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钥匙考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一例

卢向前

内容提要

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曾有向北方的回纥政权纳上“金钥匙”而称臣的举动。“金钥匙”是一种权力的表征，但是追寻其本源，却发现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环境中，“金钥匙”的象征意义与此相异。“金钥匙”这种象征权力的形而上的意义，与西方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基督教文明及伊斯兰文明有关。这样的传统随着渊源于地中海东岸一带的火祆教、景教以及伊斯兰教特别是摩尼教的向东流传而流传。而大量的昭武九姓胡人或到达新疆，或向着东北及河朔之地迁徙，这种象征权力的金钥匙制度从西方经中亚传向中原也是有可能的。

中西文化在制度层面上的交流可说只是近代以来的事，但在古代似乎亦有蛛丝马迹存乎其间，唐代出现过的“金钥匙”制度，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这种中西制度交流之脉络极不明显，但细细考究，还是能作出一些判断。于是，笔者不揣浅陋，作此蠡测之文，自不敢以为确论，还请方家指正。

《新唐书》卷二一二《藩镇卢龙传》称：

（朱）泚遣人密召（朱）滔，使趋洛阳。滔发书西向再拜，移檄诸道曰：“今发突骑四十万走洛阳，与皇帝[1]会上阳宫。”使王郅说（魏博镇田）悦，连和俱西。滔素强调敛，（成德镇王）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从攻洛，欲僭称帝，乗舆法从及赦令皆具。初，回纥以女妻奚王，大历末，奚乱，杀王，女逃归，道平卢。滔以锦绣张道，待其至，请为婚，女悦，许焉。既而遣使修壻礼于回纥，回纥喜，报以名马重宝。及僭相王，［与王武俊、田悦、李纳等相与为王之意。僭相王的时间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引者注］与（成德王）武俊、（魏博田）悦、（淄青李）纳纳四金钥于回纥曰：“四国愿听命于可汗，谨上金钥，启闭出纳，唯所命。”至是乞师焉，回纥以二千骑从。而武俊亦先乞师，以断（李）怀光饷路，未至，而王师还。回纥过幽州，滔使说其酋达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赀，计可得也。”达干许诺滔。[2]

此段记载的背景是这样的：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要挟朝廷任命其为节度使，朝廷不允，于是引起了“四镇之乱”。四镇之乱待平而未平之际，又有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魏博田悦、淄青李纳以及淮西李希烈等“五镇之乱”。于是，唐德宗调关中之兵往山东镇压，这样，引发了所谓的“泾原之变”。原为幽州节度使的朱泚，在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时，被其弟朱滔所逐，西走长安，唐朝廷将其安置为泾原节度使。泾原兵被征发时，朱泚已经致仕且居于长安城。泾原兵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过长安，未得朝廷赏赐，出长安后又折回城中发动叛乱，唐德宗仓惶西逃，叛兵拥立朱泚为帝，朱泚欲与其弟联兵。于是就有了上面所引录的故事。

此段文字所反映的政治军事史上的关系，本文不欲涉及，但其中有关文化交流以及民族关系方面的文字却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朱滔“遣使修婿礼于回纥”之事显然与民族关系相联，[3]我们将在另文讨论，此处不赘。本文将要重点考察的是幽州节度使朱滔、成德节度使王武俊、魏博节度使田悦以及淄青节度使李纳等所谓“四国”，“纳金钥于回纥”事件。笔者认为，这里的金钥匙制度（我们姑且把它称作制度），应该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关，如果再深入探究，则此一制度还能折射出古代域外城市之自治对于中原的影响。

朱滔等献于回纥的金钥，当然并非真是作“启闭出纳”之用的管钥，它应该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就是这几把金钥匙乃是中原四节度“唯（回纥可汗）所命”、“愿听命于可汗”而表示臣服的物件，在这里，金钥匙应该就是权力的象征。

