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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制陶技术衰退的原因分析(一)

摘要: 二里头文化以河南洛阳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延续时间为大约为距今3800—3500年,分布范围为河南中、西部的郑州,洛阳附近和伊河、洛河、颍河、汝河等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一带。 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制陶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在初期,烧窑技术仍是沿袭继承仰韶 ...
      二里头文化以河南洛阳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延续时间为大约为距今3800—3500年,分布范围为河南中、西部的郑州,洛阳附近和伊河、洛河、颍河、汝河等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一带。     

      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制陶技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在初期,烧窑技术仍是沿袭继承仰韶文化时期的升焰窑,渗碳技术也还不成熟,制坯技术基本沿袭仰韶文化用手制为主,慢轮修整为辅;到王湾三期文化中晚期,制陶业的发展和制陶工艺技术有了改进与提高,还原气氛熟练掌握、烟熏渗碳技术充分应用,拉坯新技术也随着快轮修整的技术的提高而出现,各种制坯成型技术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龙山文化后期快轮修整技术也得到普遍运用。与此同时,器表纹饰多样化,陶器烧制的火候提高,硬度加强,还出现了蛋壳陶。但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制陶技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衰退,具体表现在二里头系统的陶器中,基本不见使用“快轮拉坯法”制作的陶器,成型技术以手制为主,轮制和模制为辅,许多器壁很薄的陶器也都是用泥条盘筑法成形后,用刮削法将器壁削薄而成,器物口部常见慢轮修整痕迹。

      李文杰、张居中在《渑池县郑窑遗址二里头文化制陶工艺研究》一文中提到“郑窑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陶器成型方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为辅,一部分手制的器物经过慢轮修整。众所周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快轮制陶技术相当发达,例如临汝煤山遗址一期的陶器,是河南龙山文化中年代最晚的,制法上主要是轮制,器壁较薄,器形规整。然而郑窑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的轮制技术已呈现出明显的退化现象,在制陶工艺上发生了突变。”“从出土实物上观察到,郑窑遗址一至三期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的制陶工艺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两个遗址都是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为辅。虽然郑窑遗址出土陶器数量较少,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制陶工艺的缩影。”

      久慈大介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的制作技术研究》一文中写到“在二里头系统的陶器中,基本不见使用‘快轮拉坯法’被制作的陶器。器壁很薄的觚、爵、盉、鬶、豆等也都用泥条盘筑法成形后,用刮削法将器壁削薄而成。”李文杰在《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分期和类型》一文中提到“坯体的制作工艺,,夏至春秋沿用模制法和轮制法,但轮制技术处于低潮阶段,与龙山时代发达的快轮制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退化现象。”

      学者们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出土器物的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对二里头文化的制陶工艺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轮制技术的衰退是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技术的最大特征。

      制陶技术衰退的现象在龙山时代之后的二里头、岳石诸文化中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延续到以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乃至春秋时代。二里头时代的中国,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相对于其它手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陶器制作技术却趋于衰退。二里头文化被普遍和夏文化联系起来,夏又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陶器制作技术的衰退正好与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时间契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值得深入探讨。

      学者们有关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技术衰退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视角。

      (一)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韩建业在《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中提到“轮制制陶技术的衰落, 虽于龙山后期偏晚已现端倪, 但至二里头文化则顿然明显起来,这或许与齐家文化代表的陶器手制传统的介入, 以及西方先进冶金术传入后手工业技术的重点转移都有关系。”文章的观点是基于对齐家文化典型器物(花边罐)形制演变和青铜冶铸技术传播路线的分析做出的推论。通观全文,作者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试图论证二里头文化兴起的原因,因此轮制制陶技术衰退原因的得出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来详细论述。

      (二)手工业的视角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技术与经济卷》中袁靖的《再论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一文中认为陶器制作技术的衰退和铜器的兴起有关,文中写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铜器逐渐成为社会上层最重要的礼器,制陶工艺总体上出现了衰退迹象”。 也许作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在二里头时代“社会上层”对手工业的某种作用影响了制陶业的发展,但没有更进一步具体的阐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种思路,那就是把“二里头时期的社会形态”和“制陶技术”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考虑。

      李新伟在《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考古学研究》中对提到:“缺乏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发展动因的深入探讨。学者们多认为专业化生产的出现是农业生产发展,剩余食物充足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日用陶器的专业化生产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玉器等奢侈品的专业化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需要,这兼顾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利用中国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加强理论在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加强注重认识特殊性的个案研究”。这篇文章是对现有研究,在解释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问题方面逻辑与方法简单化的一种反思,文中提倡解释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对个案的专门分析。

      刘莉在《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一书中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分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业组织形态以及其所体现的意义。她通过对尉迟寺遗址的分析得出结论:“在一个社区内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家户可能有更好的机会获得财富和威望”;“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个人能够通过其生产产品和服务直接参与和影响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中的物质流通,并因此获得财富和威望。这一现象支持本章开始提到的科斯廷的观点,即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与获得社会地位有直接联系(Costin 1998)。”“本章对尉迟寺遗址的研究表明陶器制造是家户从事的生产活动”。 她的分析对于理解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陶器制作技术与制陶从业者社会地位变迁、制陶业组织形态两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对分析不同时期人们对制陶技术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

      久慈大介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根据陶器制作技术推测二里头遗址的陶器制作“可能分为日用陶器生产和陶礼器生产两个不同的系统,日常生活用陶器由各个家庭单位制作,“陶礼器”类则是由某种专业集团在夏王朝管理下的陶器制作场生产的。”这种推测是基于对陶器制作技术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对制陶业组织形态、从业者地位变迁等方面未有考虑。

      以上相关论述多是从某一方面出发,得出一个初步的推论,很少深入展开讨论制陶技术问题。尤其缺乏的是以坚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的对单个区域、单个聚落或单个墓地的个案研究。这使得我们难以深入探究陶器手工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和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最后找到陶器制作技术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三)经济与人口压力视角

      王富强在《关于岳石文化陶器“骤变”原因的探讨》一文中对岳石文化陶器衰落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分析了“环境突变论”和“新兴产业兴起论” 认为两者都不能有效的解释岳石文化陶器制作技术衰退的原因;通过分析他总结道“总而言之,山东地区由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所发生的陶器骤变,是社会经济繁荣和人口膨胀的双重压力的结果,是制陶业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对其制陶实践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的调整和总结。”但是通观全篇,发现文中并没有有利证据证明人口在岳石文化时期相对龙山文化时期有一个较大的增长,但这篇文章对岳石文化陶器制作技术衰退原因的分析对我们分析二里头文化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思路。这篇文章还尝试从社会经济的视角进行分析,观点新颖,值得借鉴。

      总体来说,学者们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技术衰退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探讨的较少。综合几位学者的观点,陶器制作技术并不是孤立存在,它的背后涉及社会形态变化、制陶业组织形态变化等众多复杂的因素,单从某一个方面来分析都无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节选自本人的毕业论文,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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