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隋唐西域史研究综述

陈静怡  买合木提江•卡地尔

2023年隋唐西域史研究朝着深耕细作的方向稳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发表专题论文近百篇，各种专著、论文集及文献辑校成果10余部。此外，还召开了第六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七届新疆北庭学研讨会、中华文化视野下的龟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龟兹学年会等学术研讨会。现择其要者，分类综述如下。

一　政治史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在西域广大地区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机构，大大提升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在维护西域社会稳定和保障丝路安全畅通的同时，有力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进一步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紧密联系。本年度隋唐西域政治史部分聚焦于政治制度、地方治理、民族交往交流等方面，体现了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及中原与西域以及西域各个民族间繁盛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

1.政治制度

新疆各地出土的文书不仅能够证明本地历史面貌，对于理解王朝制度亦有帮助。孟宪实认为，从已知的西州出土文书观察，西州的制度不仅是唐朝整体制度的一部分，还能够从多个过程、层次和侧面展现唐朝制度的完整性，是研究唐朝制度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1]唐龙朔二年（662）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改名，史有“承务”“丞务”和“成务”三种不同记载，因行用时间仅有八年，传世文献可资辨别者甚少。曾涧通过对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及近年新出材料进行考证，断定此次左、右司郎中改名应为左、右“成务”。[2]马俊杰对大谷文书MS01484和旅博文书LM20－1480－04－06两件唐代告身残片进行了文字考释，推补了格式内容，结合两件残片的公文属性和书写特点，进一步探讨唐代告身公文属性和用印制度。他认为，唐代制授告身用印的基本规制为：作为尚书省制作的特殊类型的符，最终需钤盖主管曹司的告身用印。此外，这两件告身可能均是出自吐鲁番墓葬群的陪葬勋官告身，其抄件的性质可以确定。MS01484可定名为《唐制（令）授告身残片》，LM20－1480－04－06可定名为《唐载初元年后制授告身残片》。[3]丁俊对近年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中收录的出自阿斯塔那230号墓的四件残片进行了缀合，认为这四件残片与同墓所出散落于国内外的《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实为一体，并对其中涉及的庸调填欠问题、项帐分类以及全输、半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4]王晶以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为中心，还原了唐前期差科的基本步骤：首先根据已经注记了色役的差科簿确定本次差科范围，其次对差科对象进行整理，最后按时间差科，特殊时期在差科人数不够的情况下，丁中于色役之外还需另服杂徭。色役应当被视为一个独立役种。唐前期正役、色役、杂徭是三种平行共存的力役形式。[5]

交聘文书是唐朝与边疆民族政权在交往过程中处理双边纠纷、冲突等各种问题之际所使用的具有特定规范格式的公文和书信。齐会君以８—９世纪唐朝沿边地方政府授受的交聘文书为切入点，在梳理相关文书格式及种类的同时，对唐朝沿边地方政府与边疆民族政权的交聘实况进行考查。认为，致书与牒是缘边地方政府与边疆民族政权交往的两种文书形式，致书的交聘双方一般是唐朝的刺史、节度使等沿边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与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领、宰相或节度使。牒与致书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通用，互致文书的双方一般为对等关系，而牒这种文书形式作为官文书所具备的上行、平行以及下行文书的功能，亦被延伸应用到了交聘之中。沿边地方政府（边州刺史、节度使）与边疆民族政权互致文书主要集中在８世纪中后期至９世纪末，这与唐朝中后期对边疆民族经略之策的变迁不无关系。[6]

本年度关于西域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方面，马俊杰以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这一世子令为研究对象，认为其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7]赵梦涵分析了唐在西州先后设立的三个州府级军政机构———西州州府、安西都护府、西州都督府间的关系。她认为，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在西州设置的安西都护府、西州州府，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治”关系，一管军事，一管民政。贞观十六年安西都护府成为西州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显庆三年（658）唐朝在西州设西州都督府，与西州州府“合署办公”，西州州府有名无实。[8]包晓悦对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抄目进行了研究，认为抄目是唐代勾司勾检文案工作的产物，制作抄目时，墨笔和朱笔部分是分两步完成的，各自对应勾司参与文案处理的两大环节：受事发辰和勾检稽失，在此过程中，官文书从勾司转移到判司，之后又回到勾司。[9]阿迪力·阿布力孜以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532号墓出土的《唐律疏议·名例律》残卷为研究对象，认为唐王朝的律法在高昌、弓月等地都得到了严格执行，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和谐，实证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控。[10]刘子凡认为，新刊布的《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文书是申请捕盗公验案卷的其中一部分，文书展示了捕亡类公验在访盗时的用途。唐代的捕亡类公验是一种实用而又灵活的文书凭证，除了常见的出行类公验，此类与捕亡相关的公验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11]张慧芬、李锦绣对吐鲁番出土《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反映了唐代官本放贷（敕借本、别本）及公廨本钱（公廨正本、社本）构成体系、典吏捉钱制度、碾磑经营及咸亨元年差兵及于杂任的军事制度变化，为唐代政治、经济制度及西域军事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12]

沈国光以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唐开元二年（714）蒲昌府文书为研究对象，在厘清了苏才应事件始末的同时，也对西州府兵月番的摊派过程予以了说明。他认为，折冲府在敦促府兵月番时，需以年簿中的月番名簿为基础，根据具体情况拟定差替卫士，并于每月二十五日前将之申送州司。折冲府再按州司意见完成差替，至来月一日上番时点检。同时指出，唐代西州卫士似乎没有宿卫中央的任务，而是在地方服番役来满足“番上”的规定。西州卫士在地方番上的项目多与色役相同。原本作为兵役的府兵番上在开元时期呈现出色役化的趋势。[13]孙丽萍以1972年出土于阿斯塔那201号墓吐鲁番文书《唐咸亨三年（672）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为研究对象，认为“下军团符”中司马负责签发文书，与州府司马职掌不符，而折冲府司马在文书处理中掌付勾稽和判理府务，可以造立签发文书。文书中钤盖的印章为三列布局的方印，与西州都督府之印的两列布局不同，首字为“左”,而咸亨三年西州仅有前庭府属左卫系统，印文应为“左领军卫前庭府之印”。故下军团符实是一件前庭府下发给其辖下机构某校尉团的符文。[14]

2.地方治理

本年度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隋代对西域的治理和唐对西域的军政管理、文化治理、羁縻管理、西域地方大族、战争等领域。

