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碑最初由毛厄(Dieter Maue)进行了解读，沃文(A.Vovin)对毛厄的释读做了改进。他认为，该碑铭的发现具有革命性的价值，证明在草原上使用的第一种阿尔泰语言不是古突厥语，而是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早期蒙古语。沃文的释读汉译如下：

1-3. 碑文的可汗[和]特勤。将出生(再生)为新菩萨的可汗，领会佛陀可汗所领会的，把指称[本]国阿那瓌(？)[头衔]的部落,伯克们(官员们)...七次指[给？]...

4. 看[着？]石刻铭文，都波/都播(？)[百姓？]...为了刺伤...联合...

5. ...汗的可敦(皇后)们[和]弟弟们，[和]泥利可汗突厥可汗

6. ...祭奠国家，[以及]国家的俟斤(酋首)(？)[和]收税员(？)/巴里坤(？)...

7. 尽够着，领会者们照亮了可汗的执政年代。都波/都播(？)

8. 百姓...计数...将会以新菩萨出生[再生]的可汗

9-10. ...书/碑文的...都波/都播(？)百姓(？)[从]将出生[再生]的可汗被分离(？)...[他们]跟随泥利可汗突厥可汗...[他]指挥[他们]。达尔罕们有福了

11. 此书/碑文由...达尔罕写的。

目前该碑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碑铭的很多问题仍有争议。但关于该碑铭的时间，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见解，即为第一突厥汗国统治时期。原因是碑铭中出现了一个词：“泥利可汗”(nirı qaɤan)。这一词汇保存清晰，目前所有研究者对该词的释读都没有提出异议，且认为该“泥利可汗”，只可能是西突厥汗国的泥利可汗。泥利可汗的墓园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的特克斯河谷，墓园中的小洪那海石人背面下部发现了粟特文写成的碑铭。1996年，吉田丰和森安孝夫实地考察小洪那海石人，读出“泥利可汗”和“处罗可汗”两处关键词汇。研究表明，小洪那海石人应为处罗可汗于仁寿四年(604年)为其父泥利可汗所立的石像，因此环石像周围的遗迹当属泥利可汗陵。因此，慧思陶勒盖铭文的时间应该与小洪那海石人同时或稍晚。

关于碑铭的主人，学者们提出了不同意见。魏义天(E.de la Vaissiere)结合历史文献和碑铭发现的位置，认为该碑铭属铁勒回纥部早期首领菩萨，或一名汉文史料未载的铁勒回纥部早期领袖。但沃文从语言学的角度，不认可将碑铭中的“torog”一词翻译为“铁勒”，因而他认为将碑铭中“bodi-satva torog qaɤan”译为“菩萨，铁勒的可汗”并不合适。蒙古国学者胡日查巴特尔(Солонгод Хурцбаатар)在参考沃文译本的基础上，对碑铭做出了解释，并由哈达奇·刚译为中文。他认为，该碑铭是一位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突厥可汗。可见，关于碑铭主人的情况，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仍待进一步讨论。

虽然碑铭的主人尚不明确，但碑铭中还有一些重要的词汇，无疑传达了许多重要信息，即第一行的“菩萨(bodi-satva，出现多次)”、第二行的“佛陀(buda)”，均将该碑铭与佛教联系了起来，这一点也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但目前尚不明确这些词汇表示佛教含义，还是突厥或铁勒的名号。尽管尚有大量疑点没有解决，但该碑铭已经足以证明，在佗钵可汗之后直至7世纪初，佛教依然在漠北地区有一定影响力。

三、巴彦诺尔壁画墓中的佛教元素

2011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木东北乌兰和日木的希润本布格尔遗址(Шороон бумбагар)开展了发掘工作。该遗址位于北纬47°57′792″，东经104°30′887″，在乌兰巴托西北295公里，图勒河南岸，海拔约1000米。中国学界通常将该遗址称为“巴彦诺尔壁画墓”或“巴彦诺尔墓”。通过本次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未经扰动、按唐墓规制建造的大型壁画墓，墓内共发现唐代风格的壁画40余幅，陶俑、木俑141件，萨珊银币仿制品、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共40余枚，各式金属器具400余件。根据笔者考证，巴彦诺尔壁画墓的墓主人是仆固部首任金微都督仆固歌滥拔延。

巴彦诺尔墓中出土了众多带有佛教元素的装饰。首先是墓中的莲花摩尼宝珠壁画。1号天井北壁，有莲花图1幅(图二)。轮廓与花茎施以黑色，花瓣与花叶染以粉红色，画幅通高195厘米，宽1.5厘米。以缠枝卷草相联系，衬以六出绿叶，莲花卷草中间，是为摩尼宝珠。

这种莲花壁画在娄睿墓壁画的数个位置出现过，包括墓门门额背面、墓门后券顶上方、墓门南外壁以及墓门南过洞，这种类型的莲花实为顶着摩尼宝珠的莲花，在娄睿墓壁画中可以看的非常清楚。娄睿是一个坚定的佛教徒，可能是正因如此，他的墓葬中才大量吸收佛教内容。

