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暾欲谷碑》所见开元初突厥政局[1]

陈 浩

内容提要

开元四年（716）突厥汗国的政局动荡，是观察7～8世纪欧亚政治秩序演进的重要节点。牵涉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暾欲谷在政变前后的相关事迹，在汉文史料中仅有寥寥几句，但其纪功碑却蕴含了丰富信息，故《暾欲谷碑》成为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文本。若将突厥碑文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读，则《暾欲谷碑》的刻立时间，碑文何以聚焦于骨咄禄一朝史实，以及开篇第一行何以用大号字刻写等问题，都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同一政治语境，也能够解释参与政变的另一核心人物阙特勤的纪功碑叙事何以止于开元四年的异常现象。

引  言

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被俘之后，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主张，将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套地区，设立都督府州，并以突厥首领为都督、刺史，同时征召突厥贵族入京充当质子。[2]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从高宗调露元年（679）起，突厥降户开始叛唐复国。[3]几经失败后，突厥最终在骨咄禄的领导下建立政权，学界一般称之为第二突厥汗国。[4]则天一朝，唐与突厥之间的正面冲突屈指可数，主要是因为她尽量满足默啜可汗提出的各种要求。[5]中宗即位后第二年，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在抵抗默啜的鸣沙之役中惨败。[6]鸣沙之败让中宗下定决心要找到抵抗突厥的良方，也标志着唐朝在突厥问题上开始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7]景龙二年（708），张仁愿利用突厥西征突骑施的机会，在黄河北岸修筑三座受降城，不仅将唐朝的边疆向北开拓三百余里，而且能有效地阻断突厥军队渡河南下，从而减轻了唐朝在朔方的防御压力。[8]睿宗上台后，唐与突厥的关系略有缓和，但他很快便将皇位传位给了玄宗。

玄宗登基后的当务之急是打压太平公主的势力以巩固权力，根本无暇顾及突厥，所以他对突厥的请婚要求，只能敷衍应付。[9]开元二年（714），突厥军队大举围攻北庭。这次军事冲突在突厥碑铭和汉文史料中都有记载，不过叙事的角度不同。《旧唐书·郭虔瓘传》载，突厥的围攻遭到了唐军的激烈抵抗，突厥将领同俄特勤战死沙场，“［突厥］请尽军中衣食器仗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10]突厥碑铭则完全是另一种叙述，毗伽可汗回忆：“我把他们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别失八里城（即北庭）内的民众要不然都会被屠杀——但他们出来迎接了我们，所以别失八里城逃过一劫。”[11]面对两种不同角度的叙事，我们只能折中地认为，双方都有损失。此后的两年，突厥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漠北的九姓和葛逻禄。我们从汉文史料中得知，有不少漠北民族苦于突厥的侵扰，不得已南下投降唐朝。[12]以上就是开元四年（716）突厥发生政治动荡的历史语境。

一

 阙特勤弑君与骨咄禄系的上位

开元四年，突厥默啜可汗在一次针对九姓的常规军事征讨中意外身亡，给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旧唐书·突厥传上》载：“［开元］四年，默啜又北讨九姓拔曳固，战于独乐河，拔曳固大败。默啜负胜轻归，而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于柳林中，突出击默啜，斩之，仍与入蕃使郝灵荃传默啜首至京师”。[13]默啜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孰料最终因为轻敌而身死人手，享年52岁。[14]默啜可汗27岁登基，在他统治时期突厥汗国的军事实力处于巅峰状态，相较于唐朝有一定优势。

据汉文史料记载，默啜死后，他的儿子小可汗被立为突厥汗国的新可汗。[15]但是，这项“父死子继”的顺位安排，引起了骨咄禄诸子的不满。我们知道，骨咄禄是第二突厥汗国的开国君主。骨咄禄去世时，他的两个儿子年齿尚幼，阙特勤七岁，毗伽可汗八岁。[16]最后，骨咄禄的弟弟默啜以“兄终弟及”的模式成为了突厥汗国的合法可汗。默啜的即位，暾欲谷是支持的，而毗伽可汗在多年以后也表态“遵照了法律”。[17]默啜去世之后，骨咄禄诸子认为汗位应该回归骨咄禄系。于是，骨咄禄的儿子阙特勤悍然发动了军事政变。史文曰：“骨咄禄之子阙特勤鸠合旧部，杀默啜子小可汗及诸弟并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18]这场政变本质上，是默啜系和骨咄禄系两个阵营之间的较量，并以后者的胜出收场。[19]

骨咄禄系的政变，似乎并没有引起唐朝的反对。相反，唐朝很快承认了毗伽可汗的正统。“毗伽以开元四年即位，本蕃号为小杀。性仁友，自以得国是阙特勤之功，固让之，阙特勤不受，遂以为左贤王，专掌兵马”。[20]唐朝对毗伽可汗的态度，从“性仁友”的评价中就可见其一端。至于唐朝对政变主谋阙特勤的态度，在《阙特勤碑》的汉文部分也有所表现，碑文曰：“不然何以生此贤也。故［阙特勤］能承顺友爱，辅成规略”。[21]虽然玄宗的这段评价距离阙特勤发动政变已经过了十几年，但仍然能反映出唐朝官方对阙特勤品行的定调。无论是“仁友”还是“友爱”，都从侧面反映出，唐朝在开元四年默认了骨咄禄系政变成功的既定事实。