关于隋对西域的治理，目前学界对于隋朝与西域地区开始交往的时间、隋文帝时期与西域的交往情况、隋文帝与隋炀帝西域经略观的异同等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辨析与认识。侯晓晨认为，除吐谷浑、西突厥外，隋文帝时期与西域地区的交往非常有限，主要来自北周末年长孙晟出使突厥的经历。到了隋炀帝时期，由于裴矩、韦节等人的影响，重新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域诸国取得联系，经略西域也成为隋炀帝执政前期的工作重心之一。隋文帝的西域经略观整体是稳健的，经略传统的西域地区始终没有列入其国家战略，而隋炀帝的西域经略观则有着超越现实并且浮夸的一面。[15]马振颖、黄瑞娜根据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对张毅家族世系、隋置龙勒府时间及沿革、鄯善郡司马的设置情况都进行了考证，认为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该墓志的出土，对我们了解隋代的军府及隋朝经营西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6]

唐代西域军政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唐朝的西域管理体制从汉代的制度模式中发展起来，以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为代表，拥有了唐朝制度特色。即在天山南北分别设立两个军事政治中心，互有分工又彼此配合。孟宪实以北庭都护府的设立过程为研究对象，认为北庭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唐朝西域和丝路管理体制的探索最终完成。其设立是经过多年的探索才最终完成的，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特征。[17]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作为唐朝治理西域的重要军政机构，由于文献记载本身的模糊或讹误以及学者们的理解差异，致使关于安西、北庭都护府和大都护府的区别聚讼不已。侯晓晨认为，麟德二年（665）是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的第一个时间节点。咸亨元年（670），唐廷罢四镇，安西大都护府或因此降级为安西都护府。调露元年（679），唐廷收复安西四镇，不久安西都护府再次晋级为大都护府，此后直至安史之乱未再发生降级。[18]202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对巴达木东墓群中11座唐代墓葬进行了发掘。尚玉平根据M11出土墓志认为，墓主系唐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程奂，墓志记录了其仕宦经历。该墓葬的发掘与墓志的出土，对于唐北庭都护府所辖西州军政建置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19]任冠、贵佳宜从考古学的视野出发，梳理轮台县、西海县等建置的地望和沿革，进而探讨唐代庭州军政体系的构建和空间格局等问题。认为，昌吉古城遗址为唐代轮台县，乌拉泊古城遗址为唐代西海县，玛纳斯古城遗址为唐代清海军，下沙河古城遗址可能为轮台守捉。唐代在天山北麓构建的军政体系空间格局包括南北三线，呈现出东西向链条式分布的特点，体现出较强的整体性与规划性。[20]王湛、刘子凡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开元十七年后张彦之差充伊吾军副使文书》进行考释，认为该文书是较为少见的直接涉及折冲府官员充任军使的文书。文书中出现的张彦之即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张氏茔区72TAM218墓主，这件文书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西州张氏的认识，张氏家族成员的仕途与影响除在西州当地之外，有更广阔的地域空间。[21]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唐《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文书是一件关于安西焉耆镇在楼兰路沿途设置各级军事设施进行戍守管理的军事文书。胡兴军认为，这件文书是唐朝为防御吐蕃的进犯，在西域边塞地区严格执行唐代烽堠巡查制度，它是唐对西域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和治理的重要物证资料。[22]

东部天山地区在唐朝为伊、西、庭州所在地，是新疆最早实行中原王朝州县制的地方。王玉平依据新近的文物普查及考古资料，对唐代东部天山廊道的军城逐一进行考证，将唐代军城精确定位，还原了唐代东部天山廊道的军城分布格局。[23]

随着吐鲁番文书的刊布，学界对唐代西州的屯田研究日渐深入。张慧芬围绕传世文献和出土文书有关“天山屯”的记载，进一步梳理唐前期西州军屯的管理结构，展示开元天宝时期西北军政系统演变大趋势下，西州军屯的发展及其管理机构变化。她认为，现存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四处“天山屯”的记载，不但展示了唐西州军屯由西州都督府管理到天山军主导的转变过程，而且也间接证明天山军出现于开元二十年。[24]屯垦戍边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重要举措，张安福对唐朝在西域的屯垦戍边策略进行研究，认为唐朝在东天山的伊州、西州和庭州地区首开屯戍，建立直接属于中央政府的正州进行管理，此后唐朝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管理东天山屯田，天山北麓的庭州、轮台等地的草原绿洲也被大量开发出来，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之地，推动了不同族群参与到屯垦戍边活动中；作为西域腹地的塔里木地区，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进行屯田，成为唐廷稳定西域局势、逐鹿中亚的军政中心。有赖于上述屯田措施，唐朝有效维护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使丝绸之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25]

唐代西域社会文化治理方面，边州是唐前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的特殊的州级政区，也是唐代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聂顺新认为，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亦得到普遍执行。诸边州设立佛教官寺的形式，可分为以容州为代表的先后取代型和以沙州为代表的同时并存型。边州官寺所承担的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通过立寺、重修、宣讲、立碑、铸像、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26]李丹婕认为，在唐朝政府逐步强化对安西四镇统治、汉人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互动与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上至四镇官府与两京朝廷之间的政治互动，下至地方政府的运作及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汉化佛教的西传与汉式佛寺的建立，都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汉化佛寺作为中央和边地之间的沟通桥梁、内地移民的信仰空间和经济后援、胡汉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纽带，其力量深深嵌入到了地方社会之中，并将当地社会的不同群体有机绾结在了一起。[27]

羁縻管理方面，赵梦涵对《唐龙朔二、三年（662、66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文书进行了考释，认为文书显示了唐初治边政策、处理边疆问题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唐中央与天山以北地区的有效信息传达，唐廷与金满州西突厥处月部与哥逻禄步失达官部落进行着有效的信息传达，而西州都督府收集金满州西突厥处月部与哥逻禄步失达官部落的信息并从中尽力调协；其次是发挥了相关制度的合宜性与功效性。除信息网络外，显庆二年（657）末平定贺鲁之乱后至龙朔年间，唐还通过迁入人口、广设羁縻府州、设金山都护府等举措治理天山以北地区。这些共同构成了唐在天山以北地区军政管理的基础。[28]孙琦以西藏民族大学古籍阅览室所藏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中《丹珠尔》部的《于阗国授记》为底本，对于其中所载较为晚期的、大致相当于唐代的于阗王统进行了藏文、于阗文、汉文的比对研究。[29]丹曲以敦煌藏经洞及其周边所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作为基础资料，重点依据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对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于阗的名称考释及其历史地理、于阗佛寺记载、《李域教法史》与《李域授记》的对比研究，以及手抄本《于阗文书》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同时对藏文《大藏经》中涉及于阗历史内容的文献进行了释读和翻译。[30]荣新江则从唐代前期于阗政治史进程探究开始，从于阗历史发展进程、与汉文化及敦煌文化的交流、考古文物及文献释录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宋时期于阗的历史和文化，凸显了于阗在丝绸之路南道上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充分展示了中亚丝路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31]

