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树仁统治时期国人的新疆观

买玉华

内容提要

金树仁主新后，在“开发西北”思潮的影响下，国人再次关注新疆并重视其研究，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开发西北”的呼声陡然高涨，新疆因其地广人稀、矿产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引起了更多国人的格外关注。本文从时人对新疆认知的特点，如认知的主体、认知的途径、认知的范围、认知的程度、认知的目的、认知的效果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自清代经世思潮勃兴之后，西北边疆地区包括新疆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民族成分的复杂、文化发展的多样以及地形气候的特殊，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史学界兴起了以探究边陲史地、谋求保国固土为主要内容的西北史地学，在当时处于“显学”的特殊地位。尤其是近代以来，外患频仍，新疆首当其冲，英、俄势力将其包围，并直接在此展开了长期的竞争和角逐。新疆境内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趁此混乱局面，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下进行种种分裂活动，新疆面临着严重的危局。有鉴于此，不少有识之士愈发认识到新疆重要的战略地位，纷纷著书立说或上书朝廷，希望能引起中央对边疆的关注，并由此挽救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1]晚清重臣左宗棠曾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2]，这正可代表当时一部分人对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同。步入民国以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相继发生，东北沦陷、华北不保、东南门户洞开，国事日蹙，西北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此“开发西北”的呼声陡然高涨，新疆因其地广人稀、矿产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倍加引起国人的重视。

一

金树仁时期国人的新疆观

杨增新时期，林竞、谢彬这二人均认识到治理新疆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了开发新疆的草纲，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国人的注意。1928年，金树仁上台，此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作为要务之一，一股“开发西北”的思潮悄然兴起。但此时的“开发西北”，基本上是停留在各种言论、计划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决议案上，真正落实的较少，所以仅仅为一思潮而已。直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救亡图存，“开发西北”才受到了国人更为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开发西北”的口号不绝于耳，研究西北开发的学术团体不断涌现，专论西北问题的刊物层出不穷，赴西北考察的团体和个人不绝于途；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的有关开发西北的各种决议，案牍盈尺；政府要员、工商巨子、学者文人、社会名士对西北开发问题也是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由于新疆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引起了更多国人对新疆的格外关注。国人对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的关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3]

1.一些考察家胸怀满腔热血，奔赴新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这里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对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独到的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认识新疆、开发新疆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

早在1928年前后，就有一些考察家加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或西北考察团，远赴西北地区展开调查活动。这些考察家里面，有政府官员、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等，考察的内容涉及新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对新疆面积、人口、气候、政局、金融、交通、农垦、林业、畜牧、矿产、商务、工业、民族、宗教、教育、外交等整体概况的调查，[4]也有一些个案研究，如对哈密事变及其扩大[5]、新疆矿产资源[6]等的调查，考察的结果以专著、游记、调查报告、论文等形式见诸于世。综观这些论著，它们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新疆的全貌，语言平实，内容深刻：一方面，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以客观的态度将新疆社会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使人们对新疆的了解更为深入；另一方面，不少论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宝贵建议。

2.部分学者虽未亲赴新疆考察，但根据履新者的游记、报告和相关资料，亦撰写论著，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开发新疆丰富的资源以及利用新疆广袤的土地进行移民实边上，并相应提出了开发新疆应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他们或号召有志青年奔赴新疆、建设新疆，[7]或撰文论述新疆的富饶广阔。[8]同时，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开发新疆的政策措施，如整顿吏治、改革金融、开办实业、振兴教育、便利交通、兴修水利、移民实边、输送人才、调和民族矛盾等。[9]一些作者还在文中讨论到了开发新疆的价值和意义。[10]

3.另有论者从分析近代以来新疆所处的不利国际环境入手，认识到俄（苏）、英、日等国对新疆的侵略，他们为争夺新疆而展开的激烈角逐以及由此给新疆带来的极大危害，提醒当政者及国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建议新疆搞好自身的建设以杜绝列强的觊觎。

新疆被称为“亚洲的枢纽”和“亚洲的心脏”，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流的要冲，近代以来它更成为各列强觊觎和竞争的对象，除苏、英、日等国在新疆争夺外，由于地理、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联系，土耳其、阿富汗等国也卷入这一角逐的大漩涡中。此外，德、法、美甚至瑞典等国，虽与新疆相距遥远，亦皆思染指其间。新疆处于各列强的争夺当中，他们的势力此消彼长，使新疆始终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

