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浜文化遗存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有发现，始见于吴兴邱城遗址下层。1959年，马家浜遗址被发掘；1977年，夏鼐先生提出马家浜文化命名。牟永抗、魏正瑾确立了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史前文化序列[1]。姚仲源提出了罗家角类型，认为其具有自身的特征[2]。陈晶进一步将马家浜文化划分为罗家角类型（以脊釜为特征）和草鞋山-圩墩类型（以深腹釜为特征），并认为罗家角类型的早期受到河姆渡文化的影响，同时对河姆渡二三期的过渡阶段产生了重要影响[3]。

张照根将马家浜文化分为三个类型：苏南沿江的东山村类型、浙北的罗家角类型和太湖腹地的草鞋山类型。他认为，东山村类型的区域主要吸收北阴阳营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而草鞋山类型区域的崧泽文化则继承了马家浜文化的特点[4]。田名利将马家浜文化划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包括环太湖西部的骆驼墩-吴家埠类型和环太湖东部的罗家角早期类型；晚期则包括环太湖西部的西溪-神墩晚期类型、庙前类型，环太湖东部的草鞋山-圩墩类型、罗家角晚期类型、以及祁头山-彭祖墩类型和三星村遗存，认为晚期的祁头山-彭祖墩文化遗存源自太湖西部的骆驼墩-吴家埠类型[5]。张敏则根据腰沿釜的东西差异，将太湖北部分为太湖东部的草鞋山类型和太湖西部的骆驼墩类型[6]。

杨家遗址出土的四件单耳钵造型独特，在太湖北部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类似器型。为探讨杨家遗址单耳钵的文化来源，本文将其与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及周边考古学文化出土的单耳钵器型进行比较。依据前人的分期方法，将马家浜文化划分为早期与晚期两个阶段进行讨论。马家浜文化早期可进一步分为早段（距今约7000-6800年，对应罗家角遗址第四文化层）与晚段（距今约6800-6500年，对应罗家角遗址第三文化层及邱城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

杨家遗址简介

杨家遗址位于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阖闾村杨家自然村，西邻闾江，南接古胥湖，东依胥山，为岗地型遗址，遗址海拔6米。2013年，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勘探和小规模试掘，2015年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已探明的遗址面积近50000平方米[7]。杨家遗址的主体堆积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并经树轮校正，应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6270~5920cal.a BP)[8]。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以夹炭红陶为主，还有少量灰陶，器型有：筒形釜、单耳钵、筒形钵、敛口钵、豆、罐、盆、盉、鼎等。陶器多为素面，部分施有红陶衣，纹饰主要集中在陶釜腰沿顶端，有压印点纹、锯齿纹、指捺纹等。

本次发掘中，出土有4件单耳钵，2件残，2件完整器具体描述如下：T1⑧：3，夹炭红陶，敛口、斜腹、平底略内凹，器身中部有一扁半环形把手，器身可见泥条盘筑痕；高9.5厘米，口沿残，复原口径12.5厘米，底径11厘米，腹径14.5厘米，器壁从口沿到底部逐渐增厚，厚0.3-1厘米，底厚0.8-1.3厘米；把手长8.5厘米，高3.8厘米，环厚1.5-2.2厘米。T3⑥：7，夹炭红陶，敛口、斜腹、平底，器身中部有一扁半环形把手。高6.8厘米，口沿残，复原口径10厘米，底径7.7厘米，腹径10.8厘米；把手长8厘米，高5.7厘米，环厚1.4-1.7厘米。

