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对清代以奇台为中心市场体系发育之作用

张慧芝

内容提要

清中后期，新疆逐步形成了奇台为中心，包括天山南北和蒙古西部的区域性市场体系。鉴于期间新疆、蒙古等北方牧区，市场体系发育的主要动力是数量庞大的南北农、牧产品贸易，除了交通网络之外，在长途贩运、贸易过程中，担当主力军的商人集团——商帮起到了重要作用。

推动地区市场体系发育的因素诸多，商人集团是其中重要因素。清代新疆、蒙古等北方牧区，市场体系发育的主要动力是数量庞大的南北农、牧产品贸易，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商帮是这一区域市场形成的生力军，他们在长途贩运、贸易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今新疆奇台县城座落在准噶尔大沙漠南缘与天山北麓坡面相夹的通道上，其建置可溯源至汉代的金蒲城，唐代的蒲类县，元代的“别失八里”。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它已成为天山北路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明永乐年间，这一地区为瓦剌所据。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于此地置县，县治位于今老奇台镇；四十一年称奇台县，属迪化州；光绪十五年（1889年），奇台县治迁入平川的靖远城（今古城镇），即今日的奇台县城。清代中后期，奇台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奇台县城也成为新疆门户，成为新疆与内地之间交通、贸易的枢纽。

一、清中后期以奇台为中心的市场体系的发育

（一）行政体系逐步完善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在古车师后国旧城所在地的山麓高台建“奇台堡”，作为天山北路的一个台站。奇台堡建立后，随着当地农业开发及外来移民、商人的增多，这里成了军运、农贸的一个集散点。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政府开辟古城为农商集市，揭开了奇台成为天山北路的一个新兴城镇与军事要地的序幕。随着人口的增加，为加强对居民的管理，乾隆三十七年，设置“奇台通判”，铸“奇台总理民屯事务通判”关防，管理粮赋、屯戍、典狱等事务。次年，乌鲁木齐都统设镇西府于巴里坤，辖领宜禾（今巴里坤县）、奇台二县，此时奇台县辖区很大，包括今吉木萨尔县东部地区及奇台、木垒两县全境。乾隆四十年，为了驻兵需要，新建城堡“满城”，并赐名“靖远城”，驻扎由巴里坤移来的八旗军，仍归巴里坤总兵节制。乾隆四十一年裁去以前设置的通判，正式设奇台知县，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并配置典史一员；同时扩建原有的奇台堡，筑构为县城，定名为靖宁城，同年，还在县治修建奇台厅仓厂20间，屯贮军粮。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奇台县仓已扩增为196间，贮粮达6万余石。[1]此时，奇台已开始享有北路粮仓之誉。

嘉庆年间（1796～1820年），奇台屯垦进一步扩大，新增粮田5 000余亩，平畴沃野，成了天山北路名闻遐迩的殷实之乡。道光三年（1823年），清廷核定商民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驮运砖茶7 000箱，只准在奇台兑换米面，不准在他处售卖。道光四年，城内设立税局，直接由陕甘总督派员，抽分税课。由此可知，当时奇台农、商发展水平已居天山北路之冠。

清咸丰五年（1855年），奇台县由镇西府划出，改归迪化州管辖，成为迪化东路一个重要的农商中转地区。东进哈密、内地，西去迪化、伊犁，奇台居于枢纽地位。咸丰年间奇台“承平已久，闾阎相望，比户可封，阡陌纵横，余粮栖亩，最称富庶之区”[2]。同治五年（1866年），又在古城安设粮台，作为新疆西路总局，由直隶州管理，并辖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分局。18世纪后期在古蒲类遗址废墟上开辟出来的古城，逐步由一个军事重镇，开拓成为19世纪后半叶天山北路的一个商贾云集的陆路码头。

光绪三年（187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畅粮运，将自哈密至古城的千里驿道拓宽到3丈，可以数车并行，于是出现了每日数千峰驼队、百辆大车进出古城的情景。沿途遍植柳杨，以树标道，“左公柳”盛传一时，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之吟。

奇台地区具有天时、地利、交通便利等诸多有利条件，所以古奇台镇作为县治所在，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的百年间，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肩负起了新疆贸易门户、天山北路市场体系中心重责。但建城时考虑军事要素，选择了傍山高台地的地理位置，到清季随着天山北路水资源减少等因素，其之不便已逐步显现，于是光绪九年开始在平川地带建造新县城，即今古城镇；并于光绪十五年新疆设省后正式迁入，形成了今日的奇台县城。