国人这一时期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苏、英、日等国在新疆的角逐以及防止他们入侵新疆，因为时人对苏、英、日等国在新疆的明争暗斗给新疆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已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着重于对当时实际情况的考察和分析，[11]亦有专门针对某一国在新疆势力及其活动的研究。[12]还有人分析了当时新疆的外交[13]、国际关系[14]、对外贸易[15]等方面，指出其对今后新疆巩固与建设的影响。边界争端和界务的研究在此时也受到较多的关注。[16]

4.国人非常关注金树仁主政时期新疆境内发生的变乱，他们不仅详细叙述变乱的经过，而且分析了发生变乱的原因、变乱带来的严重后果，认为中央及新疆当局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同样的事件重演。

金树仁主新不到三年，哈密事变就发生了，而且变乱迅速波及全疆，这不能不引起国内留意新疆局势变化者的关注，他们有的提醒当局亟应注意新疆境内发生的变乱，[17]有的详细介绍了变乱发生的来龙去脉，[18]有的深刻剖析了变乱发生的前因后果，[19]有的将变乱与开发西北联系起来，指出二者的关系是——“要巩固新疆，一定要开发西北，开发西北，即所以巩固新疆，并且是为全中国开一生路。”[20]有的甚至直指变乱背后隐藏的帝国主义列强的险恶用心；[21]1933年2月，全疆陷于战乱之际，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民族分裂分子在英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和阗建立了新疆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分裂政权——“和阗伊斯兰王国”，它与稍后在喀什噶尔建立的另一个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不少国人敏锐地觉察到这两个分裂政权，纷纷著文揭示其暗含的深层因素，并向当局鸣响警钟，希望政府能用“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解决该问题，亦有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言；[22]哈密变乱及新疆“四一二”政变导致了金树仁政府的倒台，在金树仁赴南昌、南京面见蒋介石、汪精卫，准备述职报告一切之际，新疆维吾尔族人士艾沙及穆天民、穆维新等以“祸新酿变，并违法擅订新苏商约”、“虐民害政，犯有重大刑事嫌疑”等罪名联名控告金树仁，有部分论者即对南京国民政府对金树仁的审理案进行了探讨。[23]

5.一些论者介绍新疆境内各民族的语言、宗教、风俗等，从民族、宗教的角度来分析新疆的社会现状，并且认识到民族、宗教问题在新疆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而希望当局特别重视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指出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疆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才能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对于新疆境内民族的多样性和宗教的复杂性，部分论者系统介绍了各个民族及其信仰的基本概况，[24]也有论者单独谈论某一民族的情况。[25]由于新疆民族宗教情况复杂，为西北各省之最，同时鉴于近代边疆危机以及苏联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基于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立场，关注新疆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他们认为必须考虑少数民族的利益，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同时也认识到平等对待新疆各民族的重要性，提出发展民族教育、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保障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等措施。[26]新疆存在着众多跨境同源的民族，在语言、习俗上易受外国势力的影响，更增加了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这也为当时的国人所注意。[27]金树仁时期，列强加紧了向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思想文化侵略和宗教渗透，它们妄图通过挑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群众的关系，达到分裂和宰割我国的目的。对此，国人已有敏锐的观察。[28]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还促使国人对历代的治新政策进行反思，并分析产生如此困境的原因。[29]

6.国人从各个方面对新疆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此间国人相关论著的内容涉及到新疆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最终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国人通过了解新疆的基本情形，更加关注新疆局势的变化，更加热心新疆的巩固发展，许多人还提出了开发建设新疆的具体计划，期冀由此解决当时我国及新疆面临的诸多重大难题。[30]

7.许多学者继续深入和拓展对新疆史地的研究。埋藏在地下的文物资料不断被发现、一些亲赴新疆进行考察的学者的研究、当时国人鉴于开发新疆而迫切了解新疆史地的需要，这些因素促使当时的新疆史地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学界出版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疆史地研究的著作、论文。[31]

二

国人对新疆认知的特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新疆所处的国防地位和其巨大经济价值，在西北开发的呼声中备受国人关注——“惟在今西北诸省，处地最要，出产最饶，有关中国前途至深且巨者，当首推新疆，新疆存则中国安，新疆失则中国危。盖新疆者，中国西北之屏藩也。屏藩若撤，西北即亡，秦、陇、青、宁，难图安枕。果尔，则沿海既不堪守，边腹又不能保，所谓洋洋大国，尚有立足地耶？”[32]由前可知，在当时国人的眼中，新疆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民族众多、宗教复杂、列强环伺、政局动荡，同时处于异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国人对新疆的这些认知，亦有其显著的特点：

