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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盘龙城及夏商考古新发现与研究”分论坛纪要
摘要: 11月25日至27日，“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举办。来自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以及全国各考古研究院所、高校以及英国、德国、美国的近15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与会。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二里头、二里冈文化向南扩张过程 ...
11月25日至27日，“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举办。来自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以及全国各考古研究院所、高校以及英国、德国、美国的近15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与会。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二里头、二里冈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成的一处大规模中心聚落，代表着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1963年为配合水利工程建设，湖北省博物馆对盘龙城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1974年、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合对盘龙城遗址开展大规模正式发掘，在城内发现三座大型宫殿基址，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在盘龙城遗址设立盘龙城考古工作站，专门负责有关盘龙城遗址的各项考古工作。2001年出版的《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总结了这一时期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成果。2013年开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现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组成联合考古队负责盘龙城的考古工作，并对遗址进行了近期和中长期规划，探索盘龙城遗址聚落布局、盘龙城遗址环境及变迁、盘龙城与周边区域文化的互动、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盘龙城：1995～2019》以田野报告加专项研究的五卷本形式于此次研讨会开幕式上正式发布。
本次研讨会包括大会主旨报告及三个分论坛，现将主旨报告与“盘龙城及夏商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下简称考古论坛）分论坛进行简要介绍。
开幕式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及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付罗文以视频形式对大会表示祝贺，并对盘龙城未来的考古发现及学术研究提出期望。随后，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在致辞中阐释了盘龙城遗址的重要性，首先盘龙城遗址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为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其次，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最早融入中原历史进程的重要象征，促进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古代文明的交流发展；再次，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古代文明融汇的重要历史起点。
大会主旨报告有四位学者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作“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主旨报告，提出长江中游地区对于实证“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具有充足的考古资料，盘龙城是商时期中原王朝控制南方的核心城市，是商人为开发南方、获取资源在长江中游建立的一个重要据点，包括盘龙城在内的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作“长江中游地区对三星堆的文化影响”的主旨报告，认为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具有重要关系，如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与石家河文化有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显示其终极源头是中原地区，而其直接源头可能是盘龙城遗址。德国慕尼黑大学文化学系汉学学院教授夏玉婷（Maria Khayutina）作“盘龙城的青铜兵器与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的主旨报告，探讨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銎斧、銎矛、直背刀、短剑等青铜兵器与典型的商式器物不同，可能与所谓的塞伊玛-图尔宾诺跨文化现象有关，即从北方草原传入中原地区，完成了“本土化”之后继续向南带到盘龙城遗址。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张昌平作了“盘龙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的主旨报告，回顾了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重要历程，认为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带来的青铜文明，串联形成大河文明中的双大河结构，使长江流域进入与黄河流域并轨的中华文明进程。
“考古论坛”共24位学者发言，内容涉及盘龙城遗址相关研究、近年来夏商考古新发现、青铜器研究、冶金考古及夏商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等多个方面。
盘龙城遗址相关研究。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豆海锋认为，盘龙城是商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盘龙城遗存中除了大量的商文化因素之外，还可窥见“非商”的多元文化特征，丰富了盘龙城的文化内涵，塑造了独特的文化特征。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徐昭峰、博士生逄馥璐以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器为基础，认为盘龙城可能是商代早期阶段的南北文化交流中心，而促成这一中心形成的原因，可能与商王为维护南土统治稳定性而采取的融合宗教信仰体系有关。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郭艳利认为，盘龙城墓葬随葬的兵器存在等级差异，盘龙城兵器与商文化兵器有着极大的一致性，表明对商文化的文化认同，不过，盘龙城兵器依赖铜料资源的优势，其礼仪兵器的组合与成型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领先性。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井中伟指出三角援铜戈、扉耳铜剑等的起源地在盘龙城，或为满足盘龙城战争需要而起，反映了盘龙城的青铜器存在一定的自身特色，部分器类对晚商西周时期南北方青铜兵器产生了深远影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以“景”字在“景亳”地名中的地位入手，考证“景亳之命”大会是灭夏之后在亳都即郑州商城举办的，并论证其主题为“命”，即成汤向诸侯群后发布命令，鼓励治理地方，并服从中央政令，而雄居盘龙城之“侯”也应参与此次大会，大会之后，盘龙商城开始实施“商政”。