突厥汗国内部舆论对政变是何种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仍可以从蛛丝马迹中作一点推测。作为给阙特勤盖棺定论的《阙特勤碑》，其突厥文部分没有一字提及开元四年的政变。此外，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阙特勤碑》理当记述阙特勤一生的功绩，但我们发现它并不是一份完整传记。阙特勤卒于开元十九年，享年47岁，但《阙特勤碑》的叙事却止于他32岁这一年。[22]从汉文史料中我们得知，阙特勤在此后15年中仍然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绝非碌碌无为。[23]这段岁月从他的纪功碑中凭空消失，必然有原因。阙特勤32岁时，正是开元四年。所以，我们推测，开元四年阙特勤为主谋的政变，在突厥汗国的舆论中成为了政治禁忌，即便过了15年之后，毗伽可汗在如何恰当追忆这段往事上仍然心存顾虑。于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将《阙特勤碑》的叙事止于政变发生的当年，相应地，阙特勤余生15年的事迹也只能一并隐去了。

开元四年默啜的暴死加上阙特勤的政变，给突厥汗国带来短暂动荡，使得不少隶属于突厥的部落纷纷南下，到唐朝寻求保护。当年夏天，就有不少九姓部落来到唐朝境内请降，被安置于大武军以北。[24]但是，突厥汗国国内政局很快便稳定了下来。如果我们对照第一突厥汗国因汗位继承问题而闹得四分五裂，开元四年的这次政变竟然没有引起第二突厥汗国的分裂，个中原因值得探究。[25]实际上，突厥汗国在政变后之所以能够很快恢复秩序，主要得益于一位关键政治人物，他就是第二突厥汗国的三朝元老——暾欲谷。[26]

二

《暾欲谷碑》的刻立背景

阙特勤在政变中将默啜阵营的官员几乎全部剿灭，史曰“默啜下衙官尽为阙特勤所杀”，唯有暾欲谷一人存活。汉文史料中透露出来的理由是，“暾欲谷以女为小杀可敦，遂免死”。暾欲谷免死的原因，表面上是他作为毗伽可汗岳父的身份，但实际情况要更复杂。暾欲谷虽然未被处决，但还是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他被“废归部落”。[27]远离政治中心的暾欲谷认清了形势，迅速改变政治立场，转而支持骨咄禄系势力。在政治和军事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暾欲谷想到一种或许是从中原学来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令人在当地树立纪念碑，并将自己想说的话刻在上面。

《暾欲谷碑》不像后来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那样是一整块大石头，而是由两块构成。遭到罢免后的暾欲谷，能获得的资源毕竟有限。这也说明暾欲谷立碑，属于个人而非官方行为。碑文开篇第一句话是：bilge toñukuk ben özüm tabğaç éliŋe kılıntım.türk bodun tabğaçka körür erti。逐字硬译成汉语是：毗伽-暾欲谷-我-本人-唐朝-国家［向格］-生［第一人称单数过去式］；突厥-人民-唐朝［向格］-看-是［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对于这句话的前半句，学者有不同解读。拉德洛夫（W.Radloff）译成“我加入唐朝政府”；[28]汤姆森（V.Thomsen）译成“我出生于唐帝国”；[29]马洛夫（E.Malov）译为“我在唐人文化和影响下接受教育”；[30]奥尔昆（Orkun）和特肯（T.Tekin）译成“我出生在唐朝境内”；[31]克劳森（G.Clauson）译成“我［作为子民］成长于唐朝”；[32]艾达尔（M.Erdal）指出，古代突厥语中没有方位向格（local dative），于是将其译成“我出生时正处于唐朝统治之下”。[33]无论哪一种译法，都说明暾欲谷在碑文开篇强调了他与唐朝的纽带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34]

读过《暾欲谷碑》拓片的学者，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暾欲谷碑》开篇第一句话的字号要比后面的文字大得多。[35]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如果将其与上文我们所讨论的政治语境联系起来，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暾欲谷的碑文是一份政宣文件，目的是要引起各方关注。第一句话大写，就是为了强调他与唐朝的纽带关系。这句话正好占一行，也就是说，如果不扩大字号的话，那么碑铭的开篇第一句话就会占不到一行，也就起不到相应的效果。目击者从远处就可以读到暾欲谷想强调的这句开篇语，对于碑文的政治色彩便能猜出一二。

《暾欲谷碑》的碑文共62行，从第二突厥汗国的复国运动开始讲起。[36]第2～8行讲暾欲谷和骨咄禄起事成功，以总材山和黑沙为根据地。第8～17行讲突厥军队冲破唐、九姓和契丹的联合封锁，从黑沙转移到漠北于都斤山。第18～23行，暾欲谷在评估新生突厥政权所面临的环境后，在唐朝、西突厥和黠戛斯三者之间选择先讨伐黠戛斯。第23～29行，突厥军队征讨黠戛斯。第29～43行，骨咄禄因为要奔丧而离开部队，突厥军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暾欲谷的势力，并且在是否出征突骑施的问题上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在暾欲谷的坚持下，突厥军队西征突骑施并取得胜利。第43～48行，突厥军队继续西进，出征中亚河中地。[37]从第48行后半部分起，暾欲谷就不再叙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转而开始全面评价自己的功绩。

