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伊利汗国史料《蒙古消息》的文献学考察
马海若
内容提要
《蒙古消息》为少数成书于《史集》之前的伊利汗国史料之一，记载了成吉思汗兴起至阿合马被杀之间的史事。其中可与《史集》对应之处颇多，但也保留了大量独出材料。该文本应当有多种材料来源，其中部分内容可以被视为《史集》的同源材料。但拉施特在编纂《史集》时，并未直接采用《蒙古消息》。对于《蒙古消息》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蒙古时代的史学编纂传统。
一 引言
有关伊利汗朝史的史料，大多成书于合赞汗即位以后。如拉施特之《史集》、瓦萨甫之《瓦萨甫史》、哈山尼之《完者都史》皆在此列。这些材料基本构成了学界认识伊利汗朝史事的框架。囿于成书时间，这些材料不免受到合赞汗及其继承者的影响。然而在旭烈兀驾崩到合赞汗继位之前，却罕有关于伊利汗朝的编年史。幸运的是，近年伊朗学界发现的《毛拉忽都不皮奁中的蒙古消息》（Akhbār-i Mughūlān dar anbāna-yi Mullā Quṭb，以下简称《蒙古消息》）可补相关史料之阙。
《蒙古消息》是保存在伊朗文士忽都不丁·马合谋·设拉子（Quṭb al-Dīn Maḥmūd Shīrāzī）手稿集中的一部编年史残篇，记叙了从成吉思汗兴起到阿合马汗被杀的历史。就材料来看，《蒙古消息》应该存在多个史源。作者提到其写作此书时正值金帐汗脱脱蒙哥在位，即希吉来历680年（公元1281年），但在后文中该书内容则包括了希吉来历683年（公元1283年）之后的史事，说明该书非一次写就。忽都不丁的手稿约在1286年完成于科尼亚（Konya），现今存于伊朗库姆（Qum）的纳贾非图书馆（Kitābkhāna-yi Āyat al-Azmī Shahāb al-Dīn Najifī Mar’ashī），编号为“MS Mar’ashī 12868”。该手稿共147叶，每叶有26～30行。雷札·普尔贾瓦的（Reza Pourjavady）与萨比讷·施密特克（Sabine Schmidtke）曾对此手稿进行过系统研究，指出此手稿曾一度保存在拉施特图书馆。这是因为分别在手稿的叶42a，92a，109b，132a上有“waqf-i kitābkhāna Rashīdī”之章。[1]因此拉施特在编纂《史集》时可能参考过该材料的记载。手稿的叶22至39为《蒙古消息》，但叶次已错乱，根据书中所系年代，正确的叶次应为22，24，32，23，25，26，27，28，29，30，31，34，36，33，35，37，38，39。除了《蒙古消息》外，该手稿中还包括了一些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诗歌、哲学、宗教作品。这些内容虽为忽都不丁所抄录，但不可以此骤然认定忽都不丁即为手稿中诸材料的原作者。
近年已有学者对该材料进行研究。伊朗学者阿夫沙尔（Īrāj Afshār）率先将其影印整理，并在2009年出版校注本。[2]三年后，日本学者高木小苗发表文章《忽都不丁·设拉子所撰〈蒙古之诸情报〉：基础性研究与其作为伊利汗国初期史料的重要性》。此文为目前对于《蒙古消息》最为全面的研究，其中对于该作品的作者有了初步判断，认为忽都不丁极有可能就是该作品的作者。此外高木氏还详尽讨论了此材料与其他波斯文史料之间的关系，认为该书多处内容与《史集》同源。[3]英国学者兰天浪（George Lane）在2012年发表的《蒙古消息：忽都不丁·马合谋·伊本·马斯乌德·设拉子的〈毛拉忽都不皮奁中的蒙古消息〉》一文对于此文献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部分内容被拉施特有选择地利用过。[4]2014年，卡维·尼亚兹（Kaveh Niazi）有研究忽都不丁生平的专著出版。[5]2019年，卡莫拉在梳理伊利汗国史料时，也梳理忽都不丁的主要经历和《蒙古消息》的大致内容。[6]汉语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关注此材料，其中最有代表性者为邱轶皓在讨论成吉思汗“共饮班朱泥河水”事时利用到了此材料，并在文中对该材料进行了介绍。[7]
就结构来看，《蒙古消息》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为旭烈兀西征以前的蒙古历史，所占比重较少。其二为旭烈兀至阿八哈时期史事。其三为阿合马即位以后的史事。就叙述风格来看，第一、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有明显差异：前两部分虽然以年代为纲，但大体以具体事件为叙述脉络。第三部分基本以时间为线索，且多精确到日。
《蒙古消息》中的事件多可以与其他波斯语材料相呼应，尤其是拉施特《史集》颇有可与之呼应之处，但此书与其他材料未必有相互传抄的关系。本文将对《蒙古消息》中的材料流传进行简要分析，并试图讨论拉施特编纂《史集》时是否直接利用了一度藏在拉施特图书馆中的《蒙古消息》。
二 旭烈兀以前的蒙古历史
此即《蒙古消息》的第一部分。该部分所占篇幅极短，其中简要叙述了成吉思汗兴起至蒙哥即位之间的蒙古历史。但这部分的叙述应当与拉施特的信息来源有异。其原因有二。
首先，《蒙古消息》的作者将巴勒渚纳河成吉思汗兵败一事视为其事业的开端。在开篇，作者即写道：