太湖流域及周边地区出土单耳钵情况梳理

在太湖流域，单耳钵出现在马家浜文化的早期晚段及晚期，数量较少，且并非主要器型，可能受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此后，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未见类似器型。从时间上看，在太湖及周边地区，单耳钵最早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同时，也是周边地区出土单耳钵数量最多的遗址，第一期文化出土110件、第二期文化出土10件单耳钵。在周边地区的早期遗址中，如跨湖桥遗址、丁沙地遗址、双墩遗址等，并未发现单耳钵。这可能表明，单耳钵在太湖流域的出现与河姆渡文化第四层有密切关系。从空间上看，出土单耳钵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并不多，主要有：太湖南岸的吴家埠、罗家角、邱城等遗址，太湖西部的神墩、三星村遗址，太湖北岸的杨家遗址，太湖东岸遗址马家浜文化遗址并未发现相似单耳钵造型。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东部，①-④层为河姆渡文化层，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第四文化层出土单耳钵[9] 。 为了方便描述演变序列，且对河姆渡遗址出土单耳钵进行分型，并以此为标准对太湖流域出土单耳钵进行分型。

根据口部形态将河姆渡遗址出土单耳钵分为四型：圆口A型、椭圆口B型、长方口C型、方口D型。A型按口沿形状分为四个亚型：Aa型，敛口。可分为二式：Ⅰ式  斜直腹，标本T213④a：92，敛口，斜直腹，平底，耳在口沿下，下腹里收，高9、口径14厘米。Ⅱ式  弧腹，标本T30④:78，敛口，弧腹微鼓，耳上翘，高9.5、口径16厘米；标本T221④b：142，敛口，圆弧腹，高10、口径13.5厘米。Ab型，折敛口，标本T232④b：136。Ac型，侈口，标本T234④b：279。Ad型，敞口，标本T234③a：83，弧腹，口沿安一上翘的扁耳，高10、口径15.6厘米。B型按口沿分为两个亚型。Ba型，敛口，标本T223③a：89，腹略鼓，平底，高10、口径16-17厘米。Bb型，敞口，标本T223④b:186，微敞，高9.5、口长径18、短径13.1厘米。C型分为两个亚型。Ca型，敛口、圆底，标本T233④a：171。Cb型，敞口、方底，标本T233④b：183。D型为方口、圆底，标本T325④b：151。Aa型、Ab型、Ac型、Bb型、C型、D型河姆渡一期出现。其中，除Aa延续到河姆渡二期外，Ab型、Ac型、Bb型、C型、D型在河姆渡二期消失。Ad型、Ba型为河姆渡耳二期新出现。

罗家角遗址位于浙江省桐乡县，为岗地型遗址，第一文化层到第四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第三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文化早期晚段，报告记录第三文化层出土单耳钵完整器1件[10]。T133③：14，为Bb型，椭圆口、敞口，斜直腹，平底，口沿处有一宽耳，耳上翘。

邱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北邻太湖，地处天目山余脉之卞山。邱城遗址马家浜文化层，年代与罗家角第三层相当，为马家浜文化文化早期晚段[11] 。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存G1出土Bb型单耳钵，数量较多，为数量仅次于釜罐类的典型器型。Bb型，椭圆口、敞口。标本G1：4，斜直腹，平底，近口沿处有一牛鼻单把耳，高6.8-8、口径14-18.5厘米。标本G1：5，斜腹，口沿处有一牛鼻耳，耳上翘，与口安接处尖状突出，高7.7、口残、底径10-15厘米。

吴家埠遗址位于浙江省余杭县，地处太湖南部、天目山余脉。第三、第四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12]。 第四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早期，出土Aa型Ⅱ式、Ad型单耳钵。Aa型Ⅱ式，弧敛口，弧腹，标本T42：4（原报告Ⅱ式钵），平底，器身中部有一半环形耳。Ad型，圆口，敞口，标本T48:24（原报告Ⅲ式钵），斜直腹，平底，器身中部偏下有一半环形耳。

神墩遗址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地处太湖西部、宜溧山地北缘，③-⑥层为马家浜文化层。④层位为马家浜文化晚期，④层出土Aa型Ⅱ式单耳钵，标本T1232④：5，敛口，圆唇、弧腹，器身中部有一弧形耳，高9.2、口径12.2、底径11.8厘米[13] 。

