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第三届黄河发展论坛暨第八届鲁青论坛”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论坛由山东大学、青海师范大学主办，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山东大学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山东黄河水沙研究中心承办。论坛分为大会主旨报告和分论坛报告两个环节。其中分论坛四：黄河文化与黄河考古论坛由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东方考古》编辑部承办。

8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作题为“我国年代际降水变化的空间分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大会主旨报告。他提出，青藏高原年代际降水变化的南北“双核模态”是亚洲夏雨区“巨型三明治模态”的区域表现。亚洲高山区南北偶极模态、亚洲中部干旱区的降水变化“西风模态”和我国东部东亚季风区的“南涝（旱）北旱（涝）”模态共同组成了亚洲夏雨区“巨型三明治模态”，其不仅存在于现代降水变化之中，而且可能在整个全新世时期始终存在。未来需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和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利用更多更可信的古气候记录、现代观测数据和高分辨全耦合气候模式来进一步深入探讨亚洲夏雨区降水变化“巨型三明治模态”的特征和归因问题。

8日下午，分论坛四“黄河文化与黄河考古论坛”举办，来自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10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黄河文化与黄河考古”这一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共计40余名学者及师生参与此次论坛。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王芬表示，山大考古团队以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为目标，已在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进展。其中在济南章丘焦家遗址的发掘，确立了黄河下游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黄河案例。山大考古团队编写了《黄河大系》系列丛书的《文物卷》，对于展现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是时代赋予考古学者的历史责任。

随后与会专家学者从三个方面进行学术报告。首先，分享了黄河流域诸多备受瞩目的考古新发现，包括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新发现，晋西史前石城、陕西韩城陶渠春秋京邑遗址以及陕西黄河中游晋陕峡谷新发现的石制品等；其次，展示了黄河文化与黄河考古的重要研究进展，包括史前狩猎采集人群在黄河上游地区的活动历史，黄河上游马家窑与宗日文化的交流，河湟文化的交融性特征以及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古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最后，围绕丝路黄河的文化汇通，以及黄河文明承载着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展开讨论，深化了开展黄河流域考古及黄河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王青教授以“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古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从永城王庄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谈起”为题进行了报告。他提出苏鲁豫皖交界地区遗址分布相对较多，处于黄河冲积扇的核心区域，河道变迁频繁。根据文献记载和大范围遗址分布格局及空白区的考古学证据，至少龙山时期黄河下游应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南北改道，流经菏泽和苏北一带，南流注入黄海。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尽管处于地势低洼地带，但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丰富性的优势，绝非文化边缘地带，而是文化交汇地带和文化中心地带。环境考古在该地区尤为重要，应给予充分重视，重点攻关，联合攻关，希望能成为今后我国多学科综合开展环境考古的样板地区。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张东菊教授作了题为“黄河上游地区的旧石器人群与文化”的报告。她提出黄河上游地区考古遗存丰富，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活动频繁，连接了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同时也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关键地区。通过对该地区近年旧石器中晚期、细石器考古新发现的梳理和分析，希望能厘清史前狩猎采集人群在黄河上游地区的活动历史，特别是能更好地理解黄河及其支流在两大高原之间的旧石器人群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梳理现代人的产生与扩散的历史。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朱超副研究馆员带来题为“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史前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的报告。他表示，近年来，沂水跋山遗址、临淄赵家徐姚遗址、滕州黄安遗址、滕州岗上遗址、邹城中南宫遗址以及临淄桐林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为海岱地区的文化谱系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使其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与细化，特别是勾勒出了旧石器时代中期10万年以来至新石器时代早期1万年前后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更为从山东独特的视角出发，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认知深度与广度。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张光辉副研究员的报告主题为“晋西史前石城的探索与发现”。他提出黄河东岸的晋西地区是我国史前石城的重要分布地区，与陕蒙在黄河两岸地区形成了一个连片的北方石城文化圈。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基本可以确认史前石城在黄河东岸大体分布集中于吕梁山西麓地区，北及偏关，与清水河连成一片，南达石楼附近。结合以往周边的发现，可进一步完善其在河套的空间分布，即集中于北至大青山，南至石楼、吴堡清涧附近，东西多于黄河两岸一级的中下游附近，形成成片集中分布态势。特别是兴县碧村遗址的发现，为认识这些石城功能提供了重要窗口。从选址、布局规划、城门设防观念来看，结合周边其他区域城址功能的判断，集中指向该批石城出现有着强烈的军事防御功能，究其原因，与半月形地带所处的气候交替地带特性密切相关。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卫东副教授作了题为“黄河文明承载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报告。他提出古今黄河沿岸郑州—洛阳为核心区域，从夏王朝开始作为正统王朝都城所在地达3000多年。对其进行长时段地梳理，可以从农业生产、都城规划、“中国”正统观念、礼乐文明、“龙”崇拜、汉字等几个角度，理解此核心政治地理空间承载了黄河文化的核心文化景观空间，也承载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黄河及其支流孕育出的黄河文明在其形成阶段吸纳熔铸了四面八方的文明成就，在其赓续发展阶段辐射影响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的发展演进。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最关键的是黄河文明承载的中华文明主根主脉赓续不辍。

