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圣杯屿沉船的发掘与研究、漳州海上丝绸之路专题展的开展，10月23至25日，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及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漳台海洋文化交流”学术沙龙在漳州市博物馆召开。来自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广东、海南、香港等地考古文博机构及高校的5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海洋人文与沉船考古、月港考古与研究、海洋物资与文化交流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交流。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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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海洋人文与沉船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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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莱顿大学荣休教授、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在《尤纽士牧师在西拉雅的十四年：一位背负使命的人的争议性生涯》（Fourteen Years among the Siraya, Reverend Robertus Junius, the controversial Career of a Man with a Mission）报告中，介绍了殖民时期荷兰传教士在台湾传教活动并与台湾原住民接触、交流的情况。

法国远东学院香港中心柯兰(Paola Calanca)主任的报告《台湾周边之海域环境：认知与现实》，探讨了十六到十八世纪《明经世文编》《续修台湾县志》《台海使槎录》等中文史料关于台湾周边航海环境的描述，着重解读了其中“万水朝东”“落漈”“弱水”与“沟”等难以解读但具有指示意义的词汇，并识别出这些特殊词汇所反映的现象在今天台湾海峡发生的大致区域。

海洋文化学者许路的报告题目为《水的连接、共情与动态知识》，从“地方性知识与动态知识”“技术与技艺”“社区、空间与文化”三个知识框架体系分享了对构建漳州海洋地方性知识库的思考。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梁国庆副所长在《漳州圣杯屿沉船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的报告中，分享了福建漳州海域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果。经过2014年以来的三次水下考古调查和2022至2023年度的水下考古发掘，圣杯屿沉船遗址发现了船体构件，并出水文物1.7万余件，主要为元代龙泉青瓷和陶罐、铅锤、印章等文物。遗址重现了元代晚期龙泉青瓷外销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对深入研究元代航海史、造船史和船上生活具有重要价值。

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吴春明在《漳州古代沉船中两件重要文物的世界史意义》报告中，以漳浦沙洲屿沉船遗址出水的元代量天尺和东山冬古明末清初沉船遗址出水的铜烟斗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出水的元代量天尺是继泉州后渚宋代沉船之后发现的又一例证，进一步佐证了宋元时期闽南船家远洋海船上已经使用量天尺测量北极星出水高度，是区域天文导航术成熟、定型的反映。铜烟斗则是目前我国沉船遗址所见的唯一一件烟具，是烟草文化在东亚大陆传播、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考古物证。该烟具是明郑集团在闽台、日本、东南亚间三角贸易航运背景下从日本传入的，再现了明清时期东亚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局域形态。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文江研究馆员在《江西地区仿龙泉青瓷窑址的考古学观察》报告中，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对江西地区分布于信江流域、修水流域、萍水河流域、赣江流域、抚河流域、乐安江流域和昌江流域的67处仿龙泉青瓷窑址进行了分析研究。按照品种组合、胎釉、装饰、装烧、窑炉和分布区域，将这些窑址分为五个仿龙泉青瓷类型和三个演进阶段，对于认识江西地区仿龙泉青瓷的生产以及赣浙闽区域古代窑业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丁见祥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九梁I号沉船与明末清初东亚海域贸易》。九梁I号沉船是位于福建平潭海坛海峡北口、屿头岛、小练岛间海域的一艘明代沉船，2006年以来做过三次调查，但未进行过全面发掘。丁见祥依托出水文物及明末清初东亚海运形势变迁，认为九梁I号沉船应为1625年至1645年自福州出发，经海坛海峡，取澎湖列岛，到台湾南部大员热兰遮城或在澎湖开展贸易的途中在海坛海峡沉没的商船，或反映了荷兰盘踞大员（1624-1661）时的贸易情形。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肖达顺所长汇报了《13—14世纪广东水下考古主要发现与研究》，梳理了唐宋元时期广东地区窑业遗存的发现情况，重点讲解了正在开展的南澳二号元代沉船遗址考古工作的进展，还对宋元之际崖门出海口周边的海洋活动遗迹、上下川岛发现的元代沉船文物点，以及与“南海Ⅰ号”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九龙圣山遗址等广东沿海与海洋贸易相关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分析。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徐文鹏以《从沉船出水资料看南宋德化窑生产与外销的阶段性特征》为题，运用空间分析的方法，通过量化生产规模、出土器物类型学和化学成分等分析，研究了宋元时期德化盖德、龙浔—三班两个区域瓷器集中产地的生产与海内外的流通差异。他认为宋元时期德化窑内部呈现不同区域特征，还通过对爪哇海沉船、南海I号沉船以及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的成分分析研究，探讨了宋代德化窑的生产和运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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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月港考古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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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周杨副教授汇报了《月港周边明清时期航标塔的调查与初步研究》。他借助民间航海针路簿上、地方志及航海舆图上等传世文献记载，作为相关航标塔认定的依据。结合系统的田野调查，发现福建滨海地区航标塔的分布形成了福州港、泉州港和月港三个中心，利用GIS空间分析后，将航标塔分为近海离岸类、港区近岸类和内河航道类三种类型。他还对月港周边现存7座明清时期的航标塔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航标塔功能、修建与组织、港口转移、航道开发等问题。