（二）市场体系发育、形成

清代奇台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地处新疆门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为内地到迪化（乌鲁木齐）、伊犁（伊宁）、塔尔巴哈台（塔城）等地的必经之地，北邻外蒙古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南可达吐鲁番、焉耆等地，其交通、贸易枢纽地位凸显。清代由内地进入新疆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出长城关隘，经由蒙古草地，抵达归化（呼和浩特），再由之入新疆，是为北路；另一条经由西安、兰州，通过嘉峪关，进入新疆，是为东路，这两路在新疆境内的终点皆是奇台城。期间，由于从归化城过北塔山到奇台的商道，地势平坦，且少盗贼关卡之苦，驼运业很快兴盛起来，正如民国时称“自归绥至奇台，长途平坦，万里无人，免厘税之苛征也”[3]。民国时奇台与外界的重要商道，又有四条主要干线：

（1）奇台—科布多，这条路也称作科奇台站大道[4]。此路由奇台北行，通过位于阿尔泰山脉的察罕通古台，进入阿尔泰山以北商贸中心科布多，再与蒙古境内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等蒙古诸部及俄国等进行贸易。

（2）奇台—归化，也称作商队东道[5]。由奇台东行，经过三塘湖，进入蒙古境内，再至绥远、陕西、山西，这是清末民国时期内地进入内蒙、新疆地区骆驼运输商队的主要路线。由于这条草原之路万里无人，是条不错的捷径，所以客商们都愿走这条路。货物从内地运到奇台后，再由这里分发调配，运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塔城、喀什、和田等地。清末民初，奇台—归化一线的货运量占整个新疆—归化线货运量的60%。

（3）奇台—哈密，主要经由新甘大道[6]，与关内连通。由奇台西行至迪化城，再沿着天山山麓至哈密，过星星峡出新疆，入嘉峪关，经过凉州，与兰州、西安相连。

（4）奇台—迪化，奇台沿着天山北路西行，经由孚远、阜康，抵达迪化。左宗棠西征曾新辟“皇帝大道”[7]，由迪化进入哈密，再过河西、兰州，以达西安，基本与后世新甘大道同途。南疆与内地的贸易多由迪化中转。

从内地通过驼队运入奇台的商品主要有：绸缎、布匹、茶、糖、纸、瓷器、漆器、竹木器、铁器和东西洋货。同时，新疆的各类土特产品，如羊皮、羊毛、驼毛、羊肠、棉花、粮食、鹿茸、葡萄干、毡子等，甚至包括一些俄国商品，也通过奇台大量运销到内地。

樊如森认为“将古城定为民国时期天山南北和蒙古西部的中心市场是恰如其分的，”并提出它是“西北地区的第四个区域市场网络”，其他三个分别为：“（一）秦岭以北以西安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二）河套及蒙古高原以包头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三）黄河上游以兰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8]

以奇台为中心的包括天山南北和蒙古西部的区域性市场网络，在清代中后期就开始发育，至迟在清末民国年间就已形成。因奇台“地居新疆北路之中枢，四塞灵通。秦、陇、豫、蜀、湘、鄂商人出嘉峪关经哈密而至，燕、晋商人由张家口、归化经蒙古草地而来，岁输入绸缎、茶叶、纸张、漆器及东西洋货，达300余万元。而归化来者居十之六七。归化则又来自京津。……至古城后，乃分布于天山南北两路各商镇。是古城者，实新疆输入内地货物之总汇也。”[9]不仅民国，整个清代中后期商业贸易情形大致如斯。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遣戍伊犁时，途经奇台县南关外，“此地圜阓甚多，闻北口外之科布多等处，蒙古诸部均在此贸易。”[10]“盖古城商务，在地理上，不特为全省之重心，且有绾毂新、阿、蒙三区之势矣。”[11]奇台是内地物资进疆的第一大站，也是内地骆驼队运输入疆的终点站，所以也是内地商品总汇之地。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首先在古城设立了古城税务局，专征从内地运来的各种商品和包头、归化一路进入古城境内的货物税，连同哈密税局，每年约收入商税六万两。

在市场体系中，中心城市除了奇台，北向通往蒙古等地的商业中心城市是迪化城；东向通往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的是哈密城；西向对沙俄进行贸易的则有塔城、伊宁和疏勒三处；对印贸易的是和阗及喀什。[12]以上诸城皆以奇台为中心市场，共同构成了天山南北以奇台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

二、商帮对以奇台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发育的作用

晚清有人评价奇台：“迪化不居要冲，惟古城绾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至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道，西北科布多，为通前后营路，外蒙古人每岁一至，秋籴麦谷并输毛裘皮革易缯帛以归。又循天山而北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为南路，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故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13]

清代新疆地区的市场体系结构，和当时北方蒙古地区较为相似，主要动力是南北农业区与畜牧区的物资贸易，所以在这一长途贩运、贸易过程中，明清时期内地逐步形成的商帮，自然成为了主力军。