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副院长杨建军教授作了题为“丝路黄河的文化汇通意义”的报告，他提出丝路黄河是中国大地独有的文化奇观。以西安为起点来看，丝路与黄河的相遇，主要集中在丝路古道的陇右道与青海道。其具体分为三线：一为沿黄河支流的泾水谷地西北行；二为沿黄河支流的渭水谷地西行；三为沿黄河支流的湟水谷地西北行。黄河水道与丝绸之路的相遇，除黄河干流外，还涉及多条黄河支流。水陆交通的密集汇通，为物质层面的器物互通和精神层面的文化互鉴提供了可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丝路与黄河的交汇视角提示我们要多角度讲好黄河故事，更启示我们思考路道交汇对中国文化及人类文明发展的特殊意义。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丁柏峰教授的报告主题为“论河湟文化的交融性特征”。他提出河湟谷地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既是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结合部，也是历代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反复争夺的一个焦点地区，主体民族变动频繁。河湟地区作为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交融性特征是河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地理环境的交融性决定了农牧业民族的交融性，也决定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性。河湟文化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基础上的多元复合文化，多元文化的背景是河湟地区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河湟的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杨俊辉以“陕西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调查新发现石制品”为主题进行了报告。他提出2018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以及陕西各地市文物部门配合，于黄河中游晋陕峡谷陕西侧开展了大范围的调查工作。迄今为止，新发现旧石器旷野地点70余处，采集到石制品上千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发现的石器地点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的二、三级阶地上，部分石制品直接采集于暴露出的马兰黄土剖面上。结合埋藏地层堆积和初步的测年数据，此次调查石制品的年代基本属于晚更新世。石器技术方面，整体上呈现出中国北方传统的简单石核—石片工业。值得关注的是，调查中在部分地点地表采集到细石核，虽然数量很少，但证明在该区域存在细石器技术因素。本次调查工作进一步扩大了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遗存的分布范围，丰富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内涵，特别是细石器的出现，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侯光良教授带来题为“大河之缘——黄河上游马家窑与宗日文化的交流”的报告。他提到宗日文化是黄河流域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既处于黄河上游，又横亘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这种地域特点决定了宗日文化一方面受来自黄河偏低海拔的马家窑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又受本区域自全新世早中期一脉相承的细石器文化的强烈影响。在陶器方面，宗日文化羊曲南坎沿遗址伴出具有马家窑文化特征的陶器；在石器方面，南坎沿遗址出土部分石器呈现出与青藏高原全新世狩猎采集人群细石器工业的相似性。宗日文化很好地继承了马家窑文化与早先高原细石器文化的优秀基因，融合创造出了极富青藏高原地域特色的新石器文化。此外宗日文化作为活跃在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文化，扮演了高原与周边新石器文化交流的中转手的角色，在东亚与印度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马亮作了题为“陕西韩城陶渠春秋京邑遗址考古收获”的报告。他提到陶渠遗址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陶渠村及西赵村北，2020年至2023年间在高级墓葬区共发掘“甲”字形大墓8座，中型墓葬7座，小形墓葬1座，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方向均为东西向，大中型墓葬多见殉人、腰坑、殉狗等葬俗，“甲”字形大墓的斜坡墓道中整齐排列有5—7辆整车马，车舆内多放置器物，随葬陶器常见同形并出现象。根据M16出土铜戈的铭文“京”字，结合陶渠墓葬的葬俗等，初步判断陶渠遗址为春秋时期的畿内封邑——“京”邑。作为春秋时期为数不多的、可确定的畿内封邑，陶渠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周代分封制、政治地理有重要意义，为复原春秋“京”邑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东大学坐落于齐鲁大地，历来重视黄河文化与黄河考古。黄河文化与文明研究中心成自立以来，以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为目标，在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研究方面已取得一系列研究进展。黄河文化与文明研究中心积极参与科技部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对焦家、垓下、青丘堌堆、前冢子头、邾国故城等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本次黄河文化与黄河考古分论坛的成功举办，展示了黄河文化与黄河考古的最新成果，深化了讲好“黄河故事”的重大意义，推进了考古学研究区域内互促互动。与会专家学者达成了加强合作与交流的共识，希冀携手推进黄河流域考古研究的深入融合，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将辉煌黄河历史、现代黄河文明与“一带一路”串联好、结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