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考古学是一门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学科，但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学科。197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国际音乐学会会议上，伯克利的亚述专家契尔莫（Anne D. Kilmer）因对一首用胡里安语演唱的青铜时代晚期的赞美诗进行了音乐解读，并转译成西方通用的注释系统而受到关注。在伯克利音乐学家克罗克（Richard L. Crocker）和乐器制作家布朗（Robert Brown）复制出苏美尔人七弦竖琴的同时，契尔莫提出的胡里安语赞美诗的演唱版本也被记录下来。受此启发，那次会议的圆桌会议提出了“音乐与考古”的议题，邀请各国专家讨论古代文化中的音乐遗存问题。这一事件，被看作国际音乐考古学会（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ISGMA）建立的缘起。1981年，在汉城（今韩国首尔）举办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ICTM）的会议期间，ISGMA正式成立。

从严格意义上讲，契尔莫对古代诗歌的音乐解读，并非欧亚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由于历史的缘故，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考古学”，可分为欧亚系统与美国系统。前者可以如下四位较有国际影响的考古学家为代表：英国学者D. G. 赫果斯（D. G. Hogarth）、法国学者S. 列纳克（S. Reinach）、苏联学者A. B. 阿尔茨霍夫斯基（A. B. Apųxobckųŭ）及日本学者滨田耕作。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物质遗存”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其从属于历史科学的含义也明白无误。而契尔莫对古代诗歌的音乐解读，带有浓重的“美国式考古学”的理解：其并非属于人类物质遗存的研究。在美洲，成文的历史只能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算起，实难望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和欧洲之项背。其“考古学”可以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1818～1881年）对印第安人的研究为标志，属 “人类学”（实即“民族学”）范畴。我们迄今还没有见到属于“文化人类学”的音乐考古学相关论著。

中国的考古学科源自欧亚的历史学传统，其虽不悖于作为人类学分支的“美国式考古学”的并存；但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对考古学下了这样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辞海》的定义更为明确：“（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笔者由此推演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应为“根据与古代音乐艺术有关的实物史料研究音乐历史的科学。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出现，比ISGMA的成立早得多。它的前身，更可上溯到北宋以来的“金石学”，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厚之的《钟鼎款识》，都注意到了当时出土于湖北安陆的两件曾侯之钟（又作楚王酓章钟）。其中薛氏不仅著录最早，还正确地指出两件编钟上的铭文是用来标示“所中之声律”的。而1930～1931年，学者刘复（半农）发起并主持了对北京故宫和天坛所藏500余件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并著成《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应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旧学而逐步成形的起端和界碑。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是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墓中所出乐器达9种125件。气势宏伟的曾侯乙编钟（图0-1），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青铜艺术作品之一，被国际学者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们难以想象，先秦曾经出现过如曾侯乙编钟这样奇伟的青铜乐器。仅从其冶铸、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看，其已不失为一项空前巨大的科学成果。全套编钟由65件单体青铜乐钟组成；加上钟架和挂钟构件，总用铜量达4421.48千克。在地下历时2400年之久而伫立如故，其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令人叹为观止。

这套编钟以其铭文的确切记载及其自身的音响，毫无悬念地证实了中国青铜“双音钟”的铸造和调律技术的存在！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科技的一项伟大发明：由于钟体采用了合瓦形的结构，一件钟上能够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基频”，两种振动模式相互交叉叠置，当激发任意一个振动模式时，另一个振动模式恰好被抑制；反之亦然。因此，分别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就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曾侯乙编钟的铭文，记载了“一钟二音”各自的律名与调名，印证了这一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的真实性。

198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现了多支开有7个音孔的骨笛。至今，陆续出土的骨笛已近50支，其中大多数均为七音孔笛。这表明，早在距今约9000～8000年，中华民族的先祖已经发明并广泛使用着可以吹奏七声音阶的乐器。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它颠覆了人们对华夏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音乐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

在贾湖骨笛出土的次年，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项浩大的基础工程，由先师黄翔鹏先生与笔者先后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经历了32年的艰辛与曲折，该书已完成18个省份的19卷，收录了文字及数据资料350余万言，图片1万余幅。《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仅是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的第一部重典，也是该学科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套专业音乐考古学书籍，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收藏。