于希吉来历599年。鲁木历1514年。萨珊波斯历（伊嗣侯纪年法，Yazdjardī）572年。即畏兀历猪儿年。即契丹历癸［亥］年。他的最初的功业是：一次到了靠近契丹土地的巴勒渚纳河谷（Vādī-yi Bālchūna）。在那里他们好几天什么食物也没有找到。他部队中的一个人射下了一只原野中的麻雀，烤了献给了他。他下令把这只麻雀分成七十份，从中取走一份。但他自己所取的不比七十份中的其他部分更多。因为这种公正，人们全都成为了他的信徒和追随者，向他献出生命。[8]
这一事件反映的是成吉思汗与克烈部王汗交兵，随即败走巴勒渚纳河之事。邱轶皓业已注意到这类“共享食物”主题故事在蒙古史中的建构意义。[9]相比之下，拉施特在其《成吉思汗纪》中叙述成吉思汗兴起的过程时，则是从其幼年时的活动开始叙述。与拉施特类似，汉地材料《圣武亲征录》与《元史·太祖纪》在追溯成吉思汗之事时也皆是从成吉思汗幼年开始叙述。[10]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比对，目前已经可以确定《成吉思汗纪》与汉地材料有共同来源，即《元朝秘史》，或“脱卜赤颜”。[11]而在《元朝秘史》中，显然并未将巴勒渚纳河之事视为成吉思汗事业的开端。因此，《蒙古消息》的叙述必另有所本。
其次，就蒙古人世系来看，《蒙古消息》亦多有错误，与他书不合。如其作者称成吉思汗之曾祖系“升豁（Sanqū）把阿秃儿”，误。考成吉思汗之世系，此处之“升豁”当为“伯升豁儿（Bay-sunqūr）”之讹（《元史》作“拜姓忽儿”）。但据《元朝秘史》《史集》与《元史》，伯升豁儿系成吉思汗之五世祖。成吉思汗之曾祖当为合不勒汗。[12]在叙述术赤家族的传承时，《蒙古消息》也有类似的问题，如其作者提及在拔都继承术赤兀鲁思之前，术赤的另外两个儿子斡儿答与昔班曾先后即位。但据拉施特称：“术赤汗去世以后，他的第二个儿子拔都作为父亲的继承者，在自己的兀鲁思中继承了汗位。”[13]拔都死后，《蒙古消息》认为其继承者为乃弟别儿哥，但根据拉施特的记录可知，在别儿哥之前，拔都之子撒里答与兀里黑赤曾短暂登上过金帐汗国的汗位。[14]
那么，《蒙古消息》的作者究竟从何处得到这些材料？关于巴勒渚纳河的记载或许可以成为回答此问题的切入点。巴勒渚纳河之事本质上反映的是成吉思汗对于克烈部的征服。在伊利汗国建立之前，穆斯林史家即对成吉思汗征服王汗之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如《纳昔儿史话》的作者术兹贾尼与《札兰丁传》的作者纳撒维提到蒙古人时，都将成吉思汗战胜草原上另一位实力强劲的大汗视为其兴起的标志。只不过由于二者所处立场与蒙古相敌对，故而难以从蒙古方面获得确切信息。[15]但这种叙述倾向则影响到了伊利汗国初期的史家，如志费尼即明确提到成吉思汗的事业开端为其击溃克烈部王汗一事。[16]这种穆斯林史家的叙述也影响到了同时代的基督徒。除了《蒙古消息》外，把·赫卜列思（Bar Hebraeus）在其《叙利亚编年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希腊历1514年，阿拉伯历599年，王汗，即基督徒之王约翰，统治着某个名为克烈的匈人（Hunaye）蛮族，成吉思汗则长期为他效忠。当王汗看到了他的卓识，以及他日益壮大时，王汗开始嫉妒他，希望通过诡计将他捉住并杀死他。有两个王汗处的年轻人，知晓了此计策，通知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立刻告诉他的手下。他们连夜离开帐篷并设下伏兵。破晓之时，王汗攻击鞑靼人的帐篷，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接着成吉思汗的人出现在他面前，他们彼此在一座名为Balshuyan（巴勒渚纳）的墙壁一侧遭遇了。成吉思汗的人马胜利了，王汗的人马被击败。之后两支队伍又接战数次，最终王汗的人马被完全消灭，他本人也被杀了，他的妻子、儿子、女儿都成了俘虏。[17]
如果抛开故事具体细节的差异，不难发现这一故事与《蒙古消息》的记载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即先确定具体年份，并记录该年份在不同历法体系中的对应时间。随即叙述此年中巴勒渚纳事件的具体细节。这说明这两则记载很有可能有共同的材料来源。我们虽然无法确定《蒙古消息》的具体作者，但至少其抄录者忽都不丁与把·赫卜列思都有在马拉盖（Maraghah）生活的经历。而正是在马拉盖，存在成书年代更早且叙述结构与上引文类似的材料，即马拉盖天文台的建造者纳西剌丁·徒昔（Naṣīr ad-Dīn Ṭūsī）为《伊利汗积尺》所写的序言。[18]徒昔提到成吉思汗事业之开端时称：
（收到克烈部前来袭击的消息后）成吉思汗带领部众走到巴勒渚纳河岸，此地在那些国土中颇为知名。他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从那击溃了亦剌合·桑昆。那地区的大多民众臣服于他，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进行他自己的安排。此年为猪儿年。这年对应契丹历癸（亥）年，这年是“中元”纪年的最末一年。所谓“中元”，即中循环之意，距世界开端已经有88639788年。这年也对应鲁木历法的1514年，这一历法从鲁木人菲利普之子亚历山大开始统治算起。他从鲁木出发，耗七年从东到西穿越了整个世界。没有国王能够抵挡他。他则征服了他们。这年也对应阿拉伯历法的599年。该历法从穆斯林的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赐他安宁）自麦加前往麦地那算起。此后他从麦地那发兵使整个阿拉伯世界臣服于他。他死后，他的信仰遍布了印度、Turkistān和西方的大多数地方。这年也对应着波斯历的570年。该历法从沙赫里亚儿之子伊嗣侯开始统治算起。他是最后一位成为波斯国王的库斯老·阿努失尔汪的后代。在他死后其族再无人为王，穆斯林占据了他的土地并宣扬伊斯兰教。[19]
