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暨《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审稿工作会议”综述

鲁　迪

2011年4月16～17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承办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暨《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审稿工作会议”，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交流近年来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新成果，为《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编写工作提供一些新资料。二是对已经完成的《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部分书稿进行评审。会议发言内容比较集中，讨论比较深入，会议氛围比较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近年来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个世纪50～70年代，吐鲁番地区集中出土了大批文书资料。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新疆地方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历史的研究，吐鲁番学因此应运而生。近四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出土文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全面了解近年来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工作，从中发现新的资料，对于编写好《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至关重要。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王博《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与人类学研究》，对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从“南疆绿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疆草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佛教遗址”、“墓志、木简、文书”、“纺织、服装考古”、“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人类学研究”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他认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陶器、漆器、铜镜、钱币、纺织品，以及墓葬的形制、葬具、葬式等方面，新疆各地都显现出河西走廊乃至中原的众多文化因素，在地域的分布上也有了明显的扩展。王博还介绍了这一时期的考古人类学资料和研究情况，认为，阿斯塔那墓葬趋向蒙古人种类型，昭苏喀拉苏古墓葬与悦般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扎滚鲁克墓葬种族特征混血明显。

2007～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库车县友谊路路口发掘了一批属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被评为2007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于志勇在会上做了题为《库车县友谊路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发掘和初步研究》的报告，全面介绍了墓葬的形制、葬式、随葬品、年代等，认为该墓葬是典型的汉式墓葬，此墓葬也与我国内地汉晋时期的砖室墓，尤其是与甘肃酒泉、嘉峪关市的魏晋壁画墓、敦煌市佛爷庙湾墓地及祁家湾墓地等汉式砖室墓的墓葬形制非常相似，部分出土遗物也与上述诸墓地出土器物相似或相同；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晋十六国时期墓葬、若羌县楼兰古城北壁画墓、轮台县拉伊苏墓葬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墓葬所反映的丧葬文化除了受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传统的直接影响外，同时还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墓葬年代在3世纪至4世纪末。库车友谊路砖室墓葬群分布密集，使用时间长，出土遗物类型丰富，对深化认识3～4世纪的龟兹绿洲城邦历史、文化，进而准确阐明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历史及丝绸之路历史，具有重大历史考古价值。同时，这批墓葬的发现表明，中原汉地文化对西域绿洲城邦诸国历史文化影响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对西域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而关键作用。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文瑛研究员重点介绍了楼兰城郊汉墓、营盘墓葬、小河流域墓葬的形制、葬具、墓主人及随葬品等，还介绍了孔雀河下游LE—咸水泉一带古墓葬分布情况，分析了其特点，她认为，在楼兰地区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大型洞室墓是新发现的重要的代表性遗存。这种规格很高的墓葬被认为是楼兰百年考古的重大发现。根据壁画墓中佉卢文题记，基本可以将其确定在3～4世纪，即东汉魏晋时期。至于洞室墓的主人，目前已有粟特商人、贵霜移民以及汉军军吏或商旅等几种说法。不同的学术观点，引出了许多新的研究线索。

三位考古专家的发言，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历史研究的内容，为《新疆通史》的编撰工作提供了新线索、新资料。

二、关于《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部分初稿的评审工作

为了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纠正《新疆通史》各卷在编写过程中的问题和错误，《新疆通史》编委会在召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新疆学术研讨会时，总是把《新疆通史》各卷已经完成的部分初稿拿出来，请专家进行评议。在这次会议上，《新疆通史》编委会请了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新疆艺术学院陈世良教授五位学者对已经完成的《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部分书稿进行评审。总的来说，各位学者都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致认为：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历史复杂，与其他各卷相比，《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最难把握。但是，从部分初稿看，已经具有新高度，不少地方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值得肯定。第二，结构合理，体例严整。章节安排兼顾全面、具体两个方面，条理清晰，基本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历史的全貌及特点。有的学者认为，书稿颇具良史笔法，既能守旧，又能创新，谨遵学术规范，细小问题，重大争论，皆能正确判断。第三，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近百年以来，特别是近50年来新疆各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如吐鲁番文书，尼雅、和田等地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以及出土的诸多文物(丝绸、壁画、陶俑等)，将魏晋南北朝时的新疆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第四，比较充分地吸收了近百年以来，特别是近50年来国内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和日本学者关于吐鲁番文书及高昌的研究成果，佉卢文文书的整理、翻译、研究成果等，因而该书初稿在总的方面超过了以往同类通史性的著作。第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多元文化并存与交融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在与内地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文化交流频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汉文字的广泛使用和汉文典籍传入西域，西域佛教的兴盛以及佛教文化以空前的规模从西域传入内地，西域歌舞传入内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南亚文化也影响着西域，如佛教的传播、佉卢文的使用等。对此，书稿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毋庸讳言，书稿存在着以下诸问题：第一，内容不平衡。高昌王国篇幅大，分量重，论述比较充分，其他地方，如龟兹、疏勒、鄯善的内容相对单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是由于高昌王国的资料比较丰富、研究比较深入的结果。第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书稿中论述高昌王国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内容比较详细，而其他地方少有交待。第三，楼兰是在南北朝时期衰弱并逐渐消失的，应该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书稿中缺少生态、交通方面的内容。第四，应该更加充分地吸收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加全面、广泛地利用第一手资料。另外，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如个别地方内容重复、年号混用等。