暾欲谷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总是强调自身对突厥汗国的贡献，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为了突厥汗国］我夜不能寐，坐立不安”。暾欲谷的叙事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突厥汗国的每个关键历史节点，他本人都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举例来说，在骨咄禄起事后，暾欲谷用肥瘦公牛在远处不易分辨的譬喻来强调正是因为他本人的坚持，骨咄禄才得以成为颉跌利施可汗。在突厥遭遇唐、九姓和契丹三方围剿时，也正是暾欲谷的审时度势，才制定了返回漠北的决策。建立漠北根据地后，在突厥新生政权三面临敌（唐、突骑施和黠戛斯）的局势下，又是暾欲谷决定北伐黠戛斯的。从黠戛斯返程后，还是暾欲谷在多方反对的压力之下，坚持西进战术，并取得了胜利。当然，我们无法一一核实暾欲谷所叙述的是否都是历史事实，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的角度，来分析他这么叙述的原因。不难发现，暾欲谷在字里行间努力传递着一个讯息，那就是他是突厥汗国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核心人物。正是基于这一印象，有现代学者将暾欲谷称为“造王者”（King-maker）。[38]

暾欲谷在叙事过程中没有透漏任何纪年信息，但是结合汉文史料我们可以确定，碑文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骨咄禄一朝，对于默啜统治时期的史实几乎没有提到。全碑仅有两处提及默啜可汗，分别是第51行和第60行。第51行，暾欲谷说：“默啜可汗27岁时，我让他即位成为可汗”，接下来又是他的口头禅“夜不能寐，坐立不安”，“［为国家］流鲜血，洒黑汗”，云云。第60行，暾欲谷说：“［如果没有我的话］，默啜可汗和突厥—薛人民的地方，将不存在国家的机构、民众和人。”[39]暾欲谷还表达了对默啜可汗不敬的言辞，第61行：“因为颉跌利施可汗和毗伽暾欲谷奋斗了，默啜可汗和突厥—薛人民这才活下来。”暾欲谷说是他让默啜即位成为可汗，应该有夸大的成分。因为从汉文史料中我们得知，默啜是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可汗的。[40]

我们可以从《暾欲谷碑》文的叙事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暾欲谷将叙事重心放在骨咄禄一朝，对默啜朝的事迹一笔带过；第二，暾欲谷刻意强调自己的历史功绩。结合暾欲谷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这两点都不难理解。开元四年骨咄禄系发动政变时，暾欲谷仍属于默啜系阵营。政变成功后，骨咄禄系上位，暾欲谷被废黜。回到旧部之后，他转而支持骨咄禄系新势力，希望能够重返政治中心。他所要做的，就是通过碑文来公开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转变。于是，在碑文中，他一方面抬高骨咄禄、贬低默啜，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他本人对骨咄禄乃至突厥汗国的功劳。

如果说上述两个目的多少还有点含蓄的话，那么暾欲谷在碑文结尾处就表现得很露骨了。他说“如果颉跌利施可汗（即骨咄禄）不努力，如果我没有跟着他一起努力的话，国家和人民都得灭亡。由于［可汗］的努力，由于我跟随他努力，国家才成为了国家，人民才成为了人民。”接下来一句点出全碑主旨：“我自己衰老年迈了。无论什么地方，对于有可汗的人民而言，只要有我这样的人，还愁什么？”[41]东面铭文的最后一句可谓画龙点睛，暾欲谷直接点明他喊话的对象是毗伽可汗，“我毗伽暾欲谷让人向突厥毗伽可汗的国家写了此碑”。[42]从文气上判断，一篇完整的碑文已经结束了。或许是暾欲谷觉得意犹未尽，在空白的一面又加了一段话。这段话主要还是强调一点，即如果没有他本人的努力，骨咄禄、默啜两任可汗都不会统治好。[43]全碑最后一句是，“［现在是］突厥毗伽可汗在位，并养育着突厥—薛的人民和九姓”。[44]言外之意是：没有我暾欲谷，你毗伽可汗照样也统治不好。

不久之后，毗伽可汗便把暾欲谷召回，并委以重任。[45]从结果来看，暾欲谷达到目的了。站在毗伽可汗的角度，他也非常乐见暾欲谷回归。据说，暾欲谷当时已年届七旬，在突厥民众中具有一定威望，而且他“多智略”。[46]阙特勤发动政变后，不少突厥属部要么降唐，要么自立，毗伽可汗的地位尚未稳固，所以他亟需政治老人暾欲谷回来稳定局面。实际上，毗伽可汗看重的，除了暾欲谷所拥有的丰富政治经验之外，还有他与唐朝的那一层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以上就是《暾欲谷碑》的刻立背景。只有将《暾欲谷碑》的碑文放置于此背景下考察，才会避免前人在解读该碑时所犯的年代错误。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暾欲谷碑》不是在他去世后刻立的，而是在他遭到流放时才立的，也就是在默啜可汗去世之后到他被毗伽可汗召回谋事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根据汉文史料记载，阙特勤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唐廷是开元四年六月，而当年冬十月暾欲谷已经回到突厥汗国的决策层。[47]所以，我们推测《暾欲谷碑》的立碑时间是开元四年秋季。既然如此，那些将《暾欲谷碑》视为其死后所立纪念碑的学者，对《暾欲谷碑》立碑时间的观点都是不妥的。[48]另外，有学者认为《暾欲谷碑》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一直延续到开元四年，也不准确。[49]只有了解暾欲谷的立碑目的，即抬高骨咄禄、贬抑默啜，才能明白为何他把叙事的重心放在骨咄禄一朝而对默啜朝的史实只字不提。换句话说，《暾欲谷碑》中涉及的军事征讨，无论是对黠戛斯的北伐，还是对突骑施的西征，都发生在骨咄禄去世之前，也就是说不会超过天授二年（691）。

