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小平

内容提要

本文以元代撒马尔干籍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家族为中心，考察其嫁接希腊医学和阿拉伯医学文化的重要作用及在中国传播回回医药文化的贡献，以家族个案佐证中古景教方伎化的华化特点。

也里可温指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关元代也里可温的传入，最详细的记载莫过于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3年）编修的《至顺镇江志》，其卷九《僧寺》“大兴国寺”一条明确揭示出元代也里可温与中亚景教团的渊源。[2]大兴国寺为一景教寺院，其修建者是来自中亚撒马尔干、后在镇江担任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从其祖父辈开始，马薛里吉思家族便世代在元朝宫廷担任医官，到了他那个时代，始随蒙古军队南下，侨寓江南。由于受到神迹启示，马薛里吉思在江南任职期间，于镇江、杭州两地修建了七座也里可温寺院，在元代基督教史留下了美名。

记录马薛里吉斯修寺始末的《大兴国寺》碑记，是有关元代基督教史最重要的文献，自19世纪末被再发现以来，相关研究一直不断。[3]从既往的研究来看，学界比较关注马薛里吉思在元代江南传教的事迹，对其中亚景教及其回回医学背景，未多措意。本文拟就文献所及，着重考察马薛里吉思家族擅医善药的景教医学传统及其传播阿拉伯医学文化的贡献。

撒马尔干景医撒必

《大兴国寺》碑记开篇有云：“薛迷思坚，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4]“薛迷思坚”即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撒马尔干，元时作“薛迷思干”“寻思干”“邪迷思干”，是突厥语Sēmiz（肥）与kant（城）的音译，意为“肥城”。[5]从5世纪开始，该城就是中亚重要的景教中心。[6]其地居民原为东伊朗语系的粟特人。随着阿拉伯对中亚的征服，到蒙古帝国崛起之前，中亚地区被彻底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撒马尔干亦不例外。[7]从“薛迷思坚”译音及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寺名观之，马薛里吉思为一突厥语景教徒。[8]事实上，元代入华也里可温主要为突厥语系之人所信奉。[9]

马薛里吉斯家族之发迹，碑记也有记载：

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大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剌罕。[10]

大医，即太医，为宫中掌管医药的侍臣。由此可见，马薛里吉思的祖父可里吉思、外祖撒必和父亲灭里，都擅长医术，其中撒必医术尤为精湛。1220年，成吉思汗率少子拖雷征服河中，“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幸亏撒必献上舍里八，并有“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双管齐下，拖雷始愈。撒必因功被封为“也里可温答剌罕”。“答剌罕”是元代的一种勋爵，仅授予功勋大臣。[11]元人陶宗仪称：“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太祖龙飞日，朝廷草创，官制简古，惟左右万户，次千户而已。”[12]由此可见，作为被征服地区臣民的撒必，缘其景教医学，竟得以上升为蒙古的特权阶层，结为蒙古黄金家族的“根脚”[13]，泽及子孙。

就“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句，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即说撒必献舍里八，兼有一位马里哈昔牙（主教）率徒众祈祷，拖雷得以痊愈。如果再细琢磨文字背后的深意，我们还可对撒必的身份做出更进一步的推测和判断。唐亡后及至蒙古西征前，撒马尔干人鲜见移居中国者，撒必不可能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随军携带的医生。显然，他是大汗刚征服此城时才进入蒙古军队并成为御医的。拖雷生病，随军医生毫无办法，成吉思汗只能在撒马尔干就地寻医。根据常理，成吉思汗必定要找该城医术最高、声望最隆的医生来为爱子治病。撒必能堪称此任，证明他是撒马尔干首屈一指的名医。

撒必可以确定是一名景医，而是否担任神职，则还需其他证据佐证。“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句，学界一般都将此句理解为，撒必献舍里八治病，而另有一位“马里哈昔牙”（mar hasia，指“主教”）率众祈祷。如此，本句便可点断为“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不过，根据景僧擅医这一历史传统，我们也可以将“马里哈昔牙”解作撒必的头衔，即mar hasia是撒必的尊称。如此，本句可点断为“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若第二种推测成立，则撒必本人就不只是一名普通的也里可温，而应是撒马尔干景教会的一名高级神职人员。[14]这一推测符合历史上景僧擅医的传统形象。我们知道，景教素以医学闻名于世；而医学实践及高超医术则主要控制在僧侣之手。[15]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就大力称颂景僧的仁心医术：“馁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16]虽然汉文文献未见具体记载景僧“疗而起之”的史事，但据学者考证，已找出几例疑似的景僧擅医的案例，如为唐玄宗皇兄治病的僧崇一，[17]还有帮高宗治愈头疾和目疾的秦鸣鹤等。[18]从唐至元，虽然时代已生巨变，但景僧擅医善药的技艺，仍然得以保留和延续。

