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1]

——《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评介

高克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巨平教授的新著《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是被誉为“南开史学品牌”的《南开大学史学家论丛》第四辑系列中的一册，也是杨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六卷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缩影。本书是作者于2006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西域研究》等国内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系列论文的汇编，大都以希腊化文明、丝绸之路为主题。此外，本书附录中还收入了作者近年在国外用英文发表的与本主题相关的5篇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新作，有的是原有中文稿基础上的修订，先后发表于The Silk Road，Anabasis: 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Proceedings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Ancient West and East，Talanta，Routledge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本书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国内希腊化文明和丝绸之路关系研究尤其是远东希腊化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于拓展丝路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新维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实质上就是探究二者发生关系的背景、进程、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希腊化文明遗产的形成及其东传是本书探讨的两个核心问题。本书的主标题“互动与交流”实际上就反映了二者关系的实质，即希腊文明与丝路沿线文明的互鉴。本书共分为三编：希腊化世界形成与丝绸之路贯通、希腊化世界与丝路沿线文明的互动、丝路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传入。三编分别从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缘起、主要表现和传播三个方面，层层递进，每编内各章既独立成篇，又有内在关联，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

首先，本书论证了希腊化世界的存在是其与丝绸之路发生关系的宏大且纵深的时代背景，从源头上探讨了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这种讨论始于《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一章，从亚历山大东征后东西方交往的扩大和东部希腊化世界形成的角度，说明了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世界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交通、商业、城市等基础。本章还讨论了《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信息，明确指出张骞所见所闻明显含有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信息。《两汉中印关系与丝路南道的开通》一章，将丝路南道经过的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和乌弋山离地区置于曾统治这一地区的印度—希腊人王国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指出两汉中印关系实际上也包括了中国和当时尚存的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关系，中国使者、商人、佛僧在此地有可能接触到远东希腊化文明的遗产。略显遗憾的是，本章并没有对丝路南道的具体路线和地理空间做专门的梳理。事实上正是丝路南道的存在，才使中国与印度—希腊人王国有可能建立联系，进一步明确丝路南道的空间和路线，或对本章的论述有所帮助。《远东希腊化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定位》一章，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将中亚和西北印度的希腊化文明概括为远东希腊化文明。作者在使用国际希腊化研究领域流行的专业术语“远东希腊化”或“希腊化远东”的同时，特别指出，“希腊化远东”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远东，而是指希腊化世界最东面的部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亚腹地和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其中，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是其核心地区。作者将远东希腊化文明分为希腊式城市、希腊式钱币和犍陀罗艺术三个构成部分，高度评价了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重要历史价值。

其次，本书以宗教和希腊式钱币为线索，讨论了希腊化世界的宗教或钱币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巴克特里亚、印度、帕提亚、贵霜、萨珊波斯等地区的深刻影响。《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一项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宗教认同现象的个案研究》一章，讨论了娜娜女神的起源，娜娜在希腊化时期和希腊女神的认同，娜娜在贵霜、萨珊波斯时期和希腊、伊朗、印度宗教因素的融合，以及娜娜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这四个主要问题。贵霜时期，娜娜和狮子的形象出现在迦腻色伽一世（约公元127/128～152年）及其之后几位国王的钱币上。作者认为，这种形象的出现受到了希腊瑞亚—库柏勒崇拜的影响。迦腻色伽此种类型的钱币是带有希腊化因素的娜娜女神形象和希腊式钱币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作者从宗教传播角度，以钱币为主要证据来分析希腊化文化元素在丝路沿线的流变，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一章，探讨了希腊式钱币的内涵、创制、传播及其对印度—希腊、贵霜钱币的影响等问题。希腊式钱币是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在希腊化世界流行并对以西亚、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为主的东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种钱币类型。该章通过分析希腊式钱币在这些地区的延续和渐变，并以印度—希腊钱币、帕提亚钱币和贵霜钱币为例，凸显希腊式钱币的多元文化特征。作者对流通于丝绸之路千年之久的希腊式钱币的历史作用做了充分肯定：作为交换媒介和手段，它们直接推动了东西方物质文明的交流。这些希腊式钱币仿制、改造、流通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它们既是多元文化的载体，也是多元文化的传播者。[2]《“Soter Megas”考辨》一章，利用中外古代文献和考古、钱币等材料，全面考证了贵霜“Soter Megas”无名王钱币的来龙去脉、具体特征。在论及每位贵霜国王或者印度—斯基泰的钱币时，都能附以较为清晰的钱币图片，这不仅有助于分析研究，而且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各种不同类型钱币的区别。作者根据汉文史料和钱币形制特征，认为“Soter Megas”型钱币更多地受到了印度—斯基泰钱币的影响，而印度—斯基泰钱币又受到了印度—希腊人钱币的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的附注中，作者特别提到了英国钱币学家克里布先生关于“Soter Magas”钱币的最新研究结论。尽管这些结论与作者的观点相左，但专门予以说明反映了作者追踪学术前沿，敢于直面学术争议的求真求实态度。《希腊化还是印度化——“Yavanas”考》一章，考察了“Yavanas”所指及其在印度的出现、演变，着重探讨了“Yavanas”（即印度—希腊人）的逐渐印度化问题。作者认为，“Yavanas”既是希印文化融合的主体，也是客体。印度的希腊人在推行希腊文化的同时，也使自己不仅文化上印度化了，而且作为一个外来民族也消失于印度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希腊人来了，希腊人看到了，但印度人真的胜利了吗？犍陀罗艺术的诞生恰恰证明了希印文明的互鉴双赢。《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一章分析了希腊化文化对帕提亚王国产生影响的原因、表现等问题。帕提亚王国是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出来的，它统治的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此前都受到希腊化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将前期的帕提亚王国归入广义的“希腊化世界”之中，但它并非一个希腊化王国。它与西侧的塞琉古王国以及东侧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印度—希腊人王国不仅疆域毗邻，而且也有着战争，或人员、贸易往来，而且丝绸之路开通后，帕提亚王国又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控制着中亚—伊朗高原—两河流域段商路，所以，分析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是观察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联系的一个极佳视角。

