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至17日，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国际工作坊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欧亚美国际大酒店圆满举行。工作坊汇聚了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顶尖学府，以及比利时根特大学、奥地利科学院等国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学者，共同为探索这一领域的研究贡献智慧与力量。

为期两天的会议日程紧凑而丰富，包括开幕式、主题演讲、分组发言、开放性讨论和闭幕式等多个环节。

开幕式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佛教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浩然，作为本次工作坊的主办方代表，首先向与会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欢迎。紧接着，他阐述了会本次工作坊举办的背景与目的。侯浩然研究员指出，本次工作坊以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为核心议题，旨在汇聚众智，深入探究丝绸之路上跨越多种语言界限的佛教写本，以及那些形态万千、意蕴深远的佛教艺术品。他进一步解释说，佛教写本作为佛教传承与传播的核心载体，不仅记录了佛教的经典教义、修行方法，更是我们研究佛教历史、思想与文化的重要基石。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沿线留存下来的各类艺术瑰宝，如洞窟彩绘、壁画艺术、佛像雕塑等，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深刻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内涵。侯浩然研究员强调，这些写本与艺术品相辅相成，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上佛教文明的壮丽画卷，生动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间在文化与艺术上的广泛交流和深度融合。因此，本次工作坊正是希望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推动佛教文明与丝绸之路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促进跨学科学者间的交流对话。

在主题演讲环节中，两位分别来自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资深学者就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写本与西藏贝叶写经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分享。

首先，浙江大学文学院高奕睿教授（Imre Galambos）以“敦煌归义军时期写本中的物主条记录”为题，为我们揭示了敦煌写本背后丰富的使用与流传情况。高教授通过对少量存在的物主条记录的细致分析，指出这些记录为研究敦煌写本的使用者、使用情境以及写本的动态传承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他强调，这些记录表明，写本在制作完成后仍被持续使用，且可能经历了多位不同所有者的传递与增补。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写本的内容，也展现了写本文化的动态性与传承性。任小波副教授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对物主条记录的细致分析为敦煌写本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如何进一步挖掘这些记录背后社会文化意义的思考。

高奕睿教授演讲

接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教授以“亡财僧现，上供下施：兼谈西藏贝叶写本的价值”为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西藏贝叶写本的精彩演讲。他从一件近期在西藏流通的梵文贝叶经摹写品出发，结合藏文史料中有关俄系噶举派（rNgog pa bKa’ brgyud）寺院所藏印度大成道者那若巴和他的藏族弟子马尔巴手书的《喜金刚二品续》梵文贝叶经在14-15世纪流传情况的相关记载，揭示了在高僧圆寂之后其所持佛经典籍的处置和流通情况。随后，萨尔吉教授通过分析来自尼泊尔、西藏、印度加尔各答等地的梵文贝叶经题记，探讨了这些写本的书写和流通的历史文化背景，并指出这些写本均为积累功德而供养。他还对供养人和书写者及其来源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证，提出供养人可能来自汉地或藏地的推测，为理解贝叶经的流传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陈瑞翾助理教授对萨尔吉教授的演讲表示了高度赞扬，认为其研究顺应了近年来该领域对于贝叶写本物质性研究的重视，并强调了贝叶经在跨喜马拉雅地区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

讨论现场

在主题演讲之后，会议进入了分组讨论环节，一共有七组发言。

第一组发言聚焦 “敦煌多语种写本、历史地理与佛教文献编撰”的主题。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任小波副教授以“外方（nyi ’og）：一个古藏文地缘术语的语境转化”为题，深入探讨了古藏文文献中的地缘术语nyi ’og的基本涵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传播和转化。他通过词源学的解释和语境化的分析，揭示了nyi ’og在印度、西域、西藏三大地理空间背景下的具体所指及其稳定性与连续性，为厘清通行藏文辞书中的误读和混乱提供了有力依据。

