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龙碑遗址，全称“雕龙碑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县级市）鹿头镇北3千米的武庄村南。该遗址地处南阳盆地的东南部，北有桐柏山，南有大洪山，两山之间的随枣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原地区和江汉平原的要道。雕龙碑遗址内出土有大量日用陶器、生产生活工具，并存在多间大型地面式房屋建筑和随葬品丰富的墓葬，是汉水中游地区一处保存较好、延续时间较长的仰韶时期大型聚落。雕龙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汉水中游史前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资料，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不少有关该遗址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本文对雕龙碑遗址考古研究做一梳理，简述雕龙碑遗址的发掘经过与相关研究。

一、考古发现

雕龙碑遗址于1957年湖北省全省文物普查时发现，因遗址附近曾竖一刻有飞龙的石碑而得名。遗址原为一个椭圆形大土包，高出周围耕地3～4米，总面积为50000平方米。后来经历平整取土形成现在的面积约为30000平方米的一个长方形土台。1980年与1983年襄阳地区博物馆对雕龙碑遗址进行调查，采集石器工具40余件器类包括斧、凿、镰、刀等，陶片以黑陶为主，还有部分彩陶，从陶器的纹饰和形制上看，雕龙碑遗址内包含大溪和仰韶两种文化因素。1

雕龙碑遗址第一次发掘始于1990年4至5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台地的东半部偏南部与南、北两地相隔50米各开两个探方，进行试掘工作，试掘面积100平方米，发现有墓葬21座、房屋基址1座、灰坑1座、祭祀坑8座，出土大量陶、石、骨器等生产生活工具和生活用具。形成《雕龙碑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发掘收获》2及《湖北枣阳市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3两篇文章。

第二次发掘于同年10月至11月，开方集中在台地的东半部偏南，共开方16个，发掘面积45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址10座、灰坑34座、墓葬43座、祭祀坑3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较第一次发掘的要多。第三次发掘在1991年10月至11月，在土台上的东半部，前两次发掘的东侧和北侧，共开方10个，连同扩方共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掘遗迹有灰坑12座、墓葬41座、房址2座、祭祀坑2座。新发现石镰、陶磨棒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中还出土一件陶猴面塑像和许多陶制多孔器。

第四次发掘在1992年4月至5月，发掘位置选在土台东半部偏南第二次发掘位置的北侧，共开探方16个，发掘面积430平方米，共发掘一至三期墓葬73座、灰坑20座、祭祀坑11座、房址2座，其中三期的F15系大型多间式房屋建筑基址，其屋门上安装的推拉门遗址为首次发现，发掘后发表了《枣阳雕龙碑遗址发掘又有新收获》4及《湖北枣阳市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5对F15进行了详细的披露。新出土有生产工具石耜、犁、锄、铲、镰等。同年10月至11月进行了第五次发掘，在T2316探方东北部、F15北侧略偏东相隔5米处开探方4个，发掘出土上下叠压的房屋基址3座，编号为F17、F18、F19，其中F17、F18年代相对较晚，遭破坏严重。F19为大型多间建筑，使用材料和结构与F15相同，此次发掘除房址外还发现灰坑1座、墓葬5座和祭祀坑2座。最后，在1993年与1994年的春季，为配合遗址保护工程，临时清理发掘了东围墙基槽，发现三期偏晚的房屋基址1座（F20），其在建筑结构等方面与同期建筑相差甚远。

经过五次发掘后，雕龙碑遗址的发掘资料也在不断问世。1995年发表的《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收获》6对雕龙碑遗址三期的文化遗存进行了汇总，并将雕龙碑三期文化命名为雕龙碑文化。王杰先生撰写的《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的考古收获》7介绍了雕龙碑遗址出土的房屋建筑、墓葬、生产生活用具等遗迹遗物。2001年出版的《枣阳原始部落遗址——雕龙碑》8，对雕龙碑五次发掘的部分资料和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和汇总，并对遗址的分期、年代、文化特征、房屋建筑等方面做出探讨。2006 年出版的《枣阳雕龙碑》9发掘报告将雕龙碑五次发掘的遗迹、遗物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汇总。

二、相关研究

对于雕龙碑遗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对雕龙碑遗址的分期、年代和文化性质的研究，以及对雕龙碑遗址聚落的研究以及对雕龙碑遗址出土器物的研究。学界对于雕龙碑遗址的研究较为全面，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也较为多元。

1.分期、年代和文化性质

关于雕龙碑遗址的分期年代以及文化性质的讨论，发掘者王杰等人根据地层关系，将雕龙碑遗址分为一至三期，雕龙碑第一、二期遗存可分别称之为雕龙碑一期文化、雕龙碑二期文化。由于第三期文化自身具有鲜明的特征，既不同于前两期文化遗存，也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存，且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因此被命名为雕龙碑文化。10对于雕龙碑遗址的文化性质，学界也提出了其他不同的看法，林邦存将雕龙碑第一、二期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雕龙碑类型”，将第三期遗存划为屈家岭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称为“屈家岭文化雕龙碑--曹家楼类型”，其内涵和年代都相当于屈家岭文化屈家岭类型早二期。11石兴邦则将雕龙碑的一、二期划为下王岗文化，认为雕龙碑第二期遗存是这一文化的晚期。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则认为雕龙碑遗存属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的主要遗存。13

