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台柳园岗墓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西北郊三元里瑶台村。1982年7月，为配合工程建设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该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43座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柳园岗墓地的发现为深入认识南越国文化面貌及探讨西汉南越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提供了难得资料，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鉴于发掘简报中未能就此问题展开充分论述，本文拟对柳园岗墓地的主要文化来源、地域特点以及西汉南越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局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01

  柳园岗西汉墓群的主要文化来源              

     

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柳园岗墓群西汉南越国时期陶器大体可分为三组。A组为汉代主体文化因素，包括鼎、盒、壶、钫等，据可辨器形和明确可参与分组的器物加以初步统计，其所占比例达40%以上。B组为百越文化因素，包括瓮、罐、瓿、小盒、三足盒、三足罐等，占比约为50%。C组为南越文化因素，包括盘口鼎以及粗颈扁腹陶壶等陶器和其他器物，约占10%。传统百越文化因素是柳园岗西汉南越国遗存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据已有材料发现，在西汉南越国行政区划中的政治或军事中心区域考古发掘出土一批具有该类型特征墓葬，具体包括广州、韶关乐昌、肇庆、桂林、贵现（贵今贵港）、贺县（今贺州）和百色田东等地。如对面山墓地发掘出土的陶鼎M59：1，扁圆腹，圜平底，足端略外撇，是典型的越式铜鼎；金钟一号墓陶鼎M1：16，盘口带盖，束颈，深鼓腹，圜底，下附三扁直足；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鼎M1：28，无盖，盘口，扁腹，平底，直足，下端稍外撒，足外侧起棱，口沿外附一对绞索形耳；安等秧山发掘出土的敞口，斜直腹壁，尖圜底陶釜M56∶2等，皆有较为明显的次生南越类型器物特征。据此可知，次生南越遗存的范围基本涵盖了岭南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南越国文化本身已经是汉越融合的“次生”文化，柳园岗墓群显然属次生南越遗存。

柳园岗西汉南越国墓群沿袭了次生南越遗存淘金坑墓地的主要特征。柳园岗墓群西汉前期墓葬可分为土坑墓、竖穴木椁墓和带墓道竖穴木椁墓三种，其长宽比多数在2：1之间，底铺小石或设腰坑且不出鼎、盒、壶、钫的墓例不及十分之三。该墓群所出瓮、罐、瓿、小盒、三足盒、三足罐等有浓厚的土著越人特色，而众多墓零散或组合出土属于西汉早期造型特征的鼎、盒、壶、钫等礼制器物。在许多器物肩部或底部留有弦纹、水波纹、蓖纹等刻划纹和几何形戳印纹，这种装饰特征与广州之前发现的西汉早期南越陶器文化特征一致。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众多出有汉式陶器的墓葬中同出有本地土著文化特征陶器，例如M17出有瓮、罐、瓿；M21出有瓮、罐、瓿、三足盒；M44出有瓮、罐、三足小盒。这种汉式铜器与地方特色陶器共出墓葬占近80%，而未见只出汉式陶器的墓例。

器物群特征的共同之处，更能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柳园岗M11、M44等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早期，常见器物有瓮、罐、瓿、鼎、壶等器类，均可见到次生南越类型陶器的相似器形。次生南越类型铜鼎，敛口、Ⅰ型圆腹、圜底，长方形附耳，蹄足较矮，子口合盖。腹部有一道突棱，盖面有三个环形钮，如广州汉墓M1097:21铜鼎与北柳M11：11相似；广州汉墓M1180：44铜壶，短颈，直口，鼓腹，圜底，圈足特大，如喇叭筒形，与柳园岗M11出土铜壶相似；广州汉墓M1178：8陶壶，呈鼓圆或扁圆而突出，器腹特大，与柳园岗墓群出土陶壶颇为相似；广州汉墓M1085：5陶瓿，敛口，直唇甚短，斜肩，腹的最大径一般都在中上部，耳多为三或四线的半环形，与北柳M11：92陶瓿特征非常近似；再如广州汉墓M1125：3Ⅰ型陶瓮，大平底，器身较高，短颈，在柳园岗墓群也保留延续这一典型器形，如M 44出土陶瓮。

检视柳园岗墓群发现还存在形制、装饰属汉代主体文化因素器物。如为数不多的铜器中出土一件四山铜镜，在羽状纹上，四山纹分布于方座四方，以叶纹衬托，三弦小钮，钮处有镜绶残迹，具有岭北汉文化较为常见的形制和纹饰特征，与1954年长沙仰天湖墓25和1952年长沙燕山岭墓855所出的山字纹镜相似度极高，因此将其划归汉代主体文化因素。在北柳M17中，出土已散乱残朽，仅剩船板、木浆和彩绘的小木俑等木船构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广州汉墓M2050：28木船形制相一致；北柳M11铜瓿，直唇，圆腹附镂空的圈足，器腹饰雷纹和编织纹，髹漆木盖。该铜瓿器身纹饰与岭南本地土著越人器物铜鼓上常见纹饰相类，应属于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器型。

由此可见，柳园岗墓群无论墓葬形制还是器物群面貌，主要延续了次生南越类型的基本特征，均有强烈的汉代主体文化因素与本地传统越文化因素融合而成的南越文化风格。在南越国的实质性统治地区，土著越人与陆续南下的楚、秦、汉人相互糅杂影响，逐渐形成“次生越人”。这种新型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越汉混合的新型越文化，其族属可称之为“次生越人”。这表明，在岭南汉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本地的普通民众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文化面貌上仍具有汉文化系统特征，是本地百越文化的延续和中原汉文化深度的融合而形成南越文化。根据墓地存续特征推测，柳园岗墓群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应是一处以次生越人为主体的汉越混合的平民或下层官吏墓地。