如果打破时空观念，看一看21世纪的一则报道，就会发现8世纪时具有象征意义的“金钥匙”制度，竟然在现代拉丁美洲的巴西还发生着作用。

巴西里约热内卢每年都举行狂欢节，狂欢节中，里约市将由狂欢王“莫莫”统治，而统治的凭证则是“里约城门的金钥匙”。[4]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城门金钥匙代表着一种权力。这就与朱滔等纳金钥于回纥可汗的本意相通了。[5]但这种象征着统治权力的金钥匙在现代世界的主流的语意系统中，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外交流大百科》解释“金钥匙”道：

原意指金制的城堡钥匙，现已多是象征性的金色钥匙。在欧美国家，为了向来访的客人表示尊重、信任、热情、友好的诚意，通常由本地市政府向客人赠送金色的城门钥匙，以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及保持友谊的情谊。[6]

“向来访的客人表示尊重、信任、热情、友好的诚意”，已与“金钥匙”为权力象征之意义大相径庭，尽管两者从本质上说，有着相通之处。而具有这样的文化含义的事例在媒体中可说比比皆是。比如，足球教练德国人雷哈格尔执教希腊队，取得好成绩，雅典市市长“为他颁发了象征荣誉的城门钥匙”[7]。在现代的中国，情况亦是如此。在中国颇为有名的加拿大人大山，其祖父母曾于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省商丘市生活过，于是“金发碧眼的大山成为河南省商丘市荣誉市民。商丘市人民政府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并赠送了商丘城门钥匙”[8]。看起来，这样的金钥匙制度在现代世界东西南北通行，“金钥匙”的颁发也普及到了平常百姓家。于是，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城市的颁发金钥匙的仪式，到底是从哪儿起源的呢？

实际上，《对外交流大百科》一书中已经隐隐约约指出了这种“金钥匙”制度起源于“欧美国家”的意向。但这样的说法并不确切，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论及的，其制起于欧洲应没问题，但说它与美国（？）有因缘，则在时间上太迟了点。

而要说金钥匙制度与“城堡”有关，恐怕也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一般认为，欧洲的“城堡”往往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关，而欧洲中世纪一般被界定为9世纪之后。若果真如此，则在时间上存在一个是中国的朱滔们（当然，回纥部族也应该是知其象征意义的）实行金钥匙制度在先，还是欧洲有金钥匙制度在先的问题。说得明白一些，也就是：金钥匙制度是东方影响了西方，还是西方传向了东方。而从整体上考察，当然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广西日报》曾于2006年4月11日登载一则消息称：

最大方的还数美国奥兰多的一位市长，1985年5月，他把自己的保护神——铜钥匙送到了桂林人民的手里。据盘福东副研究员介绍，西方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城钥匙。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城门钥匙保护得相当谨慎。如果城门钥匙不在自己手里，便意味着自己失去了掌管这座城的保护神。因此，城门钥匙必须交给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无论是谁有幸看上一眼城钥匙，都预示着他今年将会走运，被神赋予了智慧的灵感，他将得到城里最美丽、最有价值的东西。[9]

美国奥兰多市长送给桂林人民的铜钥匙应该就是“金钥匙”，而盘福东先生所言之“铜钥匙（城钥匙）”代表着城市的“保护神”，虽未指出城门钥匙制度在西方产生的时间，但令人联想起的是大名鼎鼎的希腊雅典城市之保护女神雅典娜——莫非在希腊神话中，就有金钥匙制度的痕迹？而希腊时代，也被学者称作希腊城邦时代。[10]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希腊神话中，并未寻觅到金钥匙的说法。但在古埃及的艺术作品中，倒是有一幅极其有名的《拉美西斯一世墓壁画》，它所描写的一些内容，大约与金钥匙有些关系。据介绍，这是一幅将国王引入冥世的画：