隋唐时期西域的治理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往往伴随着战争。朱玉麒以《旧唐书》等正史史籍为基础，通过分析西域经营的首战经过，讨论心理战的文化背景，为认识唐代西域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认为，以《高昌童谣》为代表的心理战术是贞观十四年（640）交河道行军成功的重要因素。“高昌童谣”是唐军利用汉文化思想中的谶谣观念，在平定高昌战役中制造的心理战术。而《高昌童谣》之所以能够在平定高昌的战争中被利用，是与高昌国的汉文化背景相关联的。[32]

葱河道行军是显庆元年唐王朝为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所组织的行军，恒笃城事件是葱河道行军中发生的转折性事件。张重洲以恒笃城事件为中心对程知节在葱河道行军的相关史事进行了探讨，认为“裨将失律”是恒笃城事件爆发的主要起因，其不仅成为程知节个人仕宦的转折点，还引发了唐军在西域地区战略部署和军队指挥系统的调整。唐廷对主将程知节及副将王文度的处理，受到了法律、观念、现实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一事件背后还涉及边军将领间的权力之争，更是直接关系到高宗初年核心政治集团成员序列的变动。[33]

显庆四年都曼反叛是唐前期西域的重大史事，石泽阳以疏勒为视角，结合《苑大智墓志》的相关内容，探讨了都曼叛乱时疏勒的立场以及叛乱的进攻方向。他认为，都曼反叛的原因，一方面是真珠叶护的死以及阿史那步真并没有进行适当的安抚，另一方面则是疏勒劝说都曼连接吐蕃。都曼反叛后，进攻方向不仅仅是于阗，也向龟兹发动了进攻，这也影响到了龟兹内部的反唐势力。唐朝命苏定方、刘文举分别为波斯道行军大总管、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征讨都曼。苏定方在尉头城与都曼、疏勒的主力对决，击溃了叛军。都曼被擒后，疏勒应当投降了唐朝，但随着弓月再次连结吐蕃攻打疏勒，疏勒在吐蕃势力的影响下再度叛唐。[34]

关于西域地方大族，郑旭东、郑红翔、赵占锐对2019年陕西咸阳唐高昌王族麹嗣良和夫人史氏墓志进行了研究，认为两族入唐后对中原文化逐渐接受和投靠，活跃在初唐政治舞台上，参与了重要的军事活动。在高宗和武周时期置身上层权力斗争、参政意识加强，从单纯的军事活动中跳脱出来，以军事活动为基础站队于不同政治阵营，参与权力争夺。此外，麹、史、庞三家联姻也都是唐初武将家族地位尊崇，是中古时期望族之间互通婚姻的实例。[35]西突厥哥舒部曾是隋唐时期西突厥的一支重要部族，由于史籍记载阙略，哥舒翰以前哥舒氏之附唐内迁与在唐表现等基本湮没无闻。马立军对新见《哥舒道元墓志》进行了释读，就哥舒道元先世官爵、身份及入唐时间，哥舒道元生平仕履、婚姻与葬地等问题进行了考释，补正了传世文献的阙误。[36]

3.民族交往交流

繁荣强盛的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西域各少数民族之间，及与中原之间建立了和谐友好的关系。本年度民族交往交流研究集中在西域与中原关系、西域与其他地区关系等领域。

蒋爱花、杜峥弈认为，隋唐时期中原同域内外的文化互动大体包含三个层面，即社会生活、宗教思想、行政制度。三者之中，社会生活与宗教思想的交融最为直接，也最为明显。经过长期的冲突与调适，域内外诸族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对中原的政治认同，隋唐王朝同样展现出“爱之如一”的恢宏气度，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原典章流播四海，催生出诸族群的政治演进。三种要素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共同绘就隋唐开怀吐纳、“天下一家”的文化盛世。[37]

关于西域与中原关系方面的研究，黄民兴从唐代中国文化对西亚的影响与西亚文化继续传入中国两个角度，认为汉唐时期中国与西亚之间通过丝绸之路构筑起了一条文化的交往大道，双方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并且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交往在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对亚欧大陆的文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体现了文明互鉴的真正价值。[38]中亚位处亚欧大陆的中部，古往今来都是联通东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枢纽。郑红翔、黄孟芳认为，除了建筑景观、陶瓷、服饰等物质文化，在思想观念上，中亚古国的统治阶层对唐朝的知识文化也有向往与主动学习的意愿，中亚许多古国对唐朝的文化向心力不断加强。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古中亚与唐朝之间的文明互动。对唐朝文化的吸收借鉴和碰撞交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亚文明的发展，进而对人类文明的成长与进步作出贡献。[39]

6—7世纪的职贡图绘中，梁元帝《职贡图》与中亚康国都城大使厅壁画，反映了通行于欧亚大陆的一些外交制度与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线索。李昀藉此探讨了职贡图绘中的使者身份、外交礼仪，并根据粟特人与中国的交往关系，论证了贡物性质变化的时间节点与贡献活动中的输出品。在贡物流转的传播链里，唐朝扮演的是文化吸收、加工、再输出的角色。唐朝作为文化中继站，将文化重组后的产物输出至日本、朝鲜半岛等地。丝路上的使者与商人在向中原输入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将属于唐朝的盛世印象、职贡图绘传播出去。[40]

冯培红以山西出土《隋虞弘墓志》中虞弘的族属问题为切入点，对墓志、史籍记载中鱼氏、白氏由西域向中原东迁并融合的过程进行探析。他认为，步落稽是西域龟兹、粟特等民族在东迁过程中融合匈奴系民族而形成的民族混合体，东迁后的鱼氏、白氏在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步落稽势力集团并逐渐混融共生。[41]其另有专著，以山西太原西南王郭村发现的虞弘夫妇合葬墓考古资料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对以虞弘夫妇为代表的古代中亚粟特人的入华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包括鱼国的登场、鱼国之谜的探索历程、虞弘家族及其生平、虞弘墓志中的改刻和佚缺之字、虞弘所戴鱼头冠的新发现、漕国与并州——“鱼”之关联、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等九个方面的内容。[42]