三

重返政治中心的暾欲谷

暾欲谷回到政治中心后，很快便参与到突厥汗国内政外交等重大方针的制定中去。对于毗伽可汗的新政权而言，暾欲谷的回归，无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以阿悉烂和图片跌思泰为首的唐朝境内的突厥降户，在听闻毗伽可汗和暾欲谷稳定了政局的消息后，再次返回漠北。毗伽可汗在得到突厥降户后实力大增，准备南下寇略唐境。但是，暾欲谷及时阻止了他。暾欲谷的理由是，唐朝皇帝英明，且“人和年丰”，没有任何空隙可乘，而突厥新政权刚建立不久，尚需休养生息，只能等几年之后“始可观变而举”。[50]

作为中兴之主的毗伽可汗，急于有所作为来建立自己的威望。他打算对突厥传统的防御体系和信仰实践进行改革，欲“修筑城壁，造寺立观”。这两项计划，都遭到了暾欲谷的反对。暾欲谷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突厥在“居处无常”方面的优势，而一旦定居下来，突厥军队就会丧失机动灵活的优势。在信仰实践方面，突厥也有“敬鬼神，信巫觋”的传统，[51]但是，暾欲谷认为，不能从汗国层面对某种宗教进行扶持，或大兴土木建寺立庙。这么做，会让突厥军人变得过于仁慈，不利于战场上杀敌。[52]上述几项决策的商讨过程，一方面反映暾欲谷对毗伽可汗具有足够影响力，另一方面反映暾欲谷对唐朝和突厥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具有清醒认识，能做到知己知彼。

开元八年（720）冬，唐廷以王晙为行军大总管，联合东面的奚和契丹，以及西面的拔悉密，以期来年对突厥形成攻势。毗伽可汗在截获这一情报后，吓得惊慌失措。暾欲谷则不以为然，他对形势有三点预判：第一、唐朝的战线拉得过长，不会形成战斗力；第二、王晙的军队估计不会真的来漠北，即便来，也会因为粮草供应不足而撤兵；第三、拔悉密的民族品性“轻而好利”，一定会为了私利提前出发，届时若没有唐军应援，很容易会被突厥降服。结果，诚如暾欲谷所料，第二年秋天王晙兵马没来，拔悉密独自深入突厥。面对如此有利的形势，毗伽可汗当然想乘胜追击拔悉密。但是，拥有丰富野战经验的暾欲谷指出，如果对拔悉密追得太紧，他们会以死相拼，不如“以兵蹑之”。后来，暾欲谷又略施计谋夹击拔悉密。这样一来，突厥军队不仅瓦解了封锁线，还战胜了拔悉密，甚至在凉州掳掠大量羊马，可谓一举多得。[53]突厥之所以能够让形势变得有利于自己，主要还是归功于暾欲谷。可见，暾欲谷在军事领导方面确实具有出众的才能，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碑文中对自己军事谋略的叙述，具有一定可信度。

暾欲谷侵扰凉州，并非是他要主动攻击，实属无奈之举，因为王晙挑衅在先。这也符合几年前他对毗伽可汗所说的“观变而举”。暾欲谷在突厥汗国的威望以及他早年在唐朝生活的经历，长安方面都清楚。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拟东巡泰山，中书令张说担心突厥会趁虚而入，建议在边境加强防备。裴光庭则认为，封禅不应该在紧张的军事气氛中举行，不妨邀请突厥大臣来参加封禅典礼，便可以阻止突厥入侵。据《旧唐书》《新唐书》和《通典》记载，前来参加封禅的突厥大臣是阿史德颉利发。[54]《裴光庭碑》的记载略有不同，曰：“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执失颉利发与其介阿史德暾泥熟来朝，公之谋也”。[55]《裴光庭碑》由张九龄撰，原文收入《文苑英华》。清王昶《金石萃编》亦著录此碑，因碑文残泐不全，故据《文苑英华》补。不过，阿史德暾泥熟的“熟”字，《金石萃编》录作“孰”。[56]德国汉学家夏德（F.Hirth）以《金石萃编》的“暾泥孰”为据，推测“孰”系“郭”之讹，并认为“暾泥郭”和“暾欲谷”是Tonyukuk的同音异译。[57]

纯粹从语音对勘的角度看，夏德的猜测不是没有成立的可能，因为Tonyukuk的ny这个音是ñ，“欲”（juwak）和“泥”（nɛj）都能对得上，而“郭”和“谷”音近。[58]但是，毕竟《文苑英华》作“熟”，《金石萃编》的“孰”晚出，当以前者为据。[59]从“熟”到“郭”的讹误，夏德所谓“形近而讹”的解释就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了。新出《裴光庭墓志》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曙光。志文曰：“今诸藩之国，匈奴为大，有臣暾欲谷者，为其谋主，今若征以赴会，则高枕有余矣。闻者叹服，因入言于上而行之，戎狄率从，莫敢贰也”。[60]有学者认为，“新出土的文献直接证实了暾欲谷和暾泥熟是同一人称汉译的同音异写而已”。[61]这个结论下得略显仓促。

我们来捋清正史、裴光庭碑和裴光庭墓志中出现的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正史和碑志中一共出现三个人物，分别是暾欲谷、阿史德颉利发和阿史德暾泥熟。《旧唐书》《新唐书》和《通典》等传世文献载，裴光庭拟邀请突厥“大臣”来参加盛典，但并没有提到拟邀请的具体名单，结果来的人物是阿史德颉利发。《裴光庭碑》也没有提到拟邀请大臣的名单，最后来的人臣是两位，“其相执失颉利发与其介阿史德暾泥熟”。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碑文的记载比正史更详细。一种可能性是，官修史书把“执失颉利发”和“阿史德暾泥熟”省作一人，写成了“阿史德颉利发”。裴光庭墓志的志文说，裴光庭考虑到暾欲谷的威望，打算邀请他来参加封禅，结果是“戎狄率从”。换句话说，据裴光庭墓志，暾欲谷只是唐朝拟邀请的人员，但暾欲谷本人究竟有没有来则不得而知。我们把正史、裴光庭碑和裴光庭墓志放在一起，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说法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墓志提到了暾欲谷是拟邀请大臣，神道碑记载了执失颉利发和阿史德暾泥熟是正式参加大臣，正史则将二人省作一人“阿史德颉利发”。

