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虽然北方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河西政局也屡有变化，但丝路交通并未中断。河西与西域间的联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密切，商贸往来也更加频繁。这固然与长期的丝路贸易传统和汉代以来河西经济文化的巨大成就不无关系，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大力经营，为商业贸易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使河西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尤其是曹魏政权及河西地方官员的励精图治，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西晋及诸凉政权进一步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

一、曹魏时期河西与西域的贸易往来

汉魏之际，北方长期战乱，道路隔绝，中西交通时断时续。曹魏据有河西后，随着社会秩序的好转，中西贸易逐渐恢复。此间，河西农牧业的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商业贸易的活跃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河西走廊再现了汉代以来“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延康元年（220）三月，西域焉耆、于阗等国遣使奉献。但同年五月，河西各郡一时俱反，“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与此同时，“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2]然而，这次遍及整个河西的叛乱，很快就被曹魏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与武威太守毋丘兴、敦煌长史张恭等平定了。黄初元年（220）十二月，苏则因平定河西有功，进封都亭侯、征拜侍中。魏文帝问苏则：“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燉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3]可见，河西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并未因一时的动乱而中断。

但是，河西局势并未就此稳定下来。不久，又先后爆发了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和酒泉苏衡、羌豪邻戴及丁令胡的反叛，以致“河西大扰”。魏文帝乃以“谋略过人”的京兆尹张既取代邹歧为凉州刺史，并准其“便宜从事，勿复先请”，全权处理平叛事宜。张既率军在金城渡河西进，一鼓作气平定了叛乱，于是“河西悉平”。[4]河西局势的稳定，对于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关系意义重大。自此以后，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黄初三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魏文帝乃派使者安抚慰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5]当时“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于是，西域各国纷纷遣子入朝，“间使连属”；有的为取得曹魏朝廷颁赐的印绶和沿途护送的便利，甚至“权取疏属贾胡”冒充侍子。[6]大鸿胪崔林“乃移书燉煌喻指，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7]。由此足见曹魏与西域商业贸易之盛，而敦煌则是双方往来的枢纽。

不过，曹魏时期仍沿袭东汉制度，由凉州刺史兼领西域事务。史称：“魏时复分以为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8]因此，凉州刺史之能否对丝路交通的畅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曹魏非常重视凉州刺史的选拔任用，除首任刺史邹歧外，其他如张既、温恢、孟建、徐邈等均为当世良臣。其中，黄初二年出任凉州刺史的张既，治凉数年，“政惠著闻”，魏文帝称赞其“谋略过人”、“功过南仲，勤逾吉甫”，“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9]魏明帝时的徐邈则是曹魏凉州刺史中成效最著者。他针对“河右少雨，常苦乏谷”的状况，“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于是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繁荣景象。在此基础上，“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致史书记述魏明帝初年“西域流通，荒戎入贡”之事时，盛称此“皆（徐）邈勋也”[10]。

除徐邈外，敦煌太守仓慈对发展丝路贸易也颇有建树。由于敦煌为丝路交通咽喉，自东汉后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西域事务实际由敦煌太守兼领。后因丧乱隔绝，敦煌“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丝路贸易也被当地“大姓”豪强所控制。每当西域客商到敦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于是胡商“常怨望”。仓慈到任后，即着手革除积弊，“抑挫权右，抚恤贫羸”，“去除烦役，但广劝辟田畴”，深得吏民爱戴。他还注重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凡西域商人欲往洛阳者，均由官府发给过所；如驻足敦煌，则按官府制定的平价进行交易，有时还用官府现存实物与他们交换；当他们从敦煌返回时，官府还派吏民护送，以保证客商的安全，从而得到了当地百姓和西域商人的一致拥戴，“民夷翕然称其德惠。”于是“远方异产，悉入敦煌，邻国蕃戎不相证（征）伐”。仓慈死后，“胡汉悲悼”。不仅当地“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就连西域胡人也“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甚至“千人负土，筑坟于此，家家烧瓦为厝（庙）。”[11]

通过曹魏政权的大力经营，一度阻隔断绝的丝路交通又重新恢复和畅通，其中敦煌玉门关是出入西域的重要门户。“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2]随着丝路交通的恢复和畅通，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商品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因而各种资料的记载也比以往更加详细。如在楼兰尼雅出土的51件纪年文书中，有11件属于曹魏纪年，计有嘉平四年（251）、景元四年（263）、景元五年（264）、咸熙元年至咸熙三年（264～265）和咸熙□年[13]等，虽然多为屯戍文书，但也不乏与敦煌、酒泉、张掖等地进行贸易的记录：