西域与其他地区关系研究方面，高亮探究此时期突厥认同的构建及其变动历程，并探寻其与7—8世纪欧亚东部历史的动态联系，他认为，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的突厥认同始终以“突厥人”（türkbodun）为标志，即汉、藏文文献中所谓“十二姓”或“三十姓”突厥。在武力征服突骑施汗国失败后，至毗伽可汗时期，在政治上与突骑施和亲，在观念上通过重申共祖记忆、接纳十箭为“突厥人”的方式，扩大了既已形成的突厥认同。突厥认同的构建与扩大对7—8世纪欧亚东部的格局变动产生了一定影响。[43]

20世纪新疆米兰、麻扎塔格等地出土了系列古藏文文书、简牍，其中有不少关于突厥的记载。陆离利用这些材料，对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关于突厥的内容、年代加以考证，对8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国与回鹘汗国对西域地区进行反复争夺的情况，及吐蕃据守的西域等地区回鹘、“小突厥”（Drug-chun）等部族活动进行了还原，认为突厥一词在文献记载中具有不同含义。米兰、麻扎塔格出土的文书、简牍中出现的与吐蕃为敌的突厥应该是指当时占领了龟兹、焉耆、西州等地的回鹘汗国军队。而关于敦煌、新疆出土吐蕃文献中记载吐蕃境内的回鹘和“小突厥”，回鹘可能是指投降吐蕃的回鹘人，“小突厥”则有可能是指沙陀。[44]

在西域与回纥及中原王朝关系的研究方面，韩晓桐、闫自兵以唐朝安史之乱后与回纥的七次和亲为视角，探讨了不同时期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认为唐朝与回纥双方的关系经历了“君臣”“兄弟”“父子”再到“君臣”的过程，这种关系是基于各自内政的需要和切身利益共同构建的，和亲服务于政治且影响了对周边政策的制定。[45]

西域与吐蕃关系研究方面，王瑞雷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新样幡画进行了研究，认为9世纪前后吐蕃经营敦煌与西域期间，吐蕃人将当时克什米尔、斯瓦特地区流行的金铜佛像（或相关粉本）作为一种新型的造像样式带到敦煌，再由活跃于此地的吐蕃艺术家以此为参照，并融入最先容受、相对熟悉的波罗艺术，将其转化为二维的绘画语言。同时，也不能排除从吐蕃本部直接传至敦煌的可能性。[46]吐蕃国相尚纥心儿是活跃于8～9世纪的吐蕃名臣名将，马德、万玛项杰通过对敦煌出土的敦煌遗书及各类汉、藏文文献的梳理，将尚纥心儿的生平事迹按照时间脉络进行研究，认为其作为吐蕃攻占敦煌和西域大片领土以及长期率兵与唐朝作战的主要将领，对敦煌和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及东西方交流做出一定贡献。[47]

2023年度王素先生的论文集值得关注，他以汉唐西域史为时间，将其相关论文、书评、杂撰，分“敦煌文献”“吐鲁番史地”“碑志与西域史”“梁元帝《职贡图》”“序言·书评·综述”五编，有机安排在该时空结构内，展现了他对敦煌吐鲁番与汉唐西域史的整体思考。[48]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作为西域历史研究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本年度隋唐西域政治史研究仍然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西域政治史研究涵盖了国家、地方政治制度，地方军政管理、社会文化治理、羁縻管理、地方大族，西域与中原、西域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等方面。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书与石刻墓志文献一直是这一时期研究不断深入的动力源泉，2021年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相关文书，助力这一时期西域史研究。但同时也要看到，仍然有很多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与新材料可供挖掘，传统领域的继续创新和新领域的开拓，以及与当前的学术热点的融合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　经济社会史

隋唐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畅通，中原与西域的经贸往来极为频繁，西域地方社会的农业发展水平也不断提升。本年度隋唐西域经济部分聚焦于丝路交通、经济贸易、农业与社会等方面，反映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与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1.丝路交通

本年度隋唐时期丝路交通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道路及管理、地名研究等方面。

交通道路及管理方面，荣新江利用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详细考察了唐朝建立后于阗王国的归附，以及唐朝与西突厥余部及吐蕃王国在于阗及其周边地区的争夺，并且阐述唐朝建立安西四镇、设置毗沙都督府等军政建置，设立和完善相应的交通体制等举措，这是唐代西域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多学科成果。[49]

天山廊道是以天山山脉走向为依托所形成的交通路网，张安福、党琳以天山廊道为研究对象，认为唐朝充分利用了天山南北山麓的外部廊道，保障丝绸之路东西交通畅达。唐朝重视沟通天山南北的内部廊道作用，在东天山廊道设置伊州、西州和庭州，使得东天山成为三州商贸往来的要道；通过中天山廊道将焉耆、龟兹与天山北麓和弓月城联系起来，加强对西域地区的交通往来。交通四方的天山外部廊道、沟通南北沙漠和草原绿洲的内部廊道，共同构成了唐朝经营西域和对外交往的交通路网。唐朝利用天山廊道构建起西域严密的交通体系，将东天山、“安西四镇”以及准噶尔盆地、楚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等密切相连。[50]

吐鲁番出土的唐神龙元年（705）长行马文书披露了西州与庭州之间的一处交通要地——金娑，但传世文献有“金婆”和“金娑”等不同记载。李学东通过爬梳相关文书，并结合《西域考古录》的有关记述，推知其本来名称实为“金娑”；长行马作为西域地区的重要交通工具，受到当地官府的高度重视，即便其在传驿途中意外身亡，亦会有专门兽医加以勘验，以查明其死亡原因，作为判决此类案件的依据；此外，其案情会节级申报给西州都督府兵曹参军做最终复检，并记录在案，每岁向兵部呈报长行马死损状况。[51]