津帮商人在新疆的活动，是和左宗棠在新疆的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津帮人数较多、发展较快，一度翘居清代中后期“新疆八大商帮”之首。《新疆图志》称新疆在商业上“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1884年新疆设省后，各地纷纷倡建商会，而商会会长一职几乎全由津帮担当，就是津帮商人在新疆势力的一个明证。

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西征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期间，清廷为解决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号召内地人支边，于是约3 000余户、至少1.5万天津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成为进疆大军中的一员。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有毛巾、肥皂、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常用药等日用品。光绪三年清军收复全疆时，随军的杨柳青商贩逐渐形成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即俗称的“天津帮”或“津帮”。茅盾在《新疆风土杂记》中写到“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抗战前货币之购买力水平）者，比比皆是。除迪化有总店，天津有分庄而外，南北疆之大城市又有分号。新疆之土产经由彼等之手而运销于内地，复经由彼等之手，内地工业品乃流入于新疆。据言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至新省者，实为左宗棠西征时随军之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左西征之时，旷日持久，大军所过，每站必掘井，掘井得水必建屋子，树立小小之市集，又察各该处之土壤，能种什么即种什么。故当时‘赶大营’者，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能直至迪化者，盖已颇有积累。其魄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由于利润颇高，随军的杨柳青人经历了多年的贩售，大都积累了充裕的资金，特别是随着其间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聚落、集市、城镇逐步形成，于是开始由行商变为坐贾。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设省之后，新疆各城纷纷倡建商会，首建商会的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今伊犁地区）、古城子（今奇台县）三城，是津帮聚集的中心，因此商会中津帮占有绝对优势，会长一职几乎全为津帮包办，使商会成为实质上的津帮社团。随军的杨柳青商贩，在清季遍布新疆各大中小城镇，形成“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

温世霖是天津宜兴埠人，近代首场学运1910年在津爆发，他作为领袖被朝廷发送新疆。其所书《昆仑旅行日记》中有关天津商帮的史料多达一两万字，是近代“天津经济辐射大西北”可贵的历史见证。从西安至新疆沿途，大小城镇多有津商分布，如甘肃境内的荒僻的“平番县”，也有津人经营的洋行。作为新疆“通商大埠”的奇台县治更是一个典型。他在日记中说，奇台县城内“凡同乡商号之名望较崇、资本较厚者约二十余家，其领袖均到会欢迎”。当时古城镇有德泰成南北两大货栈，北栈大院几乎全部是津帮商人，南栈是生活区，有津帮商人开的大车店、澡堂子、旅馆、杂货店等等。津帮店铺多数聚集在今日西大街一带。天津人的经营覆盖各业，贩运的货物主要来自京津一带，包括药材、绸缎布匹、满汉成衣、靴帽衣饰等，当时统统称为“京货”。津帮诸业还覆盖典当、烧锅、酱园等，并对一些重要行业，如新疆最宝贵的资源——玉业，形成了垄断。

“津帮”在新疆的实力，一度超过燕、晋、鄂、湘、豫、秦、陇各帮，规模庞大的晋商在某些领域都不及津帮。究其因，和津帮有天津海港作为大宗进出口贸易的依托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以来，天津开埠，由天津转口贸易的商品显著增多，这是内陆的山、陕等商帮无法企及的。

从入疆时间看，晋商进入奇台地区在诸商帮中似应较早。根据中国第一档案馆资料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中就有产于晋地的泽绸280匹；嗣后，如嘉庆五年（1800年），又在晋省办理泽绸330多匹。此外还有记载称，同治六年（1867年），晋商从归化运茶叶等杂货，经草地至奇台，结果货品行销全疆[14]。嗣后，在利润吸引下，各路商帮遂纷至沓来。

清代将四川、湖南出产的砖茶长途贩运到奇台、乌鲁木齐等地的商帮，主要是晋商，永盛生、大顺裕、同兴公、双盛泉、天源成等商号均在新疆建有分号[15]。除了商品零售和批发业外，晋商还广泛经营烧锅、皮房、酱园、醋铺、饭馆等各项业务。以烧锅为例，早在咸丰年间，就有晋人段氏在奇台东大街开设烧坊，酿造烧酒。从此晋商一直在奇台烧锅业中居于主导地位。光绪十五年（1889年），奇台的烧坊达到13家，晋商占8家。年销白酒8万多公斤，大量销往外蒙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及甘肃等地。到光绪末年，奇台的烧坊发展到20多家，年销白酒达到25万公斤，销往外蒙3.5～4万公斤[16]。奇台烧锅业中，以晋人张氏开的杏林泉最为有名，以至至今仍有“酒中君子出林泉，饮中豪杰在古城”的说法。