在徒昔笔下，成吉思汗事业也以巴勒渚纳事件为开端，而这一事件分别对应着草原（十二兽纪年法）、契丹、鲁木、阿拉伯、波斯五种历法的具体年份。虽然徒昔涉及历法的记载较为繁冗，但就其在各历法中所记年份来看，完全可以与《蒙古消息》相吻合。是知《蒙古消息》中关于旭烈兀以前史事的记载很有可能与徒昔手中所掌握的材料同出一源。这些材料主要脱胎于穆斯林史家对于蒙古人早期历史的固有认知，并非完全出自蒙古人的叙说。而拉施特在编修《史集》时，由于可以便利地使用可信度更强的蒙古国史材料，故未采纳这种社会中广泛流传的陈说。《蒙古消息》的作者由于主要关注点在于伊利汗国史事，故而对旭烈兀以前的蒙古史事并未加以详细考订。《蒙古消息》的这部分记载，虽然未得到《史集》的采用，但反而保留下了伊利汗国早期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蒙古知识。
三 阿合马即位以前之史事
该部分所叙之事，始于旭烈兀受命西征，迄于阿八哈驾崩，其中最占篇幅的三则史事为攻打木剌夷之事、攻打报达之事以及旭烈兀与马穆鲁克的冲突。这些事件虽然亦可见于《史集》等材料，但《蒙古消息》中却多有独出信息。兹分别进行讨论。
1.攻打木剌夷之事
此事并见于《世界征服者史》与《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完全站在蒙古人视角记叙此事，未提及木剌夷一方如何抵御蒙古人的攻击。《史集》虽然可与《蒙古消息》对应之处稍多，但后者亦有大量溢出《史集》的内容。此外，《蒙古消息》亦不乏与《史集》存在明显差异之处，举例如下。
其一，旭烈兀在出征前，蒙哥为之从汉地调集一支弩炮部队。对于此事，拉施特记载极为简略，只称：“指派已定，［蒙哥合罕］便向汉地派去急使，让人们派来一个炮手、火焰放射手、弩手的汉军千人队。”[20]《世界征服者史》记载稍详，称“同时他遣人到契丹去取射石机手和火油投掷手；于是他们从契丹取来一千户契丹的射石机手，他们用石弹可把针眼变成骆驼的通道。因为用筋（pai）和胶如此结实地固定射石机架，以致当他们从下向上瞄准时石头不落回来。”[21]但二者皆未曾提及这些汉地器具的具体形制。而在《蒙古消息》中，却详细记录了此部队中一种弩箭的形制。译如下：
当旭烈兀从质浑河回到呼罗珊时，他亲自率领着一支来自Turkistān、契丹与河中地区的、带有大量（攻城）器具的、人数众多的大军。［这种工具是］如同轮子一样的弓（kamānhā-yi charkh），每根弓弦由三张弓拉开，每三张弓射出一发箭矢。这些箭矢每枝都接近四分之三盖斯（gaz）长。（射击时）拿起箭簇，把箭尾放到射击的槽口处射出。从槽口到箭簇拉满弓，兀鹫和苍鹰的羽毛被安置在箭矢的一端。所有的箭矢都是被旋出来的，而不是用小刨子或小刀［刨削而来的］。这种弩炮的箭矢由笔直的木材制成，并有一块牛皮或马皮包裹，如同刀剑之鞘一样。在这些弩炮之箭矢中，每门弩炮配有五枝或七枝箭矢，（这些箭矢）用带子（Biṭānhā）捆在一起。这些器具从……用大车运来，一同而来的还有技术精湛而机敏的匠人。[22]
其二，《蒙古消息》提到旭烈兀出征要求各地君主前来襄助，并且详细列举了这些君主的姓名。相关内容皆不见于拉施特与志费尼的记载：
随后他在呼罗珊下达命令，并派出信使［将该命令］送到各地的篾力和君王手中。［命令称：］“我决意向异端开战，如果你们送来部队、武备、军粮支持我，那么你们将得到我的赞赏，而你们的领土也可享安宁。如若不然，等我从他们（异端）那里抽出手来，我将着手处理你们。在那之后，任何借口都不能被接受。”在那之后，很多君主都带着一些人亲自前来，如法儿思的阿塔拜、赛义德之子穆札法鲁丁·艾卜伯克尔（Muẓaffar al-Dīn Abū Bakr），鲁木的算端伊札丁（‘Izz al-Dīn）和鲁坤丁（Rukn al-Dīn），呼罗珊、锡斯坦、禡桚答儿、起儿漫、鲁斯塔姆答儿（Rustamdār）、设里汪、谷儿只斯坦、伊剌克、阿塞拜疆、阿兰、鲁里斯坦的篾力等。其他的［君主］，派遣兄弟们和亲属们带着部队、武备、军粮、劳工、礼品来为他（旭烈兀）效力。[23]
其三，在围攻木剌夷主鲁坤丁·忽儿沙藏身的城堡时，拉施特并未详述旭烈兀排兵布阵的过程，只称旭烈兀为做好攻击准备“在堡的周围巡视，观看了它的内外结构”。《蒙古消息》所述则更为详细：
一小时之内，诸部队从各方到达了城堡的周围，从前未曾有人见识过这样的场景，也无法相信这样一支大军可以被聚集起来。他（旭烈兀）的军队这样拥堵于山地、丛林与平原中的路途上，这些路途中没有一兵一卒可以通行。于是他在这山势险峻的城堡周围，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组建了一个周长约六法尔萨赫的包围圈（捏儿格）。[24]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拉施特的记叙是《蒙古消息》的删节版本？答案是否定的。二者即使在可对应的内容上也存在着明显细节差异。如《蒙古消息》称旭烈兀在呼罗珊组建了一支大军后，“651年三月，军队受命到达了吉儿迭苦黑堡（Gird kūh）脚下。他攻取了那些堡垒，并未有人曾见识到过类似伟绩。”[25]此处的“他”显然指在呼罗珊组建军队的旭烈兀。