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44 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 1948 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讲师, 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晋升副教授, 1978 年晋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 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学术委员, 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 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2000 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

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学、建筑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录学等领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宿白未刊讲稿系列等著作, 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历史考古学领域集大成的学者。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代表学会发言,评价宿白先生的杰出贡献时说: “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百科全书式的教授。”

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度过。“九一八” 事变之后, 东北被日本占领, 伪满时期, 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不讲中国, 而学校越是不讲, 学生们就越想知道。

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0 年来到北京, 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那时的历史课程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 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 这些知识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对这些课程充满了好奇。当时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学者, 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之后, 一些老师转到北大来, 充实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力量。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课程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学生可以自由选听自己喜欢的课程。

1944 年宿白本科毕业以后, 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学期间, 一些外系的课程给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其中冯承钧先生讲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课程, 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容庚先生讲授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知识,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 对宿白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宿白的职业生涯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 冯承钧先生将宿白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后来, 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 冯承钧先生又向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推荐了宿白。向达和毛准两位商量之后,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上班, 下午到图书馆上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 年院系调整, 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 宿白才离开图书馆, 正式来到历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参与李木斋藏书编目等工作, 在图书馆的工作为他后来的版本目录、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 宿白对北大图书馆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都在北大, 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因此, 我的书还是捐给北大图书馆。如今他的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其中完成编目的有近一半填补了馆藏空白。

宿白是为学术而生的人。他在给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的题词中写到: “致学存乎心, 补拙莫如勤”。他治学勤勉, 在将近70 岁高龄的时候开始整理原来调查的西藏寺庙资料。后来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学术界称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曾于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两次赴藏调查, 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局组织人员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 宿白先生第一次进西藏, 在那里待了5 个月。身体健康的他基本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在解放军的配合下, 宿白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 就没继续管这批资料。1988 年, 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第二次进藏。他发现许多寺庙在“文革” 当中被破坏掉了。回京之后, 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 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 1996 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可谓是呕心沥血, “写的时候, 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 “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 无法顾及其它。”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附录的《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共收录40 种重要的藏文史书, 但从注释看, 作者参考的藏文史料远不止这些。其中有些书“即使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 似乎也难有人全部通读。由此可见,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为西藏历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自公元7 世纪中叶迄20 世纪50 年代,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 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 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 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 也关涉到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 发现了11 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 透露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的信息, 而这些内容是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学者对藏传佛教遗迹也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 但正如罗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综合的系统, 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

宿白通过54 处寺庙、约89 座建筑材料的细致比较分析, 主要从寺院建筑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的柱头托木演变等方面, 结合中外文献, 将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为了五期, “它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标尺。” “特别是又将每期寺院建筑的变化, 置于西藏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势, 宗教发展, 内地影响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环境和因素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表现了作者高远博大的史学家目光。”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图都是宿白自己画的, 宿白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 条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测量。他画的图, 虽然大都采用步量或目测的方法,但相当准确。“宿白早年曾师从董希文学画, 具有较强的观察和构图能力, 他两次进藏考察时,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图形记实物, 时间和条件有限, 就以步测、目测、手绘, 整理了大量珍贵的摹写草图”, 这些草图成为西藏寺庙分期的重要依据, 也成为现在一些寺院复原的基础。

宿白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与佛教考古学》中, 他强调“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 强调实践的学科, 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 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 然后再结合文献, 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 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

宿白与佛教考古结缘,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了一趟距北京不远的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给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

云冈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 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讨论“云冈模式” 的时候所说: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 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 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 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 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纪后半叶到7 世纪前叶) 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 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 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1947 年, 宿白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 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内, 发现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录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 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这是宿白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

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记述详细, 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 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 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 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通过碑文提供的新资料, 结合当时国内外对云冈石窟所做的考古调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以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