1.认知的主体 当时，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庶民百姓，上至专家学者下至在校学生甚至海外华侨，或者参与开发新疆问题的讨论，或者建立研究团体，或者创办相关的刊物杂志，或者积极投身对新疆的考察，使得新疆在“开发西北”的热潮中受到了国人的格外关注。因此，认知的主体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包括了政府要员、工商巨子、学者文人、社会名士等社会诸多阶层的人。

2.认知的途径 这一时期，一些考察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新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其关于新疆一些突出问题的详细记载和独到剖析，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人们呈现出一个立体、鲜活、真实、完整的新疆。这些亲履新疆者对新疆的实地感性认识通过其著述开始影响和改变一些中原士人头脑中对新疆固有的认知。部分学者虽未亲赴新疆考察，但是有履新者的游记、报告，还有大量的报刊杂志、著作、档案资料等作为其撰文的参考。当然，他们的论述中不乏人云亦云的论调，与作者并未亲身到过新疆或占有第一手资料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也是受当时条件所限的必然结果，而且并不影响绝大多数论著的质量。此外，当时国内的新疆研究并不是远远落在西方的后面，而且受时势影响，国人逐渐开始关注外国学者的有关研究，并尝试利用其成果，有的还摘录了不少国外报刊上的新闻，亦有对其观点的分析评论。可见，金树仁时期国人对新疆的认知途径较为多样。

3.认知的范围 其时，由于认知主体的广泛性和认知途径的多样性，国人对新疆的认知范围也较前有所拓展，包括新疆的历史（沿革）、地貌、人口、气候、政局、交通、农业、畜牧、矿产、工业、商业、金融、民族、宗教、教育、外交等，几乎涉及到新疆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国人对新疆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4.认知的程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对新疆的认识不仅更为全面，而且更为明确、深刻。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被唤起，不少国人对新疆的认知，已由以前着重在地理、人文、风俗等方面的感性描述，转而思考新疆战略地位方面的重要性，包括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矿产资源、广袤的适宜移民实边的土地、列强环伺的危险境地等。这时在国人对新疆的研究中文献考据的比重有所下降，开始注重实地考察，亦更注重其实用性了，他们对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向着实际的开发过渡，进而从中产生了一些开发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虽然存在不少偏颇，有些甚至就没有实施的可能性，但亦不乏真知灼见。

5．认知的目的 当时，国人关注新疆的最主要原因是担心新疆沦为东北第二：“新疆屏障西北，为我国边防重镇……以迄前岁，此向称宁静之新疆，突发生严重之事变与纠纷，言其性质，则除军人争权夺利外，尚夹杂种族之仇视与讎杀；言其时会，则适值东北沦亡，国难严重之际；于是举国惶惶，深以新疆将为东北之续为虑。”[33]

此外，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新疆在国防、战略资源、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因而迫切地需要研究新疆、了解新疆，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也不可否认，一切从开发富源、巩固国防出发，很大程度上是受现实的冲击而被动做出的一种反应，因此此时人们对新疆的关注及研究是带有一定被动性的。

由上可知，时人因关注时政而关注新疆局势的变化，因关注新疆的形势而开始进一步了解新疆。

6.认知的效果 相对于国人对新疆的热烈讨论和对开发新疆的热切期望，南京国民政府对开发新疆还主要停留在纸面的言论、计划和决议上。正如《大公报》所言：“‘开发’的声浪，喊的震天价响，好像一天不办饭都顾不得吃。实际也不过是中央委员、政府代表说着玩而已，话虽说了有万千句，工作则毫未进行。”

出现上述情形，主要是由于金树仁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表面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竭尽所能取得南京国民政府对他的“真除”，实则千方百计阻挠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新疆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况且当时新疆正处于战乱状态，开发根本无从谈起；受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把主要的物力和人力投入到边疆地区；部分开发计划存在盲目性，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没有提出细致的建议和主张，有些计划甚至不具备可操作性。尽管如此，这些关注和行动激起了国人对新疆的极大兴趣，人们通过种种途径了解新疆，然后又通过种种途径介绍新疆，他们开发新疆的思想或主张，对以后乃至今天的新疆开发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金树仁主新时期，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国人围绕新疆的战略地位、民族宗教、开发建设等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通过这些论争，新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列强在新疆的角逐和带给新疆的严重危害，新疆境内的变乱，新疆复杂的民族宗教情况以及开发新疆对于边疆稳定、国家繁荣具有的长远意义等，逐步成为当时国人对新疆普遍的认识。国人对如何开发建设新疆，亦从多方面、多角度提出了多种建议。这些认知和建议，虽然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未能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或付诸实践，但其中一些正是现在我们极为关注且努力实践着的。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时国人关注新疆的认识，而且在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及全国各兄弟省市积极努力推动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如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天山客话》、祁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徐松的《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沈垚的《元史西北地蠡测》、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圣武记》等一系列关于新疆史地的著作和沈垚的政论文《新疆私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部分论著力图通过研究边疆史地来改变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不谙边务、不明界域、屡屡失败的行为，同时揭露列强的侵略野心，以唤醒国人对边疆问题的重视，魏源、龚自珍等人还提出了经营开发西北的思想。