接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侯浩然研究员进行了“敦煌藏文头陀文献初探”的发言。他聚焦于敦煌发现的藏文头陀文献，通过初步的转写、翻译和研究，阐明了藏传佛教中头陀苦行实践的历史和教义维度。侯浩然研究员特别关注了头陀修行在吐蕃时期的文化和宗教环境中的传播和适应，为理解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头陀苦行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侯浩然研究员发言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杨杰讲师分享了“宁玛派‘教传’（bka’ ma）文献编纂史略述”。他介绍了宁玛派因密续与仪轨来源的可靠性问题而自行编纂经典集的背景，并详细梳理了《宁玛十万续》、《大宝伏藏》、《宁玛教传》三大合集的编纂情况及其流变与承继关系。杨杰博士指出，《宁玛教传》的编纂与不断扩充实际上是宁玛派抗击新译密咒抨击、完成自宗经典合法化、维护自宗宗教话语权的重要历程。

杨杰讲师发言

最后，来自根特大学的方洛杭博士后研究员（Laurent Van Cutsem）以“敦煌禅宗史书残本研究——以《圣冑集》（Or.8210/S.4478）为例”为题，探讨了敦煌禅宗史书残本《圣冑集》的研究价值。首先，他对S.4478的文本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其次，他从该写本的文字学和文献学特征出发，将其与金藏本《宝林传》卷二进行比较，肯定了柳田圣山等学者认为S.4478《圣冑集》是节选本的观点；最后，他进一步指出该写本应该是敦煌本地流传并抄写的版本，以此写本为例分析敦煌地区的写本文化和抄写实践，认为该写本为分析10世纪禅宗史书在敦煌地区的流传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

方洛杭博士后研究员发言

第二组聚焦“西夏佛教与黑水城出土文献”的主题，多位学者围绕西夏佛教文献的解读、翻译及传播等问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索罗宁教授（Kirill Solonin）介绍了新发现的西夏文《劫外錄鈔》，这是一部禅宗曹洞宗真歇清了禅师的语录文本。他详细阐述了该文献的架构和内容，并探讨了其历史背景及与华北禅宗文献的关联，为理解华北辽金时期的禅宗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接着，奥地利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马洲洋博士以俄藏西夏文写本2818号为中心，进行了中观学偈颂的语文学研究。他考证了写本中包含的大量中观学偈颂，并分析了它们的出处和语文特征。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西夏学中观学的材料，也为佛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忻州师范学院的喻晓刚讲师则关注了西夏文《业手印要门》的传译问题。他通过对西夏文、藏文两种文本的对勘，探讨了该文本从西藏到西夏的流传、翻译与演变过程，以及西夏文藏传佛教材料作为建构前弘期早期藏传佛教史的文献价值，从文本视角探讨了这一时期藏传密教文本在西夏多民族之间的传译史及其对后世所流传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影响。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张永富讲师对新见的西夏文“五部经”类残叶进行了考释。他介绍了残叶的内容和价值，包括《五部经流传序》及梵夏陀罗尼对音材料等，并确定了民间所藏的两份与该残叶出自同一部文献的材料。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西夏文“五部经”的材料，也为西夏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张永富讲师发言

在第三组“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专题讨论中，三位学者分别就辽代盘山千像寺岩刻佛像、唐代经帙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以及吴晋佛教画像砖艺术进行了深入研讨。

首先，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王珺讲师以“辽代盘山千像寺岩刻佛像图像源流探析”为题，通过田野调查和图像比较的方法，对盘山千像寺造像群的图像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她发现千像寺的“千僧泽钵”题材石刻与巴基斯坦北部后犍陀罗岩刻有相似之处，同时与内蒙、东北、河北等地的图像存在“文化合成”现象。