但根据《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旭烈兀在希吉来历651年（公元1253年）尚处在从蒙哥处回归自己驻地的途中，故其不可能在三月亲自率领西征队伍攻打木剌夷。[26]根据拉施特的记载，此时攻打木剌夷者为旭烈兀军的先头部队怯的不花，而其到达吉儿迭苦黑的时间也是在希吉来历651年一月而非《蒙古消息》中的三月。[27]又如提及木剌夷国主令木巴里咱丁·穆罕默德（Mabāriz al-Dīn Muhammad）驰援吉儿迭苦黑堡时，《蒙古消息》称其所率有一百人，《史集》则称其率领了一百一十人。[28]另一例证是记载旭烈兀的战前准备时，《史集》与《世界征服者史》都提到让各地兵士出一塔合儿面粉和一皮囊酒。[29]而《蒙古消息》则主要记叙了从东方运送来的物资：“无数粮草从各地被调集而来，这些粮草由驿马、骆驼、牛、驴等牲口驮运。从契丹和畏兀儿运来的面食和秃秃麻失（rishta va tutmāj）和黍团被运送到了阿拉穆特（Alamūt）、蔑亦蒙迪思（Maymūn diz）和其他诸堡之下。”[30]
除此以外，《史集》亦有相比于《蒙古消息》更为详尽的部分。如提到吉儿迭苦黑围城战事时，《史集》与《蒙古消息》都记载了城堡中爆发霍乱，但拉施特特别提到：“尽管书籍上没有记载，指甲花能预防霍乱，但在该处恰好有一个异密的女儿出嫁，她的手足染以指甲花染料后，用水洗了手足，因为水对于生活是很宝贵的，许多人喝了这水，谁也没有死［于霍乱］。［由此之故，］他们从经验中开了窍，便要指甲花。”[31]又如记载鲁坤丁·忽儿沙即位时，拉施特提到其令乃父侍卫（Hajib）行刺先王始末，《蒙古消息》则缺失了这些信息。
以上证据表明，虽然涉及木剌夷之事时，《蒙古消息》与《史集》有相通之处，但《史集》恐并未抄录前者。此外，《蒙古消息》亦未取材于先前成书的《世界征服者史》。这是因为《蒙古消息》中多有大量关于木剌夷方的情报，这些内容并未出现在志费尼的笔下。
2.攻打报达之事
蒙古一方较早记载报达沦陷的材料，除了《蒙古消息》与《史集》外，还有报达事件的亲历者徒昔所撰《报达事件始末》。[32]《史集》虽然内容比《报达事件始末》稍显丰富，但就叙述脉络来看，二者明显同出一源（以下将二者简称为《始末》系统）。高木小苗已经注意到了《蒙古消息》与二者有共通之处，但存在更为详细的内容。[33]就具体情节来看，这三则材料明显呈现出两种源流。
首先，《始末》系统与《蒙古消息》各有独出材料。如《蒙古消息》提到旭烈兀在希吉来历655年（公元1257年）初“攻打贾八儿（Jabāl）的居民与篾力们所组成的军队”即不见于《始末》系统。[34]又如《蒙古消息》提到在蒙古军围攻报达城时，城中爆发霍乱：“在蒙古军到达报达时由于人口密集，加之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城郊的居民）聚集于此，出现了饥馑、困苦、物价暴涨的情况。霍乱来袭，大量人员因此死去……”[35]这一记叙也不见于他书。《始末》系统相较于《蒙古消息》的独出材料则包括了蒙古军决定出征报达的过程、蒙古人对报达两次来使的反应、攻克报达后对于敌军的处置。[36]
其次，即使是《蒙古消息》可以与《始末》和《史集》相对应的部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如关于蒙古人进攻报达的行军路线和部队构成的记载。《蒙古消息》提及蒙古异密时，只提到不花帖木儿、拜住与孙札黑三人。[37]《始末》系统则提到怯的不花那颜（Kīt Būqā Nūyan）和额里怯那颜（Īlkā Nūyan）等将领以及三路部队的配置。[38]但是《蒙古消息》却详细列举了法儿思、起儿漫、鲁木、阿兰、阿塞拜疆等地方部队如何与蒙古军主力部队合兵的情况。这一信息远比另一系统所记的行军路线详细。又如涉及记录蒙古军与报达军的第一次遭遇战时，《蒙古消息》特别突出了蒙古军最初的失利。[39]拉施特则未提到此情况，只称蒙古军获得最终胜利。[40]而根据术兹贾尼《纳昔儿史话》的记载，可知《蒙古消息》所言不虚：
伊斯兰的力量中有着大量的步兵，他们坚定地站立，抵御着异教徒的攻击，勇猛地战斗并迫使他们后撤。异教蒙古受到了打击，他们中的很多人下了地狱。[41]
此外，一些文本间的细节也证明《蒙古消息》有独特的史料来源。如提到蒙古军攻打报达城时，《蒙古消息》特别突出蒙古人部署投石机的位置在“阿勒颇门（Ḥalab）和胜利门（Ẓaffariya）”一带。[42]又，《蒙古消息》与拉施特皆提到蒙古军炮击阿札木城楼之事，但拉施特只称城楼被打出窟窿，而《蒙古消息》则说该城楼被“击为齑粉（narm shuda）”。[43]提及蒙古军屠杀报达降民之事时，在三则材料中唯有《蒙古消息》提供了死者数目，即一百零二万二千人。[44]提到哈里发被蒙古人杀死时，拉施特和徒昔皆提到死者除哈里发和其二子外，还有五六名仆从，《蒙古消息》却并未提到这一信息。[45]
要之，《蒙古消息》中记载报达陷落之事有独特的材料来源。这一材料来源中涉及报达城内的情况时颇为详实，对于蒙古方的情况却了解有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提及哈里发之死时，该材料特别用了颇有感情倾向的“殉道（shahid，舍希德）”一词。[46]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部分《蒙古消息》所利用的材料来自于围城时报达一方的材料。而《史集》与《始末》的相关内容则主要以徒昔在蒙古军中的见闻为基础构成。
3.旭烈兀与马穆鲁克的争斗
《蒙古消息》的作者偏向于穆斯林的立场也可以在旭烈兀与马穆鲁克的争斗中体现。在这一部分之中，作者主要记叙了阿音札鲁特之战的经过与奔都黑答儿（即马穆鲁克算端拜巴尔斯/Baybars）的轶事。兹分别讨论之。