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涂志伟会长报告的题目为《关于深化大航海时期大月港认识的若干思考》。他认为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形成了一张幅射闽、粤、台、赣、浙、苏、鲁、川等多省市的国内贸易网络，而大航海时期建立的月港—马尼拉—美洲—欧洲的世界性贸易航线，真正发展成为环绕全球、联系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他认为应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充分挖掘大航海时代大月港海丝文化、闽南文化、海洋文化的内涵。

厦门市博物馆陈文研究馆员汇报了《厦门岛主要的港口码头遗址考略》。在阐述厦门岛在新石器时代至汉唐时期初步开发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宋代厦门岛上东渡码头、五通码头和码头社（即美仁社）等沿海码头肇始，明清时期厦门港、筼筜港、钟宅港、东埭港等重要环岛港湾码头的建设历史，其中厦门港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之一的基础。

漳州南风侨批馆林南中馆长以《明清时期“海丝货币”在漳州的流通及影响》为题发言。他认为漳州凭借得天独厚的海上交通优势和人文自然条件，融入了新航路之中，海外“番银”大量流入闽南，形成独具闽南特色的“海丝”遗珍。通过文献记载、历代石刻碑记以及与“番银”相关的闽南民俗的田野调查和考证，详细介绍了明清时期多种海外货币在漳州的流通和使用情况。这些“番银”记录了闽南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历史，并对闽南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漳州市诏安县闽南文化研究会林建顺理事长汇报了《闽南“番银”在碑刻中的称谓与遗存实物种类探索》。闽南及周边多处遗留有各种清代石碑，铭载有“海丝银币”“员”“大员”“英银”“归”等文字信息，他对闽南发现的各种“海丝银币”品种进行了介绍，结合闽南发现的各种石碑的铭记，分别对碑刻中记载的“中员”“文”等称谓与现实发现的遗留银币的种类进行了比对研究。

