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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登载林沄先生《戎狄非胡论》一文，原载《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01-108页；后收入《林沄文集·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9-175页，今据后者转载。

先秦时代的戎狄，在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诗经·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商人后裔在祭天大典时的颂歌中，追述其始祖契是有娀氏之女简狄所生的历史传说。或可理解为商之先世出于戎族之母。而史载周人的祖先自不窋至亶父十三世均“在戎狄之间”，直到徙居岐下后，才从戎狄中分化出来，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渐居主动，走向文明，建立周朝。西周最强盛时戎狄仍活跃，而到西周晚年，有识之士断言：“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最后申侯联合西戎进攻丰镐，杀死幽王。平王东迁成周以避戎。但现存最早的编年史《春秋》的前半部中，仍充满了戎狄侵伐中原各诸侯国的记载。以致熟读过《左传》的刘歆说：“周自幽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应该说，当时北夷即戎狄对华夏诸国的威胁比南夷即荆蛮更大，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春秋时代从齐桓公开始的“霸业”，实质上均含有联合诸侯抗击戎狄这一重要方面。春秋后期，原本是“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的晋国，还有起于西戎之中的秦国，都开始对戎狄进攻而开拓疆土，由此而成为北方大国。而戎狄自身建立的国家，则到战国仍有存在者。

但是，在先秦史上举足轻重的戎狄，现存史籍记载甚略，以致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集团，迄今众说纷纭，若明若暗。汉代以降，著名的《史记》把战国时尚存的戎狄和战国以前的戎狄都写进《匈奴列传》，《后汉书》又把先秦的诸戎都写进《西羌传》，都是有代表性的观点。所以近代史家中流行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戎狄和战国以后的诸胡（匈奴、东胡等）混为一谈。另一种是把西戎视为后来氐羌的前身，而其他的戎狄则视为诸胡的前身。至于其中种种具体分歧见解，实难备举。实际上，把众多的戎狄和诸胡混为一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误会，不可不加论辩。

先秦文献中记载的戎狄，在汉代有许多已消亡了，汉代学者判定他们就是汉代人实际接触到的匈奴、乌桓、鲜卑的祖先，主要是因为两者的活动地域有重合之处。而且因为战国以后北方的胡人都是游牧人，就推断先秦的戎狄也是游牧人。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一开头就写明“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所以他作《匈奴列传》实质是为北方游牧民族立传。

北亚大草原上究竟何时开始产生专门从事游牧的人群，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但就中国长城内外的华北地区而言，则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已可断言，并非自古以来就是游牧地区。中国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新石器时代与现今相差很大，近年研究的相同结论是，华北地区年平均温度比现今高2~3℃，1月份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3~5℃。年降雨量约比现今多200毫米，因而亚热带北界在今渭河——汾河——桑干河——永定河——海河一线。在西北，1990年宁夏葫芦河流域的考古和地理综合考察表明，该地区在仰韶晚期到齐家文化前期（距今5100~4200年）是稳定的高温高湿时期，农业文化遗存分布到北纬36°30'左右。同一时期，内蒙古中部的农业文化遗存则分布到包头——呼和浩特一带。而且在凉城的老虎山还发现了距今4000年以上的边长达380×310米的石筑山城。就葫芦河流域而言，距今4200~4000年，有一个气温和降水量快速下降的阶段，而距今4000~2100年仍是气温和降水量匀速缓降的时期，到战国时期，农业北界移至北纬35°4'。在内蒙古中部，根据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不同地层的孢粉分析可知，在距今4000年左右，当地为森林草原景观，年降水量在600毫米以上。距今4000~3800年，乔木减少，变为灌丛草原景观。到距今3500年左右，耐干旱的草本植物蒿、藜为多数，木本以耐寒的松杉为主，已接近于典型的草原景观。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虽反映出养羊在畜牧业中比例增加的倾向，但仍属农牧兼营的定居遗存。而且在陕北一带的商周之际的“李家崖文化”，也是有城和房屋遗迹的定居文化。在东北方，天津地区的海陆变迁综合研究表明，因气温升高、冰川融化、雨水增多而形成的全新世海浸，在距今五六千年时达到高峰，海平面比现今高出3米。当时，已有农业而定居的红山文化在现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境内遗址很多，北面延及哲里木盟。在距今约4000年时，天津地区海面已降到接近现代海面的高度，海浸的结束也是气候转向干冷的结果。但是在东北方的气候干冷化过程中，农牧兼营的定居文化也长期存在于较北的地带，昭乌达盟境内在夏商时期有发达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并有成群的城堡。西周至春秋则有夏家店上层文化，这种文化的居址中发掘出有石砌墙基的房屋、大型粮窖，家畜除牛羊外还有猪鸡。