1260年，旭烈兀获悉元宪宗蒙哥驾崩后回师，留下怯的不花经略叙利亚。后者在阿音札鲁特与忽秃思和奔都黑答儿所率的马穆鲁克部队发生遭遇战。此战又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怯的不花的先锋拜答儿与马穆鲁克军之战斗，其二为怯的不花本人的战斗。《蒙古消息》记载第一阶段称：
658年怯的不花（Kidbūqā）那颜作为蒙古军统帅出征。虽然有好几个异密的地位比他高，但论勇猛和韬略谁也不如他。在他之后，蒙古军再也没有成功征服任何地方。夏天他在八阿剌八客（Ba‘labak）率领一土绵蒙古军队。叙利亚和密昔儿军队都属忽秃思（Quduz）算端统辖。忽秃思算端也是作恶多端的阿尤卜家族（Kāmiliyān）中的一员。该家族是叙利亚和密昔儿的统治者。他们沆瀣一气，在怯剌克（Kirak＜Kirtak）与沙兀八克（Shubak＜Shūyak）汇合。怯的不花令一个异密拜答儿（Bāydar）率领自己的先头部队深入加沙（Ghaza）。当忽秃思与军队到达叙利亚时，拜答儿对怯的不花说：“大军齐备，你要如何处置？”怯的不花说：“小心，可先行后退，等我亲自前来。”在这一回复到达时，忽秃思的军队到了拜答儿处，将拜答儿打跑了。怯的不花到达后责罚拜答儿说：“为什么你不坚守在原地直到战死？”拜答儿说：“我无法坚守，你应当可以。”[47]
《史集》亦记载此事，但对于怯的不花加入战场前的记载极为简略：
蒙古先头部队的……异密拜答儿，将一个名叫……的人派到乞忒不花那颜处，把密昔儿军队的出动报告了他。乞忒不花派人去回答说：“留在原地等我。”由于乞忒不花到来之前，忽都思攻击了拜答儿，并把他赶到了阿昔河畔，乞忒不花在交战激烈时，像火海般前进，对自己的力量和兵力充满了信心。[48]
在拉施特笔下，并未像《蒙古消息》一样提及双方交战前马穆鲁克的活动，对于怯的不花与其前锋拜答儿的对话也不如《蒙古消息》详细。此外，《史集》并未区分蒙古军与马穆鲁克军交兵的两个阶段。如果单凭《史集》的记载来看，似乎怯的不花在拜答儿受挫之后立即加入了战场。但《蒙古消息》则明确提到，战斗的第二阶段，即怯的不花迎击忽秃思军要到“第二天日出前”：
第二天日出前，叙利亚军到了怯的不花面前。［蒙古军中］没有一匹马掉头撤退。所有怯的不花部队中的人都没有逃跑，在原地被屠杀。残军从加沙地带被击退到希姆斯城（Ḥimṣ）阿昔（‘Āẓī）河岸边。怯的不花也在此地被杀了。叙利亚与密昔儿军队俘虏了他的儿子们与妻子们，以及其余怯的不花军中的妇孺，这些人彼时在八阿剌八客与叙利亚的其他诸地带。[49]
《史集》记载这一阶段怯的不花的战斗远比《蒙古消息》详细，且更多地突出了怯的不花本人的英勇，[50]但对于马穆鲁克军的行进路线则只是粗略地称“他们侵袭了直到幼发拉底斯河边为止的叙利亚所有地区”。[51]相比之下，《蒙古消息》的作者却给出了“希姆斯城”“八阿剌八客”等更为精确的地点。
在叙述完阿音札鲁特之战后，《蒙古消息》则提供了独出的、关于忽秃思的继承者奔都黑答儿（Rukn al-Dīn Bikadish Banduqdār）的情况：
奔都黑答儿成为了叙利亚与密昔儿的算端。我们从未在历史上见识到过如此有判断力和洞见的人。首先他下令禁酒，接着又禁止重臣聚集密谋，尤其是Turkān和部队中的重臣。他攻取了从亚历山大里亚（Iskandariya）到昔思（Sīs）所有法兰克人在海边的城市。当……时，七百名法兰克人设计欺骗穆斯林们。他们说：“我们希望将心中的法兰克信仰转变为穆斯林的信仰。我们已经前来效忠算端，希望在他们向我们展示和传授伊斯兰信仰后，让我们进入经堂学习《古兰经》，知晓伊斯兰逊奈与沙里亚法。”他们计划当［算端］相信了他们后，在宰牲节，当穆斯林们出来并一起站着做乃玛孜时，他们就对伊斯兰信徒们刀剑相向。伟大的真主想让奔都黑答儿知晓此事。他就下令善待他们，到宰牲节那天又指派了一群人守在他们身边。如同他们知晓的消息一样，当每两个人抓住一个法兰克人的肩膀后，他们看到，在他们的衣服被剥下后，所有法兰克人都在衣服下穿着盔甲与内衬，在每人身下还佩着一柄锋利的短刀。算端随即把他们扔进宰牲用的礼拜堂中拘禁起来。他对他们说：“你们首先要学会站着做乃玛孜，然后你们就会学到如何宰牲祭祀。”当穆斯林们聚礼做乃玛孜时，令人把他们像牲畜一样系住，接着用小刀切割他们的头颅，一如对待被宰杀献祭的牲畜一样。当他们的衣服被剥下时，［人们发现］他们都穿着质地优良的盔甲和内衬。这个消息甫一传达到平民之中时，人们就立即把他们剥了个精光。自此以后，法兰克和鲁木居民心中的恐惧达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旭烈兀数次发兵叙利亚地区，但都无功而返。[52]
在这段材料中，故事的主角不再是《蒙古消息》作者的蒙古君主，反而是敌国君主奔都黑答儿，而且作者也丝毫不吝啬对这位异国君主的赞美之词：如称其为前所未有的“有判断力和洞见的人”。在与法兰克人的故事中，奔都黑答儿则受到了真主的佑助：他之所以能了解法兰克人的计谋，乃是“伟大的真主想让奔都黑答儿知晓此事”。同时，他的形象也是作为破除法兰克奸计的穆斯林庇护者而出现的。
由此可知，关于马穆鲁克的记载，《蒙古消息》也与《史集》存在不同的史源。不仅如此，作者在感情倾向上还明显偏向穆斯林一方，而对于蒙古人则只花费了有限的笔墨。在提到旭烈兀在位时期的潜在蒙古盟友法兰克人时，作者则暗示了他们的狡诈与阴险，同时以法兰克人的恐惧衬托出马穆鲁克算端的威名。[53]这种叙述逻辑正与前文涉及报达沦陷事时，作者更倾向于使用穆斯林一方的材料相合。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蒙古消息》的叙事更倾向于作为伊利汗敌人的穆斯林一方？