接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美侨博士后研究员和历史学院本科生应子健合作呈现了“移动的经帙：唐代经帙的文本性与物质性研究”。他们通过日本正仓院文书及正仓院宝物的分析，指出唐代经帙不仅流传到了奈良时代的官方寺院，还伴随佛经在日本不同寺院流转。经帙上的绢绣文字和牙牌记录，补充了汉文大藏经按大乘、小乘区分储藏佛经的方法。这一研究不仅复原了唐代官方经帙的工艺技术，还揭示了古代经帙在移动与传播佛经中的历史场景。

应子健发言

最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张利明博士后研究员以“从贵霜到中国：吴晋佛教画像砖艺术研究”为题，探讨了江南吴晋时期佛教画像砖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来源。他通过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比较的方法，将吴晋佛教画像砖上的佛教图像进行了分类研究。他指出，吴晋佛教画像砖艺术上承贵霜佛教艺术之风韵，下启南朝墓葬佛教艺术之华章，充分展现了江南传统文化与贵霜佛教文明互动融合以及江南佛教艺术从传入到中国化的具体历程。

张利明博士后研究员发言

在第四组“中亚出土的佛教写本与修行实践”专题讨论中，两位学者分别就中亚地区出土的梵文残卷《佛教瑜伽书》（Yogalehrbuch）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们揭示了这部珍贵写本的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深刻的宗教内涵。

首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瑞翾助理教授，以“Udakākṣa——西域出土梵语残经中的疑难词汇”为主题，深度剖析了《佛教瑜伽书》这一西域梵语残经中的复杂词汇。在正式展开论述前，他介绍了德国慕尼黑大学《佛教瑜伽书》残卷的研究项目，细致梳理了该项目课题组历年来的学术活动与取得的可观成果，而他对“Udakākṣa”这一疑难词汇的独到解析，正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精华之一。通过比对《长阿含经》的相关文段与《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他不仅揭示了该词汇的具体含义，还深入挖掘了其承载的文化意蕴。研究表明，“Udakākṣa”在梵语中或指由侧面喷射的水流所形成的漩涡，形态宛若车轮之中轴。此外，他还融合汉传佛教典籍与考古资料，对“Udakākṣa”的词源演变进行了深度探究，并纠正了学界对该词存在的若干误解。

首先，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的周利群副教授以“印度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佛教天文写本”为主题，阐述了佛教文献东传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宗教哲学艺术，还包含了印度传统的天文、医学等知识文献。她通过西域出土的星宿占卜文献，揭示了丝绸之路佛教天文写本与印度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天文文献之间的紧密联系，展现了印度知识传统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周利群副教授发言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李梦溪讲师对吐蕃时期的重要佛典《金刚经广注》进行了个案研究。她通过对比分析敦煌出土本与藏经本的异读，详细展示了这部佛教经典从吐蕃时期初译到后弘期初期定型，以及期间数次被修订的历史经过。这一研究不仅使坍缩的历史再次立体起来，也为理解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佛典翻译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随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晓楠博士后研究员以“柏孜克里16窟研究——大谷探险队所获梵语壁画题记残片释读”为题，介绍了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的三次探险活动及其收获。她重点对一组梵文题记残片进行了释读与研究，这些残片与柏孜克里克石窟16窟中的说法图紧密相关。通过这一研究，李晓楠博士期望能够进一步还原16窟窟顶说法图的原貌，为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研究提供新的线索。

最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出站博士后研究员潘小溪围绕“初论犍陀罗地区的弥勒信仰”展开了讨论。她指出，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犍陀罗地区，并完成了从“生”与“死”的对立到融合的转变。弥勒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一世纪到三世纪期间在犍陀罗地区繁荣发展。潘小溪博士通过考察现存文献和艺术造像，揭示了这一时期犍陀罗地区弥勒信仰的盛况及其对中土佛教的影响。