总之，中国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广布着农业定居居民，从夏代开始的气候干冷化过程，也并未很快就使这一地区变成游牧地带。

从这样的文化地理的大背景来考察战国以前的戎狄，可以发现，并没有记载说他们是“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人。相反，有些文献中明确记录了戎狄是有城的。如《国语·晋语一》记晋献公伐翟相，有“郤叔虎将乘城……被羽先登”之语。《晋语九》有“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之语。所以《左传》哀公四年记载晋人诱捕戎蛮子，“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也可以理解为这支戎原已城居。对于戎狄的经济生产方式，先秦文献中没有具体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范宣子对戎子驹支所说的“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倒可以理解为姜戎是原事农耕的。被汉代以后学者作为戎狄是游牧人的唯一根据，只是《左传》襄公四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一语（《国语·晋语七》作“荐处”）。服虔、刘炫都把“荐”解释为草，故认为是指戎狄“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但杜预和韦昭都只把“荐”释为聚。按“荐”古无聚义，而有一再、频仍之义，如《诗·节南山》“天方荐瘥”，《云汉》“饥懂荐臻”。“荐居”原意当指常常变动居地，故接言“易土”。但徙居和游牧并无必然联系。商人先有八迁，后有五迁，盘庚动员国民徙居时还强调“具乃贝玉”，岂不也是“贵货易土”？因此，“荐居”只能说明戎狄还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固定耕地，并不能证明他们是游牧人，从而轻率地把戎狄和胡混为一谈。

师同鼎铭文拓片

再从武装力量的构成来看。戎狄和胡也是不同的。胡人是骑兵，赵武灵王“胡服”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骑射”。但《左传》中有两次明确提到戎狄军队主要是步兵，即隐公九年记北戎侵郑，郑伯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又昭公元年记晋人和无终及群狄战于大原，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从西周铜器铭文中还可以看到，一部分戎人中也和周人一样有战车。如西周早期的小盂鼎记伐鬼方之役，“俘车卅辆”。西周中期的师同鼎记对戎作战的战果，有“俘车马五乘”之语。因此戎狄中并非只有步兵，只是战车不如华夏各国发达，仍以步兵为主。这和后来胡人全部是骑兵显然有别。战国以后成书的《管子》中，《大匡》谓齐桓公率诸侯败狄人，虏“其车甲与货”，似可理解为狄人有战车。而《小匡》则说齐桓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又把狄和胡都当作骑兵，吕思勉在《读史札记·骑射》中说《小匡》“乃战国时语，非当时实事”是很对的。

更重要的是，从人种上说，战国以前的戎狄就是后来的胡的前身也是难以成立的。在中国、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考古发掘的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匈奴、鲜卑、契丹墓，墓中出土的颅骨经鉴测均属北亚蒙古人种，其中有一部分(如我国完工墓地出土者)有北极蒙古人种的特征。这表明胡（包括东胡）在体质形态上和现代蒙古人接近，有一部分还接近于现代爱斯基摩人。然而在我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已发现的所有墓葬，墓中出土的颅骨经鉴测，绝大多数都属于东亚蒙古人种，而且有一部分（如山西白燕的商代墓、殷墟西北岗祭祀坑中部分骨骸、凤翔南指挥西村的周人墓）还有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至于被有的学者指认为东胡前身（也有人认为是山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被有的学者命名为“山戎文化”（也有人认为是白狄、无终、代）的延庆军都山墓地一类的遗存、被有些学者名之为“早期匈奴文化”遗存的凉城毛庆沟一类遗存，墓中颅骨鉴测结果都是属于东亚蒙古人种的。因此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匈奴、东胡的前身。迄今为止，长城沿线一带经鉴定的资料中，只有春秋战国之际的内蒙古凉城嶂县窑子墓地、宁夏彰彭堡于家庄墓地出土的人骨属北亚蒙古人种。还有内蒙古东胜桃红巴拉的一具不完整的颅骨有北亚蒙古人种特征。因为人种的分化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事，已形成的人种体质特征虽可因通婚而交融，但不可能导致人群在人种归属上的根本改变。因此，无法想象在春秋时代及更早的时期广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戎狄，会是战国以后的胡人的祖先。