[2]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329页。

[3] 许多论著并非单就某一问题展开论述，而是涉及到诸多方面，为了方便讨论，笔者仅根据其记述内容的侧重点进行粗略分类。考虑到文章、书籍的发表、出版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本文的参考文献时间下限（即金树仁于1933年在“四一二”政变后下台）稍向后延长1～2年，即1935年。另，蒋君章的《新疆经营论》与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二书的出版时间虽为1936年，但书中主要论述了此时期新疆的概况，故亦将其列为参考文献。

[4] 如钱孟材：《赴新考察记》，1928年，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问天：《最近新疆迪化调查记略》，《东方杂志》26卷第3号，1929年2月10日；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铅印本），1930年；褚民谊：《视察新疆记》（《视察新疆报告书》），《开发西北》（特刊），1932年5月；寇田：《新疆之实况与其开发》，《西北研究》1932年第6期；杨钟健：《西北的剖面》，南京钟山书店铅印本，1932年；刘文海：《西行见闻记》，上海南京书店铅印本，1933年；佚名：《新疆调查报告》稿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徐弋吾：《新疆印象记》，西安和记印书馆，1934年，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吴蔼宸：《新疆纪游》，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海申报馆，1936年。

[5] 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上海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34年。

[6] 丁道衡：《新疆矿产志略》，《地学杂志》1930年第4期。

[7] 二戈：《到新疆去》，《中央经济月刊》6卷第6、7期，1930年；《壮哉！移民西北的先锋队》，《上海生活周刊》6卷第10期，1931年4月。

[8] 向波：《新疆经济价值之观察》，《西北研究》1931年第1期；李钦文：《新疆之经济状况》，《新亚细亚》4卷第2期，1932年6月1日；王文萱：《新疆之经济概况》，《开发西北》1卷第2期，1934年2月；胡鸣龙：《新疆的农业经济》，《新亚细亚》9卷第3期，1935年3月1日。

[9] 有颂华：《苏俄对待华侨与其移民西伯利亚的设施》，《东方杂志》26卷第11号，1929年6月10日；陈体荣：《西移计划》，1930年刊本；谢守恒：《兵工屯垦与开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1卷第2期，1930年；杨缵绪：《新疆之实情与整理之计划》，《新亚细亚》2卷第2期，1931年5月1日；丁士源，陈海滨：《蒙新青藏经济开发之初步》，《新亚细亚》2卷第4期，1931年7月1日；《行矣第一机！》，《天津大公报》1931年12月18日；于去疾：《新疆屯垦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2卷第1期，1931年；刘镇华：《开发西北计划书》，1931年铅印本；章勃：《殖边问题与中国》，《新亚细亚》3卷第4期，1932年1月1日；《西北航空成功后》，《天津民国日报》1932年1月11日；安汉：《西北垦殖论》，天津大公报社铅印本，1932年；戴季陶：《西北》，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铅印本再版，1932年；郑宝善，刘熙：《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5卷第5期，1933年5月1日；兆钟：《新疆之交通》，《新亚细亚》8卷第6期，1934年12月1日；张觉人：《新疆的交通》，《边事研究》1卷第2期，1935年；李大璋：《整理及开发新疆之意见》，《新亚细亚》9卷第3期，1935年3月1日；汤叔涛：《开发新疆的二个基本问题》，《开发西北》3卷第4期，1935年。

[10] 林竞：《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边务》，《新亚细亚》1卷第3期，1930年12月；李国干：《开发新疆与我国经济前途》，《新亚细亚》3卷第6期，1932年3月；余汉华：《西北富源开发与我国之经济建设》，《新亚细亚》4卷第5期，1932年9月1日；陈纪：《开发新疆之重要性》，《湖南大学季刊》1卷第1期，1935年。