除莲花图外，巴彦诺尔墓还出土了兽面图壁画(图三)。巴彦诺尔墓兽面图主色调为蓝色，双耳、鼻子、嘴巴为红色，畏兽双角弯曲，鼻梁高耸，眼部有高光，炯炯有神。张着血盆大口，虎牙尖利，十分骇人。面部绘制出肌肤的细腻质感，褶皱明显，明暗分明。耳朵似从眼球底下向两边伸出，胡须向下方左右两边蔓延舒展，满脸鬃毛，纷纷向斜上方伸展。兽面图壁画和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兽面图与佛教中的天福之面有关。特别是从北朝开始，佛教石窟、佛塔、造像碑等处常见有兽面形象，例如修定寺塔塔门上就有类似的形象(图四)。巴彦诺尔墓中的畏兽整体形象与徐显秀墓和安伽墓相似，但嘴中衔的带状物变成了从嘴部的下方向左右两边蔓延的胡子。娄睿墓墓门正面上方出现了石刻兽面形象(图五)，背面为莲花摩尼宝珠壁画(图六)，可见娄睿墓同样出现过兽面及莲花的绘画组合。巴彦诺尔墓壁画的绘制粉本，与娄睿墓高度相似。

另外，娄睿墓的兽面图上方绘有莲花摩尼宝珠(图七)，徐显秀墓兽面图和懿德太子墓的兽面纹瓦当上方绘有莲花，李寿墓的兽面图上方绘有摩尼宝珠，可见墓室中的兽面纹元素与莲花摩尼宝珠元素常常一起出现。巴彦诺尔墓壁画中同时出现了兽面图案和莲花摩尼宝珠图案，虽然分别出现于不同的天井之中，也说明这两幅壁画之间有一定联系。

墓中还出土了“迦陵频伽”式木俑，类似的木俑也在仆固乙突墓出现(图八)。考古报告中认为，这种木俑为“迦陵频伽”，可能与佛教有关。斯加夫同样认为这种木俑与佛教有关，但将其原型比定为佛教的迦楼罗(Garuda)，它起源于印度，在整个亚洲有多种形式，包括人体躯干和手臂，鸟一样的腿和翅膀，以及鸟或人的头。但这些壁画、木俑均可能直接使用中原地区的粉本，是否能直接体现漠北民族的宗教信仰尚且存疑。

最后是巴彦诺尔墓出土的长茎金莲花(图九)，这些金莲花并非初唐时期中原墓葬的常规配置。在中国内地也发现了类似的莲花，质地为铜鎏金，1922年由山中商会倒卖至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品号22.79.11a.b，约高16厘米。莲瓣刻画精细，含苞待放，可惜的是，并不知悉出土地点(图一〇)。另外，这些长茎金莲花与粟特壁画上的粟特女供养人手持的莲花非常相似(图一一)。该壁画出土于塔吉克斯坦卡菲尔尼干河东岸的卡拉-伊-卡菲尔尼干遗址(Qala-I Kafirnigan)，在红色地仗上，绘有结跏趺于莲座之上的佛陀，下面是各色各样衣服的供养人，他们手持花朵。这段关于壁画的描述，明确了该壁画的佛教属性。在陕西靖边县统万城附近出土的八大梁墓地M1墓室北壁壁画(图一二)中，亦有类似的图案。北壁壁画较为复杂，中部立有一塔，塔下部为六名立姿僧人，体态较小，东西向一字排开，除最东侧者回头东望以外，其余五僧均身体向西斜侧，头顶可见浓密黑发，高鼻，鬓角至下颌表现或浓密或淡疏的须发。双手或掩于袈裟下或出露屈指执细长斜弧莲茎。西侧为一侧身而跪的胡人形象，面东而跪，头微仰，面部表情平静而虔诚，高鼻，双臂内曲，双手相合，腹部微凸，臀部浑圆。头戴小胡帽，似为卷檐虚帽，表面可见纵向缝合线。帽子下露出黑密微卷的头发，鬓角至下颌以及人中两侧至嘴角两侧均可见黑密微卷的须发。外穿圆领窄袖袍服，腹下腰间可见袍服腰带，两端伸出体外。下身裤装，于脚踝处束起；脚穿尖头靴。经学者研究，八大梁墓地M1上限应不早于5世纪末至6世纪初，即北魏晚期，下限可能到西魏。墓室壁画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和鲜明的胡风因素，与周边地区已经发现的墓室壁画内容和题材均有较大不同。墓室北壁西侧的礼拜佛塔跪姿胡人头戴虚帽、身穿圆领窄袖袍服，应为一位粟特信徒，很可能为该墓墓主人的形象。统万城及周边地区在北朝时期是中西交通要道，北魏时期就曾将活跃在北凉首都姑臧的西域粟特人经统万城迁到平城。巴彦诺尔墓中同时出现了粟特壁画中的莲花和耳环，且这种类似的图像在统万城附近出现，说明了粟特人与佛教信仰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影响。联想到墓中发现的其他与中亚和佛教元素有关的文物，可推知巴彦诺尔墓墓主人有可能受到了来自中亚的粟特文化和佛教文明影响。但仅凭这些佛教元素，很难说明此时佛教依然在漠北铁勒部落中流行。

