraγna神形象则体现出惊人的文化多样性。这也说明古代东西方宗教传播交流过程中，不同宗教文化交融呈现出的复杂性。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骆如菲博士后以《西藏西部夏石窟舍身饲虎图研究——兼论〈金光明经〉相关内容》为题，深入剖析了夏石窟舍身饲虎壁画的图像内容、文本依据、图像体系及图像意涵等，探讨了图像反映的社会信仰及多民族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审视了夏石窟舍身饲虎图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王瑞雷研究员的《后犍陀罗时期的艺术样式对丝路新疆及西藏西部的辐射和影响》，通过分析10幅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敦煌藏经洞幡画，追溯其图像风格源流，认为敦煌这批新样幡画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云冈研究院郭静娜副研究员的《云冈石窟第七、八窟图像内容与组合特征研究》指出，云冈石窟第七、八窟为一组双窟。两座洞窟形制一致，雕刻内容不仅相似，且规划设计整齐有序，是同一时期统一开凿雕刻的洞窟，从题材上分析了其反映的法华、弥勒信仰，结合北魏社会文化背景阐释了这两座洞窟文化的本质内涵。

第五，犍陀罗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佛教史、艺术史等各个方向被认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王诗雨以《构建神圣历史：哈达绍托尔寺院遗址A窟壁画研究》为题，探讨了阿富汗哈达遗址绍托尔寺院A窟壁画的宗教思想意涵。结合文献、考古和图像证据可知，这个洞窟是说一切有部的祖师窟，构建了其法脉传承的神圣历史，并通过描绘白骨、双肩出火等形式强调禅修的重要性，叙述了其重要教义。其中洞窟A描述的佛陀十大声闻弟子排序（以舍利弗和目犍连为中心），和中土以迦叶和阿难为佛陀胁侍的图像结构并不相同，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佛教图像提供了思路。海南师范大学邹飞副教授以《从塔克西拉到和田：丝路沿线佛寺城镇化选址研究》为题，从佛教自身发展机制的内因和政教关系的外因出发，探讨了从犍陀罗到中亚，进而到中国西域地区佛寺选址的导向特点，认为佛寺选址高度依赖城镇化、环境（水源）、经济（交通线）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民大学陈晓露副教授的《龟兹中心柱窟的形制与内涵》分析了印度、中亚地区石窟甬道的形制与功能。她指出，在中亚地区，绕行甬道已不必依附佛塔存在，推测龟兹中心柱窟的形制，是出于开凿绕行甬道以满足信徒绕行的需求而形成的。绕行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修行行为和宗教实践活动，其对象可以是佛塔、佛像或其他神圣物。

犍陀罗作为古老的佛教文明中心，逐渐被中国学界，乃至公众所了解。持续不断的有关犍陀罗文物的展览，持续发表的相关研究，都揭示了犍陀罗研究的重要性。会议总结中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将犍陀罗的研究纳入到中国文明史、佛教史、艺术史、丝绸之路的研究视野，采用多学科研究视角，跨学科、跨地域、跨媒介，让犍陀罗，这一悠久的学术传统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