这种情况或许与《蒙古消息》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蒙古消息》叙述的时间下限在于伊利汗阿合马时代。而阿合马时代正是蒙古人试图与马穆鲁克缓和关系之时。自旭烈兀以来，蒙古人与马穆鲁克屡有战端，但蒙古一方几乎从未取得过胜利。阿合马即位后，由于其本人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故而向马穆鲁克两次遣使，试图议和。[54]在第一次遣使的外交文书中，阿合马提到蒙古人再次召开忽里勒台试图对马穆鲁克开战，但他宁愿违背亲属的意愿，也不愿使得其他穆斯林流血。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阿合马认为，蒙古与马穆鲁克的冲突在于两国之间的信仰差异，但由于自己已经改宗伊斯兰教，这一隔阂已经不复存在，故而两国应当放下敌意。同时他还提到自己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活动以表达自己的善意，如兴建清真寺、遵循沙里亚法、促进朝圣活动、允许商人自由通行以及释放马穆鲁克间谍等。[55]在第二个使团向马穆鲁克呈交的国书中，阿合马再次表达了希望与马穆鲁克议和的态度，直言：“现在是时候用和平的友谊来换取纷争的隔阂，用黎明的征兆来换取夜晚的昏暗。现在［是时候］将从剑鞘中拔出的宝剑放回鞘中，把动乱和混乱的痕迹抹去。我们应当脱离偏见与仇恨。过去的不合产生于已故的先人之间，而我们之间却没有隔阂，也没有争吵和仇恨……因此，在关于立约与和平以及遵守权利与义务方面，我们回归了我们高尚祖先所遵守［的习俗］。我们承诺，这一秩序的纽带将不会松动。真主为坦诚赐下成功，并指引我们为善。”[56]以此，阿合马表明对与马穆鲁克和解的渴望。《蒙古消息》的作者很有可能受到这一时期官方态度的影响，在叙述上更加偏向穆斯林一方。
四 阿合马即位后之史事
《蒙古消息》中关于阿合马在位时期之史事，始于希吉来历680年（公元1282年）阿八哈驾崩，迄于683年（公元1284年）阿合马被阿鲁浑所杀。在这一部分的记录中，《蒙古消息》的体例出现了明显变化。如果说680年之前的记录大体以具体事件为脉络，那么在680年以后，作者则开始依照时间记录伊利汗国的史事。前一部分虽然亦出现了时间线索，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精确到年，而这一部分则有了精准的日期。拉施特在《史集·帖古迭儿传》中，虽然试图依照不同事件为文本分节，但也采取了依照具体日期的方式进行叙述。如果将《蒙古消息》与《阿八哈汗传》进行比对，不难发现二者涉及日期之处几乎完全一致，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上也罕有彼此矛盾之处。兹将两材料中出现系日，以及可以根据前文系日推断出具体日期的事件梳理如下。
表2 《蒙古消息》与《帖古迭儿传》中对于阿合马朝史事的记载[57]
以上所举三十六条中，除了涉及事件36中弘吉剌台被处死的时间时，《史集》比《蒙古消息》错后一天外，其余事件的时间皆无冲突。我们可以以此认为二者存在着同源关系。而《蒙古消息》中4，9，15，16，17，18，19，20，22，26，27，29，30，31，32，34皆为拉施特未收条目。事件21中，《蒙古消息》则多出了诸异密劝说阿合马撤军之事。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史集》中阿合马朝之事系根据《蒙古消息》删减而成？这一结论恐怕过于大胆。这是因为《史集》与《蒙古消息》彼此能够对应的部分多有参差。
其中《史集》内容更为详尽者如下。事件1记载阿八哈驾崩，《史集》中多出阿八哈临死前所看到的幻象：“一只落在树枝上的黑鸟”。事件3中，《史集》详细记载了阿合马的即位仪式。事件13中，《史集》独出扯里克-帖木儿被阿合马处死一事。事件18中，《史集》记录了阿合马朝中诸异密听到阿鲁浑辩白后的反应。事件24中，《史集》记录了不花在求和后劝导阿合马停止前进的表述和阿合马的响应。事件25中，《史集》独出宗王合赞返回驻地之事。事件28中，《史集》提到与乞合都同行者除了不花外，还有宗王脱合-帖木儿、速该、捏兀鲁思、孛剌里吉。
还有一些条目中，《史集》与《蒙古消息》可以互为补充。事件3所记阿合马部队的将领名录，《史集》中独出合赞阿合、额舍克-秃黑鲁，《蒙古消息》则独出马祖黑。此外，《蒙古消息》还特别提到蒙古军发兵之地为曼苏里亚。事件6中关于秃不忒和牙撒儿迟误之事，两材料所用词句略有差异。事件8中《蒙古消息》独出使者姓名；《史集》则独出阿鲁浑部队的出发地。事件10中，拉施特认为军队出发后仅前进两次，而根据《蒙古消息》，可知该军队每天前进两次。事件33中，《蒙古消息》记载了阿里纳黑与秃答黑被杀之事，《史集》未提及秃答黑被杀过程，但记阿里纳黑被杀事时则更为详细。事件35中，《蒙古消息》独出马祖黑对阿合马的警告，《史集》则提到了阿合马与秃带哈敦相处之事。
