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20世纪80年代末，我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期间，良渚文化反山和瑶山的琮璜璧钺以令人惊叹的繁缛深邃刷新了我对中国史前时代的认知。1993年至1996年，追随任式楠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便选择以良渚文化的分期为论文题目。1995年，第一次到良渚，在瓶窑工作站住了一周，观摩典型陶器。论文终于完成，现在看来，主要是综述已有成果，并无新意。此后，不断学习良渚文化的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但从不敢以良渚文化研究专家自居。2020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所长希望我参加良渚博物院组织出版的“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工作，写一本良渚文化的书。我先是推辞，“江东子弟多才俊”，对资料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水平都非我所及。但禁不住方所长劝说，自己想，这也是向良渚先民致敬的机会，就答应下来。

生出虔诚的致敬之心，是因为良渚文化持续重大发现的震撼，也缘于自己对良渚先民精神世界探索的感悟。

30年来，丰富的考古资料已经充分展现了良渚社会的发展程度。良渚古城、大型水利系统、密集的聚落群、宽广的稻田、成吨的稻谷……考古遗存表现出的规模惊人的人力物力和社会组织力，已令很多学者相信良渚社会是王者统治的早期国家，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最有力实证。良渚社会的领导者，身佩琮璜璧钺，俨然王者气度。山河寻璞、切割琢磨、精雕细刻、盛装威仪、仰天俯地、入幻通神……这些玉器从原料的获得到制作、使用、赏赐和入葬，反映的是良渚王者通过对珍贵资源的掌握、对特殊技艺的控制，物化并独占沟通天地的宗教权力，由此获得经济和军事权力，成功构建我们文明最早的国家级别政体。如此开创性的政治实践，理应让人肃然起敬。

与30年前相比，我们对距今5300年至4300年，即良渚孕育、成长、繁荣和衰落的大时代里，中国各史前文化区的交融碰撞和波澜起伏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这个时代之前数百年，各地区已经发生跨越式发展，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存和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志趣相投，共同开启了以宗教凝聚人群的政治实践；良渚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采取了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相似的发展道路，更重世俗礼仪；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的庙底沟类型则独具“集体取向”。各地之间发生以上层交流为核心的密切互动，催生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距今5300年前后，庙底沟的解体造成中国西北的“西高地”广大地区的人群迁移和文化互动，而“东平原”地区则出现大汶口的持续发展和西进、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转变和后者的北进，凌家滩遗存神秘消失。良渚的王者，是如此壮阔的动荡整合造就的英雄；良渚早期国家，是各地区撞击和熔合的灿烂结晶。持续千年的创造性实践，虽然最终未能保持“神王之国”的延续，但其榜样作用，对距今4300年至3800年孕育夏王朝的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这样“最初的中国”的视野下，我们会对良渚王们的地理知识、“天下观”、政治理想、宗教观念和统治策略的形成及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从玉琮与凌家滩玉筒形器和玉版的相似中领悟出传承，从琮的独特形制，以及璧、冠状器、锥形器和形式统一的神人兽面的骤然出现中感受文明勃兴时刻的创造力，也会从良渚风格玉器的流传和演变中获得对良渚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独特地位的正确认识，油然生出敬意。

30多年前，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并把这整个文化背景叫作“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立论的证据之一就是良渚玉器蕴含的萨满元素与玛雅文明的神似。今天，中国考古学家已经走进玛雅世界，开始自己的考古项目。我对良渚文化宗教观念的一些新思考，正得益于对玛雅文明的学习。面对科潘王宫区仪式大广场中玉佩琳琅、羽冠飘逸、入幻通神的十三王雕像，不能不联想到良渚的王者，是否也像一样，夜观斗转星移，由银河从横亘东西到纵贯南北的旋转构想出诸神树立起通天树的创世神话。良渚王手中的玉琮是否也像玛雅王怀抱的双头蛇形仪式棒一样，在致幻状态下，会有神灵探出头来？良渚王者盛装舞动之时，是否也像玛雅王一样想召唤电闪雷鸣、疾风骤雨？文明互鉴，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明的了解，坚定了自信，更增加了对文明开创者的敬意。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常怀这样的敬意：细观器形方圆、纹饰连蜷、神目偾张、獠牙突兀的精微之处，思绪如地纹上的万千旋云，与正在羽化成飞鸟的神王悠然意会。时间仓促，学识有限，疏误难免。感谢良渚博物院夏勇、贾艳两位学者的严谨审核，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刘鑫等同学准备图片资料，也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宋佳的专业编辑。他们的付出，已经更正了很多令人汗颜的错误。但我仍然心中惴惴，期待读者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