拉美西斯一世位于这幅壁画的中间，他的右边是荷拉斯神。荷拉斯神，头部呈鹰形，头戴王冠，他的双眼分别代表太阳和月亮。它是奥西里斯神和伊西丝神之子，是基督的雏形，上帝的化身。拉美西斯一世的左边是阿努比斯神。他长着豺狼头，是死神，还负责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在阴间审判庭上，阿努比斯神担负着审批死者的重要责任，他手中握有进入冥世大门的钥匙。[11]

这里的叙述当然有些小问题，既然是古埃及的作品，怎么又会是“基督的雏形，上帝的化身”呢？但这样的错误倒是说明基督教文明与埃及文明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而联系下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相信，阿努比斯手中的钥匙应该就是权力的象征，它是金钥匙制度最初的雏形。

无独有偶，罗马神话里有一位伊阿努斯神，据称其名来源于拉丁文的“janus”（门）一词，原先，他为天门之神，后演化成一切门的门神；他又是“一切本源之神”，是“人的创造者”，是“水陆交通的保护神”，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神”；当然，他还是“时间之神”，——每年的头几天都是祭祀伊阿努斯的节日——于是，西语中“一月”的名称即与“伊阿努斯”有关。特别的是，“伊阿努斯的形象是一人前后两张脸，一张脸面对过去，另一张脸面对未来”，而“伊阿努斯的表征物是钥匙和手杖”[12]，显然，这里的“钥匙与手杖就是权力的象征。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金钥匙制度从埃及到希腊，再到罗马这样的渊源关系。但是，我们还得再往下看。

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都属于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的经典中同样也反映了金钥匙制度起源于西方的事实。《旧约全书·以赛亚书》记载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13]

而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则称耶稣第一次遇见圣彼得时给予他的许诺是：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用过他（“权柄”原文作“门”）。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14]

天国就是天堂，天堂也就是上帝之城，与人间的世俗之城相对。于是，我们看到上帝将进入上帝之城的金钥匙交到了圣徒彼得的手中。

一般以为《旧约》正典大约确定于公元70年，而《新约》则勘定于4世纪末。它们的出现晚于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产生的时代。

世俗现象与宗教现象是密不可分的。或许金钥匙制度就与这两者的结合有关。

据称，基督教有五大主教区。即君士坦丁堡、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罗马教廷为了显示它的特殊地位，在8世纪时，伪造了一个“君士坦丁皇帝的敕令”，这个敕令说，罗马主教还在异教时期就已经从圣徒彼得手中继承了对整个教会的统治权，彼得在罗马监狱里死去的时候曾把对教会的领导权以及天堂的钥匙一起交给了罗马主教，使罗马主教有权能够允许一些人进入天堂，拒绝另一些人进入天堂。与此同时，“妄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曾把统治西欧各国的权力赠送给教皇云云”，“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把意大利中部土地赠与教皇，教皇又成了世俗君主。”[15]显然，罗马教廷一尊地位的确立与上引基督教经典中的彼得及其天堂钥匙有关。这就说明，在宗教社会，在超自然社会，钥匙还是权力的象征。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了这样的事实。据称，丕平一方面被“人民的自由选举推上了高位”，另一方面，“在教皇们的批准下，他的加冕礼接连举行了两次”，而“（丕平）这位圣彼得的继承人变成了神圣的使臣：一个日耳曼人首领变成了救世主。”不仅如此，“而在帝国的权力空虚之中，他们（指贵族）从教皇和共和国那里得到一项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教堂的钥匙交给了这些贵族，作为他们所有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交给他们一面他们有权利和义务，为保卫教会和该城市而高举的旗帜。”[16]

圣彼得教堂的钥匙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色彩。我们知道，圣彼得教堂在梵蒂冈的罗马广场，只有教皇才可以在这座祭坛上，面对东升的旭日，当着朝圣者举行弥撒。于是，我们便也看到，世俗的君主和天国的主宰（？）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一把小小的钥匙。到此，我们是否可以说，金钥匙制度在西方已经基本成型？[17]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古代的情况。