如果《史集》直接抄录《蒙古消息》，断不可能出现详细程度超过《蒙古消息》的内容。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二者存在一个共同的信息源。该信息源以日系事，主要记载伊利汗的活动。就体例来看，该信息源与汉地的日历或实录颇为类似，极有可能是伊利汗朝的国史。而这种史料的形式在后来哈山尼的《完者都史》中也可以见到。[59]在《完者都史》中，哈山尼以完者都的活动为纲，逐日记录宫廷事件。大冢修指出，哈山尼在伊利汗宫廷中赖以为生的职业之一乃是“历史编纂者（muvarrikh）”。[60]《完者都史》的校订者罕柏莉怀疑，哈山尼为伊利汗宫廷的文秘人员（munshī），其职能之一即按日记录伊利汗的日常活动。《完者都史》即脱胎于自合赞汗驾崩至不赛因汗继位这一时段的记录。[61]如果结合《蒙古消息》中的内容，可知至迟在阿合马时期，伊利汗朝中已经出现了按日期系统记录宫廷事务的史书编修体裁。拉施特与《蒙古消息》的作者应当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了这些材料，并在对其进行删改的基础上编入自己的著作。因此，二者所记的材料可以彼此进行印证与补充。
五 结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知《蒙古消息》的三个部分有着不同的材料来源。第一部分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很有可能受到了《伊利汗积尺》的作者徒昔影响。这部分的材料并非得自蒙古宫廷，在准确性上大打折扣，但反映了当时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关于旭烈兀之前蒙古历史的认知。第二、三部分涉及旭烈兀至阿合马朝史事，虽然多可以与拉施特之《史集》呼应，但拉施特恐并未直接采用此书的记载。
第二部分系阿合马即位前之事，相较于《史集》，《蒙古消息》保留了大量独出内容，这些材料并没有被拉施特抄录。同时《蒙古消息》还保留了大量穆斯林一方的叙述，对于蒙古君主的敌人报达哈里发与马穆鲁克算端频繁流露出明显的感情倾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该材料的部分内容受到了阿合马朝政治环境的影响：阿合马时期，由于伊利汗改宗伊斯兰教，因而积极寻求与以马穆鲁克算端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和解。
《蒙古消息》的第三部分叙述风格发生变化，开始为相关事件添加准确的系日。这部分的内容罕有与《史集》相龃龉者。鉴于二者对于同一日事件的记叙往往各有详略，可知《蒙古消息》虽然与《史集》并未彼此传抄，但存在着共同的源头。这一源头以日系事，体例上类似于汉地的实录，极有可能是伊利汗宫廷中的官方记录。《蒙古消息》的作者与拉施特各将一部分内容纳入自己的作品，故而二者可互相补充对方之阙。
要之，《蒙古消息》的发现为学界提供了一份未受合赞家族影响的伊利汗国早期史料。通过其不同部分的史源差异与记叙风格，或许有助于学界进一步了解伊利汗国乃至十三世纪以降蒙古诸政权史料编修的演进历程。
[1] Reza Pourjavady，Sabine Schmidtke，“ The Quṭb al-Dīn al-Shīrāzī (D.710/1311) Codex (MS Mar’ashī 12868)”，Studia Iranica，36.2007，pp.279-301.
[2] Anonym，Akhbār-i Mughūlān dar anbāna-yi Mullā Quṭb.Irāj Āfshār(ed.)，Qum：Kitābkhāna-yi Āyat al-Azmī Shahāb al-Dīn Najifī，2009.本文所引《蒙古消息》内容，即根据此校注本译出。文中波斯语转写采用Inte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转写系统。
[3]高木小苗：《クトゥブッディーン·シーラーズィー書写『モンゴルの諸情報』について--その基礎的研究とイルハン国初期の史料としての重要性》，《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2011年第82号，第95～143页。
[4] George Lane， “Mongol News：The Akhbar-i Moghulān dar Anbāneh Quṭb by Quṭb al-Dīn Maḥmūd ibn Mas’ūd Shīrāzī”，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2.3-4，2012，pp.541-559.2018年，兰恩又以《蒙古人在伊朗》为名出版了《蒙古消息》的英译版，但作者为求文通字顺，有些地方存在可商榷之处。故本文在涉及译文时，仍以阿夫沙尔译本为准。George Lane，The Mongols in Iran：Quṭb Al-Dīn Shīrāzī’s Akhbār-i Moghūlān，New York：Routledge，2018.
[5] Kaveh Niazi，Quṭb al-Dīn Shīrāzī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Heavens，Berkeley：Springer，2014.
[6] Stefan Kamola，Making Mongol Histo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9，pp.70-73.
[7]邱轶皓：《如何“进入”蒙古历史——两则与“共饮班朱泥河水”相并行的故事及其传播》，《文史》2019年第3期，第237～260页。
[8] Akhbār-i Mughūlān，p.19.
