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智先生是享誉国际的古人类学家，于1928年6月2日出生于安徽合肥，2021年12月4日在北京逝世。他是我国古人类学领域的第二代领路人，对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开展过系统的研究，是古人类“多地区进化”学说的主要提出者之一，是东亚现代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创立者，开创并推动中国的灵长类解剖学和法医人类学研究。他于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述等身，获得过多项重要奖励与荣誉。

我有幸与先生一同在研究所度过近30年的时光，受到先生的多方指导与教诲。先生辞世后很想写一篇追思文章，但看到他的学生们纷纷发文纪念，便不想扎堆。昨天到中央电视台参与《寻古中国·东方人类百万年》系列节目的策划，期间多次提到先生，于是有了写作的冲动。

我是1986年夏天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回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参与相关研究的。当时吴先生是研究所的副所长，一边在兢兢业业做学术，一边在认认真真主持研究所的业务工作。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从先生的授课中得到较系统的古人类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但很少敢与先生交流，感觉先生严谨、严厉，不苟言笑，晚辈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的大弟子与他在一个办公室“坐班”，每天在先生的眼皮下规规矩矩、谨小慎微，盛夏也不敢把项下的风纪扣解开，逐渐得了强迫症，下班后要反复确认门是否锁好，有时走了很远又折回来，确保门锁好后才敢安心回家。我同级的一位女生投在先生门下，绝顶聪明但经常诚惶诚恐。一次我从边门出来，看见她躲在门内向外张望，问之，才知她在看先生是否在路上，怕碰到挨训。我就恶作剧，出门后喊她“安全了！”，她刚迈出门我又诳她：“先生出来了！”，吓得她赶紧退回去。这件事让我愧疚了很久。有一次研究所工会发“福利”，每人一小筐抽抽巴巴的小苹果。我见先生的那一筐没有取走，就在中午自告奋勇扛起来送到研究所后面楼上先生的家里。先生开门看到后就让我放在地上，也没个笑脸，让我郁闷了许久。

我2000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已近不惑之年，胆子有所增大，与先生的交流开始绵密起来。更主要的原因是发生在先生身上的变化，让我和晚辈们改变了对先生的印象，由刻板、严峻而变得随和、亲切。那时先生已经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但似乎成了孤家寡人，基本没人应和。先生除了用人类化石的证据继续完善论述，还想从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得到支持，于是就跟我交谈，引导我梳理石制品材料，从中寻找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发展的文化证据。于是我开始关注现代人尤其是东亚现代人起源的问题，我的研究结论与先生的观点暗合，这让先生得到些许的舒缓和宽慰，并提议我做了《人类学学报》的副主编。其后我主笔写了那篇《现代中国人起源与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请先生指教。先生看了很高兴，说你看出了“出自非洲说”的一些弊端，分析得有理有据，同时也指出了文章存在的不足和改进建议，并欣然同意作为共同作者。该文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先生认为是强化了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尤其补强了文化遗存的证据与论述。

在此期间，与先生有了更多深入的交流。他告诉我，他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后十分孤独失落，连他的学生都不支持、不理会，学术界和媒体似乎一边倒地成为“现代人出自非洲说”的拥趸。但他总感觉那个“单一起源说”或“替代说”存在逻辑和证据的问题。于是他在已过耳顺之年开始恶补该假说所依赖的分子生物学知识。“开始很困难、困惑，因为我的知识老化了，学习能力变差了。”他坦承。但经过钻研苦学，逐渐搞清了其基本概念和原理、方法，于是“我更有信心了，知道那个假说确实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这需要哲学思考，要依靠逻辑思维，要能把各方面的证据融会贯通。好在这是我的强项”。先生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天早晨，先生兴冲冲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说道：“我的猜想终于被证实了，‘替代说’的擎天柱垮塌了！”原来是Svante Pääbo领衔的古DNA研究团队发表了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测序研究论文，揭示出尼人并未被彻底替代，现代人身上有该人群1-4%的基因。先生就此接受媒体的采访，进一步分析“替代说”弊端，进一步强化对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并在与外来人群基因交流的过程中演化为现代人的论述。

与先生的交流互动，让我逐渐感觉到先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色彩的。后来我也做了副所长和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忙忙碌碌，分身无术，患上了高血压。先生十分关心，开导我要劳逸结合，并告诉我他在50岁以后就停止了晚上的工作。“休息好、身体好，才会工作好！”，这是先生的教诲。他说他有一段时间身体很不好，视力严重下降。于是他每天下午到紫竹院公园健身，独创了“怪走法”，“怎么不正常怎么走，就是让身体各部位得到全面的锻炼，才不管别人怎样见笑呢！”说着这样的话，先生竟然露出一丝顽皮的色彩。先生问我是否经常锻炼身体，我说没有时间。先生定神看着我说：“什么没时间？就是懒！要锻炼总是能安排出时间的！”这让我心悦诚服，也开始注重锻炼了。