除却朱滔们的四把金钥匙以外，我们看到的古籍记载的“金钥匙”或“金钥”之专称应该与权力之象征意义无关。《宋史》卷二○五《艺文志》道家类中有“《真一子金钥匙》一卷”，看其题名，则知为解释道家理念之书籍。《千顷堂书目》卷二《经籍》有“《春秋金钥匙》一卷”，那应该是《春秋》类书籍导读一类的东西。又有《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类书类》中有“《金钥》二卷”，陈振孙题要其书为“唐太学博士河内李商隐义山撰，分四部，曰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大略为牋启应用之备。”此外，尚有多种题名为“金钥匙”的医药书籍。要之，此类的“金钥匙”多为书名之文字，当有启迪知识、发扬才智之寓意，它只是一种概念，一种借用，与西方权力象征的形而上的“金钥匙”是无缘的。

与“金钥匙”相关联的还有“金锁”及“银凿镂铁锁”之记载。《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罽宾国》称：“武徳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精盏、颇黎（状若酸枣）”。时在武德二年（619年），唐政权尚未巩固，而“金锁”又与宝带、水精盏、颇黎之类相并列，于是，这种金锁也仅仅是精致的工艺品而已。“银凿镂铁锁”也一样，据称，它曾被唐玄宗赏赐给了“恩宠莫比”的安禄山，但那只是“赐赉无数”之众多品目中之一品，是如同金花狮子瓶、八角花乌（鸟？）屏风、帖白檀香床等等一样的赐赉物而已。[18]显然，此类物件，与西方权力象征的“金钥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钥匙与权力有关的记载则多一些，比如《资治通鉴》卷九三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年）闰七月条称：

右卫将军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宗，俱为帝所亲任，典禁兵，直殿内，多聚勇士，以为羽翼。王导、庾亮皆忌之，颇以为言。帝待之愈厚，宫门管钥，（胡三省注曰：管，键也，钥，关牡也，今谓之锁匙）皆以委之。帝寝疾，亮夜有所表，从宗求钥，宗不与，叱亮使曰：“此汝家门户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阳王羕有异谋，排闼入，升御床，见帝流涕，言羕与宗等谋废大臣，自求辅政，请黜之，帝不纳。

又有《魏书》卷九七《刘腾传》记载：

（刘腾）与领军元义害怿、废灵太后于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断绝，腾自执管钥，肃宗亦不得见，裁听传食而已。

上引二例，都为宫殿管钥，但宫门城门均为一体，我们看《唐六典》关于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启闭管理及其官钥出纳均为城门郎执掌即可明白。[19]于此可见，管钥与权力也有些联系的。但这里的权力，前者仅是部门的权力，后者则是非常规之权力，与“金钥匙”似乎有些差异。

而与朱滔们的金钥匙之意义更相近的则可举出以下数例。《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称：

（陶侃）及疾笃，将归长沙，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愆期，然后登舟，朝野以为美谈。

这里所称，仅为仓库之管钥，虽则意义不及金钥匙，但总归还是一种权力之表征。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真传》称：

上已闻（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进驰传观变，且令以军事属于大将王延贵。守进至潞州，（李抱真之子）缄诈言抱真疾病，请见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缄乃出见中使，左右皆陈兵甚严备。中使谓缄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殁，今以兵务属延贵，侍御宜归，发丧行服也。”缄愕然，出谓诸将曰：“有诏不许缄掌事，诸公意若何？”将吏莫有对者，缄惧以退，遽以使印及管钥归监军。是日乃发丧毕一哭。

使印与管钥并列，显见是权力之物，尽管它或许并不为城门之钥匙。而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的记载：

自安史之乱，两河藩帅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易定节度使张）茂昭表请举族还朝。邻藩累遣游客间说，茂昭志意坚决，拜表求代者数四，上乃命左庶子任简迪为其行军司马，乘驿赴之。（张茂昭）以两郡之簿书、管钥、符印付简迪，遣其妻季氏、男克让、克恭等先就路，将行，诫之曰：“吾使尔曹侍亲出易（州）者，庶后之子孙不为风俗所染，则吾无恨矣。”时（元和）五年冬也。