同在中国两大音乐考古发现的强力推动下，笔者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首先建立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多年来，笔者分别在这里及中央音乐学院、郑州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培养了中国音乐考古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等高端理论人才数十人，初步形成了该学科的专业团队。2008年，在笔者和韩国著名音乐学家权五圣先生的倡导下，“东亚音乐考古学会”成立了。学会本部先后设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和郑州大学，学会由中、韩轮流主持，已连续举办了十余届年会，大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2016年，由笔者主持，在郑州大学创建了“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这是该学科目前唯一的专门学术机构。笔者计划通过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逐步形成一个该学科的国际研究中心和教学基地，并已筹建了中国音乐考古陈列馆，以大力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郑州大学的“双一流”建设中，作为学校新建的“优势”“特色”学术机构，音乐考古研究院将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自2010年起，中国音乐考古学者连续主持召开了第七届、第八届ISGMA年会，标志着中国音乐考古界开始大规模地参与该学科的国际事务。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已在国际上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音乐考古学家在这个学科领域内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近年，中国音乐考古学上的大事层出不穷，西汉海昏侯墓、江都王刘非墓、陕西韩城芮国墓地、山西侯马晋侯墓地等所含的重大音乐考古发现接踵而来。有鉴于此，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原定于2020年秋，即中国音乐考古陈列馆的开馆之际，召开“第二届世界音乐考古大会暨第十一、十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年会”，把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古代音乐的深刻历史渊源、丰硕的学术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有力地促使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成为一门生机勃勃、前景广阔的学科！

中国重大音乐考古发现接踵而至，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科的专家团队不断壮大，已构建了撰写《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的研究大纲的坚实基础。本书的写作，基于笔者多年来潜心编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也是笔者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方面多年心得的集中体现，可定位为该学科的一部基础理论专著。

《论纲》主要内容包括：

1. 对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对构建该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体系提出系统认识。

2. 对中国古代重要音乐考古发现和发掘的研究。

3. 以音乐考古学研究为主要手段，认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音乐生活的真实面貌，并由此总结得失，探索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并可为今日社会音乐艺术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4. 通过音乐考古史料的分析，构建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音乐的主流表现形态谱系。

5. 以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成果为史料基础，在系统构建以考古学史料为支撑的中国音乐断代史基础上，为重建中国古代音乐史乃至音乐通史做好史料及研究方法论的准备；待条件成熟时撰写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

6. 以出土的古代音乐文物为实证，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与社会音乐生活的诸多相关问题。

7. 以出土的古代乐器为实证，系统构建中国古代乐器学和乐器发展史。

8. 以出土的古代音乐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逐步构建中国历史上音乐的区域史、民族史、地方史，认识和解决传统的“中原史”（中国传统排斥除中原之外的各地区、各民族贡献的历史）和“文献史”（中国传统以文献为史料基础、以引经据典为治史的基本方法的历史）问题。

9. 本书在介绍相关中国音乐考古学基本知识的同时，通过音乐考古学方法，展开中国古代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各种专题研究；对已有的传统史料和相关认识进行解读、甄别和探讨。

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具备如下条件：明确的研究目的和特有的研究方法、系统的基础理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家队伍、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积累等。显然，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音乐考古学这门学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建设和提高。

本书“总论”部分阐述了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形成的短暂历程，正说明了它仍处在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如作为考古学在音乐艺术领域内的一个专门分支，音乐考古学进入考古学的发掘领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根据目前国家对考古事业的管理制度，中国的音乐考古学家在身份和职业上，似乎均未被真正纳入“考古界”的行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发掘领域。所以，在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中，音乐文物的研究有着突出的实际意义。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界发表的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作案头研究的阶段。对于中国寥寥可数的专业音乐考古学工作者来说，通过研究考古界发表的出土音乐文物和相关资料来探讨中国音乐史的发展规律的基本工作模式，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一些有眼光的音乐考古工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音乐考古发掘的重要性，他们尽可能地与拥有考古发掘权的单位加强联系和合作，尽可能地深入到音乐文物的考古发掘工地，参与遗址的清理工作及文物的修复和研究工作。相信他们运用自己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的方法和手段，将从出土的音乐文物上发掘出更多、更丰富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