此二件文书均出于楼兰，残缺，无纪年，所记内容也不甚具体明确，但似乎均与交换和贸易有关，其中楼556残纸文书可以断定为“举债券之属”[15]。且分别提到了酒泉、张掖、敦煌等地，如果考虑到西晋在楼兰的屯戍上承曹魏，其西域形势也大体相仿的局面，[16]则魏晋时期楼兰与河西各地间的贸易往来还是非常密切的。

非但楼兰，西域各国均与曹魏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史称：“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其中北新道西行所经各国皆属车师后部王，其王壹多杂被曹魏授予大都尉名号，加赐“守魏侍中”，并“受魏王印”。[17]至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18]汉代西域曾贡献火浣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魏文帝特著《典论》以明世间并未有火浣布，魏明帝又将《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直到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寮”，火浣布不存说遂不攻自破。[19]

由此可见，自曹魏初年以来，西域各国经河西走廊与中原的贡使贸易就很密切。加之河西地方官吏采取鼓励和保护胡商贸易的政策，吸引了大量西域商人，这从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所获6件比较完整的粟特人书信可得到印证。其中1件是居住在酒泉的粟特商人写给他家乡康国商人的，信中说当时在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姑臧（武威）等地一直到洛阳，都有粟特商人居住，其中住在敦煌的粟特人就有百家之多。这些远道而来的西域商人“到一处辄止”，故在河西各地都有他们的活动；而他们能辗转到洛阳经商，正与《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仓慈传》所记仓慈为东去的西域胡商颁发过所相符；百余家粟特人移居敦煌，又恰可证明当地实不愧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到魏晋时期，敦煌已日渐成为西北的军政中心和商业城市。[20]

二、西晋对西域的经营及河西

与西域的商贸往来

20世纪初在新疆尼雅出土文书中，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的残简（楼684、678）。据王国维考证，“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十三字，为西晋授予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王的名号。因西域诸国本各有左、右都尉之官，故将其王称为大都尉。“‘奉晋大侯’亦然，以国王而受侯封，故谓之‘大侯’，以别于西域诸国之左、右侯，亦如大都尉之称所以别于诸国之左右都尉也；‘亲晋’某王者，亦当时诸国王之美称。”西域诸国王侯名号前冠以“亲汉”二字始于东汉中期，但汉顺帝时仅限于侯，到建安年间始封鲜卑沙末汗为亲汉王，“魏晋以后封拜四裔皆袭此称”，本简的“亲晋”即沿袭此例。[21]西域诸国王被授以“侍中”职衔和“奉晋”、“亲晋”等名号，与上述“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的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及授以“亲魏大月氏王”的波调等一样，反映出西域各国与西晋的密切关系。

但是，西晋初年，由于对吴作战和凉州地区鲜卑秃发树机能叛乱，尚无余力进入西域，只是继承曹魏的屯戍，还谈不上经营西域的具体举措。后来西晋册封西域诸国王，始显示出其对西域的强有力经营。[22]楼兰、尼雅简中曹魏咸熙三年、五年与西晋泰始元年、三年纪年互用的事实，也“说明魏晋西域长史建置及其职官系统是一脉相承的”[23]。鲜卑秃发树机能自泰始六年（270）反叛，直到咸宁五年（279）十二月被武威太守马隆镇压，凉州始定。因此，虽然泰始六年九月就有“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之事，但西晋在此后十多年间实际上无暇顾及西域，故当太康四年（283）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时，只是“假其归义侯”，并无“奉晋”、“亲晋”之类名号。[24]然而，随着平吴之战的胜利，西晋“威略既申，招携斯广……矜来远之名，抚旧怀新，岁时无怠，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甚至“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的林邑国，也在晋武帝太康（280～289）中“始来贡献”；西域最为强大的焉耆、龟兹二国均“遣子入侍”。其中，“好货利”的焉耆国雄霸西域，“葱岭以东莫不率服”[25]。因此，尽管“善市贾”的大宛国早在泰始六年就遣使献汗血马，但直到太康六年（285）冬十月“龟兹、焉耆国遣子入侍”，晋武帝才遣杨颢出使，拜大宛国蓝庾为大宛王。[26]由此判断，西晋与西域各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当在太康四年至太康六年间，上引尼雅文书中授予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五国王“侍中”、“奉晋”、“亲晋”等名号之事，也应在此期间，很可能就在焉耆、龟兹等国“遣子入侍”的太康六年。还有一件尼雅出土的由西域长史转发的晋中央政府诏令云：“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到，如书罗捕，言会十一月廿日，如诏书律令。”（楼679）足证西晋的政令法律已推行于尼雅一带。