三、共识、问题与探索

通过学术讨论，与会学者就《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编写工作形成了一些共识，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把魏晋南北朝的新疆历史放在统一的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去考察、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时期，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进而迎来了隋唐时期的大统一。在这一时期，曹魏和西晋首先都像汉朝那样，保持着对西域各地的统治。十六国时期，前凉、前秦、后凉、北凉先后管辖西域。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纷纷遣使北魏，表示臣属。北魏则先后设置鄯善镇、焉耆镇，以加强对西域的统治。也就是说，即便在我国历史上的分裂、动荡时期，新疆与内地始终保持着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新疆历史自然应该而且必须置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去考察、论述。陈国灿教授、刘安志教授都认为，《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较之其他各卷来说，首先涉及到一个贯穿主线的内容连接起来的问题，整个通史是以怎样的主线将各朝串起来，那么每一卷都应该围绕着主线而展开。新疆自汉代以来，就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主线。正确阐明新疆怎样一步步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断加强和巩固的过程，是《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他各卷的核心内容。第二，关于《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重点。除了有一条主线贯穿以外，在不同时期，该卷内容应有不同的重点。魏晋时期，新疆历史上的事情多发生在罗布泊地区的鄯善，鄯善的内容自然成为这一时期历史论述的重点。十六国时期，前凉、前秦、后凉、北凉先后管辖西域，新疆各地与其关系，自然成为重点，南北朝时期，北魏设置鄯善镇、焉耆镇，以及以后高昌国的建立等，更应该成为论述的重点。第三，考古资料的使用问题 。充分利用考古资料，是《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部分书稿的一个亮点。但与会学者认为，考古资料的断代是一个重要问题。王博研究员指出，新疆的考古框架中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概念，有时称“汉唐”考古，里面包含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称“汉魏”或“汉晋”考古，显现出一些墓地魏晋与东汉时间段文化现象的相似性。陈国灿教授认为，完全可以从纺织品的技术、织法上断定年代，出土文书可以从“契”和“券”的不同断定年代。对于年代清楚的考古资料，应该大胆、充分利用；拿不准的，暂且不用；坚决杜绝乱用、错用。第四，年号的运用应遵守学术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情况复杂，各种年号繁多。应根据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纪年。如魏晋时期，采用曹魏、西晋的年号；十六国时期，采用东晋年号等。

与会学者在研讨中，提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关于中外文化对新疆的影响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同时影响着西域，但哪个方面的影响更强烈一些，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周伟洲教授认为，讲“西域多元文化并存与交融”部分，应注意区分不同时代的情况，魏晋时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大一些，这种情况与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辖有关。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影响要弱一些，而西面的文化影响又大一些。第二，西域与西面、南面的关系。李锦绣研究员提出，西域处在东西交汇的枢纽上，研究西域本身的历史，不应该仅探讨其与中原、北方民族的关系，不应该仅限于东面和北面，也应该展现印度、伊朗、地中海世界与西域的关系，探讨其西面和南面的影响。这样，西域史才能完整，也才能体现其真正的特色。第三，关于“西域多元文化并存与交融”章节的设置问题。陈世良教授认为，没必要花很大很长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因为“西域多元文化并存与交融”的局面并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形成的，必须考虑到魏晋南北朝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而不是整个中国历史。另外，他还认为，写这一时期西域的佛教一定要写出新意。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人的信仰有一个大变动，西域各地的统治者甚至将女儿送出去修行。所以，写这段历史时，一定要摸到思想发展的脉络。

在会议闭幕式上，《新疆通史》编委会专职副主任苗普生作了总结发言，就各位学者的发言以及《新疆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编写工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运用学术研讨会的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可以广开思路，凝聚共识，全面提高《新疆通史》的编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