最后，本书匠心独运，在希腊化文明、丝绸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架起了一座连接彼此的桥梁，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结论上，对后辈学人都有重要的启发。中亚、西北印度是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的集中地，又是绿洲、海上、草原三大丝绸之路的汇合之地，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探讨远东希腊化文明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甚至中原地区的。《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一章结合中外文献，对《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希腊人、希腊化城市和国家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大夏即此前存在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汉书·西域传》中的罽宾可对应于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印度西北部。在原来印度—希腊人控制的范围之内，它和西汉政府、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作者经过细致考证，在国内学界首次提出如下重要观点：张骞西域凿空，所经历之地，都是原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故地，他所耳闻的安息、条支等国，也都是在原来的希腊化世界范围内。后来的文忠出使罽宾、甘英出使大秦，也都没有超出原来的希腊化之地。这一观点解决了远东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的时间错位问题，也为希腊化文化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史实和学理方面的依据。《弥兰王还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考》一章，通过考证《那先比丘经》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证明了印度—希腊人与佛教在西北印度的相遇与交融。本章中，作者对弥兰王出生地阿荔散（Alisan）以及《那先比丘经》所记“大秦国”的考证，体现了作者细致严谨又学养深厚的治学功底。《那先比丘经》汉译本的出现时间有可能是在东晋，译者由此可知《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国一名犂鞬”，[3]也是想当然地将巴利文《弥兰陀问经》中的阿荔散等同于犂犍（可能是Alexandria的谐音），以为这个阿荔散即是远在八万里之外的大秦。他不知亚历山大在中亚和西北印度建立过多座名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新城。[4]因而才会出现将弥兰王出生地阿荔散与大秦国混同的错误理解。《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及其在中国的演化——一项基于图像的初步考察》一章，作者根据他近些年在国外博物馆、国内石窟寺搜集到的图像资料，对犍陀罗艺术中具有希腊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以及它们在中国的传播、演化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证明了犍陀罗艺术对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而证实了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中的希腊化艺术成分。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学界有希腊起源和罗马起源两种主流观点。作者更倾向于希腊起源说，认为无论佛像最早出现在秣菟罗或犍陀罗，还是出现在印度—希腊人或印度—斯基泰人时期，或者出现在贵霜王迦腻色伽时期，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希腊或古典元素在犍陀罗佛教艺术的起源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作者并未否认罗马艺术对于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而是创造性地提出如下观点：相对于东方艺术和宗教而言，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希腊、罗马艺术都可以归入广义的希腊化艺术范畴。这种观点调和了希腊起源论和罗马起源论之间的冲突，更加强调罗马艺术中蕴含的希腊化艺术成分。此外，本章中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犍陀罗佛像的诞生时间，大乘佛教出现并流行的时间，中国的天王、武士和护墓俑的本土起源，最早的苏利耶形象是否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出现等。《山西地区北朝隋唐文物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一章，分析了山西地区的文物有可能蕴含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以隋虞弘墓为例，墓葬图像中的异域文化因素，虽然以萨珊波斯祆教文化为主，但墓葬棺椁浮雕人物头上的光圈、酿酒场面以及一些忍冬纹纹饰有可能受到了希腊化艺术的间接影响。

从整体研究的角度来看，本书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宏观、新颖，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突出丝路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希腊化世界涵盖了从印度西北部、中亚至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本土的欧亚非广阔地区，这些地区连同罗马、中国所在的欧亚大陆在当时几乎是人类全部已知的世界，因此，探讨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欧亚非大陆，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宏观角度讨论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本书中，作者的研究涉及到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印度—希腊人王国、帕提亚王国、贵霜、萨珊波斯帝国等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国家，体现了研究的开阔视野和极强的宏观驾驭能力。