此文经长达五年的修订, 《校注》于1956年正式发表, 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自20 世纪初年起, 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和研究。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京都大学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1938 ~1945 年, 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连续八年的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 还对部分窟前遗址作了小规模的发掘。1951 ~ 1956年,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 陆续出版了十六卷三十二册大型《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这套书卷帙浩大, 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云冈石窟》1951 年获日本朝日文化奖。1952 年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 时首相吉田茂祝辞, 天皇接见作者。可见日本对于这套《云冈石窟》的重视。

1978 年, 宿白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 年第1 期)。如果《校注》的发表是风云乍起, 则《试论》的发表无疑于投石击水, 宿白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感到了压力, 并做出回应。1980 ~1981 年, 长广敏雄先后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 和《云冈石窟之谜》, 对宿白的研究予以极不客气的反驳, 公开质疑《析津志》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

1982 年, 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论证了《金碑》的可靠性。1989 年, 宿白发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 的形成与发展》, 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990 年, 长广敏雄于在《云冈石窟第9、10 双窟的特征》文中的一个“注”中终于承认: “从文献学角度出发, 宿自教授的推论当无误, 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 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对于这场长达30 余年的学术论争, 尤其是在这场争论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历史文献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一文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和总结: 这是先生学术生涯中得益于古文献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考古学研究的最精彩的一笔。

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 世纪50 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50 年代以后为另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现代科学的考古学方法, 对石窟寺遗迹进行调查记录和学术研究。20 世纪50 年代以前, 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的, 一般只是拍照、测绘现状和临摹壁画。但石窟寺这类历史遗迹, 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 考古学就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因此, 石窟寺是否应该纳入考古学的范畴,即是否要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石窟寺研究, 就成为现代石窟寺研究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志。

宿白早在20 世纪50 年代起, 就开始探索和考虑这个既重要而又全新的课题。因为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层位学(地层学) 和类型学方法, 但是石窟寺属历史时期的遗迹, 毕竟与史前各类遗址不同, 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 还是一个需要重新探索的问题。1950 年, 宿白参加雁北文物考察团,曾到大同云冈考察, 后来, 在主持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时, 几乎每年都到云冈。1951 年他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勘察了敦煌莫高窟。1957 年宿白带领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到河北响堂山石窟实习, 做了考古调查和勘测。1961 ~1962 年, 宿白带学生在敦煌实习, 完全按照考古学的方法, 选择典型石窟进行实测、记录, 并举办了实习成果展览。特别是敦煌实习期间, 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七次学术专题讲演, 史称《敦煌七讲》。这是宿白以敦煌为例, 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进行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这七讲被认为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开篇之讲。

宿白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有四个程序的工作: 对石窟寺遗址做忠实、客观和科学的整理记录, 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 能根据记录基本上恢复其原貌之标准; 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研究; 分期分区的研究; 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

1996 年, 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正式出版。他之所以在从事研究教学近半个世纪后才出版第一部个人专著, 除了“文革” 等因素外, 主要是对专著的出版极为审慎———他精选了过去发表的23 篇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的论文, 对每一篇都做了仔细的校订。根据新发现的资料, 对多数文章做了部分补充和改写, 并将这些改动都一一记录在每篇文章的后面。《中国石窟寺研究》代表着他在创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的杰出理论建树, “它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部创建历程, 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 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该书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被评为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且为获奖作品中唯一的个人专著)、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以及美国史密森学院和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中心联合设立的“岛田著作奖”。

宿白在历史考古方面贡献突出。1951 年, 他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 后来出版的《白沙宋墓》一书,将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结合, 成为宋元考古学方面的经典之作, 影响深远。他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做了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 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变化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记载, 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做了系统研究, 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宿白在历史时期考古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集中体现在近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一书中。

宿白的讲义出版了六种, 这六种是《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 3 至8 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中国古建筑考古》、《汉文佛籍目录》、《张彦远与历代名画记》。其实宿白的讲稿不止这六种, 但从这六种反复修改的讲稿中已经可以窥见他涉及领域之广, 对材料理解之深, 治学态度之严, 高屋建瓴、融会贯通能力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