[11] 如陆为震：《新六省之鸟瞰与西北之边防》，《东方杂志》27卷第14号，1930年7月25日；华企云：《新疆之三大问题》、《中国边境各民族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的经过》，《新亚细亚》2卷第4期，1931年7月1日；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1931年；褚民谊：《西北与东北》，《新亚细亚》3卷第4期，1932年1月1日；富士辰马：《围绕新疆的英、俄、中关系的今昔》，《东亚》6卷第11期，1933年；华企云：《一九三三年边疆之回顾》，《新亚细亚》7卷第1期，1934年1月1日；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新亚细亚》7卷第5期，1934年5月；余寄：《新疆省内英俄两国之冲突》，《政治评论》1934年第92期；王曾善：《新疆之危机及其解决之途径》，1934年；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新亚细亚》9卷第2期，1935年2月；宗则：《望国人莫忽视新疆危机》（一），《西北论坛》2卷第2期，1935年；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时事月刊》13卷第2期，1935年；江枫：《英俄两国在新疆省之冲突》，《蒙藏旬刊》1935年第88～90期；中良：《新疆问题之剖视》，《开发西北》4卷第6期，1935年。

[12] 熊应祚：《苏俄新筑成之突西铁路与中国西北之边防》（《美国通讯》），《东方杂志》27卷第18号，1930年9月25日；徐振流：《苏俄对我国西北之威胁》，《新亚细亚》3卷第3期，1931年12月1日；刘湛恩：《土西铁路与我国西北之关系》，《开发西北》（特刊），1932年5月；慕宁：《苏联与新疆省的商业关系》，《新亚细亚》（新疆与回族专号）6卷第5期，1933年11月；庄心在：《新疆与苏俄之关系》，《新亚细亚》（新疆与回族专号）6卷第5期，1933年11月；曾问吾：《苏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新亚细亚》7卷第2期，1934年2月1日；彰容：《新苏秘密协定之检讨》，《新亚细亚》9卷第4期，1935年4月1日；张若渠：《新疆与土西铁路》，《开发西北》4卷第1、2期合刊。

[13] 姚亚英：《中俄交涉观》，1930年铅印本；王金绂：《西北边防与外交》，《西北研究》1932年第6期。

[14] 《俄法新约与中国关系》，《上海新闻报》1932年1月8日；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新亚细亚》7卷第6期，1934年6月。

[15] 张觉人：《新疆对外贸易的研究》，《边事研究》1卷第1期，1934年12月。

[16] 杨奋武：《中国在帕米尔及坎巨堤主权缩减之一段史料》，《地学杂志》5卷第3期，1930年8月；华企云：《中国边疆问题之概观》，《新亚细亚》1卷第1期创刊号，1930年10月；华企云：《中国边疆沿革与现况（续）》，《新亚细亚》1卷第3期，1930年11月；华企云：《中国边疆之勘界与失地》，《新亚细亚》2卷第2期，1931年5月；毕燕士：《中国边疆之两大瓯脱地帕米尔和江心坡》，《新亚细亚》2卷第6期，1931年；樊仲云：《帝国主义分割中国之过去与现在》，《东方杂志》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倪志书：《帕米尔与帕米尔问题》，《新亚细亚》8卷第1期，1934年；苏演存：《帕米尔问题》，《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1935年第2期；饱锡瓒：《帕米尔问题与中英俄未定界》，《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1935年第2期。

[17] 《政府宜注意新疆之事变》，《上海新闻报》1933年3月9日；国纲：《边疆问题》，《东方杂志》30卷第13号《时事日志》，1933年7月1日。

[18] 印维廉：《新疆事变之演化》，《新亚细亚》（新疆与回族专号）6卷第5期，1933年11月1日。

[19] 袁士骧：《新疆变乱之史的研究》，《国闻周报》10卷第44期，1933年；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贺扬灵：《破碎的新疆》，载陆费逵等著：《边疆问题》（一），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12月。

[20] 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新亚细亚》（新疆与回族专号）6卷第5期，1933年11月1日。

[21] 郭维屏：《南疆事变与帝国主义者侵略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1卷第1期，1935年。

[22] 记者：《南疆之变》，《国闻周报》11卷第9期，1933年；作舟：《南疆警报》，《东方杂志》31卷第4号，1934年2月16日；难宾：《南疆事变之真相》，《东方杂志》31卷第6号，1934年3月16日；海维谅：《国人注意不到的南疆》，《新亚细亚》7卷第6期，1934年6月；无名：《南疆变乱史之一页》，《拓荒》2卷第6期，1934年9月；贺扬灵：《南疆缠回暴乱的总检阅》，《新中华》2卷第14期，1934年。