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经济状况也直接影响到楼兰、尼雅等地。据《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但是，在晋武帝“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27]。敦煌是双方使者和商旅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前述魏文帝时所得西域“径寸大珠”，就是由敦煌呈献的。处于西晋直接管辖之下的楼兰等地，不仅有很多物品如粮食、布帛、兵器都从敦煌输入，而且由于经济衰敝，货币废弃，谷帛为市，各种交换和买卖行为也以布帛为媒介。在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就有泰始五年（269）十一月五日“出敦煌短绫綵十匹给吏宋政糴谷”（楼291）、“□入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綵四千三百廿六匹”（楼235）、“水曹掾左朗白：前府掾所食诸部瓜菜，贾綵一匹付客曹”（楼584）、“八月十二日督武诩于白图片八月十二日都佰樊阳等四人于胡图片从史位宋政白谨条督武诩图片物谷食与胡牛贾绫綵匹数图片”（楼57）、“以糴谷贷□见綵糴谷□贷綵十八匹谨案文书”（楼433）、“兵胡腾宁市青旃一领广四尺六寸（正面）长丈一尺故黄旃褶一领贾綵三匹”（楼553）之类以“绫綵”购买谷物瓜菜与被服衣物等生活用品的记载。斯坦因在楼兰、尼雅等地发现的大量丝绸等实物，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在楼兰东北约7公里的LC汉晋墓地、楼兰古城东北48.3公里的“李柏文书”发现地LK海头遗址和尼雅遗址北端西侧的N.XIV房屋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随葬品，其中有“长乐明光”、“延年益寿”字样的云纹汉锦、绫罗等丝织品，毛、麻织物和木器、漆器、玻璃片、陶片、残铜铁器及五铢钱等。[28]楼兰、尼雅简中诸如“卖之敦煌域外奴”（楼137）、“贾敦煌钱”（楼556）、“贾胡著名户”（楼582）、“胡铁小锯”（楼371，楼561）、“胡铁大锯”（楼418）、“胡臿”（楼348）之类的残简表明，西晋时的楼兰、尼雅等地与西域和河西各地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商贸往来，甚至有专门的“贾胡”名籍；其交换的物品既有来自敦煌和内地的丝绸、铁器，也有出自西域的“胡”货。

三、五凉政权与西域的商贸往来

十六国时期，虽然北方地区动荡不安，但河西地区则相对安定，有“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于时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29]之说。故河西与西域间始终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张轨采纳太府参军索辅“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的建议，“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30]

不过，前凉的处境依然不容乐观。尤其是“永嘉之乱”后，其东部有前赵、成汉等非常强大的割据势力，使之非但不能向东发展，反而面临着来自东部割据势力的巨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前凉要拓地广境，扩张实力，只能将与之毗邻的西域地区作为经营目标。正是“由于前凉将经营楼兰和西域东部地区，与自身的利害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用力较大，成效也较魏晋时期显著”，而楼兰和高昌则是其经营西域的两大基地。[31]324年张骏统治河西后，“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32]随后，张骏出兵平定了抗命不遵的西晋戊己校尉赵贞，并于其地（今新疆吐鲁番）设高昌郡，对西域进行行政管理，从而进一步密切了与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咸康元年（335）“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咸康二年“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33]。

376年前凉灭亡后，河西、西域之地悉为前秦控制。382年，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入秦朝贡，并“请为乡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秦王苻坚遂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统兵10万以伐西域。[34]384年，奉命西征的吕光大破龟兹，威震西域，“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次年三月，吕光“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35]而还。及闻苻坚败亡，吕光乃自称凉州牧，建立了后凉。吕光继承了前秦对西域的管理，他深知高昌“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特派其子覆为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持节镇守其地。此后，后凉与西域各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北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凉州记》中就有西域各国遣使至后凉贡献的记载：