厦门市博物馆张金颖研究馆员报告了《晚明海澄的象牙人物：史实、题材、风格及影响》。他通过梳理晚明漳州地方史志、文人诗文、对象牙征税等资料记载，认为从万历初年至三十年间，在海澄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象牙输入与雕刻业。海澄象牙雕刻业肇始于同时期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新建教堂对象牙天主教神像的需求，随后以本土市场为对象的本土题材象牙人物蓬勃发展。在福建宋元人物雕像的传统基础上，海澄象牙人物吸收了西方技法，发展出一种全新风格的人物表现形式，并对德化窑、福州寿山石等其它材质的人物雕刻产生了深远影响。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马俊博士后汇报了《沉船所见明代漳州窑仿克拉克瓷器》。他认为仿克拉克瓷器类型是明代漳州窑的典型生产风格，通过对产品的类型学分析，将目前沉船出水的漳州窑克拉克风格瓷器分为早晚三组，这些产品风格与同时期景德镇克拉克瓷产品基本同步。漳州窑仿克拉克瓷的输出肇始于16世纪中期，在17世纪初期发展至鼎盛，此后开始衰落，至17世纪30年代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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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海洋物资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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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吕锦燕副研究馆员报告的题目是《长泰区龙津溪中游“浮滨文化”石器加工场石制品观察》。龙津溪中游2010年发现的“浮滨文化”石器加工制造遗址和2024年发现的多处同类型遗址中，出土以石锛为主的大量石器，部分为“浮滨文化”典型的弧背凹刃石锛。目前在漳浦县、华安县均有发现同样石料的石锛，表明存在以石锛为主的长距离贸易或交流网络，甚至影响到台湾的部分区域。长泰岩溪盆地石器制造场大规模遗址群的发现，体现了其手工业的发达和社会复杂化的文明进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艺璇馆员汇报了《资源至上——群岛地区史前考古的工作思路与实践》。她基于考古实践和思考，尝试从四个方面为群岛考古提供工作思路：一是从岛民生存倚赖的资源出发，重视宜居的地形单元，寻找岛民的生活居址。二是从岛民擅长开发的资源出发，寻找木材、骨器、贝器、玉石、制盐及食物加工作坊等相关生产活动遗迹。三是从群岛内部资源分布的差异性出发，探索群岛内部较为固定的资源交换行为及模式。四是从群岛之内资源的稀缺性出发，研究金属制品、原始瓷的贸易及稻作农业技术传播等，探索群岛与陆地、大岛之间资源流通的物质遗存。

漳州市博物馆李海梅馆长的报告题目为《漳州“海丝”历史文化概述》。她介绍了漳州市博物馆“碧海云帆——漳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基本陈列改版提升项目的三大亮点：一是漳州“海丝”时间序列更加完整，全景式呈现漳州“海丝”历史脉络；二是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考古成果首次对外全面展出，还设置了圣杯屿水下考古展示场景、VR数字技术沉浸式体验场景等；三是体现月港贸易繁荣的一些重要展品首次亮相，如“隆庆开海碑”拓片、“卞宝第告示碑”拓片等。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吕睿副研究馆员分享了《明清时期闽南民间信仰在日本长崎的传播》。长崎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对外门户，与我国浙江、福建交往频繁。开始时在长崎从事贸易的少量闽南商人散居在长崎各区域，1688年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在长崎动工修建唐人屋敷。建立之初唐人屋敷内只有居住的长屋和店铺，后面依闽南习俗又陆续修建了“天后堂”“观音堂”“灵魂堂”等，还将妈祖信仰传入。同时僧侣、画家、儒生、工匠等也随着唐船抵达日本，在绘画、陶瓷、服饰、语言、乐器、饮食诸方面对日本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高健斌研究馆员汇报题目为《福建海洋人物研究大有可为——以明代海防将领沈有容为例》。通过《洪林沈氏家谱》中的记载，深入发掘福建、台湾地区分布的相关石刻中的内容，对明代晚期杰出的海防将领沈有容（1557-1627）生平事迹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在海洋历史人物研究中传统文献的作用不能忽略，族谱中大量人物信息与石刻遗产能提供更多新的材料，福建地区众多海洋人物都应该在充分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得到深入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朱克宇博士做了《台湾地区宗教寺庙所见交趾陶原始工艺探微——兼与漳州窑素三彩、石湾窑陶塑对比分析》的报告。台湾地区的部分宗教寺庙的屋脊上常出现一类色彩艳丽、造型精巧的装饰类低温铅釉彩陶——“交趾陶”。学界通常认为交趾陶技术可能来源于漳州窑素三彩或广东石湾窑陶塑，朱克宇梳理了交趾陶的发展脉络、制作工艺与形制特征、装饰特点，特别是在施釉、造型及命名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交趾陶的制作工艺可能来自于两广地区的移民，尤其是广东潮州一带的陶瓷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