2007年发表的《枣阳雕龙碑》发掘报告则对雕龙碑一至三期的文化性质做出进一步探讨，认为第一期属下王岗仰韶文化，第二、三期遗存既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又包含有较多的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晚期因素，是一种文化的混合体。14王颖归纳整理雕龙碑遗址发表的报告简报，将雕龙碑遗址分为二期三段，认为遗址内的全部遗存均属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并调整命名为雕龙碑文化。15刘辉等人认为雕龙碑三期遗存年代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 受到油子岭文化与仰韶文化第三期的影响，并将其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叶家庙类型”。16何强则将雕龙碑一、二期遗存归入庙底沟文化八里岗类型，并将雕龙碑三期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即雕龙碑文化。17鹏飞则将雕龙碑第一、二期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雕龙碑文化，认为其绝对年代与庙底沟文化相近，大致为4000-3500BC。并推测雕龙碑文化的出现可能与边畈文化有关，其消失可能是油子岭文化扩张的结果。18

2.聚落研究

对于雕龙碑遗址聚落的研究，随着近年来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的提升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对聚落中人群、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的研究。

随着雕龙碑三期发现大型多间式地面建筑，其背后的社会形态与相关人群也开始被人关注，沈聿之认为其所揭示是“母系亲族”的居住方式，19张之恒则认为其是“父系家庭”的住房。20张君对雕龙碑遗址墓地内90个个体作了性别年龄鉴定，并对保存较好的两个头骨进行形态观察、测量及体质形态类型的分析。认为雕龙碑居民体质类型更接近华北组，而与华南类型关系疏远，并指出雕龙碑遗址所在地区还保留着相当衰退的拔牙习俗。21

在聚落的社会生产方面，李淼将雕龙碑三期的F13、F19、F15进行复原，并与同时期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建筑相对比，认为三期带有推拉门式的建筑主要流行于唐白河流域和丹江下游地区，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22王树芝等人对雕龙碑遗址房屋内出土的木炭进行鉴定，为雕龙碑遗址的气候、土壤等环境因素和探讨雕龙碑先民的木材利用提供了新的资料。23陈春君指出受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使用料薑石材料中出现的石灰质对建筑构件凝结作用的启发，雕龙碑先民发明了烧制石灰，同时改进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早期烧砖工艺，使之更为规范化，而雕龙碑先民发明的石灰等多种建材成就又反过来影响了南北地区。24

很多学者还运用聚落考古方法，对聚落中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吴耀利认为雕龙碑第三期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种混合性文化，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发达，家庭纺织业也较先进，社会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差别和地位高下之分，社会形态己进入父系氏族社会。25张绪球梳理了一至三期雕龙碑聚落中的房屋和墓葬资料，并将第三期聚落的社会组织划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氏族公社，第二个层级是大家族，第三个层级是大家族或小家族，第四个层级是小家庭。26姜仕炜运用家户考古方法，依据家户的房址面积和房内保留的器物估算雕龙碑第三期聚落的基尼系数，指出雕龙碑三期所表现出的依旧是一种社会贫富分化不明显、较为平等的社会形态。27吴玉鹏在将雕龙碑遗址分为三期四段的基础上对雕龙碑遗址不同时期的聚落形态及遗物空间分布模式进行分析，并探究其与周边遗址的相互关系，得出仰韶文化时期汉水中游地区内聚落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聚落为小型聚落，等级分化未出现。第二阶段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改变，等级分化出现。28

除了以上研究，也有学者对雕龙碑遗址聚落遗址的展示利用进行研究，提出雕龙碑遗址的展示策略，即以雕龙碑遗址独有的价值作为核心、建立遗址系列展示带、“体验”与“历史环境修复”相结合。29

3.器物研究

对雕龙碑遗址出土的器物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土彩陶的研究。王仁湘从艺术特点、分期特征、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交流、彩陶意境这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与描绘了雕龙碑出土的彩陶。30吴寒啸认为雕龙碑1500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南北诸文化因素的影响，彩陶艺术风格无论是在纹饰、色彩甚至在造型艺术上均显示出南北文化融合的特征，其中仰韶文化彩陶对它的影响最深，雕龙碑彩陶纹饰艺术基本承袭了仰韶彩陶的纹饰风格，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同时吸收其他文化彩陶的因素，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31陈艺方分析“圆点和弧边三角”在同时期庙底沟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彩陶图案的异同，分析其对雕龙碑二期的影响，从中窥见在庙底沟文化强大的彩陶文化因素推动下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互动关系。32除了对彩陶的研究，陶大卫等人运用刚果红染色法对雕龙碑遗址出土器物上残留的淀粉粒开展分析，实验得出刻槽盆不但用于加工食物，也用于炊煮食物，陶研磨棒是一种植物加工工具。33

4.其他研究

王杰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探讨了雕龙碑考古发现与炎帝文化之间的联系，34以及论证雕龙碑遗址即为炎帝都邑。35刘绪君则论述了雕龙碑遗址在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人文精神（环境和预防医学）、旅游业等方面的价值。36

三、小结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雕龙碑遗址的学术研究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丰富，研究领域和范围广，涉及到雕龙碑遗址的各个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对雕龙碑遗址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加强综合及专题研究。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进一步厘清雕龙碑的年代、分期与文化性质问题，还可注重对雕龙碑聚落的演变研究以及对聚落内部分化的研究。第二，注重与周边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与之临近具有相关性的遗址，如下王岗遗址 、邓州八里岗遗址、油子岭遗址等进行比较研究，突显雕龙碑遗址文化特征。第三，对雕龙碑遗址出土器物进行系统的专题性研究，以期研究雕龙碑遗址中的文化交融问题。

作者系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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