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谈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不可不谈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而要讲红山文明，大凌河畔的牛河梁遗址无疑首屈一指。牛河梁遗址区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点数量已达四十余处，其中第一地点尤为引人瞩目。1983～1985年试掘的第一地点“女神庙”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无前例的重大发现，“女神像”等珍贵文物一经出土便吸引了全国考古工作者的目光。以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的发掘为契机，中国文明大讨论的时代在我国考古学界正式开启。

一

作为广义史学的组成部分，考古学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年代问题。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包括“女神庙”在内的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诸单位处于红山文化晚期，绝对年代处在距今5500～5000年之间，这已基本成为一种共识。在2012年出版的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1］所公布材料的基础上，笔者于2019和2021年发表两篇小文，整合地层学、类型学和碳十四测年结果三方面证据，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等遗迹的期别与年代得出了不同于以往认识的结论。其一，第一地点诸单位处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而非上层积石冢阶段。其二，第一地点诸单位处于红山文化中期阶段，而非以往通常认定的红山文化晚期。其三，这些单位的绝对年代处于距今5700～5500年，下限不晚于距今5500年［2］。

正是因为“女神庙”等在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过程研究中的重要性，年代的判定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实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故有必要结合最新发现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红山文化遗存的年代再做探讨，进而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夯实基础。

二

2017、2021～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第一地点展开了新一轮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最终认定第一地点是由三座半地穴式建筑和九座大型台基址构成，上世纪八十年代试掘的“女神庙”就坐落在九号台基（TJ9）之上。《考古》2024年第5期刊布了该地点西南建筑群址发掘所得最新材料，诚如发掘者贾笑冰、郭明二位先生所言，这些发现为红山文化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社会发展程度的研究创造了全新的条件［3］。发掘简报对这一建筑群西南部的TJ5、6、9三座台基及附属设施进行了介绍，并发表了TJ6出土的陶器，为这处石构基址年代的判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在具体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分期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将以积石冢为代表的非生活性遗存分为两期，即下层积石冢阶段和上层积石冢阶段，上层积石冢阶段又可细分为早、晚两段。对此，可以第二地点四号冢为例略作说明。

图一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出土筒形器

第二地点N2Z4M4、5等出土的筒形器均为折沿筒形器。叠压于其上部的N2Z4B出土的筒形器形较矮，平沿，颈部饰平行线间菱格纹或宽带纹。N2Z4B之上还叠压着年代更晚的N2Z4A，后者出土的筒形器均为卷沿，颈部饰密集的凹弦纹带，其下为一周凸棱，凸棱之下饰各类彩纹（图一）。出土折沿筒形器的N2Z4M4、5属于下层积石冢阶段，出土平沿筒形器的N2Z4B属于上层积石冢早段，出土卷沿筒形器的N2Z4A属于上层积石冢晚段。两期三段之间层位关系明确，陶器的阶段性特征明显，这一分期方案是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定年研究的标尺。以此标尺为参照，我们来讨论第一地点TJ6的年代问题。

同牛河梁遗址其他地点一样，TJ6出土陶器也以筒形器为主。据口部形制与纹饰的差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折沿筒形器，敛口，沿面或平或斜，颈部光素；另一种为折领筒形器，敞口，颈部饰凹弦纹带和凸棱（图二）。

显而易见，TJ6出土的折沿筒形器与N2Z4M4、5出土筒形器相同，可知二者年代相当。由于其颈部不见平行线间菱格纹或宽带纹，表明其年代应早于上层积石冢早段。故而单就折沿筒形器而言，第一地点TJ6应处于下层积石冢阶段。

图二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TJ6出土筒形器

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诸地点中，折领筒形器主要发现于第一地点（图三）。其中，位于台基址群东侧的N1J3出土数量最多，至少有80～100个个体。由于这类折领筒形器几乎不见于其他地点，特别是缺少与第二地点四号冢所见三类筒形器的层位关系，使得学界对于折领筒形器在牛河梁遗址分期框架中的位置问题始终未达成共识。笔者在2021年发表的文章中注意到，第十六地点第④层出土的“斜领罐”口沿实际上应是折领筒形器，并据与之共存的折沿筒形器判断这两种筒形器是共时的（图四），同处于下层积石冢阶段。第一地点TJ6的发掘再次揭示出折沿筒形器与折领筒形器的共存关系，证明以上推论不误。因此，从折领筒形器来看，第一地点TJ6确处于下层积石冢阶段。

图三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N1J3出土筒形器

图四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第④层出土筒形器

相对年代问题明晰以后再来看绝对年代的问题。TJ6垫土内采集炭样的碳十四测年结果集中在距今5700～5500年之间，这一数值处在红山文化中期范围之内。

总之，TJ6等台基址的发掘再次证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诸单位处于下层积石冢时期，在红山文化的分期体系中处于中期阶段，绝对年代为距今5700～5500年。

三

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分期与年代问题明确以后，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就拥有了坚实的根基。

第一，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提升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中的地位。

“女神庙”自发现伊始便与积石冢与祭坛一道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神庙”都是作为红山文化晚期阶段遗存来看待和解读的。新的发现和研究将其更正为红山文化中期阶段遗存之后，红山文化中期的宗教发展水平及其所显示的社会发展状态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了。第一地点以九座台基址为核心的建筑群规模庞大、布局复杂、气势恢宏，虽然大部分台基的具体功用尚有待深入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绝非普通生产、生活性质遗存，而应与祭祀等仪式性活动紧密相关。这处建筑群所体现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宗教发展状态无疑可代表红山文化中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准，故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红山文化中期阶段，牛河梁遗址就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的仪式性活动中心了，并且为晚期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使是从同时期全国范围来看，类似的高等级礼仪性建筑群也极为罕见。因之，2023年底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将牛河梁遗址作为我国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代表［4］。由此，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图五 牛河梁遗址出土筒形器的两条演变路径

第二，牛河梁遗址出土概率最高的筒形器的演变脉络进一步清晰。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所揭示出的确凿层位关系使得折沿筒形器、平沿筒形器、卷沿筒形器的早晚序列一锤定音，但折领筒形器相当于这一序列中的哪一阶段以及各类型筒形器之间演化关系等问题却难有定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折领筒形器与上述三类筒形器的共存与层位关系。可喜的是，第十六地点第④层及第一地点TJ6发现的共存关系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图一来看，下层积石冢的折沿筒形器与上层积石冢早段的平沿筒形器应存在演变关系，表现为器体由高到矮，由折沿到平沿，腹由外鼓到近平。不过上层积石冢晚段的卷沿筒形器显然不是由早段的平沿筒形器发展而来的，二者之间无论是形态特征还是装饰风格均存在显著的差异。上层积石冢晚段卷沿筒形器与下层积石冢折领筒形器的共性特征则是一望可知，阶段性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折领发展为直领，腹部由不尚装饰发展为盛行施彩。可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筒形器至少存在着两条演化路径（图五）。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第二地点四号冢的堆积叠压情况来看，在折领筒形器和卷沿筒形器之间，可能还存在着相当于平沿筒形器这一历史阶段的过渡形态，其间的缺环有待今后的田野工作予以寻找。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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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2］a.高云逸：《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与积石冢年代的再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

b.高云逸：《再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期别与年代》，《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发掘简报》，《考古》2024年第5期。

［4］王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公布——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1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