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省金坛市，地处茅山山脉东缘、溧漕河之西，墓地年代推测为距今6500-5500年。M196出土Ad型单耳钵一件，敞口，斜腹，平底，腹部有一宽扁的环状把手，向下倾斜，素面，高10、口径24.8、底径8厘米[14] 。

太湖流域及周边地区马家浜文化时期出土单耳钵器型图

结论

马家浜文化早期早段，太湖流域地区未见单耳钵身影。周边宁绍地区的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现Aa型、Ab型、Ac型、Bb型、C型、D型单耳钵。在马家浜文化早期晚段，Aa型、Bb型单耳钵向北传播到太湖南部的罗家角遗址、吴家埠遗址和邱城遗址。同时，太湖南岸地区发展出Ad型单耳钵。Ad型钵在太湖南岸诸遗址的出现时间早于河姆渡二期文化Ad型钵，可能是太湖南岸的马家浜文化自身发展演变出的新型。

进入马家浜文化晚期，Bb型单耳钵在太湖流域地区消失，Aa型和Ad型单耳钵则继续向北传播到太湖西部和北部的神墩遗址、三星村遗址、杨家遗址，且其把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神墩遗址和杨家遗址的单耳钵均为Aa型Ⅱ式，其把手位于器身中部，且把手较大，几乎与器身尺寸相当。三星村遗址出土Ad型单耳钵，其把手位于器身的中腹部。同时，单耳钵在太湖南部地区消失，也并未向东传播至太湖东部。并且此后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再未见单耳钵。

在宁绍地区，Aa型Ⅱ式延续到河姆渡第三文化层，Ab型、Ac型、Bb型、C型、D型消失，新出现Ad型、Ba型单耳钵；至第二文化层，单耳钵全部消失。在宁镇地区北阴阳营遗址Ⅵ型陶钵中，也发现了单耳钵造型的陶器，这些陶器属于北阴阳营第二期文化，共有7件，为圆口、敛口，把手位于口沿附近或上腹部，与Aa型单耳钵造型相近，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影响，同时具有自身特色，部分耳侧面呈三角形；二期以后，单耳钵消失[15]。在皖南地区，薛家岗遗址第二期文化出土2件单耳钵[16]，敛口、曲腹或腹束腰，本地特色鲜明，可能是本地起源。在时间稍晚的凌家滩遗址并未发现单耳钵。在江淮地区，龙虬庄遗址第一期文化出土单耳钵2件，Ⅰ型T1528⑦：22、Ⅱ型T1626⑧：5单耳钵，其来源和去向尚不清晰。

单耳钵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遗址向北传播至太湖南部的邱城、吴家埠、罗家角遗址，再经太湖西部传播至太湖西北部的过程，反映了马家浜文化与周边地区及其内部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单耳钵的传播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湖流域地区人群的流动情况。这种文化的持续互动与交流，加强了区域内的沟通与联系，为后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滑动查看注释

[1]牟永抗、魏正瑾：《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1978年第4期。

[2]姚仲源：《二论马家浜文化》，《中国考古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3-143页。

[3]陈晶：《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 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1-27页。

[4]张照根：《关于马家浜文化的类型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5]田名利：《略论环太湖西部马家浜文化的变迁——兼谈马家浜文化的分期、分区和类型》，《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6]张敏：《俯瞰太湖：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东南文化》2023年第1期。

[7]邱振威、刘宝山、李一全等：《江苏无锡杨家遗址植物遗存分析》，《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年第8期。

[8]郑晓蕖、邵栋、刘宝山等：《马家浜文化生业模式初探——来自杨家遗址和马家浜遗址的植物考古学证据》，《江汉考古》2021年第5期。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5、242页

[10]嘉兴市文物局编：《马家浜文化·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11]嘉兴市文物局编：《马家浜文化·浙江省湖州市第三、四次发掘报告（马家浜文化部分）》，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12]嘉兴市文物局编：《马家浜文化·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13]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编：《溧阳神墩（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

[14]王根富、张君：《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15]南京博物院编著：《北阴阳营》，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59-63页。

[16]杨德标：《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