张茂昭之父张孝忠，原为成德李宝臣部下，与朱滔、王武俊等是同时代的人，且史籍称张孝忠与王武俊齐名，曾为一体之人，只不过张孝忠暨张茂昭忠于朝廷，而王武俊则反叛于朝廷而已。王武俊曾把象征权力的金钥匙纳于回纥，而张茂昭虽有邻藩游说，却终于是交出“簿书、管钥、符印”，最终抽身归朝，赢得了朝廷的赞许。看起来，在古代的中国，管钥之类也有被作为权力表征的现象存在。

然而，仔细考究一下，却发现中国的管钥与西方的金钥匙最大的区别不在其权力表征的大小，而在于前者是实实在在之物，后者则是虚拟之物。拿哲学的词汇来说，中国古代的管钥是形而下的，而西方的金钥匙则是形而上的。中国的管钥，一直到现代以前，并没有如同西方那样从实物的城门钥匙发展到虚拟的城门钥匙暨“金钥匙”的状况。这是文化上的差异。那么，何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情况呢？再深入探究一下，则在于两者体制的不同。

我们已经知道，西方的金钥匙制度的最早源头应该从希腊的神话故事中探寻，而希腊的政治体制，如果依照顾准先生的说法，“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顾准先生认为，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这里所说的‘独立主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概念，甚至‘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它还是一个城邦。”也就是说，依顾准先生看来，希腊政治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城邦的自治”。当然，这种“城邦政治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20]于是，有着“自治”权力及其传统的西方城市（城邦）把作为权力象征的城门钥匙（金钥匙）为示好或战败而纳之于他人也是顺理成章之事。[21]

中国的情况就与西方大不相同了，“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是不允许城市（地方）有“自治”权力的。[22]田余庆先生尝言：“统一与国家相始终，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后代即使在分裂时期，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中央集权的，是专制主义的，高昌以郡的地位存在，但仍分官设职。专制在起初有进步作用，无它不足以中央集权、不足以统一。其他，中央集权、统一也一样。”[23]于是，虽有地方城市的所谓城主，颇有一些权力，但总归是有限的权力，它是要受到制约的。如同《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所称：

若擅开闭者各加越罪二等，即城主无故开闭者，与越罪同，未得开闭者，各减已开闭一等，（余条未得开闭准此）。

疏义曰：擅谓非时而开闭者，州及镇戍武库门而有非时擅开闭者，加越罪二等，处徒二年。县城以下擅开闭者，并加越罪二等。城主无故开闭者，谓州县镇戍等长官主执钥者。

“州县镇戍等长官主执钥者”即是城主，[24]为一城之长，当然有相当的权力。但即使为州、县镇戍等长官，为“主钥者”，（这里的“钥”既是权力身份之表征，又是一种实物，）仍然要受到制度的制约，由不得他们任凭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在大一统的帝国，一切权力的根源都在君主之手。既然如此，若欲以管钥送人并使它成为金钥匙，成为一种对于城市权力的象征，更是不可想象的事。

而之所以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能够把金钥匙纳于回纥，是因为他们是“僭相王”的“四国”，《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条称：

田悦德朱滔之救，与王武俊议奉滔为主，称臣事之。滔不可，曰：“惬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独居尊位？”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共议：“请与郓州李大夫为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不然，岂可常为叛臣，茫然无主，用兵既无名，有功无官爵为赏，使将吏何所依归乎？”滔等皆以为然。滔乃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请李纳称齐王。是日，滔等筑坛于军中告天而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

在此之后，才有纳金钥匙于回纥的举动。这里的“四国”，当然是对中央朝廷的背叛，是分裂割据的行为，而唐朝廷也因此进行了征讨。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话，他们“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当然是中国历史传统的那一套，但如果联系他们立“国”以后，将金钥匙纳于回纥的事实，则其间也不无西方的影响因素。