先生是医学出身，很注意合理餐饮。看到我有时中午与客人、同事外出吃饭，先生就挤兑我：“你以为吃了赚了？你吃的很多是毒药！”有一次中午陪先生招待客人，我跟先生开玩笑：“您今天也吃毒药了。”不想先生幽了一默：“我的理论又有新的发展：适当吃点儿毒素，有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引得我们一行人开怀大笑。研究所班子换届时横生了枝节，先生知道后晚上给我打电话，开导我以大局为重，看淡名誉地位，做好学术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先生在徐欣的辅助下撰写出版了《探秘远古人类》并获奖，嘱我在《中国文物报》上写篇推介文章。我半夜无眠，凌晨写就发给先生斧正，结果先生早晨到我办公室询问：为何起得那样早写文章？是否高血压影响睡眠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2006年1月，我陪同吴新智、张森水先生等到香港考察黄地峒遗址并做讲学交流。先生外出坚持坐火车，认为飞机不安全。当然，后来我们一起去南非考察不得不乘坐飞机。那时从北京到香港，火车行程漫长，我和先生一路畅聊，谈到一些个人乃至私密的事情。先生讲起自己当院士的戏剧性故事。当时他已退休，但每天仍习惯性地到单位上班，并开始学习使用电脑。一天，与他熟识的一位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的干部给他打电话，询问他为何不申报院士。先生说研究所不会推荐他，他也没想过要当院士。那位领导说：“您当院士是实至名归呀！我给您一张表，您填写一下基本信息，剩下的工作我们来承担。”于是先生被赶鸭子上架，成了院士有效候选人。

我大着胆子问先生，为何一贯低调、忍让、与世无争？我见过谦谦君子吴先生在战略研讨会上发言时被比他年龄小的人粗暴打断，见过别人要求把先生做主编的《人类学学报》撤销而支持研究所的另一个学报，也见过有人在走廊里指着先生的鼻子发泄不满……但先生或默不作声或一笑了之。先生跟我讲：抗战时期，一家人为了躲避战乱搬到了四川乐山脚下，挨过轰炸，看着小伙伴在眼前被炸死，从此对地位荣辱就看淡了；非常时期因为不合时宜的言论差点儿成了右派，吃了很多苦头，有过深刻教训；以戴罪之身到丁村参加发掘，晚上造反派在他头顶上装上大灯泡并故意打牌吵闹，他无法睡眠，只能心中一遍遍默背唐诗宋词……于是谨言慎行就成了他的处事习惯和座右铭。“有些事情不需要去争辩，太出格的事情也无法得逞！”吴先生深明这一点，也就淡然、笃定。保持健康，做好自己想做的研究，只要这个大目标能实现，旁枝细节何必在意！于是我加深了对先生的理解，无形中也将其当成了榜样。只是我修炼不到家，无法完全做到先生那样的豁达和隐忍。

先生对学术、他人和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后几年先生变得非常健谈，每次交流，先生都会讲些有关学科史、研究所历史和科考的故事，一些话题与事件是重复讲述，以至于在忙碌时不敢轻易进入先生的办公室，怕不能很快脱身。有时先生会打趣自己：我这样老生常谈，是感觉来日无多，尽量把有些话、有些事讲给你和刘武等，怕你们不知道，怕学术的弦儿断了。晚年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阐述学术思想，呼吁对古人类学科的重视。他在很多文博单位、大专院校做过演讲，普及人类起源与演化知识，呼唤对基础科学的重视和支持；他甚至给人大附中实验小学DI创新思维社团的小学生上过科学实践课，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投身科学。他是吴汝康院士的学生，对老师总是恭恭敬敬。他们很多合著的书籍、文章都是由他收集基础资料，观测数据，写就草稿，然后坚持把老师的名字署在前头。吴汝康院士去世前数年在医院卧床治疗，丧失了行动和表达能力。吴新智先生不顾自己年迈，经常前去看望、陪伴，并亲力亲为解决家属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这让我们这些晚辈钦佩并汗颜。

吴新智先生已经仙逝两年半了，目前沉睡在周口店龙骨山下，继续陪伴先行者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和吴汝康诸君。2016年2月，《中国科学报》曾以《吴新智：以澄净的心灵与远古对话》为题总结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澄净”一词，很好描绘了先生的心地和品行，但我还想加上淡泊、谦和、执著、坚韧、高尚等溢美之词。不为先生地下有知，只想鞭策自己，激励后学。

2024年5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