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来看，山东地区在上古是华夏族群眼中的“东夷”聚居区。考古学在中国兴起以来，山东地区所做的工作较多，逐渐构建起了（扁扁洞遗存——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套完整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然后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后又经过商周两朝中原文明的不断渗透，逐渐融入了中原文明之中，到秦汉时中国已再无东夷。

      山东的考古学文化以“龙山文化”最为出名，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就来源于此。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肇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强势扩张，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导致了“龙山时代”的出现。龙山时代“群雄并起”，中华大地进入了城址林立（方国林立）的时代，龙山时代结束后中国便进入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虽然从考古学上来看，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有人以此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中国东部一带，但历史文献记载的山东地区却一直是中原政权眼中的东夷，东夷人群似乎并未占据历史的话语权。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

      最近，复旦大学文少卿、金力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社科院考古所王明辉团队、山东考古研究院孙波团队等13家单位获取了山东18个遗址的69例古基因组数据，并整合已发表的中国及其周边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进行了群体遗传学分析，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方法，重建了近六千年以来山东的人群遗传历史。论文发表于《细胞》（Cell）子刊《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

山东人群遗传图谱（图片来源于论文）

      文章显示：大汶口文化的人群主要由黄河流域中游农业人群组成。研究团队对8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包括刘林、岸堤二村、傅家、五村、大汶口、西夏侯、三里河和午台遗址）的29例个体进行测序及分析，结果显示，大汶口时期的人群主要是由黄河中游农业人群（58.6 -100%）和部分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中国南方古代人群三种祖先成分混合形成。根据三种祖先成分的组成和比例差异，大汶口文化的人群进一步细分为三组：（1）黄河中游农业人群组，包括西夏侯和岸堤二村，该组人群可以由黄河中游的仰韶人群one-way模拟，即黄河中游农业人群祖先成分占比100%；（2）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组，包括傅家、五村和大汶口，他们除了黄河中游农业人群祖先成分，还需要额外22.2-40.8%的山东本地采集狩猎人群共同模拟成功；（3）中国南方古代人群组，包括刘林、三里河和午台遗址，他们除了黄河中游农业人群祖先成分，还需要12.9-17.6%的中国南方古代人群混合模拟成功。

      这个研究结果能解答我们上面的一些疑惑，就是虽然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影响深远，以至于有考古学家说“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其实就是大汶口化的过程”，但中原地区在精神层面仍然保持了领袖地位，这可能和大汶口文化人群半数以上的祖先都来自中原有关。被视为东夷的并不是大汶口文化全部的人群，而是部分土著文化占主导的人群。影响中原，导致中原龙山化的人群应当还是以中原人群后裔为主，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东夷。这从典型的东夷文化因素如：獐牙随葬、口含小球、拔牙等都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原也可以证明。被视为东夷的应当是这类从血缘、文化习俗和心理认同都和中原差异较大的人群。

      文章中还说：“黄河中游的新石器农业人群深刻塑造了史前北方人群的遗传结构，贡献了山东大汶口文化人群58.6-100%的祖先成分、甘青齐家文化人群约80.4%的祖先成分、内蒙古庙子沟文化人群约80%的祖先成分、陕北地区石峁文化相关人群约79%的祖先成分，以及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约60.3%的祖先成分。”

      也就意味着无论龙山时代的尧舜禹族群如果是外来的，那不论来自西北的齐家文化、还是北方老虎山文化，亦或是东北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都大概率还是中原人群的后裔。这也是后世华夏认同的血缘基础。

庙底沟文化影响范围

    这个研究结果似乎支持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也侧面印证了后世尊黄帝为人文始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不纯粹是建构出来的。不少学者认为黄帝传说应该来自于庙底沟文化的扩张，公元前4000年左右崛起于晋南豫西一带的庙底沟文化向四周强力扩张，它的影响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其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与《史记》记载的黄帝活动范围差不多。以往考古学文化视角的研究探明了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范围非常广，这次基于基因技术的研究又证明了文化因素扩张的背后也伴随着人群的迁徙。

      近年来，各地考古工作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受考古发现和地域文化情结的双重影响，“中原中心论”被很多人口诛笔伐。但最新这项利用基因技术的研究结果好像还是有利于传统的“中原中心论”，并且也与古文献和历史传说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