因此，戎狄和华夏的区别，并非游牧人和定居农人的区别，也未在人种上有大的不同。先秦文献中对戎狄和华夏的差别，一是强调文明修养的高下，如“夫戎狄，冒没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狄无耻”（《左传》僖公八年）；“戎狄无亲而贪”（《国语·晋语一》）；“夫狄……愚陋”（《国语·晋语一》）。用《礼记·檀弓》的说法来概括，就是“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另一是强调传统文化风俗之差异，即“我诸戎饮衣服不与华夏同”（《左传》襄公十四年），如“被发左衽”就是戎狄服饰的特点。至于说到语言方面，虽然《左传》襄公十四年姜戎子之语提到诸戎与华夏“言语不达”，但此言是针对范宣子责备戎人的辩解，范宣子说：“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显然这里的“言语漏泄”是指内部知情者走漏消息。所以姜戎子才强调诸戎和华夏“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即既不相往来，无从传递信息之意，并不一定是指互相听不懂说话。否则，姜戎子说了这番话后，“赋《青蝇》而退”，岂不是证明他说的“言语不达”是当面说假话了吗？

在这里还应该说明一下戎和狄两者的关系。《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的说法，对后代学者影响很大，多把戎和狄视为平列的两个民族群体。但从先秦文献推考，实际并非如此。周人对异族称“戎”，本甚宽泛。如《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把东方的徐人也称为戎。但多用以指北方和西方的异族，故有“北戎”（如《左传》隐公九年，又如河北元氏县所出西周早期的臣谏簋铭文中提到的邢侯所搏之“戎”,自然也在北方），有“西戎”（如《诗经·出车》、《国语·郑语》）。至于狄，从《左传》、《国语》等书来看，单举时和戎有别，但也有时和戎混而为一。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前称戎而后又称狄。又如：《左传》襄公四年记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请和诸戎”。同书襄公十一年追述此事则作“和戎狄”。而且，《国语·周语中》富辰曰：“狄，隗姓也。”王国维认为此隗姓之狄即殷墟甲骨文和周初小盂鼎中提到的“鬼方”,是对的。而《左传》宣公四年述封唐叔于夏墟时，分予“怀（按即隗的同音假借字）姓九宗”，并要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古本竹书纪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按即狄）王”。都是把隗姓之狄视为戎。由此可见，西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狄实际是包括在戎之中的，只是与其他戎有别而已。

应注意的是，戎之中有“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僖公三十三年）、“姜氏之戎”（《国语·周语上》），和周人中的姜姓诸侯显然都源于商代甲骨文所见的“羌”。而且，戎中亦有姬姓。如晋献公娶于戎，重耳即是戎女“狐姬”所生。献公又伐骊戎而妻二“骊姬”（《左传》庄公二十五年）。白狄中的鲜虞也有姬姓之说（《穀梁传》昭公十二年范宁注引《世本》）。这和前文所述考古资料的体质人类学分析成果可以互相参证，且有利于推论戎狄与华夏在语言上也属于相同的语系。

直到春秋时代仍广布于现今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西部等地的戎狄，有很大一部分在春秋后期开始的秦、晋等强国的开疆拓土过程中被征服而同化了。其中有一部分则一度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如代、中山，到战国时也被其他强国所灭，融入华夏之中。由于北方地区的戎狄成批消失，华夏各国才面临与草原上的游牧骑射的胡人广泛接触的新形势。大体上，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原的文人学士就把已消亡的那些戎狄想象为胡人的形象，到司马迁写《史记·匈奴列传》，把这种看法系统化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误会，至今在史学界仍有广泛的影响，且对考古资料的正确解释也造成很大的障碍。要破除这种成见，绝非易事。本文只是提出几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更多同行的思索、讨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