不管这位马里哈昔牙是否为撒必本人，其既然主持“徒众祈祷”，当为宫廷教士无疑。这一细节为我们提供了蒙元时代宫廷景士活动的掠影。对蒙古汗廷景教僧侣之活动，鲁布鲁克提到其充任宫廷教师、译人等职；而《至顺镇江志》则提到了任职于宫廷御医中的景教僧徒；此外，还有不少景教僧侣从事为蒙古统治者祈祷、告天、祝寿等活动。后者正史中偶见记载。《元史》卷三十二有云：“（天历元年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19]“显懿庄圣皇后”即拖雷之妻、忽必烈和蒙哥、旭烈兀众人之母唆鲁和帖尼，她是一位虔信基督教的克烈部公主，闻名教史。引文中“作佛事”的“也里可温”显然指元代宫廷景教士，其所做“佛事”，自然是景教之礼拜仪式。元朝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对各种宗教一概利用、扶持。在元代的法律文书中，也常见僧、道、也里可温等告天、祝寿、祈福之语。《元典章》卷三十三有载：“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钦奉圣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温、荅失蛮不教当差发，告天咱每根底祝寿者么道来。”[20]可见“告天”、“祝寿”是元代各类宗教户的职责，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就已成定例。

《至顺镇江志》有关撒必救治拖雷之记载，极具宗教色彩。窃以为碑文中那位马里哈昔牙（主教）极可能就是对撒必本人的一种尊称。即便非是，其至少也证明了撒必本人与宫廷也里可温教士之间有密切关系。“马里哈昔牙”在《元史》中记为“马儿哈昔”，《元史·百官五》“崇福司”条下有载：“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马儿哈昔”衍于景教叙利亚文mar-hasia，mar是尊称，相当于中文的“圣、主教”，hasia解作“使徒”，mar-hasia，可释为“主教”。[21]不过，在撒必的时代还未设置崇福司，当时那位在宫廷活动的mar hasia，尚未烙上官方色彩。

撒必因其高超医术而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重用，被封为答剌罕，此乃功勋大臣方可获得之殊荣，其所受礼遇可窥一斑。教内之圣职，未必要授予相应的世俗职务。例如马薛里吉思，笔者曾考订其为中国景教区的一名教职人员，[22]其在江南推广教务成绩卓著，但也并未参与元代崇福司的管理。[23]如正史有载的元代管领也里可温的崇福使爱薛和也里牙，[24]亦并无推广教务的显赫功绩可言。两家族的共同点，一为也里可温，一为回回医学：爱薛家族世代执掌广惠司，主管回回医药；[25]马薛里吉思家族，历任蒙古宫廷御医，并专职舍里八赤。爱薛家族和马薛里吉思家族正是由于拥有了先进的景教医药及实用科学，才能成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最早倚重的一批中亚景教徒。蒙元时代基督教在东亚及至中国内陆的流传，此类基督教世家起到了关键作用。