我们知道，开元四年暾欲谷已经70多岁，那么开元十三年他就80多岁。70尚且古来稀，如果80多岁还能经受从漠北到长安近两个月的旅途劳顿，恐怕不现实。据《旧唐书》，玄宗前往泰山的过程中射中了兔子，“颉利发便下马捧兔蹈舞”。[62]如此矫健的身板，恐怕非80多岁的暾欲谷所敢奢望。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暾欲谷并没有亲自来参加泰山祭祀。裴光庭只是听闻暾欲谷的名声，但并不了解他的身体状况。种种迹象表明，暾欲谷在两年后就淡出政治舞台，甚至去世了。如果是暾欲谷本人前来参加封禅，唐朝正史和裴光庭碑不可能把他的名号写错，否则就是重大的交往事故，因为鸿胪卿袁振开元十三年在突厥汗廷曾亲眼见到过暾欲谷。[63]

夏德之所以坚持“阿史德暾泥孰（熟）”中的“暾泥孰（熟）”是“暾泥郭”的讹误，也就是“暾欲谷”的同音异译，是因为“阿史德”这三个字对他的立论十分有利。我们知道，20世纪学界存在一个百年争论，即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究竟是否是同一人。这个猜想，最早就是由夏德提出来的。夏德立论的根基，就是《裴光庭碑》中“暾泥孰（熟）”，也就是他认为的“暾欲谷”，具有“阿史德”的姓氏，正好与阿史德元珍的姓氏吻合。[64]夏德的观点提出来之后，有人应和，也有人反对，限于篇幅，我们不一一枚举双方的论证。[65]我们补充两点。首先，“元”字是入唐突厥人名字中的常见用字，并非阿史德元珍所独有，例如阿史那元庆、叱列元崇，等等。[66]其次，埃勒韦和克里亚什托尔内的解释中都存在一个时代错位的问题。正如罗新所指出的，“暾欲谷”是一个政治名号，在不同阶段它可以授予不同的人。在突厥碑铭中就多处提到Tonyukuk，显然不是指同一个人。[67]暾欲谷本人被授予“暾欲谷”这个名号，肯定是在他加入骨咄禄并建立功勋之后。但是，根据汉文史料，“阿史德元珍”这个名字在骨咄禄起事之前就已经出现。无论这个名字是他父母起的，还是他自己在主动融入华夏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的，其预设就是暾欲谷的父母在他孩提时或者他本人在骨咄禄起事前，就已经预知他将来会获得“暾欲谷”这个名号，才会给他取一个与“暾欲谷”含义匹配的“元珍”。这显然是一个时代错位。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夏德的假设放置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东方学脉络中，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在不同语境中的事物A和事物B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普遍性知识生产模式。夏德在学术路径上秉承了法国汉学的传统，尤其受德金（Joseph De Guignes）的影响为最。德金曾经提出汉文史料中的匈奴、柔然和突厥分别等同于西欧文献中的Hun、Avar和Türk，主导了西方汉学近三百年的学术取向。不难发现，夏德将暾欲谷和阿史德元珍等同，在提问方式上显然是受到德金的影响。[68]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确实具有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属于第一突厥汗国灭亡后在唐朝境内成长起来的一代。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阿史德元珍在西征突骑施的过程中临阵战死。[69]至于暾欲谷，我们不知道他具体何时去世。但是从开元十五年起，毗伽可汗身边的大臣已经变成了梅禄啜。我们推测，大概这个时候暾欲谷已经淡出政治舞台或已经去世。

四

结 论

《暾欲谷碑》的文本不啻为老臣暾欲谷为新君毗伽可汗呈献的一封“投名状”，他的目的当然是重返政治舞台，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却为我们解读开元初年突厥汗国的政治局势提供了条件。暾欲谷代表了唐廷亲手培养的一代突厥政治力量，他本人对唐朝有一定的归属感，后来在第二突厥汗国的政治运作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70]暾欲谷总能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持危扶颠。开元四年他凭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让突厥汗国免于分裂之厄。要知道，一旦突厥汗国分裂，必然造成大量九姓降户涌入漠南，从而给唐朝边境带来结构性压力。当然，与其说暾欲谷在突厥的内政中隐含着对唐朝的善意，还不如说这是突厥内部治理成功的溢出效应。晚年的暾欲谷凭借他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经验，深刻影响着毗伽可汗对唐朝的政策，使得突厥与唐朝之间享有近二十年的和平友好关系——除了个别小规模的摩擦之外。[71]暾欲谷去世之后，不仅突厥汗国内部失去了凝聚力，就连在对唐的政策上也乱了方寸。毗伽可汗被辅佐大臣梅禄啜鸩毒，之后的两任可汗在与唐朝的关系上毫无建树。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察合台文《突厥蛮世系》的汉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2BMZ113）的阶段性成果。

[2] 在如何处理突厥降户的问题上，唐朝官员经过了反复的讨论，最终唐太宗以温彦博的意见为主，兼采其他大臣的意见。参考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七章“唐朝对东突厥的措置”，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4～210页。