[9]邱轶皓：《如何“进入”蒙古历史——两则与“共饮班朱泥河水”相并行的故事及其传播》，第257～260页。
[10]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3～106页；贾敬颜校；陈晓伟整理：《圣武亲征录（新校本）》，中华书局，2020年，第1页；《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3页。
[11]余大钧：《记载元太祖事迹的蒙、汉、波斯文史料及其相互关系》，《北大史学》2007年第1期，第446～449页；亦邻真：《莫那察山与〈金册〉》，乌云毕力格，乌兰编：《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5～359页；Christopher P.Atwood， “ The indictment of Ong Qa’an：the Earliest Reconstructable Mongolian Source on 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7年第9辑，第272～306页。
[12]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第47节，中华书局，2012年，第15页；《元史》卷一《太祖纪》，第3页；《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2页。
[13] 《史集》第二卷，第145页。
[14] 《史集》第二卷，第148页。
[15] Minhāj-ud-din Abū-’umar-i-usmūn Maulānā，The Tabkāt-i-Nāsirī，trans，H.G.Raverty， New Delhi：Oriental publishers & booksellers，1881，pp.935-937；Шихабад-дин Мухаммадан-Насавй，Сйрат ас-Султан Джалал ад-дин Манкбурны，Москва，1996，p.43.
[16]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37页。
[17] Bar Hebraeus，The chronography of Gregory Abu’l-Faraj，1225-1286，the son of Aaron，the Hebrew physician commonly known as Bar Hebraeus，trans.E.A.W.Budge，Amsterdam：Apa- Philo Press，p.352.
[18]对此问题前揭高木小苗文已经有所关注。
[19] John Andrew Boyle，“The Longer Introduction to the Zīj-i Ilkhānī of Naṣīr ad-Dīn Ṭūsī”，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8.1963，pp.249-251.
[20] 《史集》第三卷，第30页。
[21] 《世界征服者史》，第679页。
[22] Akhbār-i Mughūlān，p.23.
[23] Akhbār-i Mughūlān，pp.23-24.
[24] Akhbār-i Mughūlān，p.28.
[25] Akhbār-i Mughūlān，p.25.
[26]参见《世界征服者史》，第680页。
[27] 《史集》第三卷，第35页。
[28] Akhbār-i Mughūlān，p.25；《史集》第三卷，第36页。
[29] 《史集》第三卷，第30页；《世界征服者史》，第679页。
[30] Akhbār-i Mughūlān，p.24.
[31] 《史集》第三卷，第36页。
[32]徒昔的《报达事件始末》被保留在一些《世界征服者史》抄本中，以此弥补志费尼未录报达沦陷事之缺憾。波义勒英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并未收录这一附录内容。本文所引用《报达事件始末》内容系王一丹教授以穆罕默德·加兹温尼（Muḥammad b.‘Abd al-Vahhāb Qazvīnī）波斯文校注本《世界征服者史》为底本的汉译本。王一丹：《〈世界征服者史〉附录〈报达事件始末〉译注》，李治安主编：《庆祝蔡美彪教授九十华诞：元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53～571页。又，关于报达沦陷的研究，可参照J.A.Boyle，“The Death of the Last Abbasid Caliph：A Contemporary Muslim Account”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6.1961，pp.145-161.
[33]高木小苗：《クトゥブッディーン·シーラーズィー書写『モンゴルの諸情報』について》，第120页。
[34]Akhbār-i Mughūlān，p.30.
[35]Akhbār-i Mughūlān，p.32.
[36] 《史集》第三卷，第61～65、67～68页；《报达事件始末》，第563～565、567～569页。
[37]Akhbār-i Mughūlān，p.30.
[38] 《史集》卷三，第59～60页；《报达事件始末》，第560～562页。
[39]Akhbār-i Mughūlān，p.31.
[40] 《史集》卷三，第63页。
[41]The Tabkāt-i-Nāsirī，p.1238.
[42]Akhbār-i Mughūlān，p.32.
[43]Akhbār-i Mughūlān，p.32；《史集》卷三，第64页。
[44]Akhbār-i Mughūlān，p.33.
[45]Akhbār-i Mughūlān，p.33；《史集》卷三，第70页；《报达事件始末》，第569～570页。
[46]Akhbār-i Mughūlān，p.33.
[47]Akhbār-i Mughūlān，p.36.
[48] 《史集》第三卷，第82页。
[49]Akhbār-i Mughūlān，p.37.
[50] 《史集》第三卷，第82～84页。
[51] 《史集》第三卷，第84页。
[52]Akhbār-i Mughūlān，pp.37-38.《蒙古消息》的抄录者忽都不丁曾出使马穆鲁克算端国。这一故事可能得自此次出使途中见闻。
[53]关于蒙古试图争取法兰克人的援助以打击穆斯林世界之事，参见Peter Jackson，The Mongols and the West，1211-141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pp.165-173.
[54]关于具体遣使过程，参见P.M.Holt，“ The Īlkhān Aḥmad’s Embassies to Qalāwūn：Two Contemporary Account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49.1.1986，pp.128-132.
[55] Adel Allouche， “Teguder’s Ultimatum to Qalawu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22.4.1990，p.438.
[56] Judith Pfeiffer，“Aḥmad Tegüder’s Second Letter to Qala’un”，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Post-Mongol Central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Studies in Honor of John E.Woods，Judith Pfeiffer and Sholeh A.Quinn(ed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6，p.189.
[57]空白处为未写明日期者，表格中纪年均为希吉来历。
[58]月份原作“兀春赤”，即突厥语之“第三”，但此处显然不会是三月。因为据后文，阿合马登基日在三月十三，则其被拥立之事必定在此之前。
[59]关于《完者都史》体例，参见Abū al-Qāsim‘ Abdallāh Qāshānī，Tārīkh-i Ūljāytū，M.Hamblī(ed.) ，Tehran，1969.部分汉译内容参见邱轶皓：《〈完者都史〉“七〇四年纪事”译注》，《暨南史学》2018年第3期，第91～112页；《〈完者都史〉“七〇五年纪事”译注》，《暨南史学》2020年第2期，第87～101页。
[60]大塚修：《史上初の世界史家カーシャーニー：〈集史〉編纂に關する新見解》，《西南アジア研究》2014年第8期，第29页。
[61]Tārīkh-i Ūljāytū，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