[23] 鸣新：《谈谈金树仁事件》，《拓荒》1卷第3期，1933年12月；田炯锦：《金案之法律问题》，《拓荒》1卷第3期，1933年12月。

[24] 蒙藏委员会编：《边疆政教名词释义初集》，南京蒙藏委员会铅印本，1933年；夏益赞：《新疆民族之分析》，《边铎》1卷第4期，1934年；陈志良：《新疆各族之研究》，《开发西北》2卷第6期、3卷第3期，1934、1935年。

[25] 李国干：《新疆与回族》，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33年；倪志书：《新疆之回族》，《新亚细亚》7卷第5期，1934年5月1日。

[26] 付筑夫：《新疆的民族问题》，《天山》1卷第3期，1934年12月。

[27] 徐益棠：《民族学上的新疆民族问题》，《新中华》3卷第9期，1935年5月。

[28] 王慕宁：《由民族关系观察之新疆》，《边事研究》2卷第5期，1935年10月。

[29] 程瑞霖：《治理新疆的边疆政策》，《政治评论》1933年58号。

[30] 国民外交丛书社编：《新疆问题》，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1928年，与外交研究社编《新疆问题》（国民军第四路军总指挥部石印，1930年，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应为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林仙客：《外蒙古与新疆之研究》，《西北》1929年第10期；马福祥：《蒙藏状况 附回部新疆》，南京蒙藏委员会铅印本，1930年；许公武：《边疆述闻——新疆杂录》，《新亚细亚》5卷第6期、6卷第1～3、5期，1933年；王应榆：《新疆概况》，《新亚细亚》6卷第1～2期，1933年7月1日、8月1日；吴绍璘：《新疆概观》，南京仁声书局，1933年；太平洋书店编辑：《新疆》，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本，1933年；杨缵绪，汪日昌合编：《现在的新疆》，北平文化学社印行，1933年，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吴其玉：《新疆问题史的分析》，《东方杂志》31卷7号，1934年4月1日；苏大成：《新疆立体之研究》，《新亚细亚》8卷第1～2期，1934年7～8月；葛绥成：《内忧外患下之新疆》，载陆费逵等著：《边疆问题》（一）；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杨刚毅编著：《新疆问题讲话》，武定同文印刷社，1935年5月25日；吴蔼宸：《新疆之过去及未来》，《时事月报》13卷第1期，1935年；蒋君章：《新疆经营论》，正中书局，1936年。

[31] 孙鑑：《高昌秘笈》，孙氏上海影印本，1928年；黄文弼：《楼兰与汉代之关系》，《地学杂志》1930年第4期；蒙藏委员会编：《蒙藏回系年要录》、《蒙藏回系年要录雏形》，南京蒙藏委员会铅印本，1930年；冯承钧：《西域地名》，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铅印本，1931年；黄文弼：《高昌》、《高昌专集》（第一分本）、《高昌专集》（第二分本）、《高昌专集赘言》，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铅印本，1931年；张凤编并释文：《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本，1931年；岑仲勉：《法显西行年谱》，《圣心》1932年第1期；何观洲：《新疆》，《新亚细亚》4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王金绂：《西北地理》，北平五达书局铅印本，1932年；罗振玉：《高昌砖录》，1932年；黄文弼：《记新疆二麻扎》，《新亚细亚》5卷第3期，1933年；姚玄华：《西北交通之史的研究》，《新亚细亚》（新疆与回族专号）6卷第5期，1933年11月；林竞：《伊犁革命始末记》，《新亚细亚》（新疆与回族专号）6卷第5期，1933年11月；石泉：《汉代出使西域的两位英雄》，《建国自刊》9卷第4期，1933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平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铅印本，1933年；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铅印本，1933年；黄文弼：《高昌陶集》，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铅印本，1933年；张耀庚：《汉代西域之边患》，《新亚细亚》8卷第4期，1934年；闵孝若：《新疆西境史地之研究》，《西北问题》（季刊）1卷第1期，1934年；关震华：《新疆回部王公世系之研究》，《西北问题》（季刊）1卷第1期，1934年；于泽润：《西域地名今释》，民国铅印本。

[32] 吴绍璘：《新疆概观·绪论》，南京仁声书局，1933年，第2页。

[33] 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上海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