02

  柳园岗西汉墓群的地域特点           

     

柳园岗墓地陶器群分为汉代主体文化因素、本地传统百越文化因素和南越文化因素，并且以汉、越文化因素为主，这是该墓地西汉南越国遗存的重要地域特点之一。进入西汉南越国时期，岭南的百越故地尽管仍然在文化遗存上保留较多的秦、楚文化因素，但由于本地文化因素的存在，以及受到岭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差异。柳园岗墓地陶器群中包含的粗颈鼓腹陶壶、敛口椭圆腹三足罐、直口合盖扁直腹小盒等是西汉南越国时期越文化遗存陶器群的常见器类。

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墓地的地域特点主要表现在出土器物群方面，而又以鼎、壶为最主要、最显著的差异对象。尽管与桂东粤西地区均属百越故地，但以柳园岗墓地为代表的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南越国遗存所用鼎、壶和瓿与之存在较大差别，呈现出鲜明的自身地域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主要存在蹄足侧面呈弯曲形，长方形附耳的汉式鼎。实际上，岭南地区次生类型与土著越文化陶器群的差异，集中表现在鼎、盒、罐等器物形制的差异，由于柳园岗西汉南越国墓地主要由属于土著越文化和汉代主体文化融合发展而来，因而在日用礼器的鼎上仍然保持了明显的中原汉文化风格，未采用三足近直立，足尖外撇越式形制鼎作为随葬礼器。

二是存在多样性风格的壶、瓿。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壶以《广州汉墓》次生南越类型壶的延续形态为主导，兼有属于B组文化因素的本地风格壶和C组文化因素中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壶。以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陶壶为例，器形为粗短颈、鼓腹、广圈足，属于南越式陶壶形体特征，但腹部铺首衔环，耳作铺首形明显是来自汉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有机融合的本地特点。北柳M11：92陶瓿也是在汉式制作技术基础上受到中原汉式陶瓿的影响而产生的本地风格器物。汉代主体文化因素所占比重在文化因素分组中占据非常普遍，但大量汉代主体文化因素的进入，特别是对陶器风格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本地陶器自身风格的创新和因素构成的变化，因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多样性风格器物的共存。更进一步说，南越国文化因素的出现，以较低的比例，促成了器物形制和文化因素分组的变化，并造成了本地文化因素的创新，这是形成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文化器物群面貌的重要原因。

03

  西汉南越国的社会分层结构           

     

南越国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发展使岭南地区原有社会结构发生变革，是岭南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柳园岗墓群属于西汉南越国时期一处小型平民墓地，为探讨南越国社会分层结构提供了难得的基层社会考古材料。结合以往相关资料，可对此开展初步探讨。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西汉南越国核心区的历史地望。已有研究认为，南越国的历史地理范围包含今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区域，柳园岗西距南越王墓不足5公里，对于柳园岗西汉南越国墓地的历史认识，需要从社会分层结构的视角加以考察。以象岗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中心，周边除柳园岗西汉南越国遗存外，向东的华侨新村发现西汉早期南越国墓葬，更远的粤北发现有对面山南越国墓地和桂东的贺县高寨墓地等遗存。这些西汉南越国遗存的发现，对于认识柳园岗西汉南越国墓地所处的社会分层结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背景材料。

值得关注的是柳园岗西汉墓群随葬的青釉原始瓷碗、小罐。岭南越汉混合的新型越文化带釉原始陶瓷器的器类和数量占一定比重，主要器形有原始瓷簋、原始瓷钵、原始瓷豆、原始瓷单柄三足罐、原始瓷三足瓿、原始瓷弦纹双系瓿等。柳园岗原始瓷碗和小罐应是西汉早期来自江浙的汉代主体文化因素。柳园岗相距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不远，陶器和铜器器物材料均反映出其人员构成应当是社会下层的低级小吏和普通民众。

从上述考古材料可以清晰看出，在西汉前期南越国范围内，至少存在上层统治阶层、中层贵族和下层民众三个大的社会层级。这种新型文化集中表现在南越首府番禺，涵盖社会的各个阶层。上层统治阶层以广州南越王墓为代表，反映出的是以赵姓次生越人为主体的南越统治集团；中层贵族以贺县、贵县、平乐、乐昌等诸郡治、军事重镇中心区域发现的墓葬出土铜器或陶器群为代表，这其中包含南下汉人中层贵族，也应包含其他已经越化的汉人或南越土著的中层贵族，共同构建起南越国的基层统治架构。下层民众以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遗存为代表，由于广州是岭南政治、商贸中心，应当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原南下汉人。柳园岗西汉南越国时期墓地就是这类普通族众聚葬的大批小型墓地中的一处，根据其有限材料似可窥一斑而知全貌。

岭南南越国在社会分层结构上具有近乎一致的规律性特征，这是由南越贵族集团的政治管理策略所导致，一方面可以在社会上层保持赵姓中原汉人的统治地位，社会中层保留南越土著贵族是为了更好地驾驭社会下层广大的次生越人。另一方面，西汉前期的南越国是岭南汉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样的社会分层结构，也能够充分依靠社会中、下层的次生越人，作为维护南越国赵姓政权统治秩序的重要屏障，在防范西瓯、骆越等部族内犯中发挥御敌于阵前的政治军事作用。

通过对柳园岗西汉南越国墓地的分析，不但可以使我们初步认识珠江三角洲地区南越国时期基层社会的文化内涵，尤为重要的是，使探索西汉南越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成为可能。南越国是西汉王朝政治地理结构中的重要构成，从西汉南越国考古材料所见社会分层结构，可以窥视出西汉王朝对岭南百越故地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这实际上与赵佗“和辑百越”的经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政策方针是一致的。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