西藏西部是吐蕃时代重要的交通要地。霍巍基于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噶尔县的考古发现，认为经过史前时代、象雄时代的多年经营，这个区域形成了吐蕃通往中亚、南亚和西域的若干重要交通路线。在吐蕃灭亡象雄（时间为644年）之前，西藏西部今札达县、噶尔县等地已经和新疆南部地区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文化交流与联系，这条越过“于阗南山”的交通干线，早在吐蕃势力进入象雄地区之前已经初步形成，之后吐蕃人对这条道路进一步加以改造和完善，使之成为吐蕃进入西域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通道；7世纪以降，在今西藏自治区阿里日土县以南的广阔区域内，形成了“中道”南段从日土县、噶尔县沿狮泉河流域进入拉达克的另一条通道；吐蕃时期西藏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交通路网。从南北方向而论，从中亚、新疆穿越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可以进入到今天西藏西部北段的阿里日土一线，进而由此可继续南下和东进。从东西方向而言，通过日土以南的4条外流型大河，则可从西藏西部的中段、南段进入中亚巴基斯坦、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这一路网向南和向东延伸，可形成一个巨大的“高原环线”，成为“高原丝绸之路”在西藏西部宏大的集散地和交通节点。[52]

6～8世纪正处在从突厥汗国（突厥系游牧民族国家）到唐帝国兴起的阶段，是欧亚的大转折时期。日本学者荒川正晴从中亚自身的视角入手进行探讨，将6～8世纪中亚地区活跃的交通与贸易置于欧亚东部地区的广域空间中来重新把握，以揭明它的实际状况与兴盛原因。从而认为交通与贸易不只是人的流动与物的交易，除了与生产和消费、文化、信息、技术的传播有关外，也与广阔地域的政治统治和地域形成等问题密切关联。[53]

地名研究方面，刘子凡对唐人常用的“交河”与“西州”进行梳理，辨明这一组唐代西域地名的虚实界限，以窥探唐朝人边疆观念的多样性。他认为，唐代的“交河”与“西州”既是真实存在的州县名，又是具有特殊地域含义的文学意象。在唐人的诗文与碑铭中，“交河”更多的是代指西北边塞，“西州”则是代表着西土，“西州”所指地域甚至可以指代安西、北庭或更远的西域。[54]

林梅村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中外考古学者实地调查等材料，根据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佚文相关记载，探讨了唐代柘厥关、昭怙厘寺、瀚海行军、白马渡和安西大都护府遗址的地理位置。认为，唐代柘厥关即今库车县苏巴什兰干村铜厂河两岸悬崖峭壁。昭怙厘寺即苏巴什佛寺遗址。苏巴什遗址北约25公里阿艾石窟，即欧阳忞《舆地广记》所谓“瀚海军”，也即唐代安西都护田扬名麾下瀚海行军驻地。白马渡在龟兹王城（今皮朗古城）西门外库车河。黄文弼在渭干河谷口西岸夏合吐尔佛寺遗址附近所见方形楼阁式佛塔即武周时期所建龟兹大云寺塔。[55]

学界对唐代轮台地望一直有多种不同说法，牛齐培、张安福对唐代轮台城相关研究进行评述，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今后研究的建议。他们认为，轮台的经济交往、天山廊道族群流动等多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借助人口、民族、社会等多学科理论进行深入研究。[56]

槃橐城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疏勒国的重要城镇，林梅村通过梳理汉唐时期史料，认为槃橐城就是图木舒克市北郊托古孜沙来古城，其在疏勒国东境，北为尉头国，西南为莎车国，东为姑墨国。在唐代改称“据史德城”，今称“唐王城”或“托古孜沙来古城”。而由于汉代尉头国在今柯坪县，北魏年间被龟兹国兼并，故北魏之后疏勒与龟兹两国分界地即在今图木舒克市与柯坪县之间。其后在840年，随着回鹘十五部西迁葛逻禄，许多回鹘移民被安置在槃橐城，这一时期该城在《世界境域志》中的胡语名称为Bartuj，据作者推断，巴楚县的维吾尔语名称Barchuk（巴尔楚克）很可能由此演变而来。该城废弃于10世纪，原住民西迁阿图什。[57]

2.经济贸易

本年度利用新史料对经济贸易的一些论题进行了考察，展示新材料呈现出的新论题。王奕文对15份有关丝绸的古藏文文书中丝绸的流通和“飞钱”在西域与吐蕃之间的兑换与流通进行论证分析，认为在吐蕃统治西域这一时期虽然唐朝对西域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但是经济往来并没有停滞，西域商人为丝绸之路文化多元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可能。[58]

侯振兵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房屋租赁契约为研究对象，对吐鲁番房屋租赁契约的相关问题进行再考订，探究当时社会上房屋租赁活动的情况及其相关问题。他认为，租赁契约中必然明确写明目标物的具体情况，包括房屋大小、租赁间数等，还写明相应的租金、付款期限、违约罚金等。书写格式基本上有着整齐划一的样式，很可能当地有房屋租赁契约的样书流传。从高昌时期到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房屋租金不断上涨，房租的上涨可以体现出当地经济水平发展的一些侧面。吐鲁番地区的房屋租赁一般是分期交租，一次结清几个月的租金，据此推断，吐鲁番地区的人口流动频率与中原地区相比较低。[59]王梦颖考察了唐代敦煌西域地区私人借贷的民间秩序。对国内外关于唐代汉文和吐蕃文借贷契约研究相关成果进行梳理，以私人借贷民间秩序的形成和确立为线索，论述了唐代敦煌和吐鲁番地区私人借贷民间秩序的运作机制。[60]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屡见唐政府在西州以棉布为庸调的记录，霍沛潮以出土文书为中心，探究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及棉纺织业对当地赋税征收的影响。他认为，由于吐鲁番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有利于棉花生长，当地的棉纺织业发展较为成熟，唐代的赋税制度自身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深刻影响了唐代西州的赋税征收，唐代西州庸调棉布的数量也会根据授田制度的不同而变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唐代西州棉纺织业对赋税征收的影响更加明显。[61]

车效梅、王君如以撒马尔罕城市发展为基点，展现粟特人香药贸易的种类、数量、价值、运作流程等，总结其香药贸易的特征和影响。西域地区在粟特的香药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中转作用，据他们推测，先由从事丝路西段贸易的粟特人将香药贩运到高昌或楼兰等贸易中心，而后再经入华粟特商人转运到中原北方地区。[62]

王小甫研究了唐朝与东突厥、突骑施、回鹘绢马贸易的记载，认为绢马贸易乃至丝路网络适应了游牧社会的内在发展需要，反映出中国古代游牧与农耕社会存在着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二者本质上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63]