[3] 调露元年，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以阿史那泥孰（熟）匐为可汗。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6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42页；《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十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5433页。

[4] 第二突厥汗国，也有学者称之为突厥第二汗国或后突厥汗国。

[5] 面对默啜咄咄逼人的姿态，武则天“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默啜浸强由此也”。武则天甚至答应了默啜的和亲要求，孰料默啜竟以女婿人选是武氏，而非李氏为借口，发动对河北的侵扰。武则天对默啜无可奈何，又恨之入骨，改其名为“斩啜”。《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68～5169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5～6046页；《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十四》，第5435～5436页。

[6]《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第143页；《新唐书》卷四《中宗纪》，第109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0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7页。

[7] 中宗命令文武百官进平突厥之策，有不少人提出了听上去很难奏效的主意，譬如以铁汁灌飞狐口，或者在边境上树立木桩以刺突厥马蹄。一方面反映了唐朝对突厥入侵的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宗坚决要对付突厥。参考《全唐文》卷一七三，张鷟“将军任季状称于蔚州飞狐口累石墙灌以铁汁一劳永逸无北狄之忧（左右武卫二条）”，“又请削橛于塞上数千里钉以刺突厥马蹄断贼北道”，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768页。

[8]《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第2982页。

[9] 景云二年（711），睿宗曾答应默啜可汗的请婚要求，于是太极元年（712）默啜子杨我支来长安，但“俄而帝传位，亲竟不成”。先天二年（713），杨我支又来求婚，玄宗以蜀王女南和县主下嫁杨我支，但条件是杨我支要留在长安。参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二十四·和亲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331页。

[10]《旧唐书》卷一〇三《郭虔瓘传》，第3187页；《新唐书》卷一三三《郭虔瓘传》，第4543页。

[11]《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8行。本文中突厥碑铭的引文，皆由笔者从突厥文译出，参见Chen Hao，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682-745 AD)，Leiden：Brill，2021。同时请参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下文中突厥碑铭的引文，仅以某碑某面某行的形式出注。

[12]（开元三年），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壻高丽莫离支高文简、图片跌都督图片跌思泰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其秋，默啜与九姓首领阿布思等战于碛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2～5173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8～6049页。

[13]《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3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9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9页。

[14] 暾欲谷提到，默啜27岁成为可汗。（《暾欲谷碑》第51行）据《毗伽可汗碑》，默啜即位时，毗伽可汗本人是8岁。（《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4行）开元四年毗伽可汗是33岁，（《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9～34行；《阙特勤碑》北面第2～9行）那么可以推算出默啜享年52岁。

[15]《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第6719页。

[16]《阙特勤碑》东面第30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4行。当然，那时候他的名号还不是毗伽可汗，这里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17]《暾欲谷碑》第51行，“默啜可汗27岁时，我让他即位”。《阙特勤碑》东面第16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4行。

[18]《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十四》，第5439页；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3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9页。

[19] 日本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Saito，Shigeo（齊藤茂雄），“What is the ˒Bug-chor?：A Factor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Türk Qaghanate”，The Journal of Northern Cultures Studies，2016，No.7，pp.279-291.日文版：「突厥第二可汗国の内部対立——古チベット語文書（P.t.1283）にみえるブグチョル（˒Bug-čor）を手がかりに——」、『史学雑誌』第122卷第9号，2013年，第36～62页。

[20]《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十四》，第5439页。

[21]《阙特勤碑》汉文拓片照片，见W.Radloff，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1892，St.Petersburg：Buchdruc-kerei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录文参见李文田：《和林金石录》，收入“灵鹣阁丛书”，光绪二十三年元和江氏湖南使院刻本，第1～3页；盛煜：《阙特勤碑》，见丁麟年编：《栘林馆金石文字》，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2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4487～14493页。笔者对《阙特勤碑》汉文部分作了全新的录文和笺注，见Chen Hao，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682-745 AD)，pp.227-230。

[22]《阙特勤碑》北面第2～9行：他31岁时……九姓乌古斯与我们为敌，一年中共交战五次。……［第二年］春天［他32岁时］，我们出征乌古斯。紧接着北面第10行：“我弟阙特勤去世了，我十分悲痛。”

[23] 开元十三年唐朝鸿胪卿袁振出使突厥时，“小杀与其妻及阙特勤、暾欲谷等环坐帐中设宴”。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5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3页。

[24]《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76页；《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第6114页。

[25] 关于第一突厥汗国分裂的原因，参考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一章第五节“突厥汗国的内乱与分裂”，第21～26页。

[26] 暾欲谷先后辅佐过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故称“三朝元老”。

[27]《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3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1页；《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十四》，第5439页。

[28] W.Radloff，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Zweite Folge，St.Petersburg：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99，p.2.

[29] V.Thomsen，“Alttürkische Inschriften aus der Mongolei”，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1924，Vol.78，p.162.

[30] S. E. Malov (С. Е. Малов)，Пам 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1，p.64.

[31] H.N.Orkun，Eski Türk Yazıtları Ⅰ，Istanbul：Devlet Basımevi，1936，p.100；T.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68，p.283.

[32] G.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623.

[33] M.Erdal，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Vols.I-II，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91，p.605.