除了贡使而外，还有很多西域商人也来到河西进行贸易。从斯坦因在敦煌所获的一份写于前凉张轨时期的粟特文书信可知，当时粟特商人已在凉州拥有一定的根基。他们以姑臧为中心，在敦煌、酒泉、金城等地，都驻有专人负责商业贸易；其中仅敦煌一地就至少有一百多人，另在某处又有42人。此外，在华北的蓟城、南阳、淮阳和洛阳等地，也都设有从事商业活动的联系网点。写信者在“永嘉之乱”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仍勉强支撑，他从敦煌来到金城，卖了□十四匹麻布和毛毯等物。他还收到了84司他特香料，向国内发去了若干捆绢帛，又派人从敦煌取来了32袋麝香；另一封大约是后凉末年从姑臧发出的书信中说，来了很多粟特人，还谈了葡萄酒、胡椒和米的价格，用于交易的银钱以司他特为单位。“从这些残简当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商品交易的情况，更可以看出这些粟特商人在凉州一带已经扎了根，他们不仅面向京洛，而且把触角伸向整个华北。随时派遣人员，传递消息。虽然由于战乱的关系，诸事停顿，但他们都执着地牢守据点，不肯后退。”[37]足以说明其在凉州等地拥有巨大的贸易市场和丰厚的商业利润。

西凉李暠发迹于敦煌，尤其重视对其地的经营。他认为“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故特命其子李让为敦煌太守“统摄崐裔，辑宁殊方”，又以右将军宋繇领敦煌护军以为辅佐。不久，鄯善前部王即遣使贡其方物。[38]另外，从北凉灭西凉后“西域诸国皆诣蒙逊称臣朝贡”[39]的情况来看，西凉及其以后的北凉均与西域各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到北凉沮渠牧犍统治时期（433～439），北魏国势日强，声威远播，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国纷纷遣使入魏贡献，而北魏“每遣使西域，常诏河西王沮渠牧犍令护送，至姑臧，牧犍恒发使道路出于流沙。”当时，经河西与西域的交通非常频繁。“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后来，沮渠牧犍听说魏已削弱，遂一改以往的恭谨态度，西域鄯善等国“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40]。故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后，历数沮渠牧犍十二大罪状，其中“切税商胡，以断行旅”和“扬言西戎，高自骄大”两条均与西域有关。[41]北魏曾在姑臧虏获很多粟特商人。史载，这些粟特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42]《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又载，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足见其商人之多、商业之盛。因其“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地兼鄯善、且末”，则其与河西、西域间也应有密切的商业往来。

另据梁僧佑撰《出三藏记集》所收《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序》记，晋武帝宁康元年(373)凉州沙门释慧常将《渐备经》（即《一切渐备智德经》，又译作《华严经十地品》）寄托凉州一个名叫“康儿”的粟特“互市人”，到太元元年(376)五月始“展转送至长安”；僧人安法华又通过长安之“互市人”于太元二年（377）十月初将此经送达襄阳的释道安。同书序中又载，慧常还于宁康元年通过凉州的“互市人”，将竺法护所译《光赞经》、凉土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所译《首楞严经》及《须赖经》等，于太元元年(376)四月送达襄阳。这两批佛典在同一年从凉州“寄”出，到达襄阳的时间却相差一年多，显然不是同一个“互市人”递送的。由此可见，西域胡商在“永嘉之乱”后，依然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在河西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利用凉州等地的“互市人”与其本土和东晋保持着联系。[43]

魏晋时期，通过授予西域诸国王以“亲魏”、“亲晋”、“奉晋”等名号，巩固和发展了汉代以来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友好关系，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经贸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等政权，继承前凉在西域的行政建制，设立高昌郡，将高昌、楼兰等地纳入郡县统治体系中，不仅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进一步密切了与西域其他地区的联系。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间商业贸易的发展，正是以友好密切的政治联系为背景的，此其一。其二，随着河西与西域政治联系的加强，其区位优势日益明显，双方商业贸易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传统的丝绸与名马、珍禽异兽等奢侈品贸易而外，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等日用品也逐渐成为双方交换的重要内容，而且河西“钱货流通”与“谷帛为市”的货币体制也直接影响到西域地区的市场交换。这些变化，在楼兰、高昌等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三，河西不仅是中转贸易的枢纽站，也是许多西域商人的目的地，以致在敦煌、武威等地均有聚居的粟特等西域商人。尤其在十六国分裂时期，这些定居河西的“西域贾胡”，在进行商业贸易的同时，往往还肩负着联系沟通南北方各政权的政治使命，上述凉州的“互市人”就是例证。因此，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间的贸易往来不仅未因中原地区局势动荡而中断，反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密切；该时期丝路贸易的发展变化，与河西的政局变化和经济盛衰息息相关，河西在沟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和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