殷晴从城市史的角度，对汉唐时期的西域城市进行研究。作者从城与城镇的初现、丝路贸易与城镇发展、地方建置与本土建筑、居民饮食与经济生活、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及西域城镇的兴衰与湮弃等多个方面对汉唐时期西域主要城市的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64]

3.农业经济

陈涛、蒋洪恩以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水稻遗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近年来发表的其他植物考古和环境考古证据以及出土的相关器物遗存，对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水稻遗存进行了精细的鉴定分析，发现其为粳稻类型，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书和古环境研究资料，确认这些水稻遗存应为本地生产，进一步探讨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水稻栽培情况。其研究表明早在十六国时期（公元4—5世纪）水稻便已传入吐鲁番地区，成为当地种植的农作物之一。但由于吐鲁番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太适合水稻的种植，水稻的种植规模并不大，在高昌先民的饮食结构中始终占据非常次要的地位，相关的产品可能只供社会上层人士享用。[65]

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中古时期吐鲁番有一种神秘的农作物“秋”，黄楼通过对出土文书考证及考古发掘中粮食作物进行对比，认为“秋”即“秫”字在吐鲁番地区的俗写，所指即高粱。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由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66]

蒋洪恩从植物分类学的角度，参考雅学、农学及本草学著作，结合传世典籍，以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楼兰简纸文书、敦煌出土文书等，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先民利用过的植物名实进行考证，并重点考察晋唐时期吐鲁番先民对植物的认识与利用方式。作者参照《本草纲目》的分类方法，将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植物分为谷部、草部、果部、菜部和木部。共考证谷部词汇20个，菜部14个，果部10个，草部7个，木部12个，对所考证出的植物名称均加以拉丁学名标注。对前人研究涉及的“青麦”“桃中子秫”“蓝”等植物的名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67]

作为重要牧草，苜蓿自引种中原后，汉唐王朝十分重视它的推广种植与系统管理。李鑫鑫、何红中探讨汉唐时期苜蓿在西北地区推广、利用与管理等问题，他们认为，伴随着驿传交通建设，唐王朝在传统的关中陇西地区进一步推动苜蓿的种植，对驿传系统中苜蓿的种植面积、配给使用等问题形成了系统管理体制。汉唐时期苜蓿在西北地区的推广种植与系统管理对“汉唐气象”的生成，以及我国农牧业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68]

陈涛、帕丽旦木·沙丁、蒋洪恩以吐鲁番文书中所记载的“粟”和“𢇲”相关名实考证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书以及考古发现的植物遗存资料，从产品、工具和方法等不同角度全面考察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粟黍作物加工。确认了“粟细米”和“细米”应为粟和黍加工后的精米，并进一步探讨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粟黍加工情况。认为，吐鲁番居民栽培的黍穄以粳性为主，使用杵臼和碓来加工粟和黍。由于晋唐时期吐鲁番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压力较大，而精米加工损耗大，在古代粮食产量整体偏低的情况下，当地居民主要还是以糙米为食，很少食用口感更好、但损耗严重的精米。[69]

4.社会方面

唐朝都城长安作为当时物质文化的聚集地、精神文化的汇集区，吸引了大量西域各色胡人进入拥有108个坊里的偌大城市空间。荣新江利用新出碑志、文书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发明，阐述了西域胡人经过多重途径进入唐朝都城长安的情形，特别是他们进入长安之后的入仕、学习、交游和构筑园林等生活状况，并由此来看西域胡人如何逐渐融入到长安社会当中，他们在学习和交往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们通过园林的优雅生活，来与唐朝士大夫交游，最后彻底融入唐朝长安上流社会当中。[70]

2019—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清理，出土各类遗物1500余件组。其中出土的800余件纸文书、木简是国内烽燧遗址考古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这些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为首次发现，填补多项空白。胡兴军认为，这次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各项成果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的场景，为我们了解唐代边塞烽堠制度运行、深化边疆治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唐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71]

高昌国灭亡后，唐王朝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州并开展了一系列人口迁徙活动，各类人口的迁入改变了社会中的人口结构和权力分布，并由此加速了社会中的阶层分化。张重洲考察高昌人口问题背后所涉及的家国观念、唐廷在施行人口迁徙前开展的检户工作，他将关注的对象转向此前研究较少的两个群体，即留居高昌本地的旧贵族成员和新迁入西州的军事人口，围绕白须净真先生提出西州中存在“新兴庶民阶层”的论断，对这一群体的崛起与分化问题加以探讨。他认为，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国家制度的推行，加速了社会中旧贵族的衰落和新兴阶层的崛起，但是在新兴阶层内部也存在着经济分化等诸多问题，尤其是旧贵族势力逐步转向宗教领域，构成了唐初西州社会中的特殊现象。[72]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是本年度的隋唐西域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亮点，然而，研究的领域相对狭窄，很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到，一定程度上缺少丰富性和研究的广度。

三　文化史

隋唐时期西域文化繁盛，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宗教文化思想和绘画舞蹈艺术等方面，体现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西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接受、西来文化在西域的中国化等。

1.语言与文学

本年度语言文化的研究，关于汉语言文学在西域的传播方面，朱玉麒认为，相关文献所记“高昌童谣”的编造是贞观年间唐军攻打高昌的心理战术武器，而宋人不明史源误将“高昌童谣”作为高昌灭亡的“诗谣”写进《新唐书》。灭高昌战役后，由于西州学诗郎的存在使唐代经营西域的汉文学遗产流传后世成为可能，并在清代由唐代文学形象演绎出来的薛丁山与樊梨花题材，通过民间戏曲在民众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73]

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方面，程存洁整理了朱雷捐广州图书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中的批注校注内容，其中对文书中字、词的解读、标点符号的纠正、文书名称的重名以及相关内容的补充等，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修订和再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4]赖以儒对吐鲁番阿斯塔那507号墓出土73TAM507:012/10号《乐毅论》习字残片进行了研究，认为其范本应是冯承素贞观十三年（639）的摹本，而其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则跟唐朝书学制度在西域的推行有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之深。[75]程龙对吐鲁番出土晋唐时期的文献书法进行研究，认为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书法文书字体包括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书写风格，不仅展现了吐鲁番地区书法的内容广泛和形式多变，而且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当时吐鲁番地区流传之广，反映出唐朝时期中原文化对西域教育和办学的影响。[76]