[34] 笔者认为较合理的中文译法是：我本人毗伽暾欲谷为唐朝而生。

[35]《暾欲谷碑》的拓片，参见W.Radfloff，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Lieferung 4，St.Petersburg：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99。

[36] 前辈学者对《暾欲谷碑》的研究，主要围绕文献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展开。在文献学方面，除了上文所引用的译本外，还有以下诸种译本值得重视：P.Aalto，“Materialen zu den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Suomalais-Ugrilaisen Seuran Aikakauskirja 60(7)，1958，pp.1-91；R.Giraud，L'Inscription de Baïn Tsokto，édition critique，Paris：Adrien-Maisonneuve，1961；Г.Айдаров，Язык Орхон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VIII Века，Алма-Ата，1971；V.Rybazki，Die Toñuquq-Inschrift，Szeged，1997；A.Berta，Szavaimat jól halljátok… A türk és ujgur rovásírásos emlékek kritikai kiadása，Szeged，2004；C.Alyılmaz，Orhun Yazıtlarının Bugünkü Durumu，Ankara，2005；Mehmet Ölmez，Orhon-Uygur Hanlığı Dönemi Moğolistan’daki Eski Türk Yazıtları，Mertin-Çeviri-Sözlük，Ankara，2012；H.Şirin，Köktürk ve Ötüken Uygur Kağanlığı Yazıtları，Söz Varlığı Incelemesi，Konya：Kömen Yayınları，2010；Erhan Aydın，Orhun Yazıtları (Köl Tegin，Bilge Kağan，Tonyukuk，Ongi，Küli Çor)，Konya，2012。在历史学方面，在夏德的文章（见下文）之后，相对系统的研究有：R.Giraud，Les Règnes D'Elterich，Qapghan et Bilgä (680-734)，Paris，1960；Wolfgang-Ekkehard Scharlipp，Die frühen Türken in Zentralasien：eine Einführung in ihre Geschichte und Kultur，Darmstadt，1992。

[37]《暾欲谷碑》第46行提到征服中亚粟特地区，说anta berüki şuk başlığ soğdak bodun kop kelti，yükünti，sögti，türk bodun temir kapığka……“从那边，以şuk为首的粟特人民全部来了，称臣了，跪下了。突厥人民从未到过铁门……”不过，因为“突厥人民”前面的那个单词模糊不清，学者们读法不一。日本学者铃木宏节推断读作otuz，意思是“三十”。（铃木宏节：《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ジア情勢──》『史学雑誌』 第115卷第10号，2000年，第1～36页，特别是第8页）我们暂且按照西方突厥学界普遍接受的读法，读作sögti，释作“臣服了”，也更符合碑铭的上下文意思。Chen Hao，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682-745 AD)，p.169.

[38] Peter B.Golden，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42.

[39] 突厥语中的Sir，与汉文中的哪个概念对应，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我们暂且采纳耿世民先生的观点，将其译作“薛”。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09页。

[40] 上文已经提及，汉文史料说默啜是自己篡位，因为当时骨咄禄的儿子尚年幼。根据毗伽可汗后来的叙述，默啜是按照法律程序即位的。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68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5页；《阙特勤碑》东面第16行；《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4行。

[41]《暾欲谷碑》第55～57行。突厥语原文是：bintegi bar erser ne buŋı bar erteçi ermiş。这句话中的第一个词我们采取土耳其学者Cengiz Alyılmaz的最新读法bintegi，意思是“像我这样的人”，其他的读法参见Chen Hao，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682-745 AD)，p.172，n.111；C.Alyılmaz，“Bilge Tonyukuk yazıtları üzerine birkaҫ düzeltme”，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10，2000，pp.103-112.

[42]《暾欲谷碑》第58行。耿世民的译文是“我谋臣暾欲谷让人为突厥毗伽可汗的国家写了（这个碑）”。耿译中的“为”与笔者所用的“向”没有实质的区别，都是用来翻译突厥文中缀加在“毗伽可汗”后的向格词尾。耿译的“为”不能理解成汉语中的“替（某人做某事）”的意思。

[43]《暾欲谷碑》第59～61行。

[44]《暾欲谷碑》第62行。突厥语原文是：türk bilge kağan türk sir bodunuğ oğuz bodunuğ igidü olurur。这句话中的动词是olur-，既有“在位”的本义，又有“存养、爱护”的引申意思。所以我们将这句话的层次性译出来，译为“［现在是］突厥毗伽可汗在位，并养育着突厥—薛的人民和九姓”。其中方括号内的成分系根据上下文补充。参见Chen Hao，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ca.682-745 AD)，pp.173，178。

[45]《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乃召默啜时衙官暾欲谷为谋主”，第5173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乃召暾欲谷与谋国”，第6051页。

[46]《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第6720页。彭建英、王静宜认为，“其时阿史那氏似已不能单凭自身力量掌控突厥部落，而须依靠出身阿史德氏的暾欲谷之威信，来共同面对危局”，参见彭建英，王静宜：《唐、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第152页。

[47]《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第6722页。参照《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3～5174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2页。

[48] V.Thomsen，“Alttürkische Inschriften aus der Mongolei”，p.161.

[49] G.Clauson，“Some Notes on the Inscription of Toñuquq”，Studia Turcica，Budapest：Akademiai Kiado，1971，p.132.

[50]《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4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2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第6722页。

[51]《隋书》卷八四《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4页；参见陈浩：《从碑铭中bark一词看突厥人“敬鬼神”之俗》，《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4～138页。

[52] 暾欲谷的这两项表态，都是他从突厥汗国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提出的谏言，关系到汗国的生死存亡。后来的回鹘汗国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与突厥相反的决策，分别建筑了城池和立摩尼教为国教。回鹘可汗的决策动摇了游牧帝国的国体，其结果是导致鄂尔浑传统的断裂。840年黠戛斯打败回鹘后，直到蒙古帝国的兴起，漠北才再次出现大型的政治体。参考M.Drompp，“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D.840”，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9/3，pp.390-403.