马薛里吉思家族与舍里八世业

撒必受封答剌罕，实赖其所献上的“舍里八”。所谓舍里八，又作“舍利别”“舍儿八”“摄里白”，《回回药方》记作“沙剌比”，均为阿拉伯文“饮料；果汁饮料；果子露；果酒，药露”（Sharāb）的音译，学名为Syrup、Syrupus。[26]这是流行于元代上层和民间的一种回回药露，既称“回回”，则其源出阿拉伯无疑。舍里八是一种饮料，一类为食用，一类为药用。食用的舍里八即果酒、果露，主要用水果的汁液加糖水炮制而成。在西亚和中亚的炎炎夏日里，冰镇舍里八是款待宾客、消暑解渴的最佳饮品。[27]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常提及这种加糖饮料，它不仅能解渴，也有助于病体康复，在阿拉伯社会应用十分广泛。[28]从口味来看，“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的舍里八，极其甘甜，加之有保健效用，自然深受人们喜爱。这种加糖饮料传进中国后，只要稍加改造，自不难适应汉人口味而得到推广。撒必用以医治拖雷病疾的舍里八，当为药用类。其配制方法，据元代医学家朱震亨所述：“皆取时果之液煎熬如饧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因名之曰煎。”[29]可知舍里八乃用火熬制而成的一种浓稠浆汁，可直接服用，也可加热水冲服。元代传入的著名阿拉伯医书《回回药方》中，记录了大约十余种舍里八药方：紫罗兰药露（沙剌必不纳福沙，Sharāb banafshe）；[30]罂粟花药露（沙剌必哈石哈失，Sharāb al-Khashkhāsh）；[31]加有肉桂的罂粟花果酒（沙剌必哈石哈失撒苔，Sharāb al-Khashkhāsh Sādah）；[32]诃梨勒药露（沙剌必哈里剌，Sharāb Halihāh）；[33]薄荷露酒、留兰香露酒（沙剌必纳亦纳亦，Sharāb Na’na’i）；[34]金合欢药露（沙剌必谷里）；[35]桃金娘药露（沙剌必摩而的，Sharāb Mawrd）；[36]紫罗兰露酒、紫花药露（沙剌比不纳福沙，Sharāb banafshe）；[37]无花果露酒（舍剌必安古黎，舍剌必安只而，Sharāb Anjeer）；[38]胡萝卜饮料（舍剌必葛咱而，Sharāb Jazar）；[39]蔷薇露酒（沙剌必奄罗的，Sharāb al-Ward）；[40]麝香汤方（舍剌必木失其，Sharāb Muski）；[41]甘松汤方（舍剌必必笋卜黎，Sharāb Sunbuli）；[42]铁碴汤方（舍剌必哈八速里哈的的，Sharāb Khabthu al-Hadīdi）；[43]等等。这些药方除了取材自水果和香草，也有从动物、树木乃至矿物取材。但其配制的方法及其疗效，《回回药方》未有阐述，我们也不得而知。[44]

舍里八是由马薛里吉思家族传入并推广的，其家族也是因此而兴盛的，所以碑记在叙述该家族历史时，特别强调此中关系：

（撒必）充御位舍里八赤。……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薛里吉思）驰驿进入舍里八，赏赍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45]

“御位舍里八赤”，据陈高华先生考订为元代怯薛中的职事人员，管理烹饪饮食之事，终元一代都有设置。从陈高华先生所辑录的其余八条史料来看，充任“御位舍里八赤”者种族不一，有唐兀、汉人、契丹、蒙古等。[46]不过，彼等虽任舍里八赤，但从其身份来推断，似与回回药露“舍里八”无关。而从时代来看，蒙元时代最早担任舍里八赤的当为撒必无疑，其或许就是蒙古宫廷第一位舍里八赤，因制舍里八为其专长，故特设“舍里八赤”为其专领。及至元初，其家族仍然因为世代精通其法，经验丰富，所以元世祖忽必烈“特降金牌”，让马薛里吉思专掌“舍里八赤”一职。直至元末至顺年间，朝廷仍敕令该家族执掌舍利八，使其成为一项永继的世业。

随着蒙古大军的南进，马薛里吉思也将这种回回药方、阿拉伯饮剂“舍里八”推广到了云南、福建及江浙等地，影响深远。历来治中国基督教史者，多注意到马薛里吉思借助“舍里八”传播景教，然对其本身传播的文化意义则未多阐发。窃以为，作为一种阿拉伯医药文化，舍里八传入的意义绝不逊于景教的流传，而且，作为一种西域物质文化，其比景教这种西域精神文化更切实地影响了汉族百姓的生活。元代中期忽思慧所编写之《饮膳正要》，是一部反映元代宫廷饮食文化的重要书籍，书中载有一方“五味子舍而别”，即从回回药方舍里八改良而来。[47]此方在元代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饮食类》中记作“五味渴水”。“渴水”是舍利八（“番名摄里白”）的意译，意在强调其解渴功效。《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共记录了七种“渴水”，包括用水果为原料的林檎渴水、杨梅渴水、木瓜渴水、葡萄渴水；以及用药物和香药为原料的御方渴水、五味渴水和香糖渴水。[48]元末时候，这些渴水谅必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始会入载《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这种类书。可见，最早由撒必引进、随后被马薛里吉思推广普及的阿拉伯药方“舍里八”，已从中亚走进中国，从宫廷深入民间，变成了中国百姓喜爱的一种日常饮品。

回回药方“舍里八”代表的是一种阿拉伯医学文化，而马薛里吉思家族代表的则为一种景教医学传统，正是像马薛里吉思这样的景教世家，嫁接了回回医学与景教医学之间的因缘，并对回回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业师蔡鸿生先生曾把“方伎”目为中古景教的汉化形式，其意味着在宗教思想意识上，景教实际上并没有在华夏留下多大的影响，倒是其擅长之方伎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笔。马氏家族于回回医学、景教医学在华传播之贡献，适以个案的形式，证明了蔡先生这一论断之精辟。[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