张美芳、王亚亚用科技方法对中国人民大学收藏唐代西域文书7小块残片进行多种无损检测技术分析，发现书写所用纸张都为麻纸，文书墨迹为松烟墨，说明中原造纸技术和书写方式在于阗的传播。[77]

关于胡语文书的研究，林梅村探讨了英国驻拉达克联合专员戈德福雷所获一批于阗语文书的来源与出土地点，经与梵语本《药师经》、唐义净译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散脂品》、北宋施护汉译《佛说圣最胜陀罗尼经》的勘同以及这些写本的释读情况，认为这些文书是被和田玉龙喀什村觅宝人吐尔迪发现于丹丹乌里克遗址，否定了学界关于这些文书来自库车古城遗址的观点。[78]

曹丹丹对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所见“结发”一词的词义进行了考释，认为若“结发”一词被解释为“束发”“成婚古礼”“妻子”等与衣物疏的语境不符，若被解释为发带、缨带、幅巾等长条布制品，其和“枚”搭配不符合，而通过《说文解字》《汉书·注》来推演，结通“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假髻”之意，因此唐代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的“结发”指的是“假髻发”。[79]高彦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记载，考证了新疆墓葬中的若干出土实物，比照新疆石窟壁画中的发钗图像，对古代新疆发钗的造型式样、艺术价值及演变历程进行了系统考证，尤其是妆饰、首饰背后蕴藏的文化渊源以及多民族文化融汇的历史状况。他认为，古代新疆发钗文化是在本土和外来文化，特别是与中原首饰文化以及丝绸路上其他地域文化间碰撞、汇融的背景下产生的，且随着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其崇尚汉文化、认同华夏为一家的情感愈加强烈。[80]

隋唐时期很多内迁突厥人参与了唐朝的政治、军事事务，但是对其汉化程度则缺乏深入研究。龙成松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有关史思明、史崇礼、炽俟辿、契苾何力、哥舒翰以及浑瑊家族的记载，探讨了他们对汉文学的接受及汉文诗歌创作情况，以及在我国古代民族文学发展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意义。[81]粟特人是中古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在汉文化艺术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来华粟特人聚落及其艺术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其在唐代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少有探讨。龙成松梳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安国僧人吉藏、康国僧人法藏、曹国僧人法镜的佛经翻译活动，康庭芝、康造、康仁杰、安守范等人的诗歌创作，康子玉、米崇吉的汉文写作，康留买、康文通、安令节、康庭兰、康敬本、康赞羑等人对汉文经典的熏习等情况，探讨了粟特人融合到汉文化共同体的过程及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意义。[82]

2023年，朱玉麒和荣新江主编的《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2册）出版，书中收录了黄文弼1928—1930年间在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木盆地发掘、搜集的中古汉语、胡语文书。书中将汉文文献分为经、小学、子、集等类，胡语文书分为回鹘语文书、龟兹语文书、据史德语文书、梵语文书、粟特语文书、摩尼文文书、藏文文书、蒙古文文书、阿拉伯文文书和未比定语言的文书等，所有文献均刊布了相关图版并转录了文献文字，胡语文书部分先作了拉丁转写，再进行了翻译。[83]

荣新江出版了《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一书，全书由“历史与地理”“文书与碑刻”“群书与佛典”“调查与报告”“综述与书评”五个专题组成，汇集了作者三十多年来有关“吐鲁番学”研究的各类文章三十四篇，书中收录荣新江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走访欧美、日本等地追踪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历程和研究的同时，还公布了大批新材料，内容涉及吐鲁番政治历程、社会沿革、经济发展、宗教信仰、典籍印制等诸多方面。[84]

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刊布了1906年以来西方探险家在敦煌以及新疆地区所获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文文献，为研究8-11世纪的吐蕃历史文化以及吐蕃与西域的关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85]

2.宗教与文化思想

本年度宗教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经量部”思想在龟兹的传播、弥勒思想在西域的传布及其中国化、吐鲁番摩尼教写本题材的来源与影响以及中原分儭习俗和堪舆思想在西域的传播等方面，还涉及西域佛寺形制及其文化因素的探讨。

高昌佛教研究方面，张重洲、闫丽重新梳理了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的源流和传播，认为贵霜王朝大量营造佛像、书写佛经推动了弥勒信仰在犍陀罗地区的迅速发展，晋代沿着丝绸之路南道经西域、河西传入中原；晋唐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统治者的推崇以及人们对灵魂归宿的期望等原因，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地区走向鼎盛，虽然唐晚期至宋代由于弥勒信仰对清净佛土的追求被叛乱者所利用导致其在中原地区的衰落，但在敦煌、高昌及其周边地区并未消亡；弥勒身着的犍陀罗风格白色袈裟变为红袈裟，弥勒说法背景由菩提树和碧绿的芭蕉画变为山水画，弥勒所居兜率宫变为中国式建筑，弥勒诞生乘舆回宫图中出现通天冠等体现了弥勒信仰绘画艺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中国化。[86]

龟兹石窟研究方面，霍旭初认为，经量部思想对龟兹佛教乃至中原佛教的影响是一个大有研究空间的命题。虽然有部思想始终贯穿龟兹石窟发展的整个过程，但经量部“俱舍论”思想对龟兹石窟的影响最为深渊，其具体表现为龟兹石窟主室券顶所绘佛本生故事逐渐被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取代、燃灯佛地位的提高以及五趣轮回图、地狱图和禁欲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出现，是经量部“俱舍论”否定过去、未来存在实体而重视现有、提倡燃灯佛是重要的过去佛以及四度涵盖六度等思想理论的体现。[87]李瑞哲系统梳理了“经量部”思想的产生、传播以及对龟兹石窟的影响，认为2世纪后印度佛教“经量部”一派从说一切有部一派中分化出来，主张现实实有，过去和未来假有，重视以譬喻的方式解释经藏，5世纪初鸠摩罗多所著梵文本《喻鬘论》被其汉译为《大庄严论经》是经量部思想传入龟兹开始，6世纪龟兹石窟“譬喻”故事的不断增加是受到经量部思想影响的结果，后来《俱舍论》在龟兹的流行则是佛教适应当地理论环境和革新思潮的反映。[88]