迄至清末民国，在奇台的八大商帮中，应以晋帮的实力最为雄厚。据统计，清末民初，奇台—归化线的货运量占整个新疆—归化线货运量的60%，而归化商人又占整个奇台—归化线货运量的70%，归化是清代晋商的大本营，他们也就自然成了这条商路的主力军。

清代至民国，内地商帮纷纷涌入奇台，各省会馆相继成立。陕西商帮利用地理优势，也较早就进入了新疆地区，清末随着其商业势力的扩大，在奇台建立了陕西会馆[17]。陕西同乡每逢会季,必来祈祷平安和财运亨通。商帮在奇台创建文庙、设立县学、私学馆、普及教育，使这里的汉文化和草原文化融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8]。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东南海县知县裴景福因罪发配新疆，途经奇台记述：“古城在戈壁中，泉甘土厚，可居可耕者，纵横一百余里，每年约出小麦5万余石，繁盛为新省冠。”[19]到1908年，奇台已有工匠铺300余家，商铺960余家，成为东疆第一大商埠。每年从内地及国外输入的商品能达到二三百万两白银，运来送往的驼队多达4万余峰，以至民间有“走进古城子，跌倒拾银子”，“千峰骆驼走奇台，百辆大车进古城”的说法。可以想见，当时奇台的一派繁华景象。

直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依然“发育的不够成熟”[20]。其中，以新疆奇台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在清代中后期虽得到发展，城镇经济也一度繁盛，但其市场体系亦然处于发育、初成阶段。这是因为，迄至清季，新疆省内可以用来贸易、可以参与市场流通的商品并不是很多，这一方面和当地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落后有关，也与交通不便有关。没有充足的商品用来交易，必然严重制约了当地市场体系的形成、发展。此外，清代新疆、蒙古等北方牧区，市场体系形成的特殊性动力是数量庞大的南北农、牧产品贸易，奇台之所以成为天山北麓市场体系中心之一，主要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它一方面扼控首府乌鲁木齐的门户，另一方面它又是当时内地与新疆商道的终点。所以，商品经济对当地社会生产影响较小，对当地近代产业形成、发展，及区域近代化影响并不显著。与之相应，在其市场体系发育过程中，外部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外部商帮的推动。

在以区域内外互通有无的物资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市场体系形成过程中，商人集团的推动、乃至主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明清时期商帮的出现，是商人自发地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同时为了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但是他们在追逐商业利润的过程中，客观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技术文明演进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光绪七年（1881年）通过《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俄商获得了在嘉峪关外、天山南北各路贸易“暂不纳税”的特权。此后，俄商开始进入奇台。到1909年，在奇台经商及放牧的俄人达到139人，并设有乡约（村长）一人。1916年，俄商在奇台开设的商铺不下千家[21]。与俄商相比，津帮、晋帮等国内商帮非但没有免税权，反而要缴纳厘金等苛捐杂税，竞争力受到一定的影响。总之，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中国封建商帮的传统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越来越落后于资本主义商业模式，民国年间，诸商帮在奇台的业务或停业、转产或撤资，都渐次衰落了下去。

由于明清商帮是在封建经济制度压榨下，谋求集团内部互助生存的产物，它与封建政府之间是一种矛盾互利关系。所以，面对近代以来沙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半殖民地化政府对商帮的保护必然是苍白无力的。商帮近代以来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制约近代奇台市场体系发育的重要因素。

注释：

[1]《西域图志》卷三十四《贡赋》。

[2]〔清〕杨方炽：《奇台乡土志》。

[3] 许崇灏：《新疆志略》第三章《新疆之县市》，南京正中书局，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第36页。

[4] 杨刚毅：《新疆经济略谈》，同文印刷社，民国二十四年，第17页。

[5] 杨刚毅：《新疆经济略谈》，第18页。

[6] 杨刚毅：《新疆经济略谈》，第16～17页。

[7] 张之毅：《新疆之经济》，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第4页。

[8] 樊如森：《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9] 林竞：《西北丛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总第122册，第404～405页。

[10]《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430页。

[11] 林竞：《西北丛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总第122册，第255页。

[12] 刘穆：《最近新疆经济状况》，转引自樊如森：《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3] 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二《商务》，民国年间铅印本。

[14] 刘国俊：《清末民初的奇台晋商》，《新疆地方志》2008年第2期。

[15] 尔昌：《茶叶市场漫话》，《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6辑，第84页。

[16] 刘国俊：《清末民初的奇台晋商》，《新疆地方志》2008年第2期。

[17] 奇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奇台文史资料》，第22辑，第29页。

[18] 李刚，袁娜：《论清代陕西商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9]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第47页。

[20] 樊如森：《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1] 刘国俊：《清末民初的奇台晋商》，《新疆地方志》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