这样的说法有否道理，我们再来看一看顾准先生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论述：

（希腊）城邦是“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这里所说的“独立主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概念，甚至“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它还是一个城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要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有点像我国春秋时代齐桓、晋文的“霸业”。盟主向加盟国家征收贡赋，要他们出兵加入盟军，在不同程度上干涉加盟国家的内政等等。

如此一比较，这“四国” “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不就是一个联盟吗？而盟主就是“称孤”的朱滔。而在本文开首所引之《新唐书》的文字中又有朱滔“又令（王武俊等）各以兵五千，从攻洛”，与顾准先生所论述的希腊“帝国”“出兵加入盟军”的状况也是相似的。顾准先生还说：

不过，第一、（希腊帝国）盟主没有周“天王”那样神授的最高王权；（五霸时代的政治，至尊和至强不是集于一人的。至强的是霸主；至尊的是天子即周天王。“尊王室”是霸主的霸业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希腊历史上这样的王权是有过的，后面还要说到，不过，至少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起，这样的全民族的“神授”的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再存在了。）第二、至少在形式上和理论上盟主不能委派加盟城邦的执政者，虽然扶植加盟城邦内亲附自己的政派和人物总是少不了的。帝国既非郡县制的帝国，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起码还是一个自治共和国，……（而）城邦的意义也就大大超过了一个帝国内的自治共和国，以后亚历山大征服结束了城邦分立的状态，但是，城邦政治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

顾准先生认为，中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西周？）小国林立状况朝代的“最高王权”和王权对于诸候的政治干预之两个特点，是希腊“帝国”时代所不具备的，因此，先秦和希腊的政治制度，是 “不能混淆”的。[25]但我们如果把希腊帝国时代的城邦形式与朱滔们反叛朝廷而所立的“四国”的形式相比较，除却城邦的“民主”以外（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逐帅杀帅是否也可以认为是民意的一种表达形式），两者可谓是如出一辙。

顾准先生以经济名家，然其深邃的思想，无疑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将希腊城邦制度与中国先秦朝廷比较，与唐代“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论述至此，不禁疑惑起来，“四国”果真与“自治”有关吗？但无论如何，他们把金钥匙献纳于回纥，受到西方的影响，则应无疑义。

那么，西方的金钥匙和东方的金钥匙，这两者是如何交汇在一起的呢？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

金钥匙制度非但与基督教文明有关，在伊斯兰文明中，似乎亦有一些传统在。如果看看《古兰经》第三九章《队伍》62～64节中的记载，与罗马神话中伊阿努斯掌管钥匙之故事，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耶稣给予圣徒彼得的许诺，何其相似。

伊斯兰世界对于钥匙还有一些说法，也能证明我们的观点。据称，穆罕默德曾经经历过壕沟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曾鼓动将士说：“我将拿到叙利亚城门的钥匙；波斯王宫已经属于我们；也门萨纳的城门钥匙就在我手中。”而当公元636年，哈里法欧麦尔击败东罗马军队，包围耶路撒冷，于是就有“掌管城门钥匙的耶路撒冷长老们”有意出城门投诚云云。假使联系到荷兰史家皮朗的名言，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之话，[26]则更可知伊斯兰文化亦是熟知金钥匙典故的。

既然如此，则随着渊源于地中海东岸一带的火祆教、景教以及伊斯兰教而特别是摩尼教的向东流传，金钥匙制度也会传到中国吧？[27]

当然，我们还得注意到河朔的胡化倾向。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论断，自北朝以后，就有大量的昭武九姓胡向着东北及河朔之地迁徙，至少在开元以前，营州一地已多中亚胡人，而安禄山就是杂种胡人即“昭武九姓月支种”，而史思明为“突厥杂种胡人”。至于安史部下之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诸人，或本是胡人，而非汉族；或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风，与胡人不异，从西方经中亚传入金钥匙制度也并非没有可能。

金钥匙之授受双方大约都明白金钥匙之象征意义，而回纥发兵助朱滔、王武俊之反叛也是当然事。