四、毗伽可汗金冠的内涵

2001年，土蒙考古队在毗伽可汗陵园重新开展发掘工作，这次发掘最重要是发现了“毗伽可汗的宝藏”。这是一处金银器窖藏，发现于石祭坛和石棺之间地表30厘米以下，共发现17种1878件银制品、20种78件黄金制品、6种26件宝石、304个铜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件用黄丝绸包裹的金冠(图一三)，金冠有五个立板，其中以较高的三个立板为主，每板分别镶嵌1至3颗红宝石，总数在12颗以上。王冠上的基本纹样，是锤揲出的忍冬花草纹，最值得注意的是正中梁上锤揲出一只展翅鸟的形象。鸟尾上方呈葵花状日轮。前辈学者如王小甫、罗丰等人，均对和硕柴达木地区发现的鸟类形象有过论述。王小甫详细考证了阙特勤石围栏上的鸟类形象，认为此为护持圣火的鸟身祭司，但罗丰实地考察后认为这就是类似朱雀的动物。陈凌曾对毗伽可汗金冠正中鸟的形象进行了详细论述，将之与中原地区的画像比对，认为该鸟实为朱雀，金冠与中原地区佛教中毗沙门天王的朱雀冠有关。笔者基本赞同陈凌的这一观点。

关于毗伽可汗金冠的外型，学者论述较少。笔者认为该类型冠饰的外型，同样与佛教有关。阿旃陀石窟第1窟绘于580年左右的《持莲花菩萨》(图一四)头戴镂金的尖顶宝冠，面部造型近似笈多式佛像，右手以优雅的手势轻捻着一朵青莲花，从手持莲花来看，这位菩萨最有可能是观音菩萨。这种宝冠在吐蕃也有出现，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一幅有吐蕃文墨书的9世纪金刚菩萨像幢幡(图一五)。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吐蕃时期绢画来看，菩萨头顶的金冠与毗伽可汗金冠的形制极为相似，除了缺少中间的朱雀，二者几乎完全一致。绢画中的金冠上镶嵌有各种宝石，毗伽可汗金冠的相同位置曾经也有宝石，但现在已经脱落。另外，在敦煌吐蕃大展中展出了一件吐蕃银冠，顶部有三个立板，也有忍冬纹装饰(图一六)。金冠的相似性说明毗伽可汗的金冠很可能仿照了菩萨头冠的样式。

在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地已发现近十处拥有盘腿石坐像的遗址，在这类石坐像中，绝大多数头部已毁。少数可见头部的石坐像，头冠与阙特勤的不同(图一九)。在蒙古国霍勒阿斯卡特遗址(Хөл асгатын)的石板上刻有石坐像浮雕(图二〇)，其上有突厥如尼文铭文。根据大泽孝对石板上铭文的研究，该石板亦属第二突厥汗国时期，墓主人为阿史那家族成员。该墓葬与毗伽可汗陵寝所在的和硕柴达木遗址仅相距80公里，墓主人与毗伽可汗关系亲密，可能是毗伽可汗、阙特勤兄弟二人的兄弟、叔父、从兄弟等亲属。石板中间的墓主人所戴头冠亦与毗伽可汗、阙特勤的不同。在第二突厥汗国时期出现的这类石坐像是一种新的墓葬制度，石坐像代表墓主本人，头冠的样式可能与墓主人的级别有关。

陈凌虽然认为金冠上的朱雀与佛教的毗沙门信仰有关，但同时坚定地认为此时漠北草原上的突厥人信仰祆教，突厥可汗是以毗沙门朱雀冠代表祆教战神的王权神授冠。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蔡鸿生先生早已详细论述了突厥的宗教信仰，他认为在6至8世纪，突厥汗国统治地域，按宗教信仰性质可大致分为三个区域：第一区为萨满教区，包括南西伯利亚、蒙古等地；第二区为火祆教区，起碎叶川，止乌浒河流域；第三区是佛教区，包括乌浒河东南至印度河西北等地。虽然新的考古学证据，一定程度说明蔡先生对突厥信仰地域的划分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蔡先生观点内核直至今日依然适用，即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在不同地区生活的突厥人，早已分别适应了不同地域的生活，信仰不应完全一致。虽然7世纪初中亚的一部分西突厥人已经信仰祆教，但鹿和火焰均为草原部落生活中常见的要素，更可能与突厥传统的自然崇拜萨满教有关。

更有趣的是，目前草原上突厥遗址中发现的鸟类形象，均与毗伽可汗有密切关联。除了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头冠上有朱雀形象外，阙特勤和阙利啜墓园的石围栏上(图二一、图二二)同样有朱雀形象。与之类似，霍勒阿斯嘎特遗址墓主人中石板右上方同样刻有一鸟，比起朱雀形象，这只鸟刻画的更为写实，更像是草原上常见的猛禽—隼(Falco)。隼又名“鹘”，是深受此时漠北游牧民族喜爱的动物。例如元和四年(809年)，漠北地区取代第二突厥汗国的回纥汗国，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遣使唐朝，特意将回纥之名改为回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