夏商考古新发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文胜介绍了郑州商城的考古新发现，以此讨论了商族群的多元复合特征以及商人、商文化的多源头，并强调青铜文明的多学科解构，能发现华夏文明的多元复合，亦可揭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富成以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考古新发现对早商时期的礼制进行了探讨，书院街墓地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的贵族墓地兆域，是殷墟王陵东西并列方形兆域的直接来源，其出土的觚、爵、斝、斗酒礼器组合，把中国酒礼的形成上溯到早商时期，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早商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牛世山研究员和李潇檬博士介绍了2021～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新收获，在洹河北岸地区发现四横两纵的路沟以及沟渠，为研究殷墟（大邑商）的规划与布局、商文化与商代社会提供了新材料。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饶华松介绍了江西九江围绕荞麦岭遗址共调查发现先秦至汉唐遗址42处，荞麦岭遗址近年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商代遗存，对认识江西地区夏商文化面貌和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盛伟报告了湖南汨罗黑鱼岭墓地的新发现，澄清了以往关于费家河文化墓葬特征的认识，为探讨费家河文化与中原及两广百越文化区的交流和互动，殷墟时期中原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青铜器研究。夏商周三代又被称为青铜时代，其时“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青铜器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对研究微观层面的器形、纹饰及工艺特点以及由此从宏观上了解社会背景、礼器制度和文化交流等信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通过对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管流角和管流爵研究，认为铸造青铜管流角是对早期陶器选择性的再现，盘龙城杨家湾墓葬出土的管流爵与二里头管流角的工艺相同且装饰一致，表明盘龙城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也为认识杨家湾墓地的年代提供了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对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容礼器觚、爵进行分析，他指出，有“妇好”铭的铜觚和铜爵数量基本一致，但非“妇好”铭的铜觚爵，数量往往不对等。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王乐文、博士李天蔚将商墓的用鼎情况分为三组，即大小相同、大小相近及大小相次，这种用鼎制度与商王朝疆域扩张过程同步，是商王朝在丧葬仪式中建立职权认同，强调统治地位的结果。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闻捷指出，“铃钟”可能为专指中原地区的无枚钮钟，这应当为一类乐钟的专名，是周代青铜乐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张天宇系统梳理了叶家山墓地出土的具有长江流域风格青铜器及纹饰，为今后辨识此类器物提供参照。
冶金考古研究。与会学者不仅讨论了早期铜器冶金技术的形成与交流，也就具体器类的铸造工艺进行了深入分析。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教授梅建军依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分析研究，探讨了中国早期铜器及冶金起源研究的相关问题，他指出，中国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且断续经历了多个中间环节，这是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形制和技术特征形成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研究员刘煜通过对洹北商城铸铜遗址、安阳殷墟多个铸铜遗址的考察，指出晚商和中商之间既存在技术上的传承，也有明显的技术转变，体现在晚商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复杂化分范方式、盲芯的使用以及分铸技术的应用变化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树祥研究员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书记郑正盛探索了商王朝对鄂东南和赣北矿产资源的管控策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占伟则依据殷墟出土铜觚上的范线、孔洞等铸造痕迹，以及觚的范芯等反映的铸造信息，从铸型分范方式、范芯的组装方式等全面考察了殷墟铜觚的铸造工艺。
夏商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路径研究。夏商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路径，近年也讨论热烈。随着众多考古发现的出土，“金道锡行”亦越发明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梳理了以“金道锡行”金属流通网络的构建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工作情况，并提出有关研究、保护和利用的建议。南京大学教授赵东升提到了夏商时期长江下游的文化交流情况，他将夏商时期宁镇皖南地区分为四小区八期，其中第三至五期的马桥文化因素与盘龙城类型关系密切，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当地的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
此外，位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亦是近年的热门话题，与此有关的学术讨论方兴未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以情景再现的形式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内的8座埋藏坑填埋活动进行了复原，他指出，这些填埋活动是在祭祀活动后立即发生的，有序且分步骤的填埋行为本身可能也是此种典礼活动的流程之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则从资源流通视角入手，综合考古学、科技分析以及文献证据，认为商时期三星堆与殷墟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资料流通体系，象牙、海贝等珍稀资源由三星堆运至殷墟，青铜资源则从殷墟输入三星堆。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冉宏林就三星堆遗址所见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他将其分为五个等级，以所带冠帽的差异体现不同的人群、等级及职能，其中第一等级为引领、指挥祭祀活动的大祭司，第二等级为具体参与祭祀活动的祭司或神职人员，第三等级是为祭祀活动服务的普通人，三者均与祭祀活动相关；而第四等级为普通民众，第五等级为奴隶或俘虏，则与祭祀活动无关，表明中原礼制对其的影响较深。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水涛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此次研讨议题丰富多样，包括盘龙城相关问题研究、早期冶金技术及资源开发研究、中原商文化的新发现及相关研究、三星堆相关研究以及湖南、江西等地考古新发现的汇报等。此次会议凸显了武汉和江汉地区作为长江文明中游中心区位的特点，今后夏商文明的研究仍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关于长江文明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仍是研究重点。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