[53]《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5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2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八年”，第6743页。

[54]《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6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3页；《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十四》，第5442页。

[55] 张九龄撰：《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神道碑》，收入《文苑英华》卷八八四，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660页。

[56] 张九龄撰：《裴光庭碑》，收入王昶辑：《金石萃编》卷八一，中国书店，1985年，唐四十一。

[57] F.Hirth，“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im 7.Und 8.Jahrhundert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in W.Radloff，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golei，zweite Folge，pp.9-10.汉译本见夏德撰；陈浩译：《跋〈暾欲谷碑〉》，《欧亚译丛》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8页。译文后收入陈浩主编：《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98～214页。

[58] E.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Vancouver：UBC Press，1991，pp.385，223.日本学者稻叶穰对汉文史料中“泥孰”的用例，以及西突厥的泥孰作了详尽考证，见稻叶穰：「泥孰考」、『东方学报』第85册、2010年、第674～692页。

[59] 当然，史文中也有“泥孰”和“泥熟”并存的例子。例如《旧唐书·突厥传上》和《新唐书·突厥传上》的“泥孰匐”，《通典》作“泥熟匐”。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66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2页；《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典十四》，第5433页。

[60] 赵振华：《唐裴光庭墓志与武氏墓志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第103页。

[61] 赵振华：《唐裴光庭墓志与武氏墓志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第107页。

[62]《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6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3页。

[63]《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5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53页。

[64] F.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im 7.Und 8.Jahrhundert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pp.9-10.

[65] 支持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土耳其学者埃勒韦（A.U.Elöve），他提出突厥语的Tonyukuk可以分解为ton+yokuk，其中ton的意思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正好对应于阿史德元珍名字中的“元”，第二个字yokuk来自于动词yok-“升［官］”，因此，tonyukuk在突厥语里的意思就是“最高贵的人”。A.U.Elöve，“Bir yazı meselesi üzerine”，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ı Yıllığı Belleten，1958，pp.69-85.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S.Kljaštornyj）更进一步，他援引马洛夫的字典中yok-有“珍视”的涵义，从而与阿史德元珍的“珍”字吻合。S . G. Kljaštornyj（С.Г. Кляшторный），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АУКА》，1964，p.31.不过，查克劳森和艾达尔的字典，yok-并没有“珍视”的意思。G.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M.Erdal，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vols.I-II.罗新从政治名号的角度，对此提出了反驳。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第97～104页，后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3～224页。陈恳对汉文史料中ton的疑似音译作了统计，他倾向于认为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是同一人的观点。参考陈恳：《暾欲谷家世钩沉》，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3～135页。

[66]《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9页；《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四年”，“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第6573页。

[67]《毗伽可汗碑》南面第14行提到“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Tonyukuk Boyla Baka Tarkan）。《阙利啜碑》西面第1行有“齐干暾欲谷”（Çıkan Tonyukuk）。参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7、178页。

[68] 陈浩：《夏德与西方汉学转向》，待刊。

[69] 据新、旧《唐书》的记载，阿史德元珍战死的事件，应该是在骨咄禄去世（691年）之前发生的。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68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6044页。《资治通鉴》提到，神功元年（697），阿波达干元珍劝默啜可汗不杀田归道。参见《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神功元年”，第6515页。案：司马光的这条材料，应该是从《朝野佥载》中来。参见张鷟：《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第74页。《朝野佥载》中的故事来源复杂，且不少内容荒诞不经，我们还是应该以《旧唐书》为据。

[70] 像暾欲谷这样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和丰富政治经验的人物，对唐朝的态度肯定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我们不宜用非黑即白的标准来对暾欲谷进行“脸谱化”的解读。所以，《暾欲谷碑》中个别地方把唐朝说成是敌人，且不说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更不足以否定我们对其开篇大字刻写是为了强调与唐朝纽带关系的这一解读。我们注意到，《暾欲谷碑》没有生肖纪年的信息。日本学者护雅夫据此说暾欲谷是反对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者。（护雅夫：「游牧国家の“文明化”」，收于『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Ш、山川出版社、1997年、第42～73页，尤其是第69页）此乃一家之言。生肖纪年的方式，确实是从汉地引入的，但是很可能已经内化为突厥的一种文化符号，不再具备社会成员藉此来表达对唐态度的功能了。后来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提供了非常具体的纪年数据。我们不能单凭有无生肖纪年这一项指标，就推导出暾欲谷和毗伽可汗对唐朝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说暾欲谷对唐朝有一定的归属感，主要是考虑到学者对《暾欲谷碑》开头第一句话“我本人毗伽暾欲谷是唐朝生”的不同解读而做出的折中之举。暾欲谷在碑文中表现出对唐朝态度的暧昧不清，提示我们要更多地把历史行为体的观念放置于具体的政治语境中考察。暾欲谷身份的多元属性，直到元代仍然有回音。元代欧阳玄撰《高昌偰氏家传》载：“偰氏，伟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国人。”（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十一，汤锐点校、整理：《欧阳玄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此份家传不是严格的历史撰述，里面的内容与史文多有不合之处，且代表了元朝畏兀儿人的历史记忆，而唐朝的突厥与回鹘是两个不同的游牧王朝，我们更不宜用当代民族主义话语对“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国人”进行庸俗化的解读。

[71] 即前述暾欲谷掠凉州羊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