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月，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段话是说：神宗召见王安石、文彦博等大臣讨论变法之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表示反对，他说“陛下您是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不是百姓一起治天下！”很多人批判文彦博，指责他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话，我想这是典型的以今非古，完全脱离了时代背景，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当今的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做到“官员时刻站在百姓角度考虑问题呢？”就是代入你现在工作的公司，扪心自问，公司管理层能达到宋代这种“民主”吗？

      从宋神宗的反应来看，文彦博说这句话并不突兀，应当是当时统治阶层的共识，宋神宗的本意也不是与百姓便利，而是富国强兵。从这场对话来看，当时不管是皇帝还是知识分子已经从内心认可了这种治国模式。北宋史学家刘敞认为当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情况已经是“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在文彦博说出这句话的六十多年之前，名臣张咏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所上的《升州到任谢表》中说：“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下，英断比於太祖，宽仁类於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躬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

      其实宋代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经是历史的进步了，共治需要分享权力，皇帝和整个士大夫群体共享治国权力，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一言九鼎”多好呀，干嘛受别人掣肘呢？你想一下你工作的公司老板会和大小管理人员共享决策管理权吗？宋代的这种情况是政治日渐民主的体现，是历史的进步。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提法始于汉代，汉高祖二年颁布求贤令，喊出了“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的口号。但之前的“共治”和宋代的“共治”有着很大的区别，一是士大夫没有什么决策权，国家事务的最终决策仍在于皇帝手中，“共治”很大程度上只是臣下奉皇帝的旨意去干活而已；二是共治人员范围很小，汉宣帝曾说：“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能和皇帝共治天下的只是一些高级官员；三是“共治”的对象仅限于百姓和社会事务，共治的目的只是需要一些能臣干吏协助维护皇家的统治，至于皇室内部事务，则不容士大夫染指。四是选拔机制有局限性。察举孝廉制度最终发展成为了门阀世家，到了三国魏晋，仕途被士族门阀垄断。

      隋唐时期发明的科举制也未能彻底消除世族门阀政治，反而是唐末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彻底摧毁了门阀世家，加上北宋吸取了唐末五代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横行、政权更迭频繁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重用文人士大夫。重文轻武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的国策更是从立国坚持贯彻到了两宋灭亡，可以说宋代是文人士大夫首次作为一个阶层，实现了整体上和皇帝共享治国权力的局面。

      既然是共治天下，皇帝就不能一人说了算，因此宋代的皇帝事事处处受到各种规定的制约，比如：宋代皇帝不能随意发布诏令。“ 国制, 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议， 而后命学士为之。”皇帝但凡违反了这一点就会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再比如：皇帝不管国事还是家事都不能擅自做主，富弼曾批评宋神宗说: “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这话说得很直白，放现在也是相当炸裂，谁敢对一把手这么说话？然而即使这样宋神宗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还得反省自己做错了。

      宋朝规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封驳司等机构都有抵制皇帝圣旨的权利。南宋理宗时期，台谏官李伯玉因为发表过激言论，理宗就想把他降职，但负责起草诏书的舍人院认为不妥，又不想驳理宗面子，就一直拖着没有起草诏书。一年后，牟子才直舍人院，认为拖着也不是办法，于是起草了一份贬官诏书，但内容确是表扬李伯玉。宋理宗找他商量说：“谪词皆褒语，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过来替理宗说情，牟子才说：“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 没有办法，宋理宗只好让步，李伯玉官复原职。

      宋代不仅严防武人权力过大，也时刻警惕外戚宦官专权。弹劾张尧佐一事颇为典型，张尧佐是仁宗的张贵妃的伯父。仁宗爱屋及乌，多次越级提拔张尧佐，于是引起了谏官们的不满。张尧佐能力还是有的，宋史中说他“颇通吏治，明知法律”，但就是“以外戚得高官厚禄，为世人鄙视。”就是说他因为外戚的身份升的太快了，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业绩，于是士大夫们都很鄙视他。

      在弹劾张尧佐的事件中，宋朝的谏官们不遗余力地和宋仁宗作斗争。监察御史何郯向仁宗上疏说：“张尧佐从一位小官成为朝廷要员，不过五六年时间。虽然也是进士及第，没有大的过错，但骤然被宠用，人们都会认为是任人唯亲......不如收回张尧佐的权力，许他以富贵，对张贵妃和谏臣都有个交代。”仁宗认真考虑后，免去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改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这“四使”，都是闲差、虚职，待遇不低、职权不高。就这谏官们还不满意，恰巧秀州地震，大名鼎鼎的包拯借机挺身而出，上了一道奏章说：“上天发怒，迁祸于民，陛下执政肯定有过失。反躬自省，这些年最大的失政，就是提拔了张尧佐。张尧佐像清明之秽污、白昼之魑魅，陛下为什么要包庇他，上违天意，下逆人情，酿成危机？真为您感到痛心哪！对亲近的人，相处也要讲规矩，不能罔顾天戒，遗患于国家。”仁宗皇帝心想我已经让步了，你们还喋喋不休，于是他念起了“拖”字诀，想拖到退朝，摆脱谏官们的纠缠。没想到监察御史王举正要求跟仁宗展开廷辩，仁宗没有了耐心，大怒说：“节度使不过是个粗官，有必要争论吗？”这句话让谏官们抓住了把柄，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质问仁宗：“你敢说节度使是粗官？你可知道，你的太爷爷、爷爷都曾做过节度使？今天你居然说节度使是粗官，是对先祖不敬！”仁宗听闻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眼见争论不过，于是起身便想逃跑。这时，包拯快步上前拽住仁宗的衣襟，开始给仁宗皇帝上“政治课”，说到激动处，口沫横飞。仁宗被包拯带口臭的唾沫星喷了一脸，于是赶忙用一只袖子遮脸、一只手捂鼻子，挣脱开后跑回后宫，见到张贵妃，仁宗指着脸上的唾液委屈地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哪知道朕在朝堂上受的气！有包拯在，你伯父的宣徽使恐怕当不上了。”最终，张尧佐的“四使”减掉两个，只宣布任命为淮康节度使和群牧制置使。这场斗争最终以谏官们的胜利宣告结束，你说这宋朝的皇帝当得憋屈不憋屈！

      宋朝相对完善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和现代社会很相似，以至于很多人说“唐朝是中世纪的黄昏，宋朝是现代的黎明！”照这个进程下去，随着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自然过渡到资本主义民主也是可能的，不过蒙古人崛起打断了这个进程，北方游牧渔猎民族还处在原始奴隶社会阶段，将主奴观念渗透进了社会各个方面，宋代的大臣上朝不用跪拜，即使老百姓见到皇帝，可以跪拜，也可以作揖，全靠自愿，并没有强制规定，到了元明清就必须跪了，明朝对大臣动辄施以廷杖，不少人被活活打死，清朝的大臣们更是蜕变为“奴才”了，还敢和皇帝争论？大声说话都不敢了，文明的倒退可见一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