于阗佛教研究方面，热柯普·阿卜杜杰力力对和田地区佛寺分布及形制进行了梳理，认为南北朝时期于阗佛寺形制平面呈“L”形，其次还有回字形和十字形，隋唐时期于阗佛寺以平面方形和回字形居多，平面为长方形和“U”字形者居次。[89]

罗尔瓅、魏文斌对哈密白杨河流域沿岸白杨沟佛寺、托呼齐佛寺、吐玛佛寺、恰普佛寺、央打克佛寺、库木吐鲁佛寺及甲朗聚龙佛寺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这些佛寺以“回”字型佛殿和单室佛堂为主要建筑类型，以上圆下方的穹窿顶主室和拱券顶回廊为主要结构特征，而回廊绕殿的寺院建筑源于中亚，并通过于阗、焉耆、高昌等地传播而来，其建筑内所绘千佛像则受到了中原佛教的影响，呈现出伊州地区华胡相融的历史过程。[90]

摩尼教研究方面，胡晓丹分析了吐鲁番出土9—10世纪摩尼教写本的特点，认为这些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其诗律是基于语言自然的节奏重音，文献解读结果表明，9、10世纪新波斯语摩尼教文本则遵从了阿鲁孜格律体系，还使用了伊斯兰教典故，说明摩尼教团在新兴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1]

唐代道教堪舆思想在西域的传播也得到了进一步探讨。游自勇对吐鲁番出土的10片唐代堪舆文书进行了拼缀，认为其中1件为《宅经》，2件属镇宅法，2件与葬事相关，表明唐代汉地堪舆文献在吐鲁番地区得到了传抄和使用；吐鲁番出土的入宅文、买地券，道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以及一些符咒，佛教的《佛说安宅神咒经》等，都能反映直到9世纪下半叶，汉地堪舆观念仍在当地传播，其受众甚至超出了汉民的范围。[92]

郜同麟在《拘校道文——敦煌吐魯番道教文献研究》一书中系统梳理了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道教文献，全面收集了目前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做了全面的分类、缀合、题名，并做了详细的校勘。本书在对比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对敦煌道教文献的形态及复原、道教文献文本生成演变方式、佛教道教关系、道教仪式文范的发展及结构、道教文献语言文字研究等方面做了探讨。[93]

余欣的《西域文献与中古中国知识-信仰世界》一书以西域出土写本与文物为中心，研究了作为写本时代知识-信仰承载体的丝绸之路“数理”与“物象”，探讨了文明传统构造中的“人物关系”与信仰实践。其中所录的《冥币新考：新获吐鲁番考古资料的启示》一文，以巴达木墓地所出葫芦木刻冥币和木纳尔墓地所出纸钱文书为研究对象,将之与20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冥币材料与文献资料相对应，认为冥币的出现与原始信仰和祖先崇拜的成份更大，认为冥币的起源、演进和佛教、道教的关系不大。[94]

3.绘画与舞蹈艺术

绘画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了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隋唐时期石窟和墓葬壁画所见各类壁画的文化因素分析，包括于壁画人物身份、图案元素的来源以及舞蹈音乐的传播等。

壁画图案元素研究方面，李思飞对新疆克孜尔石窟第60窟和托乎拉克艾肯石窟第11窟含绶鸟图案源流及内涵变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绶鸟图案最初出现在前6—前5世纪古希腊雕刻或彩陶上，之后随着东征希腊人建立帕提亚帝国而在中亚传播，绶带由鸟爪抓握变为衔在喙部，而其在克孜尔敦煌石窟的出现与入华中亚粟特人有关；含绶鸟图案从古希腊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文化内涵由原来希腊、中亚的王权和胜利的象征演变为中国至福、乐土、吉祥的象征。[95]王瑞雷研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10幅幡画样式风格的来源，认为这些幡画人物形象上肢扁平裸露、管状双腿自膝盖至腰间紧缠裙裤，眉弓弯曲细长、眼睛扁长、纯白眼底衬黑瞳、低头巧媚视前方的表现手法，以及头戴三叶宝冠、肩披彩色嵌花天衣并佩戴项饰和环形臂钏的装束打扮，是受到于阗、克什米尔、斯瓦特地区金铜佛像（或相关粉本）影响的同时，融入当地的波罗艺术将其转化为二维的绘画语言，形成独具特色的西藏—喜马拉雅风格的结果。[96]

音乐舞蹈艺术研究方面，杨贺从音乐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唐之前西域音乐向东传播及其在我国音乐和文学史上的意义，认为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印度和西域输入的佛教音乐与清商乐融合，加速了古雅乐的衰落，加快了中古歌舞伎乐的发展，隋唐时期西域音乐与中土音乐全面融合使得古典音乐史进入了以燕乐（宴乐）为主的阶段，并对宋代新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97]王文娜也强调了西域音乐东传在唐代燕乐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梳理燕乐常用西域乐器的基础上，认为西域乐器的传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乐器的弹奏方法。[98]陈方怡考证了胡旋舞的来源及其与胡腾舞关系，认为胡旋舞与胡腾舞并无区别，两者只是同时具有“旋”“腾”两种元素的一种舞蹈，唐代“胡旋舞”称谓的出现是西域诸国向唐朝进献“胡旋舞女”的结果，安史之乱后，宫廷舞女流落市井，导致胡旋舞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99]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本年度隋唐西域文化研究涵盖了中原文学在西域的传播，西域少数民族对汉文学的接受与传承，绘画艺术所见西域与中原的互动，西域音乐舞蹈对中原的影响，龟兹、高昌、于阗佛教艺术所见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少数民族文书书写和语言特征体现的文化融合等方面。

近年来，隋唐西域史研究者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阅读和使用能力明显增强，对出土资料的利用日趋多元，提高了西域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水平，这是隋唐西域史研究新的增长点。然而，相较于政治、经济研究，利用吐鲁番文书进行的文化研究显得不足，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胡语文书在国内的研究还需加强，各地区宗教文化的特点还需进一步总结。

总体说来，2023年度的隋唐西域史研究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史料相参证来探讨相关历史的研究成果占比例较大。一方面，学界根据新材料提出各种新命题，提供了隋唐西域史研究的新知识；另一方面出土文书引发对传统研究命题的重新思考，推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

二是，对于地方治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国内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回应，但是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不多，导致在相关学术话语体系中缺乏话语权。

三是，虽然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持续深化，但是多学科角度的考察、理论性的探讨不足，因而宏观性、整体性认识的成果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