第二， 突出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突破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重点关注河西走廊至帕米尔高原段的局限，将重心集中在地中海与中亚、印度河之间的丝路西线和丝路枢纽地区。亚历山大帝国、中亚和西北印度的希腊化王国以及一度宣称“爱希腊”的帕提亚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研究的重点。这些关系主要体现在这一地区丝路沿线的国家、民族都对丝路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无意识之中推动了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传播和延续，并最终东传中国。

第三， 本书重点阐述了东部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间的互动。选择东部希腊化世界作为研究重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核心地区正是丝绸之路连接中国西域与域外的十字路口。东部希腊化世界主要包括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和印度—希腊人王国，受希腊化影响较深的帕提亚王国前期也可以归为广义的希腊化世界之中。约公元前128年，张骞抵达中亚时，虽然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已不存在，但是它自约公元前250年建国之后，毕竟在中亚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统治，在中亚遗留下了城市、钱币等希腊化遗产。包括巴克特里亚在内的希腊化远东地区也是后来丝路文明的汇聚与辐射之地。张骞之行，标志着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通过丝路传播的开始。希腊、印度、波斯、中国、草原五大文明能够在原来希腊化的远东地区互动交流，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丝路交通体系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前2世纪初，中亚的希腊人已开始进入印度西北部，形成了印度—希腊人王国，希腊人在此地的统治一直持续至公元前后。西北印度地区是丝绸之路中亚至南亚的关键通道，由此，印度—希腊人王国与丝绸之路亦产生了直接联系。印度—希腊人的希腊化艺术与当地佛教文化结合，催生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自东汉以来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塔里木盆地和中原，因而印度—希腊人王国对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印文明互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由于东部希腊化世界是与丝绸之路关系最为紧密的地区，作者将此作为研究的主体是非常合理、十分必要的。

第四， 本书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创造性地将希腊化世界文明遗产分为希腊化城市、希腊式钱币和希腊化艺术，并结合史料和考古证据，对三者与丝绸之路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丝绸之路开通之时，东部希腊化世界除了印度西北部残存的印度—希腊人王国之外，已经不复存在。东部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在时间上有错位，因此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作者将这个新的切入点概括为希腊化文明遗产，主要关注的是希腊化文明遗产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延续和传播。虽然希腊化世界已经不存在，但不论从丝路的开通，还是从丝路经过的地区和丝路传递的文化信息来看，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及其遗产都与丝绸之路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不绝如缕的联系。[5]应该说，希腊化城市、希腊式钱币和希腊化艺术既全面地总结了希腊化文明遗产，又具有代表性，从这三个方面探讨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非常契合本书主题。

第五，本书呈现出这样一种整体的写作路径：基于世界史的知识和视野，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充分吸收利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古代文献史籍的记载，深入挖掘除中国以外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希腊化文明遗产。作者将中西史料相结合，展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优势，相较于国外学者，作者既能准确地释读理解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等中国古代史籍中关于中国西域、中亚等地与希腊化相关的信息，又能纯熟地利用Anabasis of Alexander（《亚历山大远征记》）、Parthian Stations（《帕提亚驿程志》）等西方古典文献，从而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史、世界史两个学科的优势，最大程度地推进丝路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不仅在比较同一时期中外古代文献的方法运用上游刃有余，而且更加重视钱币学和图像学资料，或对钱币的币文、图像进行解读，或在既有钱币学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修正或深化，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深厚的钱币学研究功力。在“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及其在中国的演化”一章中，附录了大量国内外的雕像图片，直观地说明了犍陀罗艺术中希腊神的形象在中国的演变。

本书题名为《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希腊化世界的主体是三大希腊化王国，它们与另一个主要的希腊化王国帕加马的统治中心都位于地中海周边地区，而地中海东部也是后来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塞琉古王国的疆域曾远至中亚，它长期统治着叙利亚地区这一丝绸之路西端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托勒密王国对红海交通的探索、在红海沿岸设立港口及其与阿拉伯、印度等地的海上联系，为后世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南部至红海的连通奠定了基础。因此，探讨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可以分别从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国和远东希腊化世界三个大的方面展开。但是解决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作者正是突出强调了和丝绸之路关系最为紧密的远东希腊化世界，并利用了丰富的钱币学资料，分析了远东希腊化世界的希腊化文明特征、遗产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等问题。本书不仅起到了重构希腊化史、丝绸之路史的作用，而且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本文系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希腊化王国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项目编号：SQ2024237）阶段性成果。

[2]杨巨平：《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第134页。

[3] （南朝）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第八十八卷，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9页。

[4]如马尔吉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位于锡尔河畔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等。

[5]杨巨平：《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绪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