首先，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王瑞雷研究员以“敦煌唐末至宋元时期罗汉信仰”为主题，聚焦敦煌莫高窟第97窟和95窟的罗汉图像及藏经洞出土的斋文抄本。他们通过细致的比对分析，揭示了罗汉信仰在唐末至宋元时期的多民族传播与功能演变，特别是十六罗汉在救济度亡、祈祝延寿等信仰层面的实践应用，以及与观音等神祇的组合构成的斋供仪式场域。这一研究不仅填补了敦煌罗汉信仰研究的空白，也为理解汉藏等多民族间的佛教信仰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接着，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骆如菲特任副研究员以“末法与复兴：西藏西部夏石窟千佛与丝路敦煌遗存的关联”为题，探讨了西藏西部夏石窟与丝绸之路敦煌等地佛教遗存的共性。她通过对比分析夏石窟的千佛壁画、佛坛布局及题记内容，发现其与敦煌等地千佛石窟在图像形式、题材选择、功能表达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揭示了西藏西部与丝绸之路敦煌等地在宗教文化及社会信仰上的紧密联系。

最后，香港理工大学的沈丽博士后研究员以“西天佛母入中华：10—14世纪汉藏所见‘尊胜佛母曼荼罗’的传规与互动新论”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尊胜佛母在汉藏佛教中的传播与互动。她通过梳理10—14世纪载有尊胜佛母形象的仪轨文本，并结合河西、西藏、杭州等地的重要图像实例，分析了仪轨文本与艺术成像间的联系，以及多民族流动带来的仪轨传播、交流和融合情况。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尊胜佛母信仰的研究内容，也为理解汉藏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的魏建东副教授以“有关五世达赖喇嘛塔图的几件满文档案”为题，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件乾隆十三年驻藏大臣拉布敦奏呈的满文档案。该档案详细记录了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当时的状况及涂刷金粉的过程，对于研究五世达赖喇嘛灵塔的修造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魏建东副教授通过对档案的翻译注释与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和视角。

最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华婷婷博士后研究员以“汉藏译《般若灯论》研究——以《观行品》为例”为题，对《般若灯论》的汉藏译本进行了深入对比研究。她通过梳理汉藏译本的相关文献信息，指出了学界此前关于二译本所据梵文底本体量差异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并通过对《观行品》的平行文本对比，总结了汉藏译本各自的特点及成因。华博士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般若灯论》汉藏译本的认识，也为佛教文献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华婷婷博士后研究员发言

在开放性讨论环节，氛围热烈而自由，与会学者们纷纷踊跃发言，共享真知灼见。萨尔吉教授首先对本次工作坊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本次工作坊的研究发表普遍聚焦于佛教文本，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学术交流的基础。同时，工作方法上普遍采用的佛教语文学分析手段，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共通的语言工具和解析框架，从而有效地构建了跨越不同学术背景的对话平台。

任小波副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强调，本次工作坊的显著成就在于它不仅促进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研究者之间的深度交流，而且真正实现了跨越这些传统界限的有效对话。这样的交流模式打破了以往可能存在的学术圈层壁垒，促进了不同佛教传统研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为佛教研究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陈瑞翾助理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了工作坊的积极影响。他注意到，在现场旁听的人群中，不乏热情洋溢且具备潜力的青年学生，甚至有专程从兰州大学、南京大学赶来旁听会议的学子。这些年轻学者对佛教研究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学术准备，预示着他们是未来佛教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参会者纷纷对此表示欣慰，认为这不仅是对当前学术活动的肯定，更是对未来佛教研究持续繁荣与发展的美好期待。

周利群副教授对本次工作坊的周密安排和高效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她特别赞扬了会务组在筹备过程中的辛勤付出与细致工作，并协全体与会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闭幕式由侯浩然研究员主持。他向所有与会者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对大家在工作坊期间的热情参与、精彩分享以及积极讨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充分的肯定。他强调，本次工作坊不仅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在丝绸之路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更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他宣布了工作坊论文集的出版计划，并寄语道：本次工作坊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期待浙江大学佛教文明研究中心未来能够与各位参会学者携手共进，创造更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机会，共同推进佛教文明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在与会学者热